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元

1919年8月5日出生於廣東香山縣那洲鄉（現屬珠海市）。

1932年 考入廣東省立第一中學（廣雅中學）。

1938年赴延安，先後在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學習。

1939年 進入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美術系第三期學習，開始木刻創作，在學期間曾任鄉政府文書 ^[1]  。

1941年 在“魯藝”擔任美術工場木刻組長，兼任部隊藝校美術教員。

1942年 參加延安整風運動和“延安文藝座談會”，參加“全國木刻展”，引起各界和國際輿論注目。同年，在重慶舉辦的全國木刻展覽會，徐悲鴻先生撰文稱讚古元作品。

1944年 “魯藝”美術工場改為研究室，任研究生、創作組長，被選為“甲等文教模範”，在陝甘寧邊區文教代表大會上獲甲等獎 ^[1]  。

1945年 隨“魯藝”離開延安前往東北，途中交通受阻，遂留在華北解放區。

1946年 任華北聯合大學文藝學院美術系教員。

1947年轉東北解放區，先後於哈爾濱松江文工團做美術工作，任《東北畫報》美術記者。1949年3月參加第一屆擁護世界和平大會。

1950年，任中央新聞攝影局美術研究室副主任 ^[1]  。

1951年創作新年畫《毛主席和農民談話》，獲中央文化部頒發的新年畫二等獎。曾參加革命博物館的歷史畫創作。歷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協會副主席，中國版畫家協會主席。

1952年 調任人民美術出版社創作室主任。58年 到河北省遵化縣農村參加勞動，1959年調中央美術學院任教授、版畫系教研室主任，後任第一畫室主任 ^[1]  。

1979年 任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

1 9 8 3 年 被任命為中央美術學院院長。

1985年 當選美協副主席。

1987年 辭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職務。曾當選第一、三、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為第五至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1]  。1956年以來，曾出訪印度、保加利亞、匈牙利、日本、西德等國。

1987年接受盧森堡大公授予的皇冠勳章 ^[1]  。

1996年8月10日逝世，享年77歲。

古元木刻畫《人橋》(1張)

從高空俯瞰大地，中國的版圖上有一座山和一條河曾生養過“中國藝術中一卓絕之天才”（徐悲鴻語），這山舊稱香山，這河乃為延河，這位藝術天才就是中央美術學院第三任院長，人民畫家古元先生。

1919年，古元出生於香山縣唐家灣鎮那洲村，並在那裏度過了他的整個童年。唐家灣鎮人傑地靈，民國政府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清華大學第一任校長唐國安等一大批歷史名人都生長於茲。1937年7月盧溝橋戰火燃起，日寇的魔爪伸向中國，廣州也遭日機的空襲，古元被迫停學回到家鄉，在一所小學校擔任代課教師。空閒時同弟弟古文勝帶着乾糧和畫具步行到唐家前環、共樂園、龍譚疊石等名勝作水彩畫寫生。這裏的村舍、山巒、溪流、海灣、漁帆、海島等大自然景物，實在太美麗了，他借景抒情，畫出一幅幅詩一般優美的圖畫，從上午畫到太陽下山。他説：“我對山川風物很喜愛，尤其喜歡帶有勞動人民鄉土氣息的景色。我常常帶着畫具到生活中去觀察思考，尋找自然界和生活的美，通過風景畫表達我內心的情意。”然而，他又感嘆美麗河山就要被豺狼蹂躪。他於是在教課之餘繪製一些日寇暴行的宣傳畫，張貼在家鄉的街頭上，這是他首次向社會展示自己的繪畫作品。他又積極參加來村裏的一支抗日救亡宣傳隊，擔任美術宣傳工作。後來又結識宣傳隊成員譚福鑫（解放後首任中山縣委書記，後改名譚桂明）和楊維學，在他們的影響下，於1938年夏天，到廣州八路軍辦事處報名參軍，奔赴延安，入讀魯迅藝術學院，並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0年農曆正月二十七，日軍從唐家前環和香洲環登陸，珠海地區全部失陷。由於爆發太平洋戰爭，古萬建被中斷僑匯，經濟無援，家鄉鬧饑荒，他夫婦二人和子女古素然、古羅結、古文倫因餓病而相繼去世。古元知道後萬分悲痛，對日寇的入侵更加切齒痛恨！他深切關懷着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以畫筆作武器，深入農村和戰地生活，用木刻創作出有時代感召力的《運草》、《減租會》、《離婚訴》、《練兵》、《部隊秋收》、《哥哥的假期》、《人民子弟兵》、《擁護咱們老百姓的軍隊》和後來的《人橋》等名作。人物寫意傳神，撼動人心，引起全國的強烈反響。他在繪人物畫的同時，不忘讚美祖國的大好河山，他認為“欣賞風光性作品不但有美的享受，還可喚起人們對國家土地、自然環境的熱愛，即使敵人侵犯，也要誓死保護。”表達了他深切的愛國主義情懷。古元的藝術作品，都是以現實主義為主導地位，他是從生活出發，吸取題材，然後用藝術手法表達思想感情。他把自己比作一隻辛勤的蜜蜂，“從人民生活的泉水中釀造出精神的甜蜜”。古元的版畫擺脱了西方木刻的影響，創造出陽刻為主、構圖多變、簡潔、明朗、清新、具有鮮明民族特色和地方特點的獨特風格。這種藝術風格的出現，成為在中國新興版畫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和重大而深遠影響的突破。

