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

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②，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③。單于怖駭^④，交臂受事^⑤，屈膝請和。康居西域^⑥，重譯請朝^⑦，稽首來享^⑧。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吊番禺^⑨，太子入朝^⑩。南夷之君，西僰之長^⑪，常效貢職^⑫，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⑬，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⑭。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⑮，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⑯，以奉幣帛^⑰，衞使者不然^⑱，靡有兵革之事，戰鬥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⑲，警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⑳，亦非人臣之節也。

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㉑，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㉒，人懷怒心，如報私仇。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㉓，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㉔，析珪之爵^㉕，位為通侯^㉖，居列東第^㉗，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㉘，身死無名，諡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㉙，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㉚，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之過^㉛。方今田時^㉜，重煩百姓^㉝，已親見近縣，恐遠所溪谷山澤之民不遍聞，檄到，亟下縣道^㉞，使鹹知陛下之意^㉟，唯毋忽也^㊱。 ^[1] 

①喻：告知。《漢書》作“諭”。檄（xí）：古代官府用以徵召或聲討的文書。

②輯安：和安，使……和安。

③北征匈奴：據《史記·匈奴列傳》：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年）春，以衞青為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六七百里，圍左賢王。右賢王大驚，脱身逃走。次年春，衞青再出定襄數百里。其夏，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出隴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同時使博望侯張騫及李廣出右北平擊左賢王。此後又多次出擊，匈奴遠遁，“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

④單于（chán yú）：匈奴的君王。

⑤交臂：古人表示聽命服從的手勢。略如後人拱手。受事：臣服。

⑥康居：古西域國名。

⑦重譯：經中介語輾轉翻譯。請朝：事先請求朝拜。《漢書》《文選》作“納貢”。

⑧稽首：最恭敬隆重的跪拜禮，叩頭至地，為九拜之首。來享：來獻，來進貢。

⑨右：往右，向右。漢軍東伐閩越，後至南越番禺，故言右。吊：撫諭，攻取。番禺（pān yú）：在今廣州市。

⑩太子入朝：《史記·南越列傳》：“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趙）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衞。”

⑪僰（bó）：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居今四川宜賓附近市縣及雲南東北一帶。

⑫效：效力。貢職：履行進貢的義務。

⑬喁（yóng）喁然：眾人嚮慕的樣子。

⑭自致：親自致意。

⑮中郎將：指唐蒙。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上書言通夜郎事，許之，拜為中郎將，使往通夜郎。賓：以賓位禮侍，是委婉説平定。

⑯發：徵招，招募。

⑰奉：通“捧”，搬運。幣：珠玉、黃金、刀布（貨幣）。帛：絲織品。

⑱不然：謂不測之事。

⑲發軍興制：《史記》“索隱”引張揖曰：“發軍，謂發三軍之眾；興制，謂起軍法，誅渠帥也。”又，《史記會注考證》引徐鴻鈞曰：“案，軍興是漢法名。《周禮·地官旅師》‘平頒其興積’，鄭氏注云：‘縣官徵物曰興，今雲軍興是也。’據此，軍興不當析讀。”此備一説。

⑳當行者，正被徵用的人。自賊殺：自殺，殘害殺戮自己。

㉑烽：烽煙。燧：烽火。燔（fán）：燃。

㉒旋踵：轉身，喻時間短。此句謂計策很快見效。

㉓編列之民：編入户籍之民。

㉔剖符：帝王分封諸侯，分剖符節為二，雙方各執其半，以為憑信。

㉕析珪（guī）：與上互文，以玉作信物。

㉖通侯：爵位名。原稱徹侯，避武帝諱改。

㉗東第：甲第，豪宅。

㉘抵：至，當。

㉙相越：相去。

㉚行者：被徵用的人。

㉛讓：責。三老孝悌：漢時鄉村小吏。

㉜田時：農忙季節。

㉝重：以……為重，重視，不輕易做。

㉞道：民族雜居的縣。

㉟知：《漢書》《文選》作“喻”。

㊱唯毋忽也：《漢書》《文選》無“唯”“也”二字。 ^[1] 

