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海潛

向海潛，字松坡，大冶鎮和平街人，生於光緒十五年（公元1888年）正月二十日。少家貧，年15即離家去漢參軍，入滿清陸軍小學堂，軍籍為第八鎮步隊第三十二標正兵。辛亥革命後，向海潛歷任湖北省都督府參謀、武昌衞戌司令、湖北軍務司次長、江蘇討袁（袁世凱）軍總參謀長、廣州大元帥府援鄂第二混成旅旅長，湘鄂聯軍總指揮、大元帥府軍事委員，湘軍援鄂鄂省自治軍左翼總指揮、鄂北綏靖處第五路軍司令、革命軍三十三軍第一路軍司令、江蘇漂水縣公安司令兼公安總團團長、江蘇省水陸公安管理處次長，漂水、漂陽、高搞聯防區區長等職。 ^[2] 

向海潛喜歡與進步會黨接近，認為要推翻清政府，必須組織起來。宣統年間，他在武昌組織“羣英會”，仿《水滸》梁山泊故事，基本會員為一百零八人，但實際不止此數。當時的文學社劉復基很贊同並支持他組織羣英會這一行動，認為運用這種組織形式，可以大量結納會黨，對革命非常有利。羣英會吸引了大量會黨參加。後來羣英會併入共進會，成了一股強大的革命力量。

向海潛與辛亥革命另一將領黃申薌感情特別深厚，對黃總是言聽計從，情同手足。向對黃感情如此深厚，其原因有三：一因黃申夢是大冶還地橋人，有同鄉情誼；二是黃申薌能文善詩詞，能説會道。向認為黃的才能優於自己。三因黃申薌也是陸軍小學堂的學兵，與向海潛同一軍籍。黃申薌在學兵中串連發展“共進會”他採用聯絡幫會的方式，即先換帖子結拜兄弟，再逐漸灌輸革命思想，最後填寫入會志願書。

由於向海潛高度信任黃申薌，故自願將自己組織的羣英會與黃申薌的共進會合並，仍稱共進會。1910年，黃申薌因聯絡會黨，反抗清軍鎮壓饑民事泄密，清政府指名捉拿黃申莎，黃被迫離漢，共進會由向海潛領導。

武昌首義前，向海潛負責與炮隊聯絡；起義時，他率領一些同志攻打漢口，火燒華景街，為武昌起義勝利立下了戰功。鄂都督府成立後，他擔任參謀兼衞戌司令，但他對會黨的聯絡仍不放鬆，並在軍隊中開展活動。1911年9月間，他以參謀的名義到湖南聯絡會黨。先用軍隊組織的名義部勒會黨，繼以會黨方式團結軍隊，因為部隊中特別是一些下級軍官中不少是不同組織的革命同志和會黨分子。

向海潛善於團結同志，深受周圍同志的愛戴，因而他擁有相當大的一股潛在的湘鄂一帶的會黨勢力。他作戰勇敢，多次榮立戰功，並榮獲勳章數枚，當時的社會各界著名人士聯名贈給他一把“萬民傘”。

1912年2月27日，武昌一部份軍人密謀推倒共進會創始人之一、軍務部部長孫武的“倒孫之變”，黃申薌、向海潛及其會黨組織起了主導作用。

1913年，孫武從日本東京回國，在漢口華景街設立會黨總機關，孫武知道黃申薌、向海潛與湖南會黨的關係密切，託人與黃。向取得聯繫。黃、向誤以為孫武是孫文之弟，就聯名推薦他擔任了軍務部部長。袁世凱竊取了中華民國總統大權後，一心想復辟帝制當皇帝，黎元洪為了保持既得的副總統和湖北都督的職位，就倒向袁世凱，與革命黨人為敵。袁世凱與黎元洪互相勾結，拉攏孫武作幫手，孫武則積極為袁、黎舉旗吶喊，四處奔走，他組織“民社”，讓黎元洪擔任理事長，自己副之。並創辦《民聲日報》，公開亮出了打擊同盟會的旗幟，於是在武昌發生了黃申夢驅逐孫武的“倒孫事件”，為推翻黎元洪作準備。湖北軍政府根據倒孫暴動者提出的要求，撤銷了孫武的軍務部部長的職務。這次倒孫暴動，是由共進會聯合武昌教導團、畢血會、將校補充團、學生軍以及武昌城內民軍等在向海潛、黃申薌的領導下舉行的。發動時，先由向海潛打響第一槍作號令。暴動者規定：沒有黃大哥和向大哥的許可，任何人都不得自由行動！

