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通史

《內蒙古通史》以民族史和地區史兩條延伸數千年的歷史線索，以各個歷史時期特點鮮明的內容，展現了色彩繽紛的內蒙古歷史畫卷。 ^[1] 

全書以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為指導，致力於科學地研究和回答歷史上的問題，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以期為內蒙古自治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鑑；特別是對中國形成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的認識和對歷史上民族關係、民族問題的瞭解；尤其對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區域自治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理論、政策、制度的理解，提供有價值的歷史根據。

《內蒙古通史》在上世紀90年代初，郝維民教授申請列為內蒙古自治區社科規劃項目，2001年5月又批准立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也是內蒙古大學“211工程”建設重點項目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的項目。2006年出版了階段性研究成果《內蒙古通史綱要》；2007年8月，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鑑定結項。之後，參考專家鑑定意見，並通觀全書內容和新的研究成果，進行了修改充實，調整為八卷20冊，各卷以史料與研究概況、概述、專題和人物等四編組成，附歷史圖片和索引，形成1060多萬字、文圖並茂的學術專著。全國社科辦公室批准列入代表國家社科研究最高水平的《國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庫》，於2011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內蒙古通史》第一卷為《遠古至唐代的內蒙古》。大約在50萬年以前，內蒙古地區即有古人類活動的足跡。公元前21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便有林胡、東胡、匈奴等遊牧民族在這裏繁衍生息；戰國燕、趙、秦三國對這裏的南緣地帶實行經略和管轄。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3世紀，匈奴、烏桓、鮮卑等遊牧民族及其政權，與秦漢王朝發生密切的關係；公元3世紀至6世紀，匈奴、烏桓遷入內地，逐漸融合於中原各族；鮮卑各部及其他北方各族紛紛建立割據政權，最後歸於拓跋魏的統一。同期，契丹、庫莫奚、室韋、柔然等民族與中原王朝建立聯繫。公元6世紀至10世紀，突厥汗國、回紇汗國等相繼統治北方，以及契丹、奚、室韋—達怛等與隋唐王朝之間依附不定；隋唐王朝統治內蒙古部分地區。契丹、室韋—達怛為遼王朝和蒙古帝國的建立奠定了初步的地域。這裏成為中國古代北方民族的歷史舞台，古代北方民族是中國北疆歷史的開創者。中原政權和王朝以及農耕民族也同時向北疆拓展，轄治部分地區，形成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接觸、交流、碰撞，開始了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進程。

《內蒙古通史》第二卷為《遼西夏金時期的內蒙古地區》。公元10世紀初至13世紀前期，這裏先後出現由契丹、党項、女真族分別建立或交疊出現的遼、西夏、金等3個北方民族政權，與中原兩宋政權共同構成又一次南北割據的局面。公元10世紀初期，契丹人建立了遼朝政權，以內蒙古地區為基本統治重心、並完全控制了北方草原地區以及今河北省北部、北京市、天津市和山西省北部等大片農耕區域。遼朝在保持契丹民族特點的同時，對進入北方草原的廣大漢族人口採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妥當安置。遼朝與北宋形成南、北對立、持衡發展的歷史格局。西北党項族聯合契丹人對抗北宋政權，並建立了西夏，又形成了遼、宋、西夏並峙共存的基本格局。東北女真族崛起，建立了金朝政權，消滅了遼朝與北宋政權，其政治統治中心逐漸南移。而後形成了金、宋、西夏鼎峙的局面。遼、西夏、金時期內蒙古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達到了拓荒並續上升的程度。

《內蒙古通史》第三卷為《蒙元時期的內蒙古地區》。蒙古民族的興起源於今額爾古納河流域的“蒙兀室韋”，呼倫貝爾、大興安嶺是蒙古民族的搖籃。室韋人逐漸向蒙古高原遷徙，成吉思汗的先人移據漠北三河源頭地帶。12世紀末和13世紀初蒙古高原分佈着蒙古各部；鐵木真統一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國；通過對遼朝、西夏的戰爭，佔領了內蒙古地區。元朝在內蒙古地區所設行省、路、府、州、縣的官府和組織結構，與其他地區無異。內蒙古地區分別劃歸中書省和遼陽、陝西、甘肅、嶺北等行省下設的路、府、州、縣。元朝在內蒙古地區發展畜牧業，實行牧户賦税與和買馬、括馬政策；農業興屯田以濟軍需民用；手工業分官辦與私營；大一統促進蒙古高原與中原的貨幣統一、驛路暢通、商業發展、城鎮興起。文化教育興盛，創造蒙古文字，發展文學、藝術，蒙古族歷史著作與法律彙編問世；設立學校，發展教育；開科取士，三年一次；實行兼容、優待的宗教政策。蒙古民族登上中國北方的歷史舞台，把古代北方遊牧文明推進到了嶄新的歷史階段，促進了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交流互補；蒙古民族的統治者創建了中國歷史上空前大一統的大元帝國，把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進程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為以後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版圖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內蒙古通史》第四卷為《明代的內蒙古地區》。1368年明軍攻陷元大都，宣告大元王朝統治中國歷史的結束。元廷北遷蒙古高原，史稱北元。有明一代，明朝和蒙古時戰時和，形成南北對峙局面。北元內部，經過昭宗“中興”，北元政權穩定一時；昭宗死後，北元政局動亂，蒙古內部分裂，形成東西蒙古兩大集團分立對抗，內戰不斷。蒙古各部經過長期的分合變遷，最終調整封建統治秩序，形成在蒙古高原的割據態勢。明朝設置羈縻衞所與封王，設衞屯兵，封王立藩，修築長城，承認南北分治，形成明朝與北元的疆界。北元與明朝不管是抗爭，還是修好，都説明蒙古高原和蒙古民族與中原在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地緣關係上密切的內在聯繫；達延汗諸子分封以後，蒙古各部“畫地而牧”，遊牧地界基本固定；北元后期，內蒙古各部分佈局面基本形成，內蒙古地區經濟文化進一步多樣化、進一步發展。 ^[1] 

