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晚村先生文集

呂留良（公元1629年——1683年），字莊生，一字用晦，號晚村，別號恥齋老人、呂醫山人、東海夫子、南陽布衣。晚年削髮為僧，更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浙江崇德（今浙江桐鄉縣崇福鎮）人。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著名學者，又是詩人和出版家。

呂留良自幼即論文習武，立志報效國家。明亡後，他散家財結客，圖謀復明，事敗後居家研讀，傳授弟子，並行醫鄉里。順治十年，出就試，為諸生，後頗悔之，遂拒絕徵辟，不以獵取功名為念。康熙五年，棄青衿，操選政，名氣很大，被尊稱為“東海夫子”。（呂留良具體生平見本書《何求老人詩稿》）。呂留良的著作中有強烈的反清思想，極力申明華夷之辨，説“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義”。教人站穩華夏的民族立場，不能效忠於夷狄政權。他懷念故明，反對清朝統治，並拒絕為之服務。他在康熙十八年的博學鴻詞科中被官員推薦，次年又以山林隱逸被薦舉，皆堅辭不就。為避免迫害，他遂削髮為僧，名耐可。

由於反清的堅定立場，加上作為理學家的聲望，呂留良逐漸成為有較大影響的學者，所謂“窮鄉晚進有志之士，風聞而興起者甚眾”，“海內士子尊崇其著述非一日矣”。呂留良去世四十多年後，曾靜謀反案發。曾靜是一個原本具有反清思想而又相當迂腐的讀書人，圖謀策動清陝甘總督嶽鍾琪起兵叛清，事敗被俘。雍正皇帝對此案非常重視，命令清廷三員大吏會審曾靜。曾靜供稱自己受呂留良詩文及其弟子的“迷惑”。呂留良等一批晚明遺民的反清思想影響着當時許多下層知識分子。雍正為了消弭下層人民中以反清復明為號召的起義，進一步泯滅漢族的民族意識，遂藉此案大作文章。這就發生了由曾靜反清案引發的呂留良文字獄案。此案株連廣泛，影響深遠，與康熙朝的“莊氏《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併為清初三大文字獄案。

清政府檢查呂氏文集、詩集和時文評選等著作，發現了許多“大逆不道”的言論。雍正看到後十分惱怒，他在上諭中説“呂留良身為本朝諸生十餘年之久，乃始幡然易慮，忽號為明之遺民，千古悖逆反覆之人，有如是之怪誕無恥、可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書，立逆説，喪心病狂，肆無忌憚……所著書文以及日記等類，或鐫版流傳，或珍藏秘密，皆人世耳目所未經，意想所未到者。朕翻閲之餘，不勝惶駭，蓋其悖逆狂噬之詞，凡為臣子者所不忍寓之於目，不忍出之於口，不忍述之紙筆者也。”“其日記所載，稱我朝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何其悖亂之甚乎？”“又文集內雲：今日之窮，為羲皇以來所僅見。”“又日記所載，怪風雷雨，細雨加慧，日光磨盈，妄捏怪誕之處甚多，其他悖亂之詞，不可枚舉”（《大義覺迷錄》）。

呂留良文字獄案由於牽連人廣，追查曲折，因此從雍正六年到十年，歷經四年的時間才最後結案。清廷對此案的處置非常嚴厲，呂留良早已死去，仍被“М屍梟屍”，其所著文集、詩集、日記及其他著述，盡行焚燬。呂留良長子呂葆中，案發之前已應試做官，案發之後憂懼而死，也被剖棺戮屍；其第五子呂毅中“擬斬立決”；其弟子嚴鴻逵戮屍梟示，沈在寬斬首；呂和嚴的孫輩，人數眾多，俱發遣寧古塔，送與披甲人為奴；呂家財產沒官，充浙江工程費用。案中牽連人分別判處：黃補庵已死，妻妾子女給功臣家為奴，父母祖孫兄弟流二千里；刻書人車鼎臣、孫用克等擬斬監候。被處分的還有呂氏門人房明疇、金子尚、陳祖陶、沈允懷等多人。而對於此案禍首的曾靜、張熙，雍正則作了寬大釋放的“出奇料理”（詳見本書《大義覺迷錄》）。

