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宣言

革命統一戰線建立後，出現了羣眾性的反帝愛國運動。自曹錕賄選總統、竊取北京政權後，即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在中國共產黨的倡導和推動下，在全國迅速地拆起了一個大規模的反對曹錕、吳佩孚的反直運動。同時，由於曹、吳窮兵默武，企圖依靠英美帝國主義的幫助，實現其“武力統一”的迷夢，加劇了直係軍閥與其他各派軍閥之間的矛盾。在全國人民反直運動的高潮中，反直系的各派軍閥也趁機打出反賄選的旗號，紛紛通電聲討曹、吳。

這一時期，孫中山為了實現其討伐曹、吳，統一全國的事業，加強了與各派反直勢力的聯繫。他認為，要打倒軍閥應自竊據中樞最有力之直系始，因此很早就同奉系張作霖、皖系段祺瑞有過反直的同盟聯繫。早在1922年2月，孫中山在桂林大本營誓師舉行第一次北伐時，張作霖派李夢庚為代表，赴粵與孫中山接洽，聯合反直（曹錕）。3月，孫中山又派伍朝樞、汪精衞赴奉（天）與張作霖商洽，經入閩的東路討賊軍總司令許崇智聯合人閩皖系徐樹錚同皖系首領段祺瑞密洽，三方結成反直“三角同盟”。1923年10月曹錕賄選總統時，孫中山並曾電請段祺瑞、張作霖、盧永祥等一致行動。而段祺瑞、張作霖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也想利用孫中山的力量，共同對付直系勢力，因此他們之間曾函件往來，互派代表，磋商聯合反直事宜。1924年春，孫中山派孫科聯絡張作霖之子張學良、浙江皖系軍閥督辦盧永祥之子盧小嘉，三人於奉天（瀋陽）會議，簽訂了“三公子三角同盟”，加強了這種反直的“三角同盟”，約定共同討伐直係軍閥總統曹錕和直魯豫巡史吳佩孚。

這時直系首領吳佩孚的“武力統一”計劃，主要用來破壞反直的三角同盟。除了在北方加派重兵嚴防奉軍南下外，在南方則派孫傳芳進攻福建，企圖由孫傳芳與陳炯明相勾結以征服廣東；以直系地方軍閥蘇督齊元聯合閩、皖、贛等省督軍，形成對浙江的包圍，訂立圍攻浙江計劃，以解決盧永祥。到1924年5月間，孫傳芳已將皖系軍人臧致平、楊化昭等部驅出福建，佔據了福建全省，從而實現了從四面包圍浙江的計劃。盧永祥組織聯軍對抗，並致電張作霖、孫中山請出師。1924年9月3日，在曹吳的指使下，直係軍閥孫傳芳和齊燮元以盧永祥收容由福建退出的減、楊殘部為藉口，從福建、江西兩面發動了對浙江盧永祥的進攻，“江浙戰爭”爆發。當天，浙江盧永祥電請孫中山等“分道出師，兼程並進”，共同討伐“亂國之曹錕”。奉系張作霖也致電孫中山，指出“曹吳包藏禍心，益張毒焰”，“罪惡山積”，“傾接杭州盧總司令今日通電，是戎首之責，已有所歸，即聲討之師，不容或緩”，應允將替師人關作戰策應，望廣東方面取一致之行動。同日，中央政治會議召開第七次會議，孫中山、伍朝樞、翟秋白、鮑羅廷出席，議決：發表北伐宣言，及大本營移駐韶關宣言，以“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北方軍閥”為號召，進行北伐，聯合盧永祥、張作霖“共抗直系”。 ^[2] 

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眾之利益。辛亥之役，推倒君主專制政體暨滿洲征服階級，本已得所藉手，以從事於目的之貫徹。假使吾黨當時能根據於國家及民眾之利益，以肅清反革命勢力，則十三年來政治根本當已確定，國民經濟、教育犖犖諸端當已積極進行。革命之目的縱未能完全達到，然不失正鵠，以日躋於光明，則有斷然者。

