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精神

南開學校創辦人張伯苓先生是南開精神的闡述者，他將南開精神高度概括為“允公允能，日新月異”八個大字，並作為南開學校的校訓。 ^[3]  張伯苓先生指出：“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過是本位主義而已，算不得什麼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遠矚，正己教人，發揚集體的愛國思想，消滅自私的本位主義。”“允能者，是要作到最能，要建設現代化國家，要有現代化的科學才能，而南開學校的教育目的，就在於培養有現代化才能的學生，不僅要求具備現代化的理論才能，而且要具有實際工作的能力。”“所謂日新月異，不但每個人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要成為新事物的創始者；不但要能趕上新時代，而且要能走在時代的前列

南開精神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學基礎之上的。張伯苓先生倡導闡述南開精神，是和他的哲學觀點密不可分的。張伯苓先生沒有系統的哲學論述，但他有一句著名的話顯示了他的基本哲學觀點：“有精神方有物質，欲造物質必先造精神。”[1](251)這是張伯苓先生對物質和精神關係的最簡單明瞭的觀點。

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物質和精神的關係問題是全部哲學的基本問題。這個問題有兩個方面：一是物質和精神何者為本原，是物質還是精神？二是物質和精神是否具有同一性？即精神能否認識和把握物質？對前一個問題的回答涉及一種哲學觀點是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對後一個問題的回答涉及一種哲學觀點是可知論還是不可知論。張伯苓先生關於“有精神方有物質”的論斷，顯然是肯定了精神在先在前、物質在後，精神產生物質，物質是由精神產生這樣一種關係，認為物質是由精神派生的。張伯苓先生的這一觀點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看來顯然是唯心主義的。由於物質是由精神派生的，因而，精神和物質是具有同一性的。這樣，“有精神方有物質”的論斷就對哲學的基本問題做了全面的回答。其必然結論就是“欲造物質必先造精神”。“欲”是人的願望、目的和追求，其目標、對象是“物質”，而這種“物質”不是現實存在的，是由精神產生的，是以“造”這一行為為中介而產生的，因此“物質”的獲得必須訴諸於“精神”，必須發揮精神的作用。人應當積極地發揮自己精神的能動作用，以改造物質，以改造世界。這樣就強調和突出了精神的能動性。

哲學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有精神方有物質”是張伯苓先生對世界的總看法，是張伯苓先生的世界觀。“欲造物質必先造精神”是張伯苓先生由他的世界觀必然引申出來的方法論，是他處理自己和周圍世界關係問題的具有指導意義的總的方法。

“思維和存在、精神和物質的關係問題，是人們處理和駕馭自己同外部世界的關係的一切活動所必須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只要有人和世界的關係存在，這個問題就始終存在，所以它具有永恆的意義。哲學要從總體上研究人和世界的關係，要給人以智慧，教導人們善於處理和駕馭自己同外部世界的關係，首先就必須考察思維和存在、精神和物質的關係問題，並對這個問題作出明確的回答。”[2](13～14)

張伯苓先生基於自己對物質和精神關係的這一認識，分析中國社會現實的問題，並指出解決中國社會現實問題的途徑。他説：“中國近來之巨患不在有形之物質問題，乃在無形之精神問題。精神聚，雖亡，非真亡；精神渙，不亡，亦必抵於亡。”為挽救中國的危亡，必須“振起國民新精神，以重續國家新命運耳！”[3](34)

張伯苓先生基於對精神的積極能動作用的高度重視，特別重視“幹”。“幹”就能取得成功。一方面，他“常以‘幹、幹、幹’三字訓導學生”[1](21)。另一方面，他自己本身也特別重視“幹”。他多次説：“我是學海軍的，對教育本是外行，但我有志於辦教育，所以才研究教育，辦教育。我是幹中再學，學了再幹，盡畢生精力於幹、幹、幹，我已經由一個外行，變成一個內行了。”[1](21)重視“幹”，用張伯苓先生的話説，“這正是我們南開的精神。不過還要弄清楚應當怎樣幹？”[1](65)“伯苓校長還常常口頭上説兩個字，是英文‘do it’，意思就是‘幹’，凡事只要幹，認真幹，沒有不成功的。”[1](131)

由於重視精神的積極能動作用，所以，即使面對困難，也要保持一種蓬勃的朝氣。張伯苓先生常説：“咱們南開真是‘難開’，不管錢怎麼困難，咱學校的房子一定要修好，該上油的地方一定油飾好，永遠看著有朝氣。青年人不能萎靡不振。”[1](64)“物質是精神造的”，“只要精神專注，樣樣事都可以成功”[3](223)。

