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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愛南開的
鎖定
“我是愛南開的”引自1919年5月上旬周恩來在天津寫給留日南開同學的信。他在信中反對南開學校當局聘請賣國賊為校董,並對學校辦學方向、教學內容提出尖鋭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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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愛南開的典故
周恩來總理紀念碑(5張)
陶希聖之子陶恆生1943年至1946年就讀於重慶南開中學,作為南開校友,他曾評論道,“我是愛南開的”這六個字“是南開的金字招牌,南開已經不能沒有它。然而,這句名言出自何典?其時空背景如何?為何用‘我是愛南開的’而不直接説‘我愛南開’?似乎很少有人在意或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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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1979年馬蹄湖上的那座紀念碑竣工之前,周恩來説的這六個字並不為人所熟知。或許是考慮到這一點,在這座紀念碑背面最下方,刻有一行時任南開大學校長楊石先手書的小字:“‘我是愛南開的’引自一九一九年周恩來同志給留日南開同學會的信。”那麼找到這封信,看看它的全文,坊間流傳的“揭秘”此語完整版的各種段子即可休矣。
“我是愛南開的”:周恩來原話怎麼説?
周恩來回南開大學(4張)
周恩來對南開有着深厚感情。他在延安接受《華北明星報》記者採訪時談到:“我在天津南開讀中學、大學。這個學校教學嚴格,課外活潑,我以後參加革命活動是有南開教育影響的。”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作為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肩負千鈞,日理萬機,仍始終關懷着南開大學的發展,曾於1951年、1957年和1959年三次重返母校視察,對南開師生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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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愛南開的”這句名言,出自1919年5月上旬周恩來在天津寫給留日南開同學的信。他在信中反對南開學校當局聘請賣國賊為校董,並對學校辦學方向、教學內容提出尖鋭批評。這封信,是我們理解“我是愛南開的”原始語境的關鍵,故需不避繁瑣,抄錄如下:
(一)
南開的事體,我是不願意冒昧説,冒昧管。現在我從各方面看,我説一句,實在是危險的很。校長也許別有肺腑,不過我總看不出。不止我,所有知道校長的人,都這樣説。
(二)
你們諸位離天津遠,還不知道內情。我是現在天天到南開去的。我是愛南開的,可是我看現在的南開趨向,是非要自絕於社會不可了。人要為社會所不容,而做的是為社會開路的事情,那還可以;若是反過臉來,去接近十七八世紀,甚而十三四世紀的思想,這個人已一無可取,何況南開是個團體。團體要做的事情,是為“新”,倘要接近賣國賊,從着他搶政府裏的錢,人民的錢,實在是羞恥極了,那能談到為社會的事實!
(三)
南開校內的學生都可造就,並且極有熱心毅力,校中卻不拿真學問教他,弄的一個個都是空的。並且,校長近來人心大變,總是拿中國式的政治手腕辦教育。“新”的一線生機,僅僅在於學生。校長方面是天天講Democracy,可是樣樣事武斷,鬧的人心都離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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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封信分為三段,讀來略感奇怪。其實,周恩來寫給留日南開同學的原信早已散佚,但留日南開同學會在收到這封信後,於5月21日將周恩來原信節錄寄給留美南開同學會,並雲:“頃得同學周君恩來自津來信,節錄於後,亦可見南開現狀的一斑了……”當時,周恩來南開中學時期的同學馮文潛(後曾任南開大學圖書館館長)恰好在美國留學,並負責留美南開同學會的工作,故而有幸保存了這封信。此後,歷經幾十年的歲月流逝,這封信一直被馮文潛精心收藏直至他1963年病逝。
1979年,在馮文潛夫人黃扶先的幫助下,這封信件終於被南開大學校方發現,並隨着馬蹄湖紀念碑的落成而逐漸為大眾所知。上引即為這份節錄件的全文。因此我們可以明白,“我是愛南開的”一語的完整版其實是“我是愛南開的,可是我看現在的南開趨向,是非要自絕於社會不可了”。周恩來何故對母校做如此激烈的批判呢?聯繫後文,周恩來的激憤顯然和南開“接近賣國賊”有關。
周恩來為何批評母校?
