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事件

當十月事件爆發時，波瀾壯闊的法國大革命十年，即1789年–1799年，才剛剛拉開序幕。革命的暴力能量還未被充分認識到。不到三個月前，巴黎人民攻佔巴士底獄，武裝叛亂的浪漫觀點迷惑了公眾的想象力。受此影響的新興力量，普通的法國市民——特別是那些居於首都巴黎的民眾——激發了參與政治及政府的新的願望。他們當中最貧困的人幾乎僅關心食物問題：多數工人花費近半收入用於麪包。攻佔巴士底獄後，巴黎物價通脹及嚴峻的供應短缺成為常態，並在本地集貿市場上引發各種暴力事件。

國王的宮廷和國民制憲議會的代表都舒舒服服的住在凡爾賽宮裏，在那裏他們對法國政治系統發號施令。在攻佔巴士底獄幾周後，改革派代表設法通過了掃除困難的法令，包括革命性的八月法令（正式廢除了多數的貴族及教士特權）及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他們的注意力轉移到制定一部永久的憲法，君主主義者和所有程度的保守派迄今也無法抵抗改革派的衝擊，但是到了九月，他們的立場開始發生改變，儘管是很輕微的。在立憲談判中，他們能確保國王的立法否決權。許多改革者對此感到駭然，而談判在爭論中顯得波折重重。

寧靜的凡爾賽，象徵着皇室的權力，對改革者來説是一個令人窒息的環境。他們的大本營在巴黎。這個熙熙攘攘的大都市在西北方向不到21千米（13英里），步行可達。改革派代表發現四百或者更多的保皇派正在努力將議會轉移到遙遠的圖爾的王宮中，那是一個比凡爾賽更不友善的地方。更糟糕的是，許多人害怕國王倚仗日益增多的皇家軍隊可能會解散議會，或者至少否認八月法令。而國王也確實考慮過這麼做，在9月18日他發佈了一個正式的聲明他僅認可法令的一部分，代表被激怒了。更加火上澆油的是，國王在10月4日聲稱他對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持保留意見。

儘管革命後產生了神話論，但遊行不是一個自發的活動。大量要求在凡爾賽大規模遊行的事情已經產生；一個在巴黎皇家宮殿間廣受歡迎的演説家，聖於呂日侯爵（marquis de Saint-Huruge），就要求在8月舉行遊行以清除那些保護國王否決權並蓄意阻撓的代表。儘管他的努力被阻止了，革命分子還是繼續保持着去凡爾賽遊行迫使國王接受議會法律的想法。皇宮裏的演説家提到遊行將會有規律的貫穿下個月，這使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約瑟夫產生持久的疑心。在凡爾賽遊行的想法廣為流傳，甚至在1789年9月5日的《法國信使》（Mercure de France）上都有篇幅討論。一種恐慌感在空氣中瀰漫，許多貴族和外國人逃離了這令人難以忍受的氣氛。

10月5日清晨，一名年輕的婦女在一羣對長期短缺和高價麪包感到憤恨的婦女邊上敲響了遊行鼓聲。她們的起點在巴黎東區的市場，稱為聖安託萬近郊（Faubourg Saint-Antoine），憤怒的婦女們強迫附近一個教堂敲鐘。越來越多的人聚集起來，形成一股焦躁不安的能量，遊行開始了。附近市場上更多的婦女加入了進來，許多人手持菜刀或者其他臨時的武器，教堂鐘塔的警報響徹數個區。在鼓吹者的驅動下，人羣到巴黎市政廳（Hôtel de Ville）聚集，他們僅要麪包，不要武器。隨着更多的婦女及男人到達，市政廳外的羣眾達到六千到七千人，也有可能有一萬人。