倒孫事敗後，大批掌了軍權的革命黨人被解除了軍職，黃甲夢被追出國，向海潛也隨之離漢去滬。這次“倒孫之變”是反袁鬥爭的組成部分，事雖敗，但向海潛矢志不渝，繼續參加了一系列的反對袁世凱的鬥爭，以及反對段之貴、王佔元對湖北人民殘酷統治的鬥爭。由於向海潛有雄厚的羣眾基礎，所以在反對段、王的鬥爭中發揮了較大的作用，並在鬥爭中不斷地發展了會黨組織。

1914年，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中華革命黨，向海潛和黃申茲一同去日本，和其他同志一起加入了同盟會。袁世凱一心想當皇帝，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概，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發動了討伐袁世凱的戰爭。孫中山先生命令向海潛率軍鎮守江陰城，軍事失利，人員傷亡慘重。有人建議棄城救人，保存實力，向海潛釘截鐵地回答：“人在城在，人亡城亡，就是隻剩下一兵一卒，也不能棄城逃走！”孫中山先生聞訊後，急電令其撤退，並説：“我寧可失去江陰要塞，也不可失去向海潛一人！”袁世凱則恨透了向海潛，曾以白銀十萬兩，捉拿活的向海潛。足見向將軍作戰勇敢，深得孫中山先生的器重，敵人為之恐懼。討袁失敗，向隨孫中山去日本活動，與在日本的中華革命黨人一道，繼續舉起反對袁世凱的旗幟。 ^[2] 

1923年朱卓文、梅光培、明德、向海潛、張子廉等五人在上海共同開立洪門五聖山，下分仁文、義衡、禮德、智松、信廉五堂，五人分任各堂山主，推向海潛為總山主，想以上海為基地為洪門打開局面。

五聖山的政治傾向是靠攏國民黨，反對北洋軍閥的。向海潛、張子廉曾參加過辛亥革命。張子廉在辛亥革命後自杭州遷至上海經營三友實業社、三星棉紡廠等企業。朱卓文、梅光培二人長期在孫中山左右工作。早在辛亥革命時期朱卓文即在美國結識了孫中山， 二次革命前曾接受孫中山的指令赴南京不顧一切地運動江蘇陸軍第 八師中下級軍官率部起事。但孫中山去世後，朱卓文卻對繼承孫中山遺志、實際負責廣東國民政府的廖仲愷極為不滿和仇視。朱卓 和胡漢民、胡毅生兄弟勾結一氣，密謀暗殺廖仲愷，“他們最初組織一個俱樂部叫文華堂，天天在這裏作破壞國民政府的事”。1925年8月20日，朱卓文指使暴徒陳順在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口刺 殺廖仲愷。梅光培是刺廖案的嫌疑犯，梅在受審時確認兇手所用的手槍是朱卓文的，但當粵軍總司令部派兵圍捕朱卓文時，朱已僱乘電船逃往南海鄉下去了。朱卓文、胡漢民用來暗殺廖仲愷的黑社會勢力是否與五聖山的仁文堂、義衡堂有關目前還不清楚，但朱卓文、梅光培身為五聖山山主，在開山不久即採取暗殺手段除掉國民黨左派領袖，為五聖山抹上了不光彩的第一筆。

五聖山在建立後遭到了上海青幫勢力的箝制和排擠，僅在上海各大寺院的住持、當家和尚及少數國民黨軍政人員中發展了一些成員。向海潛長時間侷限在上海方浜路祥茂裏一籌莫展。 ^[3] 