眾所周知,近代私立大學與國立大學最大的不同點即在於資金的來源。私立大學只有募集到充足的辦學經費,學校才能維持運營,避免關門倒閉的命運。深知籌措經費之重要性的張伯苓曾經感嘆:“蓋私人經營之學校,其經濟毫無來源,其事業毫無憑藉,非得教育同志之負責合作,在校或出校校友之熱烈擁護,與夫政府及社會各方贊助與扶持,決不能奠定基礎而日漸滋長也!”1919年初,擺在嚴修、張伯苓等人面前的第一要務,就是為即將成立的南開大學四處募集所需的大筆資金。據《嚴修年譜》及《張伯苓年譜長編》,1919年5月之前,嚴張二人為了籌款,曾赴天津、北京、太原、保定、南京等地奔走,拜見各方軍政要員。1919年當年,南開即爭取到徐世昌、黎元洪、李純、閻錫山、梁士詒、周自齊等人的捐款。從軍閥政客那裏募集資金,也引發了校內外人士不小的爭議。但張伯苓認為“美好的鮮花,不妨是糞水培育出來的”,將軍閥政客的財富拿來發展教育,造就青年人才,當然未嘗不可。時任交通總長曹汝霖此時也對南開大學籌備一事表示熱情。
《嚴修日記》記載,1919年2月9日,嚴修在北京“與伯苓、張向庚同往中央公園董事會室,甫入坐,曹潤田(即曹汝霖)來訪,餘遂與談南開學校擴充之議,並請伊為校董”。3月31日,嚴修在中央公園“同靜生(即範源濂)、伯苓合請梁燕孫(即梁士詒)、周子廙(即周自齊)、曹潤田商議為南開學校募捐事,燕孫主分任勸募”。4月12日,嚴修同張伯苓、範源濂三人到中央公園開董事會,梁士詒、周自齊、曹汝霖三人亦“同來會談”,“梁雲:南開學校募捐事,彼三君可認籌四十萬之公債票,年可得六釐之現金利息(合二萬四千元),並將擬指之姓名、機關列一清單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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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等人被列為南開校董之事,隨着五四運動的爆發,在南開學生中引起激烈反彈。
1919年5月4日,數千名血氣方剛的北京學生走上街頭,高喊“懲辦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口號,火燒曹汝霖住宅趙家樓,痛毆駐日公使章宗祥。一時間,曹汝霖等人淪為千夫所指、名聲掃地的標誌性賣國賊人物。在這樣大背景下,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21歲的周恩來會在5月上旬的信中痛斥南開校方“接近賣國賊,從着他搶政府裏的錢,人民的錢,實在是羞恥極了,那能談到為社會的事實!”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麼對南開感情深厚的周恩來會説出“我是愛南開的,可是我看現在的南開趨向,是非要自絕於社會不可了”這樣沉痛的話語。
“我是愛南開的”如何被校方發現?
那麼,1979年,“我是愛南開的”一語又是如何被南開大學校方截取下來,刻上馬蹄湖紀念碑的呢?
1979年是南開大學成立60週年,時任南開大學團委書記趙耀民被任命為校慶慶典籌備小組成員,校領導分配給他兩大任務:一、在校圖書館籌建總理紀念室;二、在馬蹄湖畔建立一座周總理紀念碑,讓他查找出周恩來青年時期的名言警句,同時還要以楊石先校長的名義寫出碑記。趙耀民領命後,組織了有校圖書館林秉賢、校黨史教研室胡靄立等人蔘加的工作小組並開展工作。在籌建總理紀念室時,馮文潛夫人黃扶先告訴他們,她家中保存有周恩來早年留日時期寫給馮文潛的信件,需要翻找。於是趙耀民等人就組織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到她府上查找,發現了周恩來留日時期的親筆信,同時還找到了1919年5月21日留日南開同學會寄給留美南開同學會的那封信件。眾人讀到信中節錄有周恩來“我是愛南開的”一語,頗感振奮,於是密而未宣,收藏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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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耀民回憶:“不久校領導召開校慶籌備組會議聽取工作進程彙報。等到該我彙報時,首先彙報了紀念室展出資料的收集情況,然後彙報紀念碑碑文集句情況。當時我共準備了17條,而把‘我是愛南開的’列為第一條。當我念出此句時全場欣然,紛紛問我此條的出處,我作了一番詳述。主持會議的校黨委副書記崔希默同志(已故)當即斷然説,我看後面幾條甭唸了,就定這一條,於是大家高興地一致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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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新發現的“我是愛南開的”一語,被確定為馬蹄湖紀念碑的碑文。
不過,既然周恩來原信已不存在,我們當前看到的“我是愛南開的”手跡又從何而來?1920年1月29日,周恩來等人遭軍警逮捕後,一度被關押在警察廳,他在獄中根據被拘代表的回憶和日記,編寫了《警廳拘留記》一書。這部書的手稿後來流散在民間,新中國成立後,有關部門在北京一個書鋪中發現了這份珍貴的手稿,將其收購回來,後交由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保存。
1979年,籌建總理紀念室的趙耀民等人在北京看到這份手稿後,便把周恩來的墨跡影印下來,帶回學校。當崔希默在會場上詢問,是否能找到“我是愛南開的”原稿手跡時,趙耀民回答,不能,但是能找到1920年周恩來的手稿《警廳拘留記》。這份長篇手稿中,有多處“愛國”“南開”等詞,眾人從中分別挑出“我是愛南開的”六個字的墨跡,每個字選出五六個,然後拍照放大進行組合比較,選出其中較為滿意的,就成了現今流行的“我是愛南開的”正式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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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愛南開的趣聞
2011年10月25日下午近15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温家寶回到母校南開中學時説:南開培養了我,南開是我心裏的一塊聖地,我是愛南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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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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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是愛南開的”:周恩來一語背後多少隱情? .騰訊網.2016-03-08
- 2. 周總理“我是愛南開的”一語是怎樣被發現的 .南開大學[引用日期2016-01-07]
- 3. 温家寶總理視察南開大學側記 .人民網[引用日期2016-03-13]
- 4. 温家寶總理迴天津南開中學和師生交流:“我是愛南開的” .人民網天津[引用日期2016-03-13]
- 5. 周恩來總理紀念碑 .南開大學[引用日期2021-12-19]
- 6. 【特稿】温總理:“我也是愛南開的” .南開大學[引用日期2021-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