必須指出的是，我們説張伯苓先生是唯心主義者，是就他的基本哲學觀點而言的，是就他對世界的總看法而言的。“有精神方有物質，欲造物質必先造精神”作為張伯苓先生的基本哲學觀點，其思想的全部落腳點和着重點在於強調發揮人的精神作用，在於發揮人的主體性，使人充分發揮自身的積極能動性。

結合張伯苓先生的教育實踐和有關教育論述來看，張伯苓先生所直接追求的“物質”是系列化的成功的南開學校，而其追求的間接的最終的“物質”是富強的中國。正是基於對精神和物質的關係這一哲學基本問題的認識，張伯苓先生特別注重精神的作用，特別強調“幹”，特別倡導和闡述南開精神。舉辦系列化的成功的南開學校，需要克服一系列的困難，需要一種苦幹、硬幹、拼命乾的精神，需要公能精神；建設富強的中國也要有前述精神，南開學校培養的學生首先需要有前述精神。

“有精神方有物質，欲造物質必先造精神”，是張伯苓先生闡述和倡導南開精神的哲學基礎。南開學校批判地繼承和發揚南開精神，當然必須對張伯苓先生哲學觀點中的唯心主義成分給予克服，而保留其中有積極意義的注重精神能動作用的成分，把南開精神植立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之上。這樣，南開精神的哲學基礎就由唯心主義轉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4](35)

南開精神就是一具體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

張伯苓先生説：“南開學校系因國難而產生，故其辦學目的，旨在痛矯時弊，育才救國。竊以為我中華民族之大病，約有五端。”[3](305)（這五端就是：愚、弱、貧、散、私。）張伯苓先生説：“上述五病，實為我民族衰弱招侮之主因。苓有見及此，深感國家缺乏積極奮發，振作有為之才，故追隨嚴範孫先生，倡導教育救國，創辦南開學校；其消極目的，在矯正上述民族五病，其積極目的，為培育救國建國人才，以雪國恥，以圖自強。”[3](306)而“公”、“能”校訓的提出，就是為實現上述目的。

張伯苓先生為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感，常向學生提出如下三個問題：“你是中國人嗎？”“你愛中國嗎？”“你願意中國好嗎？”[3](258)以激發和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感。

南開學校傑出校友周恩來總理年輕時的名言“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所反映和表達的精神就是南開精神，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為中華之崛起”是青年周恩來讀書、奮鬥的目標，這一目標的實現必須依賴於讀書奮鬥。“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顯示了青年周恩來對自己兩個方面的基本要求：“公”的品質和“能”的素質。熱愛中華民族、希望民族強盛崛起，這就是“公”；通過讀書以培養振興中華的素質才幹，這就是“能”。因此，可以説“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是青年周恩來作為學子對南開精神的一種解讀和詮釋。

“允公允能”就是要培育德才兼備的人才，培育具有熱愛自己的民族、國家的道德品質和具有為自己的民族、國家服務的能力的人才。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面對世界範圍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盪，必須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文化建設極為重要的任務，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納入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使全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4](35)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有各種途徑和方式，就南開學校而言，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的一個現實有效的途徑就是在學校教育中弘揚和培育南開精神。

“所謂日新月異，不但每個人要能接收新事物，而且要能成為新事物的創始者；不但要能趕上新時代，而且要能走在時代的前列。”在這裏，張伯苓先生對日新月異的解釋和作為對南開人的要求具有如下一些方面的內容：一是南開人要能接收新事物、善於接收新事物；二是南開人要能並且善於創造新事物，做新事物的創始者，勇於和善於創新；三是南開人要能趕上新時代，不能落伍，不能落後於時代；四是南開人要能走在時代的前列，做時代前進的引路人。其中1、3兩項是對南開人的基本要求，而2、4兩項是對南開人的較高的要求。日新月異的中心意思是要南開人保持一種進取精神。這種進取精神源於我們的民族文化傳統。張伯苓先生説：“《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彼之所謂天行健者，乃指晝夜相承，春秋代繼，無時或已，長此不息而言也。吾人讀此，則進取精神自然得矣！”[3](36)

日新月異不僅是對南開學校及師生員工的要求，而且是對南開校友的要求。張伯苓先生説：“南開學校，永遠是隨着時代進展的，以後對於學生之如何訓練？課程之如何切實，當然更要與時俱進。可是我們南開的校友，也不能成為時代之落伍者。”[3](247)

日新月異、勇於創新、與時俱進的精神，首先是對人的要求。人應當勇於創新、與時俱進，保持進取的精神。南開精神作為一種進取精神，必然自身也要保持不斷的進取精神以豐富其自身的內容。

