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攻大陸

在中日關係因釣魚島問題而陷入僵局的背景下，台灣國民黨當局簽訂的“台日漁業協議”談判以日方作出重大讓步而簽署。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打出台灣這張牌，和他本人及安倍家族與台灣的歷史淵源及其“台灣情結”是分不開的。 ^[2] 

安倍家族在日本政壇聲名顯赫。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及其胞弟佐藤榮作均在日本戰後擔任首相，父親安倍晉太郎曾擔任外相等要職。岸信介和佐藤曾是日本自民黨內“台灣幫”掌門人，日本戰後以現任首相身份訪問台灣的僅此兩人。

受外祖父影響最大的安倍晉三，繼承着岸信介的思想和行動，成為“台灣幫”的一員。有人評價説，安倍是一個“穿牛仔褲的岸信介”。 ^[2] 

日軍在建立“偽滿洲國”傀儡政府後，有“昭和之妖”之稱的岸信介，曾先後擔任負責掠奪中國東北經濟資源的產業部次長和總攬機要的總務廳次長。日本投降後，他被定為甲級戰犯。

1948年12月出獄後，岸信介積極組織“日本再建同盟”，鼓吹重整軍備。

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剩下50多萬軍隊連同100多萬官員和眷屬逃到台灣。 ^[5]  岸信介結識了從中國大陸逃至日本的馬貽明。馬貽明直接受國民黨中央黨部第6組蔣經國親信陳建中指揮。蔣家父子通過馬貽明以香蕉出口作武器，對岸信介等日本政界要人展開院外活動，培植親台勢力。岸信介通過香蕉貿易獲取鉅額利益，藉此培養一大批“台灣幫”，成為“台灣幫”的開山鼻祖。 ^[2] 

1950年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以朝鮮戰爭爆發為藉口，宣佈出兵朝鮮的同時也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 ^[5] 

新中國成立以後，自1953年起，大陸實行了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 ^[1] 

1954年，岸信介與蔣介石秘密成立反共聯盟。 ^[2]  在1950年至1954年間，台當局致力於防衞台澎金馬，鞏固“復興”基地，創造有利“反攻”形勢。在這期間，台當局並未制訂詳細的“反攻大陸”計劃。而在大陸出現天災之後，台灣的蔣介石政權嗅到了可乘之機，積極在台秣馬厲兵，伺機反撲大陸，各種計劃紛紛出爐。在“國光計劃”正式啓動前的五六年間，台當局共制定了凱旋、中興、聯戰等作戰計劃。 ^[1] 

1951年內，國民黨軍對大陸沿海進行了數以百計的小股竄擾，大都遭受覆沒性打擊。 ^[5] 

1952年，國民黨將攻擊規模提升到團一級甚至更高，在浙江沿海仍屢次挫敗，卻在10月間進攻福建南日島時佔了便宜。進攻南日島時，國民黨軍投入陸軍9000人登陸且有海空軍掩護，解放軍守島部隊連同增援部隊僅1400人。經兩天激戰，國民黨軍雖傷亡近千人，解放軍卻死亡、被俘1300多人，全島失陷三天，政權也遭摧毀。解放軍調集重兵反攻時，國民黨軍卻以“抓一把就走”的方式撤退。中央軍委和福建軍區經過此仗敲了一記警鐘，又重新思考沿海守備和反登陸竄犯問題。

1952年，東山島在只有一個營守軍。 ^[5]  1953年初增加為一個公安團(編制小於野戰部隊)1200餘人。通過學習在朝鮮部隊坑道戰的經驗，東山島守軍在全島制高點公雲山也挖了兩條坑道，能夠抗禦飛機和火炮的攻擊。1月艾森豪威爾就任美國總統後，2月2日在其首次國情諮文中公開鼓勵台灣國民黨軍襲擊大陸，人稱這是實行“放蔣出籠”的政策。不過在這一年頭幾個月裏，國民黨軍只是保存實力靜觀動態。6月8日，朝鮮停戰談判最後達成協議，蔣介石對於中美關係可能出現緩和十分恐慌，決定採取幾年來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7月13日，志願軍在停戰前夕為了對敵施加壓力，發起抗美援朝後期規模最大的金城進攻戰役，美國同意台灣當局襲擊東山島，以此對新中國在軍事上起牽制作用。 ^[5] 

