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病延年

指消除病痛，延長壽命。 ^[2] 

明·馮夢龍《東周列國志》第87回：“修真養性，服食導引，卻病延年。”

清 富察敦崇 《燕京歲時記·白雲觀》：“相傳十八日夜內必有仙真下降，或幻遊人，或化乞丐，有緣遇之者，得以卻病延年。” ^[3] 

魯迅《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 第二種卻也是卻病延年的要訣，連古之儒者也不諱言的。

作謂語、定語；用於書面語言表達。

在追求延年益壽、長生不老這一點上，中國人屬於行動派，無所不用其極。

最初迷戀煉丹術的是西漢的淮南王劉安，他招攬了千餘名方士在府邸進行實驗。傳説他修煉成仙，全家大小包括雞犬全都飛昇。但實情是，他因謀逆罪被誅殺，家藏的煉丹秘方被劉向抄走。劉安的侄子劉徹，也就是漢武帝，和叔叔一樣喜好煉丹術，《史記·孝武本紀》有一半的篇幅説他終其一生如何寵信方士，如何興師動眾尋訪仙藥。

此後，煉丹術成為歷代皇帝的公開愛好。隋代更是煉丹的全盛時期，幾乎歷代皇帝都熱衷於煉丹，太宗、憲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六位皇帝服丹身亡。皇帝如此，臣子也紛紛仿效，但結果往往是“服藥求神仙，多為藥所誤”。白居易晚年有《思歸》詩“退之（韓愈）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微之（元稹）煉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杜牧）得丹訣，終日斷腥羶；崔君（崔元亮）誇藥力，經冬不衣綿，或疾或暴夭，悉不過中年”。説的是他的幾個朋友服丹的惡果，其實他自己也好不到哪裏去，也曾是煉丹之士一員。

明太祖朱元璋剛當上皇帝時，認為仙丹方術是“欺世之佔，切不可信”：“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長生，疲勞精神，卒無所得。使移此心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但到了晚年，他犯了同樣的毛病，寵信周顛仙等道士，據信服食丹藥是他加速去世的原因之一。他的兒子朱棣，則因服食壯陽藥身亡。康熙則是難得不迷信丹藥的皇帝。一次南巡時，有人獻《煉丹養身秘書》以邀寵，康熙嗤之以鼻。

養生之道，無非是動養、靜養、藥養、食養等途徑。但古人一定想不到，現代中國人的養生創意如此瘋狂。甩手療法、飲水療法、滷鹼療法、羊腸線埋藏法、爬烏龜等都曾經流行一時，其中最最瘋狂的，當屬打雞血。

打雞血的發明人是上海永安棉紡廠的醫生俞昌時。1959年5月26日上午8點，他當眾給自己打了一針鮮雞血。時候他這樣回憶：“不到三小時，就感覺餓，中午吃了八兩飯。”這使他的病人打消了顧慮，從下午一點開始四十多人打了雞血，“有的頻頻咳嗽，打後五分鐘即愈；有的喘息數月不能睡，當晚即睡得極甜；有的胃痛即止；有的癤腫大消”。

打雞血的念頭源於上世紀50年代從蘇聯傳過來的“組織療法”。組織療法嘗試把某些組織如皮膚、肝、腦、胎盤注入人體內，以達到治病的目的。俞昌時想到傳統中醫有內服或塗敷雞血以治病的做法，就想，可不可以打雞血？他從自己身上試起，第一次注射了1．5CC。之後他給妻子和女兒打，然後就是1959年5月的那次公開表演。

打雞血後來在全國瘋狂蔓延，出現人們提着小公雞排隊打雞血的盛況，這跟俞昌時散發的雞血療法的宣傳資料有關。資料中説，雞血療法“國際領先”，中央指示要“秘密研究”，且有很多老幹部私下使用。這種宣傳説法很有蠱惑性。

親歷過打雞血的瘋狂年代，雖然那時還小。注射者每隔一天打一次，小公雞被抽血後跌跌撞撞、暈頭暈腦，當然也沒有獻血補助這一説。在當時，打雞血不僅是養生的聖藥，而且給瘋狂的種族注入了詭異的激素。從1967年到1968年，打雞血的盛行維持了10個月，與“文革”最瘋狂的時刻完全吻合。

打雞血的不良反應當然有，但當時人們膽子大，勇於嘗試。這種養生的全民性癲狂在此後一再出現，而且是一波比一波投入。從二十多年前這功那功憑意念治病到喝信息水治病--讓有些人喝到拉肚子，到所謂的“養生大師”張悟本滿嘴跑火車，他的謬論包括：“世界衞生組織推薦四個湯：綠豆、豆漿、蘑菇湯、骨頭湯”，“國家規定了，女同志懷孕前必須補充2500毫克鈣”但聽得人就是願意相信他，想想都好笑。

