國聞報

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前，外人在中國創辦了約180種中外文報刊，這一時期的外報在宣稱辦報目的時，大多談其為公眾通信息、廣見聞的宗旨。外報的出現刺激了國人的辦報思想和我國近代報刊的產生。

對維新派來講，對於西方文明的接納不能不注意到報紙的巨大作用。在他們看來，報紙的功能在於以下幾個方面：一、“通西情”特別是“通外情”的功能；二、開通民智的功能；三、開通風氣的功能，即引導輿論的功能。維新派把辦報視為為民眾的當然權力和政治民主的體現，意識到報刊反專制的戰鬥作用。而正是有了以上的認識，維新派充分利用報刊這一工具推動了19世紀末的資產階級維新運動。

嚴復作為維新派的同路人，對於中國的前途和發展方向有着同樣的理解，因而，對於報紙的作用也並不陌生。1895年2月到5月之間，嚴復在天津《直報》上連續發表了《論世變之亟》、《原強》、《闢韓》、《原強續篇》、《救亡決論》五篇政論。他把中西不同的文教、政治、道德以及風俗一一進行對比，並大聲疾呼，“中國不變法則必亡？”，“用西洋之術，而富強自可致。”這是嚴復最早與報紙發生的聯繫，可以看出，從一開始，他就試圖通過報紙來傳播自己的政治見解。這一努力與維新派對報紙的期待是相同的。

此時，嚴復從英國留學回來已經過了18年的時間。18年裏，他一直在海軍從事具體的教學工作。儘管在英國留學期間，他對英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以及英國得以崛起的思想根源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達爾文、斯賓塞進化論思想更是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並沒有投身於思想界的活動之中。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轉變發生於甲午海戰，正是這次戰爭的失敗，促使他從海軍投身於思想界，開始致力於對中國社會整體走向的思考，並開始了他的政治實踐。《國聞報》的創辦，既是嚴復內在思想在現實中的自然延伸，也是當時知識分子投身於社會變革時所着意的方式。也有研究認為國聞報的創辦人是王修植。

嚴復認為，強國要政有三：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嚴復並不像梁啓超那樣是一個具有強烈實踐意識的知識分子，他的思想也更偏向於學術理論的建構，而較少政治制度的設計，所以，在他的強國理想中，也多偏向於對市民社會的關注。這種取向最終落實為對民力、民智與民德的關注，而這種意識也在《國聞報》的取向中得到了體現。

嚴復始終是《國聞報》、《國聞彙編》的中心人物，報(刊)上的主要政論文章均由其撰寫。在《〈國聞報〉緣起》一文中，嚴復稱該報“略仿英國《泰晤士報》之例”。在闡述該報的宗旨和目的時説：“《國聞報》何為而設也？曰：將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為一國自立之國，則以通下情為要義；塞其下情，則有利而不知興，有弊而不知去，若是者國必弱。”。

從一開始，嚴復就是在努力辦一份具有人文色彩且有利於傳播西方先進知識和文化的報紙，這個目標也正是他為何沒有繼續為《直報》撰稿而要獨立創辦一份報紙的原因。在發表前述五篇政論之前，嚴復是從1895年開始在《直報》上介紹英國斯賓塞的社會學的。不過，《直報》是一份商業報紙，儘管內容多以新聞為主，但其以贏利為目標的方針決定了報紙本身的內容安排與導向。而這樣一份報紙不符合嚴復所設想的報紙的理想狀態，他的目標在於傳播西學知識與關注社會變革，一份以此為目標的報紙有助於他這種理想的實現。

嚴復還在國聞報上介紹了《天演論》。他特別強調“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的進化論觀點。嚴復認為，國家只有實行變法，才能由弱轉強，這樣才符合進化的規律，否則將會走向滅亡。

國聞報館章程的第二條明確提出，“日報首登本日電傳上諭，次登路透電報，次登本館主筆人論説，次登天津本地新聞，次登京城新聞，次登保定、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營口、牛莊、旅順、奉天、吉林、黑龍江、青海、前藏、後藏各處新聞，次登外洋新聞。至東南各省新聞，東南各報館言之甚詳，本館一概不述。”研究這一章程，明顯可以看出，與《直報》相比，《國聞報》去除了行業新聞和廣告的篇幅，而專注於社會新聞的傳播。兩相比較，其中的轉變透露出嚴復對報紙的理解顯然具有更多的社會變革色彩。

這種辦報理想再次印證了嚴復與維新派同路人的色彩，他對報紙“求通”、“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的思想與梁啓超辦《實務報》時提出的“去塞求通”的思想驚人的不謀而合。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當時“戊戌變法”中，《國聞報》與上海《時務報》南北呼應，對維新運動興起和高漲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嚴復“尤以通外情為要務”辦報原則從側面反映出，嚴復是要通過報紙介紹西方的先進知識和文化，為未來的政治變革準備思想條件。

從實際版面和內容來看，《國聞報》每日出兩張，毛邊紙印刷，兩張都是八開版，單面印刷，對摺成四版，兩張共八版，四號鉛字排印，每日約容8000——10000字，其版面內容排序首先是每天的“上諭”，其次是路透社電報，再次是報館主筆(嚴復)的文章。再次是本地新聞，再次是京城新聞，再其次才是全國各地新聞。最後如果還有版面，就刊登一些外國新聞，“至於東南各省新聞，東南各報館言之甚詳，本館一概不述。”