參加進攻東山島的國民黨軍有4個主力團，2個海上突擊大隊，1個海軍陸戰中隊，共1.2萬人，並有13艘艦艇、21輛水陸兩用坦克和30多架飛機參戰，蔣介石還指定金門防衞司令胡璉統一指揮。進攻前，國民黨空軍還對福建沿海公路上的許多橋樑實施轟炸，其中也炸斷了由乘汽車通向東山島的必經之路──九龍江橋。胡璉估計此橋一週內無法修好，解放軍在泉州的主力部隊徒步增援東山至少需三天時間，他就有時間消滅島上駐軍。他未料到的是，7月15日夜九龍江橋已被當地黨政機關組織民工修好，汽車又可以通行。 ^[5] 

1953年7月15日夜間，駐金門的國民黨軍1萬多人在胡璉指揮下登船起航，船隻駛出料羅灣後即被設在海邊的解放軍觀察哨發現。福建軍區馬上通知沿海部隊做好戰鬥準備，不過還不知道攻擊目標在哪裏。守備東山島的公安80團接到命令，如遇優勢敵軍進攻，應留少量部隊遊擊周旋，主力同島上黨政幹部一齊撤出，待主力增援後反攻，以免蹈南日島覆轍。7月16日拂曉，東山島沿岸民兵和部隊巡邏人員聽到敵艦艇接近的馬達聲，立即向團部報告。接着，東山島後側連接大陸的渡口處發現國民黨傘兵。公安80團團長遊梅耀認為敵來犯兵力較大，島上已修築了坑道工事，如讓給敵軍，隨後反擊也會增加困難，不如留下堅守等待主力增援。這一意見上報福建軍區司令員葉飛後，馬上得到同意，同時葉飛命令機動部隊立即向東山島開進。 ^[5] 

解放軍第31軍最早調動的部隊是步兵第272團，在天亮時便按軍民共同演習過的動員方式徵集汽車，當地客貨車也立即讓乘客下車並卸下貨物，集中起來運載部隊，使該團在16日上午便到達東山島對面。第28軍第82師和駐廣東黃崗的第41軍第122 師也乘部隊備用的機動車和臨時徵集的商車，向東山島增援。途中遭國民黨空軍轟炸掃射時便對空射擊，驅走敵機後再推開損壞的車輛繼續開進，在16日下午和入夜後也相繼到達東山島對岸。 ^[5] 

1953年7月16日4時40分，天剛矇矇亮，乘登陸艇的國民黨陸軍開始在東山島的多處海灘上岸，以坦克掩護步兵向島縱深攻擊。解放軍前沿部隊在灘頭殺傷了部分敵軍後便逐步後撤。 ^[5] 

此時讓守島解放軍意外的是，460名傘兵在天亮時突然在島北部八尺門降落，這也是國民黨軍在戰史上第一次較大規模地實施空降作戰。八尺門是通往大陸的咽喉，大陸要增援東山島非經這個渡口。如果敵人傘兵控制了八尺門，解放軍援軍即使趕到，短時間內也只能“隔岸觀火”，打垮這股從空而降的敵人成為贏得東山島保衞戰的關鍵。 ^[5] 

國民黨傘兵是抗戰後期開始建立的精兵，到台灣後由一直援蔣的“飛虎將軍”陳納德和美國中央情報局主持的“西方企業公司”培訓。其成員不僅武器精良、訓練有素，又多從家庭受過共產黨鬥爭者中選拔，因有階級仇恨而作戰頑強極少繳槍。不過因過於強調保密，他們登機時還被告知是去演習，跳傘前才知道任務和所在地，因對地形不瞭解而倉促上陣。 ^[5] 

發現天空出現降落傘時，八尺門渡口附近只有解放軍一個水兵連不足百人，多數人正在掩護島上機關幹部登船向大陸撤退。連長和六名戰士正準備登船時看到大批敵機低空投下一串傘兵，遇亂不驚，立即下船從倉庫裏取出四挺輕機槍對空射擊。最先跳傘的這批國民黨傘兵不是在空中被擊斃，就是因降落傘被打壞而摔死摔傷。地面上突如其來的機槍火力，也使國民黨軍運輸機的飛行員大感恐慌，急忙把飛機拉到1000米高度，這樣的高空跳傘不僅大大延長了傘兵飄落的時間，也導致着陸點分散。 ^[5] 