雞血療法

秦漢至隋唐的千餘年間，堪稱中國養生文化繁榮的鼎盛期。西漢初年開始，由於當時的最高統治者大多熱衷於追求長生不老之術，從而在客觀上促進了養生文化的興盛。

在西漢產生的眾多養生諸作中，最令世人矚目的要算《黃帝內經》。該書彙集了先秦時期的各種養生觀點、並且首次專門從醫學角度探討了養生問題。

《黃帝內經》涉及的養生原則主要有兩條：一是調攝精神與形體，努力提高機體防病抗衰能力；二是適應外界環境，避免外邪侵襲。對此，《上古天真論》作了較為全面的總結，即“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此外，《黃帝內經》還記載了許多具體的養生術，如《異法方宜論》中介紹的導引、按足喬等等，都具有實用養生價值。以上種種理論和實踐均在中國養生文化史上產生過極大影響。後世的各種養生著作，多數是在《黃帝內經》的基礎上發展、完善起來的。

東漢以後，在《黃帝內經》的引導和帶動下，中醫養生學日趨繁榮。這一時期很多著名的醫學家都長於養生，其中又以張仲景和華佗為影響之最。

張仲景在《金匱?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中提出了若干具體養生原則，即“不令邪氣幹忤經絡”、“導引、吐納”、“房室勿令竭之，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以及“飲食禁忌”等等。

華佗認為運動是卻病延年的重要途徑，為此極力主張通過勞動運動來養生。華佗還根據古代導引法，創立“五禽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當導引。”尤為可貴的是，華佗還身體力行，長年堅持“五禽戲”鍛鍊，以至“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

魏晉南北朝的三百餘年間，中國社會進入一個戰爭頻繁、政權更迭的動亂時期。戰亂和災禍接踵而至的現實生活極大地損害了人們的身心健康，使得當時人體的壽命十分短暫。為了擺脱這種困境，當時的士大夫階層出於一種生命本能的需要，往往沉醉於養生之道。在道德修養方面，這些人迷戀於老、莊之學，主張清靜無為，順應自然；在具體的養生實踐上，則由重視導引吐納轉向煉丹服食，進而形成了一系列頗具道教色彩的養生方法。魏晉南北朝時期，道教養生文化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葛洪和陶弘景。

葛洪，字雅川，自號抱朴子，他的養生文化思想集中體現在《抱朴子?內篇》中，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主張恬愉淡泊，滌除各種嗜慾；

提倡寶精行氣，創立胎息功法；

強調房事養生，“得其節宣之和”。

提出“養生以不傷為本”，主張人的言行舉止，存思計慮都不應超出正常的生理限度。

陶弘景，字通明，南京人，齊梁時期著名的道教理論家兼養生家。陶弘景一生著述宏富，僅養生方面的專著就有若干種，如《養性延命錄》、《導引養生圖》、《養生經》等等。現存的養生著作主要有《養性處命錄》，書中涉及到多方面的養生內容，它們是：

認為形神相依，主張清心寡慾以養神，導引運動以養形；

認為人的壽命長短固然與先天因素有關，但後天的調養更為重要；

提倡過用病生，主張節用以減少不必要的消耗。

隋唐二代，養生文化進一步沿着秦漢魏晉以來形成的理論與實踐並重的方向發展，產生了孫思邈和司馬承禎等重要養生學家。

孫思邈的養生思想主要收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兩書中。孫思邈既主張靜養，又強調運動；既強調食療，又主張藥補；既強調節慾，又反對絕欲。不但涉及到衣、食、住、行與養生的關係，而且專門探討了老年保健問題。這些都對後世中國養生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司馬承禎的兩部重要著作《天隱子養生書》和《坐忘論》，都大抵本於老、莊，闡述了收視反聽、遺形復照的內修養生理論和方法。在具體的養生方法上，司馬承禎還創立了各種服氣法、導引法，詳見其《服氣精義論》和《導引論》二書。較之於其他的道教養生方法，司馬承禎創立的上述方法的最大特色就在於能夠運用中醫理論探討服氣、導引的作用機制。

除了上述重要的養生理論和養生人物之外，漢唐時期還有一中重要的養生問題必須提到着重闡述，這就是道教氣功的發展情況。此外，氣功不但開始被道教吸收，而且逐漸形成了最能體現道家養生特色的“存思”和“內丹”兩大流派。