告知巴郡、蜀郡太守：

周邊少數民族不順從朝廷搞對立，卻沒有受到軍事打擊已經很長時間了，還時常侵犯邊境，使官吏勞苦。當今皇上登位，體恤安慰天下百姓，團結穩定中原內地，然後發動並派出軍隊到北方征討匈奴。匈奴王恐懼，拱手屈服，下跪求和。康居等西方屬國，即使需要中介語言翻譯才能溝通，也請求來朝廷慶賀，畢恭畢敬地跪拜進獻貢禮。於是轉移軍隊東征，致使閩越王被弟弟殺掉；又乘勢向右攻下南越，南越王派太子來朝廷作人質。南方西方各少數民族的君長不斷效力進貢，不敢懈怠，伸長脖子踮起腳跟，人人仰慕傾心，競相爭先歸順，都想被使喚；只因路途遙遠，山川阻隔很嚴重，不能親自來朝拜。不順從的已被討伐，然而表現好的還沒獎賞，所以派中郎將唐蒙去禮節性訪問西南各少數民族君長。在巴郡、蜀郡徵招士兵各五百名，只是去搬運作為禮品的財物和保衞使者以防意外，並沒有軍事行動和投入戰鬥的憂患。現在聽説他卻啓用了軍事法則，使青年驚懼，老人憂慮；州縣又擅自派人去轉運糧食和繳納物。這些都不是皇上的旨意。另一方面，應徵的人有的逃跑，有的自殺，這表明他們缺乏作普通百姓的品德。

邊境地方的人，一聽説烽火燃起，就都拿上弓箭騎馬奔赴，或扛着武器跑來，汗水不斷線淌流，還唯恐落後。他們頂着刀口，冒着飛箭，義無反顧，還主動獻計獻策，計策也神速見效，人人心懷憤怒，如報個人仇恨。難道他們喜歡死討厭生，不是中國籍的人，與巴蜀的人不同一個皇上嗎？是他們考慮得深遠，因而樂意盡老百姓的義務。因此有人立了功，得到封官職、授爵位的憑證，生前當公侯，住豪宅，死後留美名揚後世，傳封地給兒孫。他們做事很忠實敬業，然後才能當官享受安樂，名聲永遠流傳，功勳顯著，永不磨滅。因此賢人君子肝腦塗原野，膏血潤野草也不逃避。現在乾點兒搬運禮品到南方的差事，就自殺或逃跑被殺，人死了又無好名聲，被稱為最蠢的人，還影響到父母也受羞恥，被天下人嘲笑。人的胸懷見識相差豈不是太遠了嗎？然而這不只是應徵人的罪過，父兄教育沒有率先垂範，子弟遵循教導就不會嚴謹，就缺少好品德和恥辱感；而且當地社會風氣也不純樸誠實，那些人被處罰、殺頭，不也是應該的嗎？

當今皇上憂慮使者唐蒙和郡縣官吏像上述那樣，擔心不成器的愚民又是如此，所以派親信使者把徵招士兵的事明確告訴百姓，順便用自殺逃跑是對朝廷不忠的罪名來斥責他們，用沒教育好的過失來責怪鄉村小吏。現在正值農忙時期，不想輕易召集人眾，給農民添麻煩，已經親自會見附近縣的人，還擔心遠處高山深谷的人不能普遍知曉。這檄文一到，趕緊下發各縣，讓百姓都知道皇上的心意，希望不要疏忽。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記載了寫作《喻巴蜀檄》的直接原因：“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了“西南夷”在戰國、秦及漢初與“內地”的關係，唐蒙開通夜郎、西僰等的由來等等。《史記》的《平津侯主父列傳》《平準書》、《漢書》的《武帝紀》《司馬相如傳》《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西南夷兩粵朝鮮傳》、《漢紀》、《資治通鑑》等也記載其基本史實。在唐蒙“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柯江”的過程中，徵發財物很多，巴蜀士兵役夫勞苦死亡眾多，有逃亡甚至自殺者，唐蒙誅殺其首領，引起巴蜀百姓驚恐和不滿。於是漢武帝派在朝廷為“郎”官的巴蜀當地人司馬相如為使節譴責唐蒙，告訴巴蜀百姓唐蒙勞苦巴蜀不是皇帝的本意，以此安撫巴蜀百姓。《喻巴蜀檄》就是為這件事而寫的一篇檄文，當作於漢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夏季。