古元晚年對故鄉仍一往情深，歷歲彌濃，他的山水筆墨最早是家鄉滋養的呵。1983年，他回到魂牽夢縈的故鄉，進入故居，見到放在神龕裏父母親的肖像因年久模糊了，就重新素描兩幅畫像，以表哀思。他很懷舊，望見祖屋前小時候常在這裏玩耍的一棵老榕樹，即景生情，花了很多心血去構思，畫出一張很大幅的榕圖，名為《榕樹下》，表達故鄉是他的根。他在臨終前仍不忘家鄉，囑咐家人把他大部分作品捐獻給家鄉人民。珠海政府在山場村石溪建成古元版畫藝術紀念館，讓古元的版畫重放異彩。而今古元故居已完全修復，現已免費對外開放。

圖片： ^{[2]  [6-12]} 

古元：現代中國版畫界“卓絕之天才”。古元，是延安木刻最具代表性的畫家之一，他的不少作品因為濃郁的鄉土氣息、獨特的民族與地域特色成為新興版畫的經典。當時藝術大師徐悲鴻於展覽會上見到古元的木刻，興奮地在報上發表文章，稱其為“中國藝術界一卓絕之天才”，“惟對於還沒有二十年曆史的中國新興版畫界已誕生一巨星，不禁深自慶賀。”

新中國成立後，古元的作品以歌頌社會主義建設和美好生活為主，抒情風格和獨特的水印技巧與語言迎來其創作歷程中的另一高峯。他去世時，曾經受其影響頗深的當代藝術家徐冰，在文章中分析道，他的作品呈現的是生活中的中國人，而不是話劇中的中國人，我們從中得到的是一種真正的關於中國人的信息。歷史如何塑造了這樣一位大藝術家，這樣一位藝術家又能給我們當下藝壇給予何種啓示，這是我們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我們籠統地將古元木刻創作分為兩個大的時期：延安時期和新中國時期，依照歷史的線索來展現這位藝術家的心路歷程。

古元1919年出生於廣東香山縣那洲鄉（現屬珠海市）。1932年入廣東省立第一中學（廣雅中學）學習，他愛好美術，課餘常作水彩寫生。1938年春天回家鄉農村當小學教員，並參加民眾抗敵後援會工作。9月由八路軍駐粵辦事處介紹，到達陝北，入陝北公學學習，課餘參加美術小組，進行革命宣傳活動，並開始練習木刻。次年1月到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美術系第三期正式學習木刻創作。《運草》是其1940年在學習期間所作的重要作品。從他對馬的運動神態以及車輪結構的準確把握，黑白對比關係、柔和氣氛的精心經營，可看出他對生活的細微觀察及木刻技術的日臻成熟。

