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十九首·西北有高樓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交疏¹結綺²窗，阿閣³三重階。

上有絃歌聲⁴，音響一何悲！

誰能為此曲？無乃⁵杞梁妻。

清商⁶隨風發，中曲⁷正徘徊。

一彈再三嘆，慷慨⁸有餘哀。

不惜⁹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願為雙鴻鵠¹¹，奮翅起高飛¹²。

那西北方有一座高樓矗立眼前，堂皇高聳恰似與浮雲齊高。

高樓鏤著花紋的木條，交錯成綺文的窗格，四周是高翹的閣檐，階梯有層疊三重。

樓上飄下了絃歌之聲，這聲音是多麼的讓人悲傷啊！誰能彈此曲，是那悲夫為齊君戰死,悲慟而"抗聲長哭"竟使杞之都城為之傾頹的女子。

商聲清切而悲傷，隨風飄發多淒涼!這悲弦奏到"中曲"，便漸漸舒徐遲蕩迴旋。

那琴韻和"嘆"息聲中，撫琴墮淚的佳人慷慨哀痛的聲息不已。

不嘆惜錚錚琴聲傾訴聲裏的痛苦，更悲痛的是對那知音人兒的深情呼喚。

願我們化作心心相印的鴻鵠，從此結伴高飛，去遨遊那無限廣闊的藍天白雲裏！

慨嘆着“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的漢末文人，面對的是一個君門深遠、宦官擋道的苦悶時代。東漢末年，是統治階級內部矛盾表現得最尖鋭的時期，同時也是政治上最混亂，最黑暗的時期。一批官僚和平日敢於議論朝政的大知識分子，接連地受到殺戮和禁錮。賣官鬻爵，賄賂公行。東漢王朝崩潰的前夕，政治上的腐化和墮落已達到頂點。在這種情況下，一般士人更是沒有出路。

同時這又是黃巾大起義的暴風雨即將到來的時候。都市情況混亂的另一面，則是農村的凋殘破落。東漢政權的建立，實際並沒有安定幾十年，就不斷地發生農民暴動。隨着土地兼併的劇烈，苛捐雜税的增加， 到了靈帝劉宏時代， 廣大人民的生活已陷入絕境。家園的殘破，時代的擾攘，安定生活的不可能實現，正當職業的無法取得，使這批脱離生產的知識分子們陷於有家歸不得的境地。因此在詩中處處充滿失意沉淪的情感 ^[1]  。

南朝蕭統在編選《文選》時，由於這十九首詩歌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都比較接近，在古詩中是一個有獨立意義的作品羣，於是將失去樂調與作者姓名的十九首五言古詩編在一起，題為“古詩十九首”。本詩即是其中一首。 ^[2] 

這是一首寫知音難覓的詩。從詩意看，詩中主人公是一位在生活中因失意而彷徨的人。淒涼的絃歌聲從重門緊鎖的高樓上隱隱傳來，其聲調的悲涼深深地感染了樓下聽歌的人。詩中沒有點明時間，從情理説大約正什夜晚。在萬籟俱寂中，聽那“音響一何悲”的琴曲，恐怕更多一重哀情籠蓋而下的感覺吧。

這感覺在詩人心中造成一片迷茫：“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杞梁”即杞梁殖。傳説他為齊君戰死，妻子悲慟於“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竟使杞之都城為之傾頹（崔豹《古今注》）。

而今，詩人所聽到的高樓琴曲，似乎正有杞梁妻那哭頹杞都之悲，故以之為喻。全詩至此，方着一“悲”字，頓使高樓聽曲的虛境，蒙上了一片淒涼的氛圍。

從那清婉悠揚、感慨哀傷而又一唱三嘆的歌聲中，詩人清晰地感受到了歌者經歷的慘痛和被壓抑的內心痛苦。這令人不禁要推想，歌者是誰？莫非是杞梁妻那樣的憂傷女子？詩人既在樓下，當然無從得見；對於讀者來説，便始終是一個未揭之謎。

不過有一點是清楚的：詩中將其比為“杞梁妻”，自必是一位女子。這女子大約全不知曉，此刻樓下正有一位尋聲而來、佇聽已久的詩人在。她只是錚錚地彈着，讓不盡的悲哀在琴聲傾瀉：“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商”聲清切而“多傷”，當其隨風飄發之際，聽去該是無限淒涼。這悲弦奏到“中曲”，便漸漸舒徐遲迴，大約正如白居易《琵琶行》所描述的，已到了“幽咽泉流水下難”、“冰泉冷澀弦凝絕”之境。

接着是鏗然“一彈”，琴歌頓歇，只聽到聲聲嘆息，從高高的樓窗傳出。“一彈再三嘆，慷慨有餘哀”：在這陣陣的嘆息聲中，正有幾多壓抑難伸的慷慨之情，追着消散而逝的琴韻迴旋！這四句着力描摹琴聲，全從聽者耳中寫出。但“摹寫聲音，正摹寫其人也”。

可是，最值得憂傷的不是歌者的哀痛，而是沒有人能夠理解她箇中的傷感，知音難覓可能才是她感傷嘆息的真正原因。詩人借高樓上的歌者之悲抒寫的是自己的人生感受，“但傷知音稀”是一種具有廣泛社會性的苦悶、悲傷和期待。

詞人將所抒之情融於幻景之中。對於聲音的描寫細膩生動，歌者與聽者遙相呼應，把失意之人的徘徊、悲切、希冀全面地展現出來了。

當代戲劇學家張庚《古詩十九首解》：“讀者從那琴韻和“嘆”息聲中，能隱隱約約，“看見”了一位蹙眉不語、撫琴墮淚的“絕代佳人”的身影。但妙在詩人“説得縹緲，令人可想而不可即”罷了”。