《喻巴蜀檄》創作時間距離漢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的馬邑（今山西朔州）之圍伏擊匈奴主力失敗僅僅兩年。馬邑之戰，拉開了漢匈大規模戰爭的序幕。漢朝為了打通西南夷與長沙、豫章（今南昌）的聯繫，使陸路、水運暢通無阻，必須保證蜀地的社會秩序不發生大的動盪。而中郎將唐蒙大規模徵發巴蜀吏卒，各郡陸路、水路大興徭役，以嚴厲的法令名義誅殺當地教團組織頭領，因此漢武帝派司馬相如發佈《喻巴蜀檄》，曉諭巴蜀父老。這是為了集中精力反擊匈奴入侵，以避免南部動亂分散精力，影響反擊匈奴的基本國策。

漢武帝派遣司馬相如發佈《喻巴蜀檄》，意在藉助司馬相如在蜀地的影響。司馬相如以何職務發佈《喻巴蜀檄》，史書沒有記載，當和第二次出使巴蜀的隆重威風不同，這次可能沒有特別升官，只以原職出使，或者就是《西南夷列傳》所説的“郎中將”。這次被任命，主要是因為他的“蜀人”身份，文章出眾倒在其次。此行的使命相對簡單，只限於宣傳皇帝的仁德以及這次徵發兵役的意義，安撫巴蜀人心。出使所到範圍，只在成都附近：“已親見近縣，恐遠所溪谷山澤之民不遍聞，檄到，亟下縣道，使鹹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顏師古注：“近縣之人，使者以自見而口諭之矣，故為檄文馳以示遠所也。”即是説司馬相如親自在郡治附近的縣進行這些工作，遠處的縣就傳發檄文給巴、蜀兩郡太守，由兩郡太守轉發給縣、道官員，再宣傳給全體百姓。雖然巴、蜀連稱，但司馬相如親自到達的地方應該是在蜀郡郡治成都及其附近地區，《喻巴蜀檄》也同時寫在成都或其附近。 ^{[2-3]  [4]} 

《喻巴蜀檄》載《史記》卷一一七，《漢書》卷五七下，《文選》卷四四，《藝文類聚》卷五八。檄是用於聲討的一種文體。這篇文章是斥責巴蜀吏民的“罪”“過”的。文章為穩定人心，先用對外征討的聲威和雖被徵招而無隱患來震動和安撫人心，為皇帝本意辯解，並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責任；再樹邊民為榜樣，以當官享樂傳名來規範和開導百姓，並在對比中尋過責怪巴蜀吏民；最後説明作意，要求及時傳達。總之，維護皇帝，斥責官吏，開導百姓，揚威以懾之，示安以慰之，示範以規之，示利以導之，尋過以責之。縱橫辯説，思維產密；策略周祥，全盤平衡；運用權術，有利有節，入情入理，語言曉暢，説服力強。

從需要解決的問題來看，《喻巴蜀檄》為文其實非常為難，因為作者司馬相如的使命比較麻煩。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並且是司馬相如本人所贊成的，引起巴蜀震動後，皇帝卻要譴責唐蒙，並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並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説這篇文章必須顧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圖，而又不能違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針。司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並非無謂，指摘巴蜀本地憑“愚民”是唯一解開這個三重連環套的鑰匙，司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讓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認同感。劉熙載《藝概》説：“相如一切文，皆善於架虛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來説，“虛”即不在於“巴蜀民大驚恐”的事實如何，而在於如何認識；“危”即在於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闡述其中的輕重緩急確實非常為難。