這批國民黨軍“精英”傘兵着陸時七零八落，為集合隊伍，小隊長、中隊長都帶了發煙筒，着陸時根據身份發出彩色煙霧來引導集合。身上冒彩煙的人馬上引來解放軍機槍射手的注意和掃射，許多人被斃傷，這使地面傘兵花費了近一個小時才組織起來投入戰鬥。事實證明，傘兵飄在空中和剛着陸時最為脆弱，解放軍正好抓住這一戰機在反空降時佔了先機。 ^[5] 

國民黨傘兵跳傘時，解放軍在八尺門的水兵連也在分散之中，他們利用敵軍着陸混亂迅速集合起隊伍，搶佔了渡口邊300多年前抗倭時構築的寨子作為臨時工事。後林村的幾十個民兵也在區委書記帶動下集合，配合解放軍堅守渡口。 ^[5] 

國民黨軍傘兵收攏起來後，除傷亡者外還有300多人，人數和武器都佔很大優勢。他們佔領了一處高地，以重機槍和迫擊炮火力掩護髮起幾次衝擊。戰鬥從早上5點多進行到接近上午9點，水兵連因火力弱和兵力不足退到渡口邊繼續阻擊，贏得了這三個多小時的寶貴時間。9點之後，解放軍第272團乘坐臨時徵用民間汽車趕到八尺門對岸，接着全營600多人突破敵火力攔阻全部登上東山島。 ^[5] 

看到解放軍渡海部隊到達，國民黨傘兵退到後林村附近的高地上。解放軍經過準備，在午後對高地發起總攻，勇猛殺上陣地後展開白刃格鬥，手持衝鋒槍的戰士沒有刺刀，打光了子彈便用鐵鍬拼殺。激戰到下午3點，國民黨軍傘兵大部被擊斃或俘虜，只有不足百人零散逃走，在這天夜晚找到了國民黨軍大部隊會合。 ^[5] 

1953年7月16日上午，解放軍守島部隊主動放棄了東山縣城，於8點左右退守全島的制高點公雲山、王爹山和牛犢山三個核心陣地。由於部隊事先在山上構有坑道和土木工事，因而在國民黨軍猛烈的炮火和飛機轟炸下，能抵擋住數量10倍於己的敵軍一晝夜猛攻。有的表面陣地被敵佔領，部隊就以志願軍在朝鮮進行坑道戰的戰例為榜樣，退入坑道內進行戰鬥。其中公安80團2連依託一條長不到百米的坑道，在27小時內連續打退了國民黨軍49次衝擊，最後的核心陣地一直未失守，一直堅持到半後夜增援部隊大批到達。 ^[5] 

守住公雲山為核心的制高點，粉碎了八尺門降落的國民黨傘兵，這就保證了增援部隊能順利上島並控制有利地形，東山島保衞戰自此勝劵穩操。 ^[5] 

1953年7月16日傍晚，台灣的廣播宣佈已經“佔領了東山島”，並要慶祝“大捷”，其實戰地指揮官胡璉已感到十分沮喪。他看到傘兵奪取渡口失敗，解放軍增援部隊已經進島，最後的希望是攻下公雲山這個制高點，還有可能打敗數量遠少於自己的對方部隊。儘管國民黨軍不擅長夜戰，胡璉仍讓部下發起一次次夜襲，結果一次次被公雲山守軍打了下來。 ^[6] 

在八尺門渡口，因解放軍靠有限的木船渡海，加上要躲避國民黨飛機轟炸掃射，部隊進島速度不快。不過到17日凌晨，第31軍第272團已全部上島，第28軍和第41軍的先頭部隊也已經上島，島上兵力已達到5000人以上。當時福建軍區首長的決心是，待2個師增援部隊全部到達，兵力增至2萬人而對敵佔有優勢後，再發起全面反擊。當時島上一些沒有撤退的黨政幹部也指揮民兵，對國民黨軍不斷採取襲擊，這又擾亂得敵人時刻不安，有力支援瞭解放軍作戰。 ^[6] 