《內蒙古通史》第五卷為《清代的內蒙古》。1616年東北建州女真建立愛新國，在與明朝對抗的同時，與東蒙古各部建立了聯盟關係，進而於1635年征服蒙古察哈爾部，完成了對東蒙古的征服。1636年建立了大清王朝，是年4月在盛京舉行清朝開國大典，分敍外藩蒙古貴族軍功，封授爵號，授予札薩克之權，繼續管領各自的部落。清廷在漠南蒙古地區全面推行滿洲的牛錄固山制，建立札薩克旗和內屬旗分，確立了對內蒙古地區的統治，最終形成了六盟四十九旗、內屬蒙古歸化城土黙特二旗、察哈爾八旗、布特哈八旗、索倫八旗、新巴爾虎八旗及套西蒙古旗的格局。清朝治蒙基本政策為封王聯姻、因俗而治，扶持喇嘛教，頒佈律令，實行封禁等。在內蒙古施行盟旗制度，旗札薩克由原來的愛馬克或鄂托克首領擔任，並世襲罔替。若干札薩克旗組成一個盟，定期舉行會盟，議決札薩克旗內部事務；內屬蒙古，由各地將軍、都統、大臣直接管轄，“官不得世襲，事不得自專”。漢族移民的增加和農業的發展，在蒙旗領地設立府廳州縣，以管理移民。社會結構與經濟的多元化，農村的形成與城鎮的出現，驛站、道路與交通的發展，使社會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回民在城鎮中形成商業社會，最終形成內蒙古的回族新佈局。清中期，內蒙古的社會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畜牧業、農業以及城鎮經濟、財政體制。藏傳佛教進一步發展，寺廟林立，寺院經濟佔有重要位置。晚清內亂外患，內蒙古各族人民反侵略反封建鬥爭風起雲湧；清末新政改制，使內蒙古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根本變化，放墾蒙地與蒙古族的反墾鬥爭高漲；清朝轉變治蒙政策，導致札薩克旗陷入財政危機，進而失去土地，管轄範圍大大減小，農業發展而畜牧業衰頹，商業與城鎮得到發展，工礦企業與交通郵電和新型文化教育得以出現，並形成獨特的宗教、文化、教育和風俗習慣。清朝統治者以滿蒙聯盟和內蒙古為後方入主中原，統一中國，恢復並最終形成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對蒙古實行休養生息，恢復生產，發展經濟，振興文化的政策，根本扭轉了明代內蒙古地區的政治動盪，經濟凋弊，民族消亡的形勢，使內蒙古進入了嶄新的發展時期；晚清對蒙政策的轉變，對內蒙古社會產生了重大的負面影響，增設州縣、籌蒙改制，削弱和剝奪了蒙旗的傳統自主權益，甚至大大縮小了盟旗轄境，使內蒙古的民族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廢止蒙禁政策，官放蒙地，是對蒙古族的政治壓迫與經濟掠奪，也是官方在內蒙古大規模破壞草原生態的開始。 ^[1] 

《內蒙古通史》第六卷為《民國時期的內蒙古》。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內蒙古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北洋軍閥在內蒙古地區確立了統治，實行民族壓迫政策。蒙漢各族人民開展了反軍閥、反封建王公的鬥爭。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內蒙古民族民主革命為中心的內蒙古民族解放運動興起。國民黨政府對內蒙古實行大漢族主義民族壓迫政策，設立熱察綏三省，掠奪蒙旗土地；日本對內蒙古東部地區的侵佔，造成內蒙古地區社會矛盾空前激化，促使內蒙古自治運動高漲。中國共產黨在革命低潮的年代，堅持領導內蒙古的革命鬥爭，蒙古民族的解放鬥爭在艱難中繼續。“九一八事變”後，內蒙古大部分地區相繼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東部隸屬偽滿洲國，西部隸屬偽蒙疆政權。東部地區的各種抗日救亡鬥爭持續14年之久，西部地區的抗日的鬥爭一直堅持到日本無條件投降。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族人民的解放戰爭和蒙古民族自治運動，成為當時內蒙古歷史的主流。中國共產黨團結各族人民，解放了內蒙古全境。北洋軍閥、國民黨的大漢族主義民族壓迫政策，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激化了內蒙古民族問題，併成為內蒙古社會的中心問題；內蒙古民族運動的興起，特別是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蒙古民族解放運動，成為內蒙古社會發展的中心內容；內蒙古是中國共產黨最早開展工作的少數民族地區，探索解決民族問題的途徑，以民族區域自治解決內蒙古民族問題的方面取得了成功，創造瞭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諸多經驗。民國時期，內蒙古地區雖然一直處於社會動盪、戰亂不斷的局面，但社會、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仍有相當的發展。

