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州桓公九井作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

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

景氣多明遠，風物自悽緊。

爽籟警幽律，哀壑叩虛牝。

歲寒無早秀，浮榮甘夙殞。

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

哲匠感蕭晨，肅此塵外軫。

廣筵散泛愛，逸爵紆勝引。

伊餘樂好仁，惑祛吝亦泯。

猥首阿衡朝，將貽匈奴哂。 ^[1] 

第二節寫山中秋景，謂秋天的九井山景色事物，雖有明朗清遠的一面，卻也有淒寒緊迫的一面。那疾風在山中吹出高低不平的怪聲，激起幽深山谷的種種哀曲。爽簌是指參差不一的風激物之聲，幽律指幽谷裏的合於音律之聲，哀壑指山壑中的哀聲，虛牝則指凹陷的溪谷。這四句都歸結到了“悽緊”，從而引出下文的“歲寒”。

第三節由物及人，以自然景物比喻社會人事。“歲寒無早秀，浮榮甘夙殞”，意謂在這深秋歲寒之時非但看不見早結果實的草木，而且那些枝頭的輕浮花朵也受不了了，自願及早凋落。“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薄言”，助辭，無義。“菌”，指朝菌，是一種朝生暮死的植物。在這嚴寒裏，什麼是貞節的象徵？自然是那不凋的青松；什麼是脆弱的標誌？當然也只能是那短命的朝菌。這四句，句句不離秋天，但在政治的秋天中，東晉皇室已經是浮榮一般即將殞落、壽命與朝菌相去無幾了。至於仲文筆下那勁松挺立，除了勢力正值日到中天、行將登上帝位的桓玄，誰也當不起這個形象。有了這層含義，下面一節轉入對桓玄的歌功頌德，也就不顯得突兀了。所以説，這一節是承上啓下，仲文終於要自己撩開“寫景”的面紗，露出腆顏吹捧的真面目了。

第四節，進入歌功頌德的正文。“哲匠”，明智而又才藝出眾的人，指桓玄。“蕭晨”，秋天的早晨。“肅”，對待事物謹慎恭敬的態度。“軫”，車輛。“塵外軫”，意謂超塵脱俗的行為。殷仲文把桓玄移師姑孰的舉動，美化為不與世俗爭權奪利的清高行為，這是對事實的歪曲。“廣筵”，指盛宴。“逸爵”，即舉杯敬酒。“紆”，屈駕。“勝引”，嘉賓。這兩句進一步鋪寫桓玄大擺筵宴，歡迎屈駕光臨的賢士，廣泛散播仁愛。不言而喻，仲文也在這宴席之間，他終於説到自己了。

在最後一節裏，仲文表示了對桓玄的欽慕之情，以及貌似自謙的自鳴得意。“伊”，發語辭。他説自己對那位愛好仁義之人是非常敬重的，和他在一起，什麼疑惑都能祛除，見到了他，一切鄙吝之情都泯滅不復存了。東漢周舉曾説自己如果一個月不見當時的賢士黃憲，“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在仲文筆下，竊國大盜居然也有先賢的德性了。“猥”，自謙之詞。猥首，意謂辱沒他人而自己排列在班首。“阿衡”，本是商代賢臣伊尹的官名，後引伸為主持國政者的美稱，這裏指桓玄。公元403年（元興二年）九月，晉帝冊命桓玄為相國，總理國政，封為楚王，故云。當時殷仲文任桓玄的侍中，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因此他以忝列楚王小朝廷班首自謙。末句用《漢書·車千秋傳》典，車千秋並無才能術學，只是因為替漢武帝之子衞太子辨冤而得到賞識，在旬月內取宰相之位，匈奴單于聽到後，笑話“漢置丞相，非用賢也。”殷仲文用這一典故，表示自己才能淺薄而受到桓玄重用，恐為他人取笑。哂，嘲笑。此時殷仲文對桓玄，的確盡心盡力。他勸桓玄早日逼晉帝禪位，私下為桓玄寫了九錫文與冊命，確是桓玄篡晉的得力助手。所以末二句在謙退的表面意思下，實還有自得之情隱藏着。

此詩是無恥拍馬之作，內容上並無可取。但它在東晉末年詩風演變的過程中，卻是一首得風氣之先的作品，因此在文學史上自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孤立地看此詩，或許會感到它除了第二節辭藻尚稱華麗（但也有些晦澀）之外，其餘各節語言質樸平淡，中間又有理語，談不上高妙。但若聯繫當時的文風對它考察，便不難發現它異於時尚的特點。

東晉是玄言詩充斥的時代，而鍾嶸説殷仲文的詩在當時“為華綺之冠”（《詩品》），把他與玄言詩人區別了開來。仲文今存詩僅二首，讀者自不能窺其“華綺”的全豹。然與當時玄言詩人“嗤笑徇務之志，崇盛忘機之談”（《文心雕龍·明詩》）大相異趣，的確顯現了一種與玄言詩不同的精神面貌。劉勰説：“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謝混）之閒情，並解散辭體，縹渺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文心雕龍·才略》）所謂“孤興”，即指此詩。因詩中有“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之句，故稱。劉勰認為殷仲文、謝混的作品對清談玄理的文體起了瓦解作用，這是對殷仲文作品的積極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沈約也指出：“仲文始革孫（綽）、許（詢）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宋書·謝靈運傳論》）他從時間上強調了殷仲文改革玄言詩的開拓作用，從而更突出了他的先驅地位。當然，沈約、劉勰、鍾嶸都忽略了陶淵明，陶淵明在公元403年（元興二年）之前已寫出了好幾首迥異於玄言詩的田園佳作。但是殷仲文在當時地位高，作品易受注意，因而對時人的影響也當較陶公為大。因此，這幾位評論家對殷仲文詩作的地位的評價，基本上還是客觀可信的。 ^[2] 

（？-407年）東晉文學家。陳郡長平（今河南西華東北）人。字仲文，殷康之子、桓玄姊夫、殷仲堪從弟。少有才藻，美容貌。善屬文，為世所重。初為會稽王道子驃騎參軍，後為元顯徵虜長史，左遷新安太守。桓玄舉兵，以為諮議參軍，領記室，進侍中，領左衞將軍，桓玄敗，投義軍，為劉裕鎮軍長史，轉尚書，安帝反正，遷東陽太守，公元407年（義熙三年）與駱球等謀反，被殺。有集七卷。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