1953年7月17日上午7點，胡璉得知解放軍增援部隊已大批上島，為避免被殲急忙收縮兵力準備撤走。上午10點，解放軍發現國民黨軍已動搖，儘管此時兵力只相當敵之一半略多，仍決定立即開始反擊。中午前，解放軍分三路投入攻擊，國民黨軍以一部掩護，主力則開始登船。 ^[6] 

此時解放軍實施反擊，除了兵力不足，頭頂上還不斷有敵機盤旋轟炸和掃射，國民黨軍的艦艇上的火炮也實施攔截。不過指戰員們，以分散多路的方式避開敵優勢火力，衝到敵前實施近戰和肉搏。17日下午，解放軍第41軍增援部隊攻下了虎山，接近了國民黨主要登船地點湖尾灘，第28軍和第31軍增援部隊奪取了接近海邊的各制高點。不過，當時解放軍沒有海空軍力量，還無法攔截國民黨軍撤退。至黃昏，解放軍消滅了國民黨軍的少量掩護部隊，胡璉率領其他部隊從海路逃回金門。 ^[6] 

據比較可靠的統計，在東山島戰鬥中，解放軍以傷亡、失蹤1250人的代價，殲滅國民黨軍3379人 (其中斃傷2477人，俘虜842人) ，還擊毀坦克2輛，擊沉小型登陸艇3艘，擊落飛機2架。台灣宣傳機構當時吹噓“完成任務成功轉移”，後來其戰史卻基本諱談此戰。 ^[6] 

在1955年至1956年間，蔣介石指定陸軍“副總司令”胡璉邀集“國防大學”及實踐學社教官若干人組成小組，研擬對閩粵“自力反擊作戰構想”，蔣介石也曾聽取簡報一二次，此為蔣介石反攻作戰的開始策劃階段。 ^[1] 

到1957年，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順利完成。大陸工農業生產都有大幅度提高，當時社會安定、民風良好。 ^[1]  1957年3月12日，岸信介主持成立“日台合作委員會”；6月2日竄訪台灣，與台灣當局發表聯合聲明，公然支持台灣當局反攻大陸。 ^[2] 

1957年5月至1958年4月間，蔣介石又令“國防部”遴選優秀軍官30餘人，以任務編組的方式編成“中興計劃室”，全部人員由“國防部”各廳局幹部兼任，並由“參謀本部”常務次長曹永湘兼任主任。下設作戰、後勤等處及若干作業組。後蔣介石又指示陳誠成立督導小組，專門聽取該計劃室簡報。據時任該計劃室處長的邢祖援回憶，該計劃制訂了詳細的作戰策略，包括一般戰備、特種戰備、登陸後作戰及反攻時機假設等內容。 ^[1] 

1958年4月至8月間，台當局又成立“聯戰演戲計劃作業室”，該計劃室基本全部接受“中興計劃”的人員與檔案，仍屬臨時編組性質，由“副總參謀總長”餘伯泉擔任主任委員、蔣緯國擔任秘書處主任。但是，該計劃室的性質卻完全不同，主要是制訂與美軍聯合作戰計劃以“反攻大陸”。該計劃對美軍完全公開，更邀請其參與有關計劃的討論。在作業上，也參照美軍聯合兩棲作戰範式，來制訂兩軍聯合兩棲登陸作戰的程序。邢祖援認為：“此種作業一面具有教育性的意義，一面也轉移美軍的注意力，使其認為國軍的反攻大陸計劃，系以共軍為假想敵的一種訓練、測驗之目的。”該計劃並未有急迫的時間性，僅有二三次由余伯泉向蔣介石報告。 ^[1] 

對於這一系列的“反攻計劃”，蔣介石基本上只是應付附和，基本上是做做樣子而已，並不是真正的“反攻計劃”。蔣介石認為，“反攻大陸”是極機密的事情，不能讓美國參與其中，尤其是在美國不支持其“反攻大陸”的情況下。因此，這些只是騙美國人而已，希望藉此轉移美國的注意力，並爭取到大量的美援。 ^[1] 

1960年1月，岸信介與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簽署新《日美安保條約》，2月，岸信介在國會明確表示，台灣屬於條約中“遠東條款”的防衞範圍。 ^[2] 