向將軍長期以湖北為中心，發展洪門組織，到抗日戰爭爆發時，上至四川，下達江浙，無處不是向海潛的勢力範圍，所屬兄弟尤以國民黨軍隊人員為多，李濟深曾是向海潛的山堂會辦。1940年，向擔任國民黨中央革命委員會的高級顧問，參與李濟深的反對蔣介石活動而被蔣政權通輯。這時向仍在桂林擔任李濟深的高級顧問，後經人從中疏通、調解，蔣政府取消了對向的通輯令，並由蔣介石出面，給了他一個“動員委員會常務委員”的頭銜，給月薪光洋三百元，用以“鎖住”向海潛。名義上是“照顧”他，實則是怕向海潛再“搗亂”。

向雖“官高祿厚”，但仍憂國憂民，不願過清閒生活。派王惠民去上海“開山堂””，發展幫會勢力，以掩護留滬的革命黨人。並向蔣介石申請，要求到敵後參加抗日遊擊戰爭。蔣恐其真抗日或別有圖謀，未予批准。於是向一方面以抗日救國動員委員會常委的身份，號召青年學生北上抗田，一方面大辦企業，以實業救國。如合資籌辦貴陽羣倫實業公司、桂林西南機械工廠、武漢大川輪運公司、漢口婦女縫紉合作社、上海華北股份煙草公司杭州分公司等，他都擔任董事長或名譽董事長的職務。 ^[2] 

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向海潛由重慶回上海辦理洪門復員，組織上海市協社、洪興“協會，均自任理事長。又會合上海市各幫會領商議聯合。有人提議組黨，向則主張組會而不組黨。經過協商，成立了“中國新社會建設協會”，向海潛被推選為理事長，徐寬任幹事長，聘任章士釗為秘書長。這時，陸軍中將樊崧甫撰寫了一份《反對內戰宣言》，要以“中國新社會建設協會”的名義發表。因措詞強硬，不利團結，為了和平，向海潛説服了大家，沒有發表。但同意與李濟深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合作，因為“民革”是反對內戰，主張國共合作，共同建設新國家的。

上海解放前夕，向海潛被國民黨反動派列入黑名單中，由特務將其本人、家屬強行押上飛機送往香港。全國解放以後，向海潛派袁良騶到上海、北京，分別向陳毅、董必武、李濟深、沈鈞儒、張執一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遞交信件，表示擁護人民政府，但這時的向海潛已失去人身自由，不能有所作為了。1974年9月7日病逝於香港，終年86歲。向在海外之家遷居台灣省，向老將軍的骨灰移葬於台北市郊，立有向氏夫婦合瑩的墓碑。 ^[2] 

向將軍有兩子，長子鐵錚，曾任武漢鋼鐵公司幹部；長孫柏林，將軍在世時給取名為少錚；孫女瓊玲；曾孫女向凱、曾孫兒嚮往均在湖北鄂州市的武鋼程潮鐵礦。鐵錚夫婦已退休，生活悟靜閒適。據鐵錚介紹：1949年上海一解放，華北軍政委員會就登報尋找向老將軍遺落在上海的鐵錚夫婦，他倆要求回湖北老籍，組織上代為聯繫，讓他們回到了漢口.

1951年，中南軍政委員會負責人張執一接見了向鐵錚，安排他到中南第二工程公司工作。隨着二公司改為華中鋼鐵公司籌備處和武鋼後，鐵錚就成為武鋼的一名幹部了。武鋼的黨政領導對向老將軍之子鐵錚非常關心，千方百計地將他的妻子調來武鋼。鐵錚之女瓊玲在青山工作，已添了外孫；子柏林也有了一子一女，祖孫三代，一家六口，其樂融融。

次子榕錚，後居台灣省，曾任台北市法院法官，孫女慈賢、孫兒士賢、近賢均在台北生活，已與大陸親人通了信。榕錚在給家中的來信裏追述説：“老人在世時，常撫鷹長嘆，老淚潛然，時時掛念鐵錚夫婦。並叮囑榕錚：當他謝世之後，一定要將骨灰移置故里。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