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

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由蔣系軍隊發展演變而成。1927年4月,為適應北伐需要,武漢國民政府決定以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為基礎,組建國民革命車第一集團軍,任命蔣介石為總司令。四·一二政變後,武漢國民政府免去蔣兼各職,第一集團軍歸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轄。8月,蔣介石下野,所有軍隊統歸軍事委員會指揮。1928年2月,蔣馮閻桂共同北伐。2月13日,蔣在徐州將第一路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自兼總司令。28日,國民政府第四十二次會議決議,特任蔣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次日，下達任職命令。4月,蔣又將第一集團軍改編為第一、二、三、四4個軍團,分別由劉峙、陳調元、賀耀祖、方振武任總指揮;還轄有總預備隊和直轄部隊。它是國民黨軍隊四大派系中最強的一支,從1928至1930年,先後打敗了張作霖和馮、閻,桂及其它軍事集團。 ^[4] 

1937年10月下旬，國民革命軍第53軍、國民革命軍騎兵第三軍、國民革命軍第92軍、國民革命軍第67軍等部也曾歸屬第一集團軍指揮。該集團軍參加過津浦路北段和平漢路北段對日作戰行動，在菏澤保衞戰中，配屬第一集團軍作戰的湖南部隊第二十三師作戰失利，師長李必蕃受重傷後自戕殉國。

1938年，第一集團軍自河北退入河南，後調歸抗日戰爭第五戰區指揮管轄，駐守湖北北部。1938年10月，第一集團軍奉令整建制改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三集團軍，集團軍總司令為張自忠，一直駐守在第五戰區、抗日戰爭第六戰區的湖北北部地區。後由盧漢將軍任軍長的國民革命軍第六十軍奉令擴編為第一集團軍。抗戰爆發後，雲南實力派首領龍雲接受南京國民政府國防會議的命令，將其訓練多年、由全部法式武器裝備的6個旅的滇軍編為陸軍第六十軍，1937年10月，第六十軍在盧漢率領下出滇抗日。

1938年4 月下旬到達徐州戰場，奉令歸第五戰區指揮，隨即參加徐州外圍禹王山戰鬥，首次對日作戰即以極其頑強的戰鬥作風及時扼制住日軍的攻勢，堅守預定防線20余天，以傷亡官兵近兩萬人的代價勝利完成統帥部及戰區賦予的戰鬥任務，該軍第一八三師第五四二旅旅長陳鍾書在與日軍的激戰中陣亡殉國。由第六十軍擴編成的第一集團軍下轄先為盧漢、後為安恩溥為軍長的第六十軍、孫渡為軍長的國民革命軍第58軍和張衝為軍長的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三軍，集團軍總司令初為龍雲，繼任為盧漢。後該集團軍調歸國民革命軍第九戰區指揮管轄，駐守江西、滇西，曾參加過武漢會戰、三次長沙會戰和長衡會戰。1940年後，第一集團軍司令部及總司令盧漢率第六十軍奉令調回雲南，接受昆明行營指揮管轄，第一集團軍副總司令部及副總司令高蔭槐、孫渡率第五十八軍、新三軍仍留湖南、江西接受第九戰區指揮管轄。

1944年秋豫湘桂戰役中，國民黨中央軍嫡系國民革命軍第九十三軍在廣西全州作戰中失利，軍長陳牧農被逮捕槍決，該部番號也被取消。

1945年初，在雲南的第一集團軍下轄的部隊一部奉令擴編為第九十三軍。不久，在雲南的第一集團軍的第六十軍和第九十三軍奉令加入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直轄、專門用於擔任戰略反攻任務的四個方面軍中的第一方面軍，在湖南第九戰區的第一集團軍番號直至抗戰勝利才撤銷。後第一方面軍的部隊曾赴越南參加接受日軍投降的工作。 ^[1] 

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下轄初由宋哲元兼軍長後由張自忠任軍長的國民革命軍第五十九軍、馮治安任軍長的國民革命軍第七十七軍和劉汝明任軍長的國民革命軍第六十八軍，屬抗日戰爭第一戰區指揮管轄。在盧溝橋抗戰中駐守宛平的第三十七師第一一0旅吉星文的第二一九團及抗戰爆發後最早為國捐軀的佟麟閣、趙登禹將軍都屬於這支部隊。將第二十九軍擴編為第一集團軍，據説是為了表彰這支率先參加對日作戰的部隊，授予該集團軍3個軍的番號也別具匠心，即一個明“七七”，即第七十七軍，兩個暗“ 七七”，即第五十九軍和第六十八軍，以紀念七七抗戰。後劉汝明的第六十八軍加入平綏路一線作戰的國民革命軍第七集團軍的戰鬥序列。 ^[1] 

全面抗戰爆發後，1937年7月28日，國民革命軍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率秦德純、馮治安、張維藩等由北平抵達保定，向軍事委員會駐保定辦事處主任熊斌報到。宋哲元、馮治安帶着全體軍部人員於8月上旬移駐河間。不久，國民政府決定成立第一戰區，二十九軍升格為第一集團軍，和第二十集團軍共同負責平漢線及隴海線中段的抗日作戰。 ^[2] 