呂留良一生著述甚豐，計有《呂晚村先生文集》八卷，《續集》四卷，附錄《行略》一卷，《東莊吟稿》七卷，《慚書》一卷。他評點的時文集有《大題觀略》、《小題觀略》、《程墨觀略》、《東皋續編》等十餘種，彙集其時文評語的有《天蓋樓四書語錄》等三種。他與吳之振、吳自牧合選《宋詩鈔》，同張履祥合選《四書語類鈔》等。後人刻印他的遺稿有《晚村先生家訓》四卷。除此之外，見於《禁書總目》的還有《易經詳解》、《詩經詳解》、《呂氏醫貫評》等五、六種。

呂留良是一位公認的民族思想家，他的詩文創作同他的民族思想、反清活動是密不可分的。呂留良治學宗於程、朱，尤其讚賞朱熹的種族思想，而對於康熙以來以尊朱為進榮之階的文人十分鄙視。他喜讀宋人之書，平生蒐羅宋人文集，或買或抄或借，博觀約取，用力至勤。康熙十年，《宋詩鈔》（初集）刻成，呂留良親自為八十二位詩作者寫了小傳，對這些詩人作了介紹和評論。為了蒐集宋、明兩代文集，康熙十二年春呂留良專程至金陵向當地藏書家黃氏千頃齋、周氏遙連堂借抄藏書數十種，歷時近一年。呂留良壯年時還致力於洛閩之學，創立南陽講習堂，設館授徒，弘揚朱熹的學説。

同時又自開“天蓋樓”刻局，刻印程朱遺書，風行天下。又有不少朱學信徒來到南陽清講，留良一時成了朱學領袖。後人論及呂留良的“學術行事”，認為與顧炎武十分相似處有三點：“學宗朱子，力闢陽明，一也；恥事異姓，致謹於出處去就辭受之辨，二也；啓釁端於鄉里，致改易名字，僅乃獲免，三也。”毫無疑問，呂留良與黃宗羲、顧炎武等思想家一樣，在主張務實、反對虛浮及堅持愛國主義、反對異族入侵等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對於滿族入關之初給中原人民造成的災難，他們感到憤怒與痛恨。這些思想在當時不少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很大影響。

《呂晚村先生文集》是呂留良書信、論文、序跋及其他雜文的彙編，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由其曾孫呂為景刊刻。呂留良文字獄案發後，此書亦在被禁燬之例。《文集》卷一至四為書信；卷五為序、論文；卷六為論辨、記、題跋；卷七為墓誌銘、祭文；卷八為雜著。《續集》卷一、二為《宋詩鈔》列傳，是呂留良為《宋詩鈔初集》入選詩人所作的小傳記文；卷三是《質亡集》小序，收集了呂氏為己故的友朋所寫的小傳，卷四為呂留良代人草擬的《保甲事宜》。《呂晚村先生文集》的內容是多方面的。首先，其中不少文章反映了呂留良的文學思想。《宋詩鈔序》、《題錢湘靈和陶詩》、《宋詩鈔小傳》、《質亡集小序》等作品都涉及到不少文學問題。如《宋詩鈔小傳》，不僅記載了宋代八十四位詩人的生平經歷，並且還對各位詩人的作品進行了簡潔明瞭的評價。