在具體編輯方針上，嚴復認為“欲通知外情，不能不詳述外事，欲詳述外事，不能不廣譯各國之報。”因此，嚴復打算聘請“通曉各國文學之士”收集、翻譯各國報紙。儘管《國聞報》在創刊初期，經濟比較困難，但嚴復廣泛的翻譯外報、重視外面世界發展變化報道的意識，在當時中國卻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並且在倫敦、巴黎、柏林、彼得堡、紐約等世界大城市派駐記者，因此，《國聞報》是我國最早在國外駐記者的報社。

除了刊載每天的“上諭”、路透社電報、新聞以外，《國聞報》還大量刊載嚴復所撰寫的呼籲維新的政論文，但最具歷史意義的是《天演論》在《國聞報》的刊載。

在《國聞報》創刊1月後即1897年11月份，《國聞彙編》也於1897年11月24日出版第一冊。1897年12月，嚴復翻譯的赫胥黎的《天演論》開始在《國聞彙編》中陸續發表。《天演論》在正式出版前，先在《國聞報》上連載。文章一經刊出，在知識界引起轟動，這部著作破天荒地向中國人介紹了進化論思想和資產階段社會學理論。《天演論》膾炙人口，風靡一時，在當時中國思想文化界引起強烈震撼。吳汝綸、康有為、梁啓超，乃至以後的魯迅、胡適等人，無不交口稱讚。《天演論》成為改良政治的理論根據，許多愛國的仁人志士以此作為進行救亡、維新與革命的思想武器，產生了重大的社會影響。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則成為社會上流行的口頭禪。這也是《國聞報》和《國聞彙編》在歷史上最大的貢獻。

儘管嚴復個人的興趣一直在於通過對西方文化的介紹來改變市民社會，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國聞報》在國事艱難之時，也體現出了更強烈的對政治的參與意識，並以其報紙的傳播能力直接介入了具體的歷史事件。《國聞報》不僅首先報道光緒於1898年6月11日詔定國是？刊登了全部上諭內容和康、梁之各項條陳，而且還難能可貴地發表了旗幟鮮明的“按語”和“評論”。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後，《國聞報》仍然在《視死如歸》挑戰性標題下，傾注了熾烈的愛國、愛才情愫，大字報道“六君子”為國捐軀的消息。

1900年6月4日，天津義和團張貼《警告國聞報》揭貼，警告該報下筆留神，不得再行誹謗義和團。

帖文如下:

"我皇即日復大柄，義和團民是忠臣。只因四十餘年內，中國洋人到處行。三月之中都殺盡，中原不準有洋人。餘者逐回外國去，免被割據逞奇能。國聞報上多謬妄，亂語胡言任意登。該報因有日人保，故敢造謗詆我們。茲特示爾國聞報，此後下筆要留神。倘敢再有誹謗語，定須毀屋不留情。眾家兄弟休害怕，北京今有十萬兵。待等逐盡洋人後，即當迴轉舊山林"。《國聞報》原系維新派所辦，維新派人士嚴復是該報負責人和主要撰稿者之一。戊戌政變後，《國聞報》即正式賣與日本人。 ^[2] 

《國聞報》在創立之初，每天銷售1500張。王修植、夏曾佑給汪康年寫信説“《國聞報》將來不患不廣，而獨慮館中母財不足，開銷太大，深恐難以持久”“國聞館中所求於左右者，不再資本幫助，而在設法推廣銷路，”“《國聞》訪事亦無好手，均系敷衍角色。京中時有重大新聞，或系得自西人，或系得自交好，亦無一定也”。從信中不難看出，《國聞報》在創辦初期的困難包括：1、資本不足；2、銷路不廣；3、缺乏可用之才。這給後來的轉讓埋下了伏筆。

《國聞報》從創刊後就面臨頑固勢力及保守勢力的威脅，不得不於1898年3月27日對外稱盤給日本人西村博，實際上編輯人員基本沒有變動，1898年5月3日，直隸總督王文韶奉諭飭查《國聞報》，而且警告嚴復及《國聞報》。而刊登譚嗣同等戊戌政變六君子被害消息、對維新派表示支持等文章，成為《國聞報》於1899年正月真正賣給日本人的導火索。維新派辦《國聞報》前後有一年多時間，售於日本人後，一直辦到1901年改名為《天津日日新聞》，以漢奸方若為主編，徹底變成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文化工具。

創辦《國聞報》是嚴復一生中為數不多的直接介入社會變革的活動之一，他本質上是一個思想家，而並非革命者，所辦《國聞報》意圖也在傳播學理思想，這一目標通過連載《天演論》部分得到了實現，但最終卻無力繼續下去。此後，嚴復的生活完全轉入了對西方社會學思想的研究與翻譯。創辦《國聞報》，介紹西學，批評時政，使之成為與《時務報》齊名的維新報紙，這是嚴復一生中最為人矚目的時期，正是在這時候，“他全部被壓抑着的思想終於公開表達出來了”，“並且成為中國知識界的出色代言人。”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