1959年至1961年，大陸又發生嚴重的“三年自然災害”。由於中國曆經數十年的戰爭洗禮，經濟發展遭受前所未有的打擊，加之解放後的自然災害和政策失誤，大陸政經形勢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難當中。 ^[1] 

1961年7月11日，蔣介石在南投縣日月潭召見“參謀總長”彭孟緝及“副參謀總長”馬紀壯時表示：“建設台灣為的是反攻大陸，否則我可以不幹。當前革命形勢對我有利，過去在台12年，雖有機會，但沒有現在的形勢有利，再不奮鬥打回去，則決回不去了。” ^[1] 

蔣介石還分析到，“現蘇俄與北韓結軍事同盟，南韓形勢不穩定，東南亞寮國（台灣稱老撾為“寮國”—編者注）與蘇俄勾結，3個月內，東南亞一定有事，歐洲半年內也將有事。大陸災情嚴重，社會很亂，毛澤東與赫魯曉夫裂痕日大”。 ^[1] 

“國光計劃”主任朱元琮也認為，在1966年前後數年，應該是台灣反攻登陸的適當時機。在這樣的考量下，為了真正研擬“反攻大陸”的相關作業程序，蔣介石開始思考啓動最高機密—“國光計劃”。 ^[1] 

1961年4月1日，蔣介石在台北縣（今新北市）大埔小灣秘密成立臨時任務性編組—“國光作業室”。蔣介石指派朱元琮將軍兼任主任，並調集陸海空三軍優秀作戰軍官31人、士官3人蔘與其中。

蔣介石對“國光計劃室”寄予厚望。在該計劃僅僅成立3周的時間裏，即率領“參謀總長”、“三軍總司令”視察大埔營區，並聽取簡報。 ^[1] 

1964年底岸信介胞弟佐藤上台後，“台灣幫”勢力日趨膨脹，成為日本政壇主導力量。佐藤上台伊始，便拒絕以彭真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入境參加日共代表大會。 ^[2] 

1965年6月24日，在台灣左營桃子園外海進行了模擬登陸演習中，有多達5輛兩棲登陸車被海浪打翻，數十人喪命。 ^[1] 

1967年9月，佐藤訪問台灣，在與蔣介石舉行會談時稱，“這兩三年是反攻大陸的絕好機會”。 ^[2] 

1969年11月，佐藤與美國總統尼克松發表《日美聯合聲明》，在其中加入所謂的“台灣條款”，並大肆宣揚“台灣歸屬未定論” ^[2] 

在1961年至1972年的12年間，蔣介石共主持會談聽取簡報97次。由於參與該計劃的工作人員生活相對辛苦，為了安撫這些國民黨軍中的精英，國民黨當局給予“國光計劃”工作人員十分優厚的待遇。蔣介石在聽取第二次簡報後，便指示“參謀總長”彭孟緝每人每月發津貼2000元新台幣。蔣介石對該計劃室工作人員亦是十分禮遇，據朱元琮回憶，蔣介石對作業室工作人員“只有鼓勵，從無指責，並以‘議事者身在事外，宜悉利害之情，任事者，身居其中，當忘利害之慮’相策勉”。 ^[1] 

根據台“國防部”的軍令，海陸空三軍司令部分別成立光明作業室、陸光作業室和擎天作業室，以協助完成“國光計劃”。而三軍作業室也有相應的執行任務部隊，並將任務加以細化，其中陸軍包括“光華”、“成功”和“武漢”作業室，“光華”負責反攻第一階段的登陸作戰，包括建立灘頭陣地和立足戰區等，而“成功”側重於第二階段的建立攻勢基地，主要負責華南戰區，“武漢”則是專門負責特種作戰；海軍有啓明、曙明和龍騰作業室，“啓明”主要是指63特遣部隊，“曙明”指64地面部隊，而“龍騰”是指金門防衞部和95、71特遣隊；空軍有“九霄”、“大勇”等作業室，分別指空軍作戰部和空降兵作戰部。 ^[1] 

“國光計劃”包含“敵前登陸、敵後特戰、敵前襲擊、乘勢反攻、應援抗暴”等五類26項作戰計劃、214個參謀研究案。 ^[1] 