1940年6月，古元於魯藝畢業到延安縣川口區碾莊參加農村基層工作。《入倉》、《牛羣》、《鍘草》等反映碾莊人民生活的作品就是在這裏創作的。這幾件作品都比較注重對畫面灰調子的刻畫，黑白層次細膩豐富，氣氛恬靜，韻味雋永。第二年5月，古元離開碾莊回到魯藝，在美術工場任木刻組長，並擔任部隊藝校美術教員，創作了《逃亡地主歸來》、《騾馬店》等作品。《逃亡地主歸來》刻畫地主全家騎着馬或毛驢，載運着箱櫃緩緩行進在歸家途中的情景，前面由一名駝背長工牽馬引路，後有一隻哈巴狗緊緊跟隨，頗為生動形象。1942年延安開始整風運動，古元積極地投入到這一運動中去，並被選為代表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哥哥的假期》就是在這一年創作的。作品表現的是一名八路軍戰士假期中回到家中為家人及鄉親們所圍聚的歡樂場景。戰士在興致勃勃地講述着部隊生活，鄉親們聚精會神地聽着，一位小姑娘上前指着戰士的臂章比劃着“八路”二字，另一位小姑娘則左手拿着報紙右手牽着一個小男孩，小男孩穿戴上戰士的行裝，笨拙地模仿着戰士的動作。整個場面洋溢着極富感染力的快樂氣息。《哥哥的假期》有兩個版本，初拓本整體上顯得明朗，刀法也比較豐富，畫面較為輕鬆活潑，但個別人物刻畫稍顯單薄；另一個版本則在刀法刻線方面更加統一規整，人物刻畫的層次也更細膩，某些人物動態的細微調整和明暗關係的再處理，使畫面組織更加緊湊，形式感更強。古元的版畫參加重慶舉行的全國木刻展，引起極大關注。徐悲鴻先生給予很高評價，將其譽為中國新版畫界的巨星。

1943年延安整風繼續進行。古元隨運鹽隊到三邊體驗生活。這一年創作成績顯著，《離婚訴》、《宿營》、《練兵》、《八路軍秋收》、《減租會》、《馬錫五調解婚姻訴訟》都是這時的重要作品。《離婚訴》也有兩幅。兩幅的構圖、人物形象塑造及表現技法完全不同。第一幅作於1941年，以陰刻為主，表現眾多鄉親圍觀一名婦女向蹲在桌上吸旱煙的村幹部傾訴自己不幸的場景，畫面色調濃重，層次感強；作於1943年的這幅同名版畫則是另一種藝術面貌。以陽刻為主，畫面極為簡潔明快，執筆的村幹部、訴苦的婦女，門口圍觀的鄉親，以及村辦公室的陳設交代得清楚明瞭，讓人一目瞭然，整幅畫面格調清健，富有民間意味。《減租會》是堪稱典範的一幅作品，描繪的是農民與地主面對面的減租鬥爭，農民將地主團團圍住，有人直指其面，有人在按指逐條説理，有人拿出賬本，有人在交頭議論，有人在吸煙沉思，抱着嬰孩的婦女也參加了會議，地主被圍困在中間，一手撫懷，一手指天，替自己作着辯解。人物眾多，但表情神態各異，形象動作無一不鮮明生動，既符合了主題揭示的需要，又沒有扭曲真實的面貌；陳設道具皆富於典型性，畫面黑白對比處理精到，組織布局張弛有度，場面戲劇感強。1944年魯藝美術工場改為研究室，古元任研究生、創作組長，因歷年在美術創作的傑出成績，被選為甲等文教模範，參加陝甘寧邊區文教代表大會，受甲等獎。這一年他創作了《給老炊事員祝壽》、《人民的劉志丹》等優秀作品。《人民的劉志丹》是一幅描繪歷史題材的圖畫，描寫陝甘寧邊區創造者之一的劉志丹前往新解放的村莊接見貧苦羣眾的情景。對劉志丹睿智堅強的領導者形象與勤勞善良、深受苦難的羣眾熱忱擁護劉志丹場面的刻畫絲絲入扣，情感交融的場景與奔放有力的刀法相得益彰，版畫語言的特色和主題形象的彰顯均表露得淋漓盡致。