從《喻巴蜀檄》的內容來看，指責唐蒙並非重點，宣傳皇帝的本意也非重點，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為重點，連帶指摘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專管教訓百姓的官員有“不教誨之過”。楊升庵雲“得告喻體裁，以大義令使者與蜀民兩分其責”，“兩分”説還未深入其內在邏輯，應當説此文是以指摘“蜀民”為主。

文章開頭闡述朝廷在“邊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這就從根本上確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動的正義所在，為後文指責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個堅實的道義基礎。接着説明這次行動本“靡有兵革之事，戰鬥之患”，略敍事實：“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摧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驚懼、憂患”，即將撫慰巴蜀人士之意帶出，卻又明白將唐蒙加以指責，但僅此一筆帶過，就轉到總結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務就完成了，但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務就難於繼續進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所以，唐蒙又無可厚非，指責”巴蜀民大驚恐“就勢所必然，並稱揚“夫邊郡之士”與之相對：“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他們是“賢人君子”，而這些“自賊殺，或亡逃抵誅”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鮮恥”，“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誨之過”，措辭極為嚴厲。然後再次重申“陛下”之德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闡明自己的任務為“遺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最後要求巴蜀各級官員務必傳達給“遠所溪谷山澤之民”，“使鹹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為根本、為標準，在這個前提下闡述評論各方意見功過，這應當是司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徑，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結構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餘字，嚴正精悍、周詳曉暢，深得文體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龍》對檄文的所下的定義：“檄者，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體，故其植義揚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眾，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語氣極為嚴厲，命令太守傳檄，語氣也十分果決，都是為了檄文“故其植義揚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的目的。為了達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個典故，語詞和其它幾篇比較也不甚考究，如設問對答結構、聯邊字等皆未使用，應當是考慮”遠所溪谷山澤之民””遍聞”的需要，即“露板以宣眾，不可使義隱”。為了達到“氣盛而辭斷”的效果，司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駢偶、鋪陳、押韻的辭賦方法。駢偶方面，文中僅完全對偶語句就達二百八十餘字，大致佔全文一半字數；鋪陳方面，在“邊境”“邊郡之士”兩個關節處鋪陳共計二百七十餘字，約佔全文一半篇幅；押韻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韻，押韻密度和《子虛上林賦》等散體賦押韻密度相差不遠。駢偶、鋪陳、押韻成為這篇文章主要的修辭手段。明代張溥説司馬相如“抑其文，皆賦流也”，即主要體現在駢偶、鋪陳、押韻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華麗的根源所在。

作為古代流傳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點，又保持着司馬相如文章整飾華麗的一貫風格，在寫作技巧上對後世有多方面的借鑑作用。 ^[5]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王德華《事昭而理辨 氣盛而辭斷——司馬相如〈喻巴蜀檄〉〈難蜀父老〉解讀》：《喻巴蜀檄》不是對敵的檄文，主要是曉喻百姓的，類似於告示，故任昉根據篇名一“喻”字，歸為“喻”體。文章表達的主要觀點遠不止責備唐蒙。其最終目的是讓巴蜀官民知曉開發南夷的意義，能夠為國盡忠效力，懂得君臣禮義。 ^[3] 

司馬相如（約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7年），漢代文學家。字長卿，蜀郡成都（今屬四川）人。少年時代喜歡讀書練劍，二十多歲就做了漢景帝的警衞“武騎常侍”。所作《子虛賦》與《上林賦》為漢武帝所讚賞，拜為中郎將，奉命出使西南，後為孝文園令。他見武帝喜好神仙之術，曾上《大人賦》欲以諷諫，然效果適得其反。後病卒於家。《漢書·藝文志》著錄其辭賦二十九篇，現存六篇。明人輯有《司馬文園集》。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