據段玉衡將軍回憶，由於美國力阻蔣介石“反攻大陸”，因此蔣介石提出，先持續三四天炮擊，誘發炮戰，蔣向世界宣佈大陸向台灣挑釁，這便成為台灣發起“反攻大陸”的藉口。然後，台空軍開始反制作戰，並在數日後展開登陸。蔣介石還聲稱，“美國協防條約中並沒有規定不准我反攻”。此外，所有計劃都詳擬到師的任務層級。 ^[1] 

第一階段是建立灘頭陣地，主要是以兩棲作戰方式，動用一個陸戰師，由艦至岸運動，在將軍沃突襲登陸；

第二階段是建立立足地區，根據後續部隊的情況，計劃動用8個步兵師，在30天內佔領泉州至漳浦地區；

第三階段是建立攻勢基地，又分為3案指導進行，大體是攻取漳平、龍巖後，或攻南平，或梅州、興寧、潮汕，或先攻取南平再攻梅州等地，預計共動用14-16個師，在登陸90天內完成。

同時，為了驗證反攻計劃的可行性與有效性，國民黨軍隊也進行了數次兵棋推演和實兵演練，包括緊縮裝載、快速下卸、商船艤裝、渡海測驗、空降多載演練等。在國民黨軍隊逃台後，士兵的數量下降，精神狀態不佳，加之美援的武器裝備並不能很好磨合演練，因此在軍演中常常出現車毀人亡的事件，其中以1965年的慘劇為甚。 ^[1] 

上世紀50年代，美國雖然與台灣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在台灣駐有軍事顧問團，美海軍的航空母艦在台灣海峽遊弋，給予台灣大量的軍援裝備物資，並協助訓練國民黨軍隊。但是，美國出於自身戰略利益的考量，堅決反對蔣介石反攻大陸，認為國民黨反攻大陸不僅不可能成功，反而可能因此喪失台灣這塊基地。

因此，駐台美軍和情報人員極盡所能地蒐集相關的情報，希望發現蔣介石準備“反攻大陸”的蛛絲馬跡，並加以阻止。據朱元琮將軍回憶，美國也曾風聞蔣介石的“國光計劃”，並暗中進行偵探。

在1951年的8月9日，美顧問團的成員不顧台憲兵的阻止，硬闖屬“國光計劃室”中位於三峽陽明營區的“成功計劃室”查看，並派直升機飛抵上空進行盤旋偵察。同時，美在台灣海峽的巡邏艦隻，密切跟蹤台灣外島的補運船隻，而陸戰隊的美籍顧問還每週清點兩棲登陸車的數量。

1963年，美國總統肯尼迪在記者會中公開表示，台灣如果“反攻大陸”，需提前與美國協商。

而據駐金門的王多年司令官在1965年1月4日報告，美國務院在金門派駐一個707小組，直接與美國務院保持聯絡，如台有“反攻大陸”的動作，美國務院便採取阻撓行動。在同年進行的“騰海二號”演習中，台一個陸戰師在澎湖登陸，美顧問團連忙派29人趕到港口及演習地點進行仔細觀看，而且派5人隨同國民黨軍艦查看。

為了掩蓋“國光計劃”，蔣介石指派餘伯泉主持台美聯合“反攻大陸”的“巨光計劃”。朱元琮認為，也是為了爭取美國更多的軍援，“巨光計劃”提出如二戰中諾曼底登陸般龐大的反攻計劃，“提出的戰備需求實在驚人”。當然，僅僅是演戲的“巨光計劃”自然不可能有任何的結果，蔣介石對此也僅是聽聽而已，不曾有任何的“指示”，“那只是紙上談兵罷了”。 ^[1] 

在“國光計劃室”成立之初，蔣介石曾下令在三個月內完成所有反攻作戰的一切計劃與戰備整備。但是，由於各種原因，“反攻大陸”的行動被一拖再拖。直至1965年夏，年近八旬的蔣介石終於拍板定案，決定“反攻大陸”。

1965年6月17日，蔣介石在陸軍軍官學校召開名為“官校歷史檢討會”的中層以上幹部會議，正式決定進行“反攻大陸”。據稱，當時所有軍官都留有遺囑，以示死戰之決心。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國民黨軍隊在“八六海戰”及烏丘海戰中慘敗，準備長達五六年的“國光計劃”在即將出生前流產。

