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導向貿易戰略

該戰略最初由拉尼斯於1973年提出，其理論依據是李嘉圖的“比較優勢論”，即按照比較利益進行國際分工並相互貿易的國家都能夠從貿易中獲益。從實踐來看，幾乎所有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未曾脱離出口導向貿易戰略的實施。

進口替代國際貿易戰略在促進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發展的同時，由於其本身的侷限性，隨着時間的推移，其負作用也越來越大。採用進口替代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後來都遇到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的困境。20世紀60年代中期，韓國、新加坡和我國的台灣省率先成功地從進口替代轉向了出口導向。

亞洲“四小龍”通過大力實施出口導向貿易戰略，在較短時期實現了經濟騰飛。借鑑它們的經驗，東南亞其他國家也紛紛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實施這一戰略，通過廢除許多保護主義的經濟政策，大力引進市場機制，以促進出口來帶動本國(地區)的發展。出口導向貿易戰略的成功極大地促進了以“四小龍”為中心的東南亞諸國或地區的經濟發展。20世紀70年代，韓國、中國台灣省、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的製造業成長率超過10%，遠遠高於發達國家2.4%的同期水平。高速成長的結果，促使上述國家和地區工業化率迅速提高。20世紀80年代初期，亞洲四小龍的工業化率為28%-38%，高於同期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 24%，除印度尼西亞以外，東盟國家的工業化率也達到了18%-24%，接近發達國家工業化的水平。

有鑑於此，國際發展經濟學界對出口導向貿易戰略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並以此作為發展中國家及其落後地區首選的貿易模式。在世界銀行1993年出版的《東亞奇蹟：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的報告書中，將實施出口導向貿易戰略而取得極大成功的日本、“亞洲四小龍”及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家(地區)近30年的發展稱作為“東亞的奇蹟”，並認為出口導向貿易戰略為比其低一層次的發展中經濟體樹立了促進出口戰略的樣板，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然而，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卻暴露了出口導向貿易戰略的侷限性。與進口替代貿易戰略相比，出口導向貿易戰略的最大特徵是不斷地推進市場經濟化的進程，通過撤銷各種政策限制，充分發揮發展中國家低工資勞動力的優勢，擴大勞動密集型產業出口，以此帶動經濟的發展。但是，由於出口的市場主要是發達國家，過分地追求出口的結果使得國內工業體系內部出現了“雙重化”的傾向，即出口產業的過度膨脹和內需產業的相對萎縮。以韓國的半導體產業為例，在國際市場需求的刺激下，20世紀80年代韓國的半導體產業取得了快速的發展，但隨着20世紀90年代半導體市場的急劇萎縮，韓國龐大的半導體出口產業頓時陷入了困境，並拖累了給予半導體產業大量資金支持的金融業，進而引發了90年代末的金融危機。不僅如此，急速的貿易自由化使得韓國來不及培育重化學工業發展所需要的零部件產業。在這種背景下，通過適當的關税及貿易限制來扶持國內重化及高科技產業的發展，這樣一種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戰略又重新被一些發展中國家採納，並被許多國際開發經濟學者賦予了新的理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