新中國成立後，南開學校成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學校，社會主義新南開學校在對張伯苓先生所倡導的南開精神進行批判繼承的同時，必然對南開精神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使之增加新的成分。而這樣做，也正是南開精神中日新月異這一要素的必然要求。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的歷史時期，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必須賦予南開精神以新的內容，使“允公允能日新月異”有鮮明的時代感和鮮明的時代特色，必須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持教育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為人民服務，與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相結合，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堅持教育創新，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質量和管理水平，全面推進素質教育，造就高素質的勞動者、專門人才和拔尖創新人才。

南開精神是張伯苓先生和南開學校的教育理念，是南開學校教育實踐的經驗總結，是行之有效的教育思想。張伯苓先生總結四十年南開辦學經驗時説，南開學校為實現教育救國之目的，對於學生教育訓練方針，特別注意五點：一曰重視體育，二曰提倡科學，三曰團體組織（包括學術研究、講演、出版、新劇、音樂研究會、體育、社團），四曰道德訓練，五曰培養救國力量。“上述五項訓練，一以‘公能’二字為依歸，目的在培養學生愛國愛羣之公德，與夫服務社會之能力。故該校成立之初，即揭櫫‘公能’二義，作為校訓。惟‘公’故能化私，化散，愛護團體，有為公犧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團結合作，有為公服務之能力。此五項基本訓練，以‘公能’校訓為指導原則，而‘公能’校訓必賴此基本訓練，方得實現。分之為五項訓練，合之則‘公能’二義，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國之人才。四十年來，我南開學校之訓練，目標一貫，方法一致，根據教育理想，制定訓練方案，徹底實施，認真推行，深信必能實現預期之效果，收到良好之成績也。”[3](310)張伯苓先生在上述南開學校辦學四十年的經驗總結中，進一步明確了南開學校“以‘公能’二字為依歸”的教育理念，簡明扼要地概括了以“公能”統領“五項訓練”、以“五項訓練”來實現‘公能”的教育思想。

張伯苓先生所倡導闡述的南開精神，通過潛移默化的影響而成為南開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成為南開人學習、工作的精神動力，而南開人在各行各業所做出的業績一方面證明了南開學校教育的成功，另一方面又弘揚和彰顯了南開精神。同時，南開精神在為南開人所認識、體會、實踐的過程中，其含義也不斷地被南開人通過自己的理解而加以豐富。

中國科學院院士申泮文指出：“張伯苓先生把他的教育思想和辦學宗旨概括為一個抽象的概念，稱為‘南開精神’，把所有與南開事業發生過聯繫的人（教職員工和學生）統稱為‘南開人’。南開精神深深滲入了每個南開人的心中，成為他們團結奮鬥為祖國的復興和繁榮富強而獻身的一種推動力量。”[1](84)“它在我們身上化為無窮無盡的力量，推動着我們隨着時代的前進而自強不息。我雖然已經年近古稀，但當我想到校歌裏這段名句‘巍巍我南開精神’的時候，我就感到我仍然年輕，依然渾身充滿了力量，要繼續努力為祖國的四化建設事業貢獻我的餘生。”[1](85)

1983年，當時任地礦部副部長的温家寶同志在其《南開精神永放光芒》一文中指出：“南開精神一直鼓舞着我在工作和生活的道路上不斷前進。”“南開精神首先是革命的精神。”“南開精神是嚴謹的治學和刻苦的學習精神。”“南開精神是朝氣蓬勃的精神。”“人是要有精神的，學校也是要有精神的。我的母校已經走過了八十年的歷程。她不僅為國家培養了數以萬計的各方面的人才，而且在辦學中形成了一種精神——革命的、科學的、朝氣蓬勃的精神。這是在黨的領導下，新型的社會主義學校所應具有的精神。我願這種精神在母校繼續發揚光大。”“‘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母校對我的培養教育是永遠不能忘記的。然而報答母校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努力學習和工作，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為實現全黨的宏偉戰略目標而獻出自己的一切力量。這是母校所期望的，也是她的學生的志向。”[5](17～18)

南開精神是聯繫所有南開人的紐帶。“我是愛南開的”，周恩來總理的這一樸素話語表達了所有南開人的心聲。由南開學校培養出來的周恩來總理、温家寶總理以及其他各行各業表現傑出的南開人，是南開精神的實踐者、豐富者和發展者，是南開學校和南開人的驕傲，他們給予在校的南開學子以巨大的鼓舞和鞭策，在無形中對南開學校的發展以巨大的支持。

南開精神不僅是南開學校的寶貴精神財富，而且是中國教育事業的寶貴精神財富；南開精神不僅是南開學校教育發展的重要價值資源，而且是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重要價值資源。南開精神對南開學校教育發展的作用、價值和意義對中國其他學校教育的發展具有借鑑和啓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