1945年11月古元隨魯藝離開延安前往東北，因途中交通受阻滯留華北解放區。在那裏，他擔任了華北聯合大學文藝學院美術系教員，並參加了土地改革運動。轉入東北解放區後，他又再次參加土改。這一階段，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焚燬地契》和《人橋》。前者描繪了土改中激動人心的一幕，農民們衝進地主宅院，將地主的土地房產契約翻搜出來一把火燒掉，升騰的火焰，敲鑼打鼓、歡呼雀躍的人羣，構成農民革命勝利的戲劇性畫面。

新中國成立以後，勝利的氣氛以及社會建設的火熱場面給古元以巨大鼓舞，他以畫筆辛勤地歌頌着革命的歷史和新的社會生活。建國初的幾年，他的藝術道路較為順暢，政治地位也很高。他參加了當時政府極力推崇的新年畫運動，作品《毛主席和農民談話》獲得文化部頒發的二等獎。他又曾訪問朝鮮和印度，創作了反映中朝共同抗美以及印度人民熱情好客的版畫。1956年他創作了眾多藝術家都表現過的題材《祥林嫂》，但他通過對人物形貌及眼神的深入刻劃，生動準確地展現了原著中的人物精神，給人以強烈的震撼。

1956至1957年古元創作中另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甘蔗園》和《劉志丹和赤衞軍》。他以濃郁的抒情筆調刻劃了鶯雁翻飛、一片綠色蔗園裏，農民們在收割甘蔗的富有詩意的畫面。而劉志丹的題材他之前已經有過成功的創作，這次以向心團聚的構圖方式表現了劉志丹與環繞四周的赤衞軍在戰鬥間歇暢談的熱烈場面。用筆大刀闊斧，黑白對比強烈，繁簡結合得當，虛實相生，可説是又一幅完美成功之作。

然而在1957年的時候，古元遇到了意外的挫折，好友江豐被打成“右派”給他很深的刺激，他也因為替江豐鳴不平而受到批判，幸有某位中央領導力保才未被劃成“右派”，但他還是被下放農村勞動，心境受到影響。 不過很快他便得以調中央美術學院任教授。

他沿着講究色澤與朦朧的抒情格調的水印版畫一路於1962年創作出了可視作建國後巔峯之作的套色木刻《玉帶橋》，畫面裏的弧形橋身如白玉般潔白，拱形的橋洞與映射在池水中的倒影形成完整的橢圓，有垂釣者立於橋下，岸上綠樹葱葱，池水中荷葉翩翩，粉紅的花蕾與行走在橋上的持紅傘女子形成呼應，構成和諧美好的景緻。很顯然，他的創作取向受到當時版畫整體環境的影響，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領導層對於風景畫有所提倡，版畫中出現了向抒情的、優美的、細膩的方向發展的取向；而古元本人一直都對抒情性的風景寫生有着濃厚的興趣，兩相結合鑄就了他的創作上的又一個重要發展階段。 “文革”開始的時候，古元如其他很多藝術家一樣被迫停止了創作。但1972年他又被借調回北京，獲得創作和參加美術活動的機會。