存思，又名存想，它是一種專以調神為基本練功手段的氣功功法。在道教早期的經典《太平經》中，存思法就得到了較為詳細的記載。至晉代，則出現了專以存思法作為修煉內容的上清派道教。隋唐以後，道教存思派氣功進一步得到發展，僅宋代張君房所輯《雲笈七籤》收錄的《老君存思圖》所述存思法的具體方法就達18種之多，存思的內容也較前更為豐富。

伴隨着存思派氣功的產生和發展，一種具有自我心理保健功能的存思療法也開始得到普及與提高。東漢時期，存思療法已初具規模，《太平經》中就有不少這方面的記載。魏晉時期，存思療法的種類增多，而且論述也更加詳細，如《養生要集》中就提到：“行氣欲除百病，隨病所有念之，頭痛念頭，足痛念足，使其愈，和氣往攻之，從時至時，便自消矣。此養生大要也。”隋唐以後，存思療法的運用範圍更加廣泛，《諸病源候論》就是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內丹，是道教煉丹術的一種。該法將人體擬作“鼎爐”，把體內的精氣當作“藥物”，運用“神”去燒煉，從而使精、氣 、神凝聚結成“內丹”。內丹派氣功奠基於東漢魏伯陽所著的《周易參同契》。但“內丹”這一名稱卻一直到晉代許遜的《靈劍子》中才始有記載。魏晉時期，道教氣功方面出現了一部融合內丹、存思兩派基本特點的內修專著，這就是《黃庭外景經》。內丹氣功興盛於隋唐二代，此時相繼出現了《羣仙會真記》和《日月玄樞論》（已亡佚）之類的內丹氣功集大成之作。

兩宋、金元時期，中醫學出現了流派爭鳴的局面，湧現了金元四大家和陳直、鄒鉉等一大批著名養生家；同時由於宋代帝王對養生學十分關注，組織力量編寫了《太平聖惠方》、《聖濟總錄》之類的大型官修醫書，從而大大促進了中醫養生學沿着《黃帝內經》開創的思路繼續向前發展，並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色：

注意從發病學的角度探求養生規律。當時的中醫養生家已經認識到人的形體“因氣而榮，因氣而病”（《聖濟總錄》），於是主張養生應該努力保養氣血，調理氣機。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東垣認為“脾胃之氣既傷，而元氣亦不能充，而諸病之所由生也”（《脾胃論》），從而相應地提出了養生要務在於保養脾胃之氣的理論主張。同為金元四大家的失丹溪則改弦易轍，強調陰精對人體的重要作用，認為人的一生“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格致餘論》），因而在治病和養生方面都以滋陰為主。

注重聯繫老年生理特徵探求養生長壽之道。，鄒鉉《壽親養老新書》從老年人的生理特點出發，認為老人精神真氣及五臟衰弱耗竭，腸胃虛薄，喜怒性情不定，類似兒童，且孤僻易於傷感，故應重視飲食調養、精神調攝，怡情悦志，以及順應四時氣候變化以養生。宋丹溪在《格致餘論·茹淡論》中則結合老年人的生理特點，提出了以植物性食物為主的老年養生食譜。

宋代以後，由於真宗、徽宗等皇帝狂熱崇道，使得道教宗派迅速蕃衍，道教理論有所深化。在眾多道教流派和五花八門的道教學説中，內丹派理論影響最大，並相繼出現了陳摶、丘處機、王珪等著名道教養生家。

陳摶所著的《指玄篇》、《陰真君還丹歌注》、《二十四氣坐功導引治病圖》均為闡述道教丹丹派養生理論和方法的重要專著，其中又以後者在民間流傳最廣。

丘處機的養生思想除了強調“全神煉氣”、養氣內守之外，還著有《攝生消息論》一書。

王珪在所著的《泰定養生主論》中論述了婚後至孕育和嬰幼、童壯、衰老諸階段的生理調攝，疾病治療等問題，很有特色。尤其是書中關於藥食養生的觀點，更具創見。

由宋一代，儒家一反漢唐專治經學的傳統，轉而引釋、道入儒，從而形成了獨樹一幟的理學。當時的理學家認定“理”是先天存在的、是永恆而至高無上的。為了窮究此“理”，理學家們提出了“去人慾、存天理”的總原則，而靜坐則被視為實現這種原則的最有效的途徑之一。儘管“去人慾、存天理”的理學原則本身是與人們的養生目的相悖的，但靜坐方式卻包含了積極的養生意義。以北宋著名理學家邵雍為例，“靜坐”固然被他視為窮理盡性的主要方法，但在“靜坐”窮理的實踐過程中，邵雍同樣感到了這種方式所具有的養生功效。因此，在他的某些詩作，如《何處是仙鄉》中，就寫出了一種獨特的靜坐感受。