原夫反革命之發生，實繼承專制時代之思想，對內犧牲民眾利益，對外犧牲國家利益，以保持其過去時代之地位。觀於袁世凱之稱帝，張勳之復辟，馮國璋、徐世昌之毀法，曹錕、吳佩孚之竊位盜國，十三年來連屬不絕，可知其分子雖有新陳代謝，而其傳統思想則始終如一。此等反革命之惡勢力，以北京為巢窟，而流毒被於各省。間有號稱為革命分子，而其根本思想初非根據於國家及民眾之利益者，則往往志操不定，受其吸引，與之同腐，以釀成今日分崩離析之局。此其可為太息痛恨者矣！

反革命之惡勢力所以存在，實由帝國主義卵翼之使然。證之民國二年之際，袁世凱將欲摧殘革命黨以遂其帝制自為之慾，則有五國銀行團大借款於此時成立，以二萬萬五千萬元供其戰費。自是後，歷馮國障、徐世昌諸人，凡一度用兵於國內以摧殘異己，則必有一度之大借款以資其揮霍。及乎最近曹錕、吳佩孚加兵於東南，則久懸不決之金佛郎案即決定成立。由此種種，可知十三年來之戰禍，直接受自軍閥，間接受自帝國主義，明明白白，無可疑者。

今者，浙江友軍為反抗曹錕、吳佩孚而戰，奉天亦將出於同樣之決心與行動，革命政府已下明令出師北向，與天下共討曹錕、吳佩孚諸賊。於此有當鄭重為國民告且為友軍告者：此戰之目的不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以持續反對革命之惡勢；換言之，此戰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蓋必如是，然後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絕，中國乃能脱離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獨立之國家也。

中國國民黨之最終目的在於三民主義，本黨之職任即為實行主義而奮鬥。故敢謹告於國民及友軍日：吾人顛覆軍閥之後，必將要求現時必需之各種具體條件之實現，以為實行最終目的三民主義之初步。此次爆發之國內戰爭，本黨因反對軍閥而參加之，其職任首在戰勝之後，以革命政府之權力掃蕩反革命之惡勢力，使人民得解放而謀自治：尤在對外代表國家利益，要求從新審訂一切不平等之條約，即取消此等條約中所定之一切特權，而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以消滅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蓋必先令中國出此不平等之國際地位，然後下列之具體目的方有實現之可能也。

（一）中國蹈於國際平等地位以後，國民經濟及一切生產力方得充分發展。

（二）實業之發展，使農村經濟得以改良，而勞動農民之生計有改善之可能。

（三）生產力之充分發展，使工人階級之生活狀況，得因其團結力之增長而有改善之機會。

（四）農工業之發達，使人民之購買力增加，商業始有繁盛之動機。

（五）文化及教育等問題，至此方不落於空談。俾經濟之發展使知識能力之需要日增，而國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業及教育之經費易於籌措；一切知識階級之失學問題、失業問題，方有解決之端緒。

（六）中國之法律，更因不平等條約之廢除，而能普及於全國領土，實行於一切租界，然後陰謀破壞之反革命勢力無所憑藉。

凡此一切，當能造成鞏固之經濟基礎，以統一全國，實現真正之民權制度，以謀平民羣眾之幸福。故國民處此戰爭之時，尤宜急起而反抗軍閥，求此最少限度之政綱實現，以為實行三民主義之第一步。

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十八日 ^[1] 

（民國）十三年（1924）九月，江浙戰起，直奉繼之，吳佩孚統大軍與奉軍相持於九門口，而馮玉祥與胡景翼自前線回軍，與駐守南苑之孫嶽，改稱國民第一、二、三軍，人北京，佩孚自海道人江，走漢口，直系之勢力瓦解。奉軍踵之入關，馮玉祥、張作霖共推段祺瑞為臨時執政，祺瑞要孫文北上，共謀解決時局。文主開國民會議，祺瑞亦有所謂善後會議及國民代表會議者，顧人民團體，無一得與，文戒國民黨員不得參加。十四年（1925）三月十二日，文卒於北京。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