1965年8月5日下午5點鐘，台灣當局為探測美國和大陸的態度和戰力，國民黨軍隊由左營秘密派出“章江”和“劍門”號（剛從美國接回四五個月，性能良好）兩艘艦艇，運送十幾位特戰人員到汕頭外海的東山島，進行偵察和破壞活動，在任務完成後再將其秘密接回。為了凸顯對此次行動的重視，國民黨將其命名為“海嘯一號”，特別成立了以海軍“副總司令”馮啓聰中將為首的5人督導小組，並進駐左營進行督導作戰，而戰術指揮也是史無前例地由將級軍官胡嘉恆少將擔任。該計劃除呈報台“國防部”外，還將其專送陸軍總司令部、空軍總司令部以及駐基隆的海軍62部隊。為了欺騙大陸的雷達系統，這兩艘艦艇先是繞道到香港外海，然後再向北行駛，讓大陸以為是香港的商船。

然而，國民黨軍隊的這一系列舉動早被大陸的情報人員和雷達偵知，並將其鎖定。1965年8月6日凌晨，“章江”和“劍門”號進入解放軍的埋伏圈，兩軍隨即發生海戰。在人民海軍的猛烈攻擊下，“章江”和“劍門”號先後中彈沉沒，艦上近200官兵喪生，“劍門”號艦長王韞山被解放軍俘獲。而聞訊趕來營救的國民黨空軍和艦艇到達時，見到的只有兩艦漂浮的碎片和油污。這就是著名的“八六海戰”。蔣介石聞訊之後大發雷霆。蔣介石“八六海戰”的傷口尚未撫平，“烏丘海戰”的大敗又接踵而至。

1965年11月14日，國民黨運送補給的艦艇被解放軍伏擊，國民黨“永”字號炮艦被擊沉。至此，國民黨海軍受到解放軍的重創，海上優勢蕩然無存。而這兩次海戰對蔣介石的打擊也是致命的，年邁的蔣介石再也沒有“反攻大陸”的信心和勇氣，開始逐步放棄“自力主動反攻”戰略，開始調整為“攻守兼備”、“待機反共”的策略。

在這樣的情勢下，“國光計劃”也開始慢慢淡出蔣介石的視野。

1966年2月，“國光作業室”更名為作戰計劃室，改由作戰次長督導，編制仍為四處一室，但將原屬聯五的“巨光作業室”改編為作戰計劃室的第二處，將原來第二處敵後作戰業務併入第一處，而原業務管制則移入第四處，工作人員額定軍官48人，士官3人，但副主任減為3位。

1967年10月20日，為配合台“國防部”的精簡政策，該機構工作人員減至36人。1967年12月1日，為加強保密工作，減少參與攻勢計劃的作業人員，“國光計劃室”大幅縮減下級單位人員編制，由原來的207人縮減為105人。蔣介石聽取簡報的次數也大為縮減，1970年以後，蔣介石再未聽取過彙報。

1972年7月20日，“國光作業室”被徹底裁撤，併入台作戰次長室，存在長達十幾年的“國光計劃”亦被束之高閣。 ^[1] 

高齡99歲的朱元琮曾任當年“國光計劃”作業室主任，是“國光計劃”的實際操盤者。由於“國光計劃”被列為“絕對機密”，退役後朱元琮仍鮮少對外提及，平常也謝絕採訪，深居簡出。

1960年台軍閲兵，朱元琮是“總指揮”，蔣介石看完軍容裝備後，覺得很不錯，所以1961年，朱元琮便奉派至台北縣三峽山區成立“國光計劃”作業室，籌謀反攻大陸。

“那時老先生(蔣介石)一、二個禮拜就來一次，都是晚上”，朱元琮説，蔣介石每次來，都帶着三軍“總司令”及“參謀總長”，大家把擬定的計劃逐一面報，蔣介石會詢問三軍“總司令”的意見，沒有反對就定案，繼續做下去。

“我們不是閉門造車”，朱元琮説，某次兵棋推演，陸軍在登陸地點上模擬了很多障礙，“我就把當時的空照圖拿出來，跟蔣介石報告，現在大陸那邊沒有障礙了。”朱元琮回憶，大家那時真是信心滿滿，還有“三年準備、五年反攻、十年成功”的口號，“我們野心真的很大”。