他的這一作法有着相當重要的意義，因為他是在明前後七子尊唐抑宋風氣長期影響之後，對宋詩作客觀的評價，實開清代宗宋一派詩人之先聲。他與吳之振、吳自牧合編《宋詩鈔》，不僅對宋詩的廣泛傳播起了巨大作用，而且還為清代頗為興盛的宋詩研究奠定了基礎。而在《題錢湘靈和陶詩》一文中，呂留良獨具慧眼地指出：蘇軾的和陶詩與陶詩“氣味”並不相似。這是因為蘇與陶是思想性格各不相同的兩個人，蘇軾在其“一生升沉得失之際”，滿腔“鬱勃孤憤”流變為“禪悦、神仙方伎、滑稽、飲酒近婦人。”而陶淵明卻有一定的思想原則、精神操守，是一位高風跨俗的耿介志士。因此蘇軾的和陶詩和陶淵明的原作是氣味不同的，蘇軾的和陶詩只是“遊戲韻腳”而已，後人模仿而作的大量和陶詩，實際上都是在和蘇。在這裏呂留良強調了思想品質對於文學創作所產生的巨大作用，這是很有見地的。

其次，《呂晚村先生文集》中許多文章還反映了呂留良的哲學思想。留良是朱熹的忠實信徒，他在文章中闡述發揚朱子的學術思想，不遺餘力。他稱朱熹是“頭等聖人”，朱熹的書有“大醇”而無“小疵”，因此人們必須“篤信死守”而不能妄加疑慮（《與張考夫書》）。客觀來講，呂留良對於朱熹的評價是有偏頗的，也是相當迂腐的。由於他“篤信死守”朱子之學，所以留良對於佛、道、玄等其他各種學説，以至於理學中的陸九淵、王陽明一派，都一概貶斥，所謂“凡天下辨理道，闡絕學，而有一不合於朱子者，則不惜辭而闢之耳”，又所謂“留良於佛老家言，無不穿穴，諸儒學案，悉所窮究。若倉扁之於疾，洞見其肺腑受病所在，故能力斥其非，詖淫邪遁之辭，披扶呈露，莫得而隱也。”呂留良推尊朱熹學説對社會有巨大貢獻，認為當前社會之所以缺乏人才，是因為讀書人不尊奉朱子之學而被諸多異端迷惑。

這些異端即佛禪玄學之流，因此他説“自嵇、阮出而禮義蕩然，神州之陸沉也，王安石、蘇軾繼之，而北宋以陷。陸九淵繼之，而南宋以亡，王守仁、李贄繼之，而乾坤反覆，此歷歷不爽也……”（《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一《答張菊人書》）。呂留良把上述諸人的學術思想視作亡國亡族的禍首，所以他痛詆之為異端，並且説“三代以下學者大都被司馬遷、蘇軾二子教壞，令人靡所不為，其病中於心術。人必不為二子所惑，而後可以言學。”（《答張菊人書》）。為了維護程朱儒學的正統地位，對司馬遷、蘇軾二鉅子也一律詆排之，這不能不説是一種偏見。他的這些言論在當時就曾被人視作“異端”。留良所作的《自題僧裝像贊》一文很能説明他的思想及個性，茲錄其原文如下：“僧乎不僧，而不得不謂之僧。俗乎不俗，亦願不可概謂之俗。不參宗門，不講義錄。既科唄之茫然，亦戒律之難縛。有妻有子，吃酒吃肉，奈何衲裰領方，短髮頂禿。儒者曰：是殆異端。釋者曰：非吾眷屬。咦！東不到家，西不巴宿，何不袒裳以遊裸鄉，無乃下喬而入幽谷。然雖如是，且看末後一幅，豎起拂子一喝曰：咄！嘮叨個什麼？都是畫蛇添足！”

《呂晚村先生文集》中還收錄有不少雜著，反映了呂留良對於國計民生的意見和想法。如《賑饑十二善》一文，詳細論述了賑災的具體辦法和應該注意的問題。《保甲事宜》則論述如何利用保甲制度強化社會治安，並就此提出了具體意見。所有這些，都表現了呂留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對天下事、國事、家事的深切關心，這是非常可貴的。

呂留良的著作遭清廷幾度禁燬，目前流傳下來的已非全貌。僅為其中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