“文革”一結束，古元便歡欣鼓舞地創作了喻示新時代來臨的系列新作，如《十月的喜訊》、《悼念和戰鬥的詩篇》、《初春》、《瑞雪》等。“文革”之後，古元的行政領導工作逐漸多起來，社會活動也較為繁忙，但他仍然堅持下鄉寫生，表現壯美的自然風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他還創作了一些富有寓意的作品。比如《給人們甜蜜》，通過表現養蜂人和蜜蜂的勞動表達為人民釀造精神甜蜜的主題。這個時候的作品總體風格上延續了以前的路子，但更趨簡練，更講求強烈的視覺效果。

古元對於自己的藝術方向是抱着堅定的態度的，上世紀80年代正是新潮美術興起的年代，在他的一次個人展覽上，有觀眾留言道：“你的展覽會我幾分鐘便看完了，老一套，希望你趕快創新！”可是古元卻處之泰然，並不為之動搖。這構成他藝術生涯中頗具意味的一個插曲。他對自己的藝術有足夠的自信。他曾説：“藝術上應該各行其道，我不要求別人走我的道路，別人也無權要求我和他走一樣的道路。”

作為延安時期極具代表性的版畫家，特殊的生活場景、學院教育和政治思想塑造促成了他創作的政治立場、審美傾向以及技術手法等。

延安的生活戰鬥景觀讓他看到了變革的新氣象和社會發展的出路。以把握藝術武器，繼承魯迅革命傳統，理論與實踐密切聯繫，一切服從抗戰為辦學宗旨的魯藝讓他在教育學習中掌握技術，在生活勞動中汲取養料。而政治意識形態的鍛造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他藝術創作的立場、深入生活的視角，進而影響到創作表現形式的選擇。毛澤東在“魯藝”視察的講話闡明藝術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場以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於藝術與政治關係的鮮明闡述，對古元的藝術創作起到根本性作用。尤其是後者使他的創作更加註意反映邊區的政治生活，同時在處理這些政治生活題材時，思想上的傾向性也是十分明顯的，以圖使自己的藝術起到宣傳黨的思想政策的作用。在配合政策、深入生活的過程中，他積極探索為羣眾喜聞樂見的表現形式，產生了一批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明朗簡潔的藝術作品。古元的木刻在思想內容上適應了抗戰需要，但又不是簡單地圖解革命概念，他還十分注重發揮版畫藝術的特點，構圖刀法皆精心經營，注意來自生活基礎的細膩塑造。當然，他對沉靜自然、單純樸實的風格的追求還與其樸素温和的個人氣質有着密切聯繫。

讓當代藝術家徐冰念茲在茲的古元的魅力，更多的也是指向延安時期，他説，古元的魅力“不僅在於他獨有的智性及感悟，而是他所代表的一代藝術家在中國幾千年舊藝術之上的革命意義。不僅是其藝術反映了一場社會革命運動，重要的是一切有價值的藝術家及其創作所共有的藝術上的革命精神，這實際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前衞’精神。”以他為代表的藝術家對社會的參與實踐、對藝術語言的改造和建設，以及拋棄舊藝術的腐朽氣和消除生吞西方藝術的痕跡，獲得與人民相濡以沫的平和自然等功績，極容易讓我們聯繫到當下中國藝術家們在面對傳統和西方時依然存在的困窘處境。但我們應該看到，古元他們的革新精神是在政治的強力左右下，在與所植根的土地深入接觸中，更為重要的是在藝術家所遭遇的煉獄般的思想與心靈的鍛造過程中形成的。這種思想烙印是如此深刻，使得那一代藝術家很難再產生新的革命性變化。即使是在改革開放後，這也是值得我們深省的。

歷任人民美術出版社創作室主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中國版畫家協會副主席、北京水彩畫研究會名譽會長。作品有《減租會》、《燒燬舊地契》、《人橋》、《劉志丹和赤衞軍》、《棗園燈光》等。出版有《古元木刻選》、《古元水彩畫選》等。

於1996年8月10日不幸病逝，享年77歲。

作品展示： ^{[4-5]  [13]} 

2023年5月5日，為加強文物保護工作，防止近現代珍貴文物流失，古元被國家文物局列入“1911年後已故書畫類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單”，其代表作不準出境。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