朱元琮透露，反攻的登陸地點，選定在廈門和龍溪，“是老先生挑的”；重點在廈門，因為“廈門不開放就沒辦法”。“老先生有生之年，就是要統一中國”，九十七歲高齡的朱元琮説，蔣介石死前，仍一心念着反攻大陸；“他常説：我把你們帶出來，就要把你們帶回去”。苦心計劃十一年，最終沒有完成，朱元琮惆悵地説，“是真的很遺憾”。

1949年，國民黨退守台灣，蔣介石仍圖反攻大陸，於1961年4月1日，在台北縣（今新北市）三峽山區設置“國光作業室”，由朱元琮擔任主任，研擬“三軍”聯合反攻作戰計劃。

10年間，“國光計劃”作業室提出5類26項作戰計劃，214個參謀研究案；計劃都詳擬到“師”的任務層級，前後向蔣介石提報97次。

1963年5月2日，蔣介石指示參謀研擬如何炮擊大陸3、4天，誘發大陸炮戰，再向世界宣佈“大陸挑釁”，作為行動藉口；但5月30日台軍方參謀提出“難以執行”的看法，蔣介石几經考慮，採納參謀意見。

“國光計劃”在1965年達最高潮。1965年6月17日，蔣介石在陸軍官校召集軍隊基層幹部，以“官校歷史檢討會”名義精神講話，預備發動反攻；所有幹部都預留遺囑，台軍方選擇最適合登陸戰發起的D日，打算趁漲潮一舉搶灘。

1965年6月24日，“國光計劃”在左營桃子園外海模擬登陸演習，造成五輛兩棲登陸車被海浪打翻，數十人殉職，“國光計劃”由盛轉衰。同年的“八六海戰”和“烏丘海戰”，台海軍接連慘敗，讓蔣介石逐漸死心；反攻夢醒，“國光計劃”規模逐年縮減。

在後勤補給不足，美方持續施壓反對下，1972年7月20日，“國光計劃”作業室併入台作戰次長室，“國光計劃”正式終止，束之高閣，列為絕密檔案。 ^[7] 

雖然台當局將“國光計劃”形容為“最完備的反攻準備”，但是仔細檢視該計劃，似乎並不是國民黨形容的那樣完美，其中很多的因子註定了“國光計劃”不可能成功。

第一，兩岸實力的差距的程度決定了國民黨“反攻大陸”不能成功。當時台灣只能支持初期登陸作戰，登陸作戰後便要以戰養戰，即以3個月的準備，打6個月的仗。朱元琮認為，這“實難做到”。

第二，“國光計劃”的保而不密緻使大陸對國民黨軍隊的行動了如指掌。雖然國民黨當局將“國光計劃”列為最高機密，但是，據前“海軍司令”葉昌桐回憶，當時一位負責保密防護的官員告訴他，才剛剛開完會簡報的案子，第二天中國大陸就透過廣播公開。葉昌桐也認為，泄密到這種程度，登陸軍上岸形同甕中之鱉，根本不能打。而著名的黑貓中隊在飛赴大陸上空進行偵察任務時，竟然能聽到飛行員的父親喊話的聲音廣播。

第三，國民黨對美援的過度依賴嚴重掣肘該計劃的實施。時任“光明作業室”主任的王河肅承認，“若無美國的武器裝備和經濟支援，以當時台灣的能力與大陸對抗，其成功率為幾，不難獲知”。而時任“啓明作業室”主任的吳文義少將指出，“在作業期間最感困難的事，是計劃所用兵力後，支援作戰的能力感到不足”。在突擊登陸時，所需的登陸小艇如LCVP、LCM及登陸運輸車LVT-4等多數不能滿足突擊登陸需要，而美國為了阻止蔣介石“反攻大陸”，刻意不向台當局提供這些裝備。

半個多世紀的烽火硝煙已經一掃而過。回首兩岸歷史，深感和平的寶貴和時間的輪迴。當前，兩岸關係已經邁入和平發展的軌道，兩岸理應珍惜和平發展的美好機遇，通過建立政治互信、加強交流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