對靜坐養生感受最深的，大概莫過於南宋理學。由於晚年健康狀況甚差，所以朱熹十分傾心符合其理學大師身分和經歷的靜坐養生法。據《宋元學案》記載，為了提高和加強靜坐的養生效果，朱熹還作有《調息箴》一首。

繼朱熹之後，南宋著名學者真德秀，世稱西山先生，更為注重養生，認為“運氣之術，甚近養生之道”，於是採集諸家養生之要，編為《衞生歌》一篇。《衞生歌》的出現，一方面表明當時的理學家已經注意對各種養生功法加以兼收幷蓄，另一方面也預示着中國養生文化開始向通俗與普及的方向發展，從而使它有可能真正從少數研究者的“象牙塔”中走向廣闊的社會各階層，成為一種名符其實的大眾文化。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的文人墨客大多奉行一種儒、道互補的人生哲學。當他們“通則兼濟天下”之時，也許所想到的只是如何去建功立業；而一旦處在“窮則獨善其身”的境況之際，他們常常對道家的學説表現出一種極大的興趣。這種興趣本身自然就包含了對養生之道的關注。早在唐代著名詩人盧照鄰、王繪、白居易等人的作品中，就有不少內容反映了他們的養生活動。

由唐入宋，詩人墨客養生的熱情有增無減，當時不少文學家都是鍛鍊有素的養生裏手，其中又以北宋的蘇軾和南宋的陸游最為突出。

蘇軾認為“養生之方，以胎息為本”，因此他對唐孫思邈《千金要方·養性》篇中記載的胎息法曾“反覆尋究”，頗有所得。蘇軾還融閉息、存思及保健功於一體，創立了一種簡易有效的養生方法。

南宋愛國詩人陸游也是一位傑出的養生家。他所習的養生功法兼及道、釋，包括導引、行氣、內丹、坐禪諸項內容。

明清兩代，中國的養生文化得到了飛速發展和廣泛傳播，當時我國人口的平均壽命因此得以顯著提高。僅以《中國醫學人名志》中所列醫學家的壽命進行統計，其中80歲以上高齡的醫學家共107人，而明代就佔有86人。概而言之，明清時期的養生文化發展呈現出以下幾方面的顯著特徵。

明清兩代在養生學術理論方面貢獻最大的是張景嶽。張氏在《類經》的“攝生”類中彙集了《黃帝內經》的論述，並加以闡發。他自己的創見則集中體現在《治形論》中。張景嶽在《治形論》中首先批判了老子“使吾無身，吾有何患”的消極人生觀，辯證地闡述了形與神、形體與生命的內在聯繫，提出形是神和生命現象的物質基礎，並明確指出：“善養生者，可不先養此形以為神明之宅？”張景嶽之前的養生家大多重視養神，從未如此響亮地提出過“養形”，可見他的養生理論確實很有創見。

明代重要的養生理論家除了張景嶽之外，尚有李誕和李時珍。李誕在他的《保養説》中提出《黃帝內經》的“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和“精神內守”是養生正宗，並據此而創立了避風寒、節勞逸、戒色慾、薄滋味、寡言語等一系列切實可行的養生方法。李時珍在《本草綱目》則豐富和發展了飲食調養的理論，在養生學領域產生過極大的影響。

明清兩代，隨着中國養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與普及，其中唯心成份日益減少，很多養生學家都開始注重養生理論與實踐的大眾化。此時的內丹氣功一改以往“奧雅難通”的舊貌，開始變得簡潔明瞭。針對修煉內丹所涉及的人體部位及五臟功能作了明晰的闡述，尤其提出了修煉內丹的重要部位在於三丹田和三關，並指明其要點，使人一看即懂，十分通俗明瞭。