其中有一人就是無畏的斯坦尼斯勞斯·馬亞爾（Stanislaus Maillard），他在攻佔巴士底獄中表現突出。他急切的拿起自己的鼓併發出極具感染力的呼聲“到凡爾賽去！”（à Versailles!）。馬亞爾在市場婦女中是知名人物，人們的歡呼使他非正式的取得了領導地位。儘管不是一個温和的人，馬亞爾還是以人格力量抑止了遊行羣眾最壞的本能；他營救了市政廳的供給官，他曾跳上燈柱試圖保護儲備物資。市政廳的儲備品及武器被大量湧入的羣眾洗劫，但馬亞爾阻止了人民將它整個燒燬。恰在此時狂暴的民眾注意轉向了凡爾賽，他們重新回到街上。馬亞爾代表婦女團隊的領導，對行進隊伍下達了一個寬鬆有秩序的命令，引導羣眾在雨中走出城市。

當他們離開後，成千的國民衞隊（la Garde nationale）士兵被召集到巴黎市政廳廣場。他們在巴黎的總司令拉法耶特侯爵沮喪地發現，他的士兵大多數贊同遊行，並在鼓動者的影響下不斷加入其中。雖然拉法耶特侯爵是法國最偉大的軍事家，但他也無法阻止他的軍隊渙散，他們開始威脅要開小差。巴黎市政府告訴拉法耶特引導他們的行動，而不是成為無政府的暴民；他們還指示他要求國王自如的返回巴黎以滿足羣眾。拉法耶特派一名騎師加急駛往凡爾賽報信，説估計他的士兵可能會譁變。他也清楚的知道許多士兵公開説如果他不領導他們遊行或者阻止他們就會殺死他。下午四點，一萬五千人的士兵和數千晚到的市民前往凡爾賽。拉法耶特不情願的領導着縱隊，希望能保護國王和公共秩序。

市場婦女的飢餓及絕望是這場遊行最初的動力，但是搜索麪包不久就發展出更多的目標。市政廳已經對憤怒的市民開放了它那豐富的倉庫，但是人們仍不滿足：他們不是隻要一頓飯而是要求保證麪包能再次豐富及廉價。饑荒對第三等級的下層人民來説是真正永久揮之不去的恐懼，還有人説貴族陰謀餓死他們，這則傳言廣為流傳，人們都此深信不疑。

同時，在遊行者中達成了一般共識，即他們要懲罰膽敢冒犯的佛蘭德斯軍團及皇家瑞士近衞隊。在引起遊行的那場聲名狼藉的招待宴會被歸結為政治因素之前，兩者作為外國僱傭兵就已被廣泛嫌惡。藏於羣眾的籌劃者開散佈消息説國王將會把他的皇家侍衞全部解散，並全體替換為愛國的國民衞隊。一連串的爭論在拉法耶特的士兵當中產生了極大的共鳴。

這兩個廣泛的目標與第三個目標的結合很大程度上是革命者的想法，即國王和宮廷及議會必須移往巴黎與人民居住在一起。只有當外國士兵被驅逐，食品得到確實的保障，法國才算是被一位“與自己人在一起”的人所領導。該計劃呼籲各個層面的羣眾予以支持，即使那些支持君主制的人們（多數是婦女）也感到這個帶“好爸爸”回家的想法是個令人欣慰的好計劃。對革命者來説，保留他們最近的立法及創造的憲法是至關重要的，由巴黎的改革者將國王鎖定會提供最佳的環境來保障革命的成功。

凡爾賽婦女大遊行是法國大革命中的標誌性事件，其影響可與攻佔巴士底獄等量齊觀。對於後繼者，遊行樹立了一個鼓舞人心的典型，是羣眾運動力量的象徵。議會席位的佔領為未來創造了一個模板，預示着暴民政治將會頻繁的影響隨後的巴黎政府。但是粗暴的、決定性的入侵王宮本身意義非常重大，攻襲消除了君主制不可戰勝的光環。這標誌着國王抵抗改革浪潮的結束，他再也沒有公開做出阻止革命的努力。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指出的那樣，凡爾賽婦女大遊行是“對皇權的巨大打擊，從此再未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