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新定詩格

市河寬齋《半江暇筆》雲：“我大同中，釋空海遊學於唐，獲崔融《新唐詩格》等書而歸，後著作《文鏡秘府論》六卷。”可知《文鏡秘府論》所引“崔氏”出自崔融《唐朝新定詩格》。

十體一形似體。二質氣體。三情理體。四直置體。五雕藻體。六映帶體。七飛動體。八婉轉體。九清切體。十菁華體。一、形似體。形似體者，謂貌其形而得其似可以妙求，難以粗測者是。詩云：“風花無定影，露竹有餘清。”又曰：“映浦樹疑浮，入雲峯似滅。”

崔融(六五三—七○六年)，字安成，齊州全節(今山西省丘西)人。儀鳳元年(六七六年)詞殫文律科及第；永隆二年累補宮門丞，兼直崇文館學士。中宗為太子時，融為侍讀，兼侍屬文。武后時，自魏州司功參軍遷著作郎，歷右史、著作郎、進鳳閣舍人。長安二年(七○二年)，再遷鳳閣舍人，知制誥，兼修國史。中宗神龍元年，貶袁州刺史。召拜國子司業。神龍二年受敕撰《則天實錄》成，封清河縣子。又奉敕撰《則天哀冊文》，用思精苦，發病而死，年五十四。追贈衞州剌史，諡曰文。事蹟見新、舊《唐書》本傳。

崔融與李嶠、蘇味道、杜審言為“文章四友”，詩文以“華婉”著稱，朝廷大手筆多由其草擬。有文集六十卷。曾編《珠英學士集》，專選初唐朝士之詩，今存唐寫本殘卷二卷。王夢鷗以為《唐朝新定詩格》之撰與《珠英學士集》之編有關：“一則可為入選之詩張目；一則可以搪塞落選者之口，其有此書，信非徒作。”(《初唐詩學著述考》，頁八十七)但據可以查明之詩例來看，《唐朝新定詩格》中為例之詩大多乃六朝作品，唐人僅崔明信、褚亮、上官儀三者而已，皆不及武后之世。據《唐會要》卷六十三雲，《三教珠英》乃編成於武后大足元年(七○一年)。《珠英學士集》之編則更在此後。由此可知，《唐朝新定詩格》與《珠英學士集》未必有聯繫。

據《文鏡秘府論》所引《唐朝新定詩格》，其內容計有“十體”、“九對”、“文病”、“調聲”諸節，除“調聲”直承沈約之説以外，其餘均唐人議論，與元兢《詩髓腦》頗為接近。所謂《唐朝新定詩格》，或相對於齊、梁時代而言。

《唐朝新定詩格》雖不見中國曆代書目著錄。但後人偽託李嶠之《評詩格》，實即剪取崔氏書而成。又舊題白居易之《文苑詩格》，其“依帶境”、“菁華章”、“影帶宗旨”、“雕藻文字”、“聯環文藻”諸節，亦受崔氏書中“十體”節之影響。

珠英學士羣在律體定型進程中有其不可忽視的作用，而崔融當其時為朝廷大手筆，與李嶠等稱“文章四友”，編選《珠英學士集》，又著《唐朝新定詩格》，則其影響或在沈、宋之上。不過，珠英學士煽起的律化詩風並不因武后之去世而消逝，反而在中宗朝愈熾。崔氏卒於中宗神龍二年（706年），此後文館學士羣的詩歌創作風靡一時，其律化程度更高，而沈、宋為其典範。我們應當視武后至中宗朝宮廷詩風為一體，則崔、沈、宋在其關節點上各有突出貢獻。但無論如何，遺漏崔融，不能不説是一大疏忽。

崔融對於詩歌律化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從崔氏所編《珠英集》殘帙看，這些學士所作題材是廣泛的，如論者所云，是很有憂患意識的。它一方面表明，初盛唐之交士子向上的價值取向在文學中已漸趨為一種普遍情感，情感呼喚形式，影響所及，在宮廷詩人創作中也就出現了題材的多樣化與意氣的高揚，使之超越了六朝宮廷詩人之圈繢；再一方面也顯示了編選者崔融的眼光，已投向風骨與聲律的交匯處。這在《唐朝新定詩格》一書中有集中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