表達通俗化，還突出地表現在明清時期產生了一大批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的養生讀物方面。象《醫先》、《遵生八箋》、《食色紳言》、《呻吟語》、《類修要訣》、《老老恆言》等等，都是這一時期出現的包含了自古以來豐富多彩養生文化內容，而又雅俗共賞的優秀養生讀物。其中明代王文祿所撰的《醫先》，就用人們十分熟悉的事物作比喻，深入淺出地闡述了許多深奧養生理論，如論形神關係：“形譬燈缸盛油，神譬燈油燃火，搖翻燈缸則燈油瀉，炙幹燈油則燈缸裂，必形與神俱，即魂魄足，營衞調。”胡文煥的《類修要訣》則以警句和格言形式，總結出了許多重要的養生方法，如其中的《養心要語》談及情志調攝的養生作用時寫到：“笑一笑，少一少；惱一惱，老一老；鬥一鬥，瘦一瘦；讓一讓，胖一胖。”不僅語言平易，朗朗上口，而且形式也很活潑，極易為大眾所接受。養生讀物的通俗化，不但促進了養生文化的普及。

中國的養生學，自唐代孫思邈提出“養老大例”之後，研究的重點便開始逐漸轉向老年人。但這種觀點真正達到普及的程度，則是在明清兩代。尤其是明代嘉靖皇帝晚年追求長生之舉，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皇帝也曾多次舉行千叟宴和敬老活動，最高統治者的上述舉動客觀上促進了重視老人頤養保健風氣的形成。這一時期出現的養生著作，大多數都程度不同地聯繫到老人的健康和長壽問題。明清兩代養生對象重老人，還顯著地表現出當時出現的大批老年醫學專著中，如《壽世保元》、《老老餘編》、《老老恆言》等書，都把頤養老人列為重要的養生內容，其中明代御醫龔廷賢還在《世壽保元·衰老論》中，對衰老原因作為專題研究。此外，當時的許多非養生專著中的養生篇章也十分重視老人的保健與長壽問題。

較之前代，明清時期的養生方法並無重大改進只是對各種已有的養生之道加以兼收幷蓄，從而顯示出了一種動靜並重、綜合調理的多元趨勢。這一時期的靜態養生方法尤重治理心神。高濂在《遵生八箋》中着重提醒人們，保生須知護養心神，才能卻病延年。

與靜態養生重心神的特點相對應，明清時的動態養生則重視導引法。所謂“導引”，實際上是一種以“導氣令和，引體令柔”為特點的主動呼吸運動與軀體運動相結合的醫療體育保健法。它起源於戰國時代，與氣功、按摩共同構成了我國動態養生方法的三大支柱。明代以後，由於《道藏》的刊行和武術的發展，極大地推動了導引術的普及與提高，如明代正德年間狀元羅洪先所撰的《仙傳四十九方》中，就十分詳盡地收藏了華佗的“五禽圖”，並指出：“凡人身體不安，作此禽獸之戲，汗出，疾即愈矣。”點明瞭導引方法的保健養生作用。此外，綜合調理也是明清兩代最主要的養生方法之一。

千叟宴最早始於康熙，盛於乾隆時期，是清宮中的規模最大，與宴者最多的盛大御宴，在清代共舉辦過4次。清帝康熙為顯示他治國有方，太平盛世，並表示對老人的關懷與尊敬，因此舉辦“千叟宴”。

康熙五十二年在陽春園第一次舉行千人大宴，玄燁帝席賦《千叟宴》詩一首，固得宴名。乾隆五十年於乾清宮舉行千叟宴，與宴者三千人，即席用柏梁體選百聯句。嘉慶元年正月再舉千叟宴於寧壽宮皇極殿，與宴者三千零五十六人，即席賦詩三千餘首。後人稱謂千叟宴是“恩隆禮洽，為萬古未有之舉”。

養生一詞，原出《管子》，乃保養生命以達長壽之意。在漫長的人類發展歷史中，健康與長壽一直是人們嚮往和追求的美好願望，因而養生文化不斷豐富和發展，遍佈世界。相對於世界其他地區的養生文化而言，中國的養生理論與實踐由於有着古代哲學和中醫基本理論為底藴，所以顯得尤為博大精深。它彙集了我國曆代勞動人民防病健身的眾多方法，揉合了儒、道、佛及諸子百家的思想精華，堪稱一棵充滿勃勃生機和濃厚東方神秘色彩的智慧樹。探索中國養生文化這棵古老而神秘的東方智慧之樹，不但有利於弘揚傳統文化，而且符合當今世界科學發展趨勢。

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經過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努力，終於以自己的聰明睿智創造出了一系列與疾病和衰老抗衡的獨特理論方法，逐漸使養生成了一種極具華夏民族特色的文化現象。

清朝和民國時期，由於戰爭頻繁，國難深重，民不聊生，醫家和養生學家自然無心議論“養生”之事，所以這一時期養生著作寥寥無幾，僅有任廷芳的《延壽新書》、胡宣明的《攝生論》及一些氣功類書籍，多為平平之作，難以作為名流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