宋哲元率第一集團軍迅速趕到任丘以東惠保線陣地後，命令七十七軍一三二師王長海部守大城以北的子牙鎮，三十七師劉自珍部守青縣以北的流河鎮、唐官屯；五十九軍的兩個師沿鹼河南岸構築陣地，並派出警戒部隊於靜海縣，與天津方面的敵人保持接觸；石友三部的兩個保安旅集結於德州附近；何基灃的一七九師和鄭大章的騎兵師則控制在泊頭、河間一帶。此時，正值連日陰雨，保定以東地區平地水深數尺，運轉困難，聯繫不易，預製的鋼筋洋灰掩體多被淹沒。

1937年9月上旬，津浦線方面的日軍開始活動，主力是磯谷師團。到了9月中旬，日軍發動了全面進攻，在攻佔靜海縣後，繼續沿運河和鐵路線前進。由於河水到處氾濫，日軍即以裝甲汽艇為掩護，步兵均攜帶着救生圈，在飛機大炮的支援下，突破了閘口的流河鎮的陣地，並利用裝甲汽艇沿運河猛衝。而第一集團軍連野炮、山炮都沒有，單靠輕武器無法完全封鎖運河，日軍衝到我後方登岸包抄第一集團軍側背，第一集團軍只能藉助子牙河、運河的洪水，作為阻止日軍進攻的陣地。雖然如此，第一集團軍將士仍然支持了一個月，以致許多戰士因長期在水中浸泡下肢腐爛。日軍久攻不下，於是改變策略，從海路包抄第一集團軍後路，第一集團軍後方失陷，只好全軍向滄石線的滄縣附近的陣地撤退。 ^[2] 

宋哲元率部南撤後，日軍為策應對太原的進攻，把原來石家莊一帶的日軍也調進娘子關，直逼壽陽；原駐邢台一帶的日軍，同時沿平漢路南下，進攻安陽。蔣介石見狀，命令宋哲元部側擊安陽東北。宋哲元根據當時的情況，認為應該採取“避實擊虛、圍魏救趙”的辦法，要求向邢台出擊，旨在“支援商震部的同時，策應山西方面的作戰”。這一主張得到蔣介石和程潛的嘉許。

宋哲元當即決定以一部防守大名，抽出大部兵力，分進合擊，限期向邢台急進。

當日方偵知第一集團軍的行動後，就由邯鄲派出了約有一個混成旅團的兵力，配備多輛坦克，向大名襲來。當時何基灃的一七九師奉命防守大名，第三十七師吳振聲旅亦臨時歸其指揮。何基灃命令一七九師柴建瑞旅駐防城西一帶；湯傳聲旅駐防城內；吳振聲旅駐守大名西北數十里的魏縣鎮。

當得知日軍抵達魏縣鎮時，何基灃立即親往指揮。由於日軍準備充足，且有飛機大炮和坦克協同作戰，吳振聲旅在激戰一天後傷亡很大，不得已逐次後撤。何基灃見狀，立即指示在大名的兩個旅準備戰鬥。敵人進逼大名時，派出大批土匪、漢奸混進城內，到處進行擾亂、縱火；日軍飛機前來轟炸時，漢奸們竟用火把指示目標。何基灃得到報告後，立即命令各部隊協同地方警察予以捉拿，土匪、漢奸們一部分被捕歸案，其他的倉皇逃竄。但日軍到達大名後，已經獲取了守軍陣地的情報，所以在戰鬥開始後，何基灃所部在敵人飛機轟炸和炮擊下，遭受到重大傷亡。不久，日軍用坦克進行衝鋒，處於平原作戰的何基灃部沒有對抗坦克的武器，只能以輕武器硬拼。激戰一天後，城西陣地被日軍突破，何基灃只好退守城垣。

城北有個高地，高地上有個教堂，何基灃原打算在這個制高點上建立堅固據點固守，但教堂聲言“中立”，拒絕雙方在那裏作戰，何基灃部只得放棄。誰知日軍到達後，無視教堂的“中立”，立即搶佔了這個制高點，結果北城陣地深受瞰制。日軍的主力即由北面進攻，何基灃趕到北城指揮，激戰一天。黃昏後，何基灃擬召集幾個旅長研究如何調整部署與日軍作戰，卻只見部隊情況混亂，找不到指揮官。這時參謀長王檄鰲趕來報告説：“敵人已經進了城。現在城裏只有一個師部。”此時城內槍聲四起，何基灃只得下令：師部帶着警衞連向南撤退。大名遂於11月10日失守。何基灃在百感交集情況下，憤而自戕，幸有副師長曾國佐在旁拉住他的右臂，未中頭部，彈從左胸穿過，未致殞命。 ^[2] 

1937年12月，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部由濮陽移駐河南新鄉，原屬第一集團軍的五十九軍調歸第五戰區李宗仁指揮，六十八軍又被調走構築黃河南岸工事。1938年春，宋哲元率領七十七軍和萬福麟的五十三軍向冀豫之間的敵人進攻，因缺乏友軍支援致戰鬥失敗，新鄉棄守。自平津淪陷後宋哲元就患高血壓腎病，但一直堅持在前線指揮戰鬥，大名失守後，更是身疲力竭，豫北作戰時他曾兩次殿後，幾乎和日軍坦克相遇，撤到濟源時兩腿已腫脹得不能站立。宋哲元率七十七軍撤到獲嘉火車站（獲嘉西關外）時，在站台上死也不肯再撤，決心和日軍做“殊死一戰”。秦德純上前勸他上車，他仍然不走，最後被秦德純命令部下將他架上火車離去。

不久，宋哲元的身體由於嚴重透支而更加惡化，不得已向蔣介石提出辭去第一集團軍司令職務的請求，轉調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後來腎病轉成癌症，只好離職休養。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