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税

唐朝後期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由於土地兼併逐步發展 ，失去土地而逃亡的農民很多。農民逃亡，政府往往責成鄰保代納租庸調，結果迫使更多的農民逃亡，租庸調製的維持已經十分困難。與此同時，按墾田面積徵收的地税和按貧富等級徵收的户税逐漸重要起來。安史之亂以後，賦税制度非常混亂。賦税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

大曆十四年五月，唐德宗即位 ，宰相楊炎建議實行兩税法。公元780年，唐德宗李適即位。宰相楊炎跪在皇帝面前磕着頭據理講道：“賦税財收是國家根本大事，就像是活人的喉嚨，天下的治與亂、國家的強與弱都由它決定。”隨後提出兩税法。

兩税法將過去的租庸調和户税、地税及各項雜徵合併，統一徵收，以户税、地税為基礎，規定“户無主客，以見居為簿”，既不分主户客户，也不分定居或行商，所有居民一律在所居之地徵納兩税。

其徵收原則是“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税額按田畝和資產的多寡確定，廢除以前的租庸和雜税。資產少者則其税少，資產多者則其税多。從理論上，這種計資而税的制度，較按人丁平均攤派的舊制度合理得多。對無地少產的民户較為公平。

因此，兩税法在課税標準上的變革可以説是中國古代賦税史上的一大進步，對後世影響頗大。且納税時間上規定“各有不便者正之”，體現出靈活性，還特允“其鰥寡孤獨不支濟者，準制放免”。

宋至明中葉所實行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土地税。宋承唐制﹐兩税按納税時間分為夏税和秋税。夏税主要有絲﹑綿﹑絲織品﹑大小麥﹑錢幣等﹐秋税徵收稻﹑粟﹑豆類﹑草等。南方和北方農作物品種的不同﹐也造成了税物品種的不同。在南方﹐夏税以税錢折納税物的情況較為普遍﹐而北方一般沒有夏税錢。在納税前兩個月﹐官府向納税户分別發放“由子”之類的通知單﹐上面開列本户的兩税額。人户繳納兩税後﹐官府頒發税鈔﹐上面蓋印﹐以作繳納的憑證。税鈔上的印每個倉庫各不相同﹐只能行用於一次税收﹐用完即銷燬。宋代以平均每畝地納税一斗﹐作為天下的通法﹐但各地一般都依田地的肥瘠﹐將兩税分成若干等級。很多地區分為上﹑中﹑下三等﹐謂之三則法。北宋初﹐福州無上田﹐則分為兩等﹐中田每畝夏税錢四文四分﹐秋税米八升﹐下田每畝夏税錢三文七分﹐秋税米七升四勺。除了個別地區外﹐每畝田地的兩税額並不算重。但是﹐官府卻用各種名義﹐如沿納﹑支移﹑折變﹑腳錢(運輸費)﹑加耗(以税物損耗為名的加税)﹑預借﹑重催(納税後重疊催税)﹑義倉﹑大斗﹑大斛﹑鬥面﹑斛面(納税時﹐税糧高出鬥面斛面的堆尖部分)﹑呈樣(以官員檢查税物樣品為名的加税)等等﹐進行加税﹐使兩税成為很重的負擔。官僚﹑地主又千方百計進行逃税﹑漏税和抗税﹐而將兩税轉嫁給廣大農民。宋代還有包攬賦税輸納的“攬户”﹐他們與官吏相勾結﹐對納税者進行中間剝削﹐更加重了農民的兩税負擔。

金循宋制﹐民田徵收兩税(唯猛安謀克户只徵牛頭税)。夏税每畝三合﹐秋税每畝五升﹐又納秸一束(十五斤)。繳納期限﹐夏税以六﹑七﹑八月﹐秋税以十﹑十一﹑十二月為初﹑中﹑末三限﹐三百里以外展限一月。泰和五年(1205)﹐秋税改以十一月為初限﹐寒冷地區夏税改以七月為初限。輸納粟麥﹐每三百里減免百分之五﹔輸秸﹐自百里至三百里﹐減免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十。

元代税糧制度南北不同﹐江南地區沿用宋制徵夏﹑秋兩税(見税糧)。明代全國田賦通行兩税制﹐夏税徵米﹑麥﹑錢﹑鈔﹑絹﹐秋税徵米﹑錢﹑鈔﹑絹。大抵以米麥為主﹐絲絹及鈔次之。萬曆時推行一條鞭法﹐賦税制度發生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