清初詩歌評論家吳淇《選詩定論》稱《古詩十九首》中：“惟此首最為悲酸”。 ^[3] 

此詩的作者，就是這樣一位彷徨中路的失意人。這失意當然是政治上的，但在比比傾訴之時，卻幻化成了“高樓”聽曲的悽切一幕。從那西北方向，隱隱傳來錚錚的絃歌之音。

詩人尋聲而去，驀然抬頭，便已見有一座“高樓”矗立眼前。這高樓是那樣堂皇，而且在恍惚之間又很眼熟：“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刻鏤着花紋的木條，交錯成綺文的窗格；四周是高翹的閣檐，階梯有層疊三重，正是詩人所見過的帝宮氣象。但帝宮又不似這般孤清，而且也比不上它的高峻：那巍峨的樓影，分明聳入了飄忽的“浮雲”之中。人們常把這四句所敍視為實境，甚至還有指實其為“高陽王雍之樓”的（楊炫之《洛陽伽藍記》）。其實是誤解。

明人陸時雍指出，《古詩十九首》在藝術表現上的一大特點，就是“託”：“情動於中，鬱勃莫已，而勢又不能自達，故託為一意、託為一物、託為一境以出之”（《古詩鏡》）。

此詩即為詩人假託之“境”，“高樓”云云，全從虛念中託生，故突兀而起、孤清不羣，而且“浮雲”縹緲，呈現出一種奇幻的景象。　那“絃歌”之聲就從此樓高處飄下。詩中沒有點明時間，從情理説大約正什夜晚。

在萬籟俱寂中，聽那“音響一何悲”的琴曲，恐怕更多一重哀情籠蓋而下的感覺吧？這感覺在詩人心中造成一片迷茫：“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杞梁”即杞梁殖。

傳説他為齊君戰死，妻子悲慟於“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竟使杞之都城為之傾頹（崔豹《古今注》）。而今，詩人所聽到的高樓琴曲，似乎正有杞梁妻那哭頹杞都之悲，故以之為喻。全詩至此，方着一“悲”字，頓使高樓聽曲的虛境，蒙上了一片淒涼的氛圍。

四句着力描摹琴聲，全從聽者耳中寫出。但“摹寫聲音，正摹寫其人也”（張庚《古詩十九首解》）。

讀者從那琴韻和“嘆”息聲中，隱隱約約地“看見”了一位蹙眉不語、撫琴墮淚的“絕代佳人”的身影。但妙在詩人“説得縹緲，令人可想而不可即”罷了（吳淇《選詩定論》）。當高樓絃歌靜歇的時候，樓下的詩人早被激得淚水涔涔：“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人生誰無痛苦？但這歌者的痛苦似乎更深切、廣大，而且是那樣難以言傳。當她借錚錚琴聲傾訴的時候，難道不希望得到“知音”者的理解和共鳴？但她找到了“知音”嗎？沒有。

這人世間的“知音”，原就是那樣稀少而難覓的呵！如此説來，這高樓佳人的痛苦，即使借琴曲吐露，豈不也是枉然－－這大約正是使她最為傷心感懷、再三嘆自的原故罷？但是，我們的詩人，卻從那寂寂靜夜的悽切琴聲中，理解了佳人不遇“知音”的傷情。

這傷情是那樣強烈地震撼了他－－因為他自己也正是一位不遇“知音”的苦苦尋覓者呵！共同的命運，把詩人和“歌者”的心連結在了一起；他禁不住要脱口而出，深情地安慰這可憐的“歌者”：再莫要長吁短嘆！在這茫茫的人世間，自有和你一樣尋覓“知音”的人兒，能理解你長夜不眠的琴聲。“願為雙鴻鵠，奮翅起高飛”，願我們化作心心相印的鴻鵠，從此結伴高飛，去遨遊那無限廣闊的藍天長雲！這就是發自詩人心底的熱切呼喚，它從詩之結句傳出，直身着“上與浮雲齊”的高樓綺窗飄送而去。

傷心的佳人呵，你可聽到了這曠世“知音”的深情呼喚？正如“西北有高樓”的景象，全是詩人託化的虛境一樣；人們自然明白：就是這“絃歌”高樓的佳人，也還是出於詩人的虛擬。詞人借佳人不遇“知音”之悲，抒寫自身政治上的失意之情罷了。

不過，悲憤的詩人在“撫衷徘徊”之中會生此奇思：不僅把自身託化為高樓的“歌者”，而且又從自身化出另一位“聽者”，作為高樓佳人的“知音”而欷歔感懷、聊相慰藉－－透過詩面上的終於得遇“知音”、奮翅“高飛”，人們感受到的，恰恰是一種“四顧無侶”、自歌自聽的無邊寂寞和傷情！詩人的內心痛苦，正藉助於這痛苦中的奇幻之思，表現得分外悱惻和震顫人心。 ^[4] 

漢無名氏是一批作詩而未留名的詩人的統稱。漢無名氏寫的詩，內容大多數是寫夫婦之間或朋友之間的離愁別緒和士人的彷徨失意，有些作品表現出及時行樂的思想。語言樸素自然，描寫生動真切，在五言詩的發展上有重要地位。

無名氏指姓名不可考的人清俞樾 《茶香室叢鈔·茶湯》：“ 宋 無名氏《南窗紀談》雲：‘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 清陳廷焯 《白雨齋詞話》卷五：“ 宋 無名氏《九張機》，自是逐臣棄婦之詞，悽婉綿麗，絕妙古樂府也。”魯迅《南腔北調集·經驗》：“人們大抵已經知道，一切文物，都是歷來的無名氏所逐漸的造成。”梁代蕭統（501-531）編《文選》 （中華書局1977年版）。《行行重行行》為無名氏所寫。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