《內蒙古通史》第七卷為《社會主義時期的內蒙古自治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內蒙古自治區開始進入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經歷了社會變革和恢復國民經濟；50年代初社會經濟發展；內蒙古統一的民族區域自治的實現，建立鄂倫春、鄂温克、達斡爾等3個民族自治旗；第一次普選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建設；內蒙古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與社會主義改造；工、農、牧、交通、郵電、財政、商業、教育、文化、醫療、衞生事業發展，創造了社會經濟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期”。爾後，經過整風反右派鬥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國民經濟調整恢復；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經歷了社會主義曲折發展的10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製造“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內蒙古二月逆流”、“新內人黨”三大冤案；經過曲折鬥爭與“四人幫”覆滅等，經歷了10年浩劫。經過撥亂反正，揭批“四人幫”；平反三大冤假錯案和一切冤假錯案；全面落實各項政策；進行政治建設與社會治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建設；民主與法制建設；發展愛國統一戰線；開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確定經濟建設方針與發展戰略；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發展牧、農、工業及第三產業；發展科技、教育、文化；發展少數民族事業等，通過第六、七、八、九4個五年計劃，國民經濟翻了兩番，創造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二個“黃金時期”。在50多年中，前後有過社會經濟發展的兩個“黃金時期”，中間經歷了十年曲折發展和“文革”浩劫的兩個階段。發展、成就與經驗是歷史的主流，但是失誤、損失與教訓也是沉痛的，正反兩者都要反映、都要總結。

《內蒙古通史》第八卷為《內蒙古地區生態環境與生態文明》。內蒙古地區位於亞洲大陸中部的蒙古高原東南部，從太古代至古生代形成陸地，在亞洲的海陸變遷中逐漸形成了高原與山地的基本地貌單元。到中生代晚期，已經演化成為森林、草原與荒漠等自然地帶，塑造了景觀生態多樣性和東亞季風氣候格局。生物界也隨之在演化中構成了豐富的動植物類羣。因而在北方民族的發展中使草原成為遊牧畜牧業的“搖籃”。特別是蒙古族的生產經營與民族文化的發展，造就了完整的遊牧文化，形成了人與自然和諧共榮的社會。明清以來，隨着民族統治與政策更迭，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交融，促成了內蒙古東部和南部的農牧交錯地帶生態環境的變化和多民族混居的社會結構。從而增強了對草原生態系統的人為干擾和自然災害的發生，開啓了草原退化的歷史過程。20世紀前半期，戰亂的發生，政權的更迭，社會生活的動盪，人口的遷移和增加，土地開墾與草原的超負荷利用，更引起草原的退化和災害的發生。內蒙古自治區建立以來，在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與人口劇增的壓力下，因超載過牧，不合理開墾，採挖生物資源等活動，造成草原的大面積嚴重退化，導致畜牧業面臨困境。20世紀50年代，在內蒙古開創草原生態學研究，到世紀末，生態科學已在內蒙古得到長足發展，堅持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已成為人們的共識。內蒙古的陸地環境是經歷了地質年代的滄桑鉅變而成的，構成了以草原生態系統為主體，東有森林，西有荒漠分佈的景觀生態格局；生息在內蒙古大地的北方民族，創造了與大自然和諧共生的草原遊牧文化，其中藴含着可貴的草原情結和生態觀念；蒙古民族佔有北方歷史舞台之後，在遊牧文明的發展中，大大豐富了保護環境，關愛生命的理念和制度，並啓動了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交融；現代生態與環境科學以及可持續發展的理論，與歷史上形成的樸素生態觀念及生態文明傳統，具有不可忽略的淵源聯繫。

《內蒙古通史》是以內蒙古大學的歷史、生態等學科專家、學者為主，邀請自治區內外高校、科研院所、史志部門和檔案、圖書館的專業研究人員參加，由101位專家學者組成聯合攻關團隊，經過十多年研究編寫而成，是羣體力量和集體智慧的結晶。郝維民是項目主持人，總主編郝維民和齊木德道爾吉；第一卷主編張久和，第二卷主編任愛君，第三卷主編寶音德力根、副主編張岱玉，第四卷主編烏雲畢力格、副主編達力扎布和寶音德力根，第五卷主編齊木德道爾吉、副主編白拉都格其，第六卷主編金海、賽航，第七卷主編郝維民、副主編甘旭嵐和慶格勒圖，第八卷主編劉鍾齡、副主編朱宗元。

2008年《內蒙古通史綱要》獲得內蒙古自治區第二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政府獎二等獎；2012年《內蒙古通史》獲得內蒙古自治區第四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政府獎一等獎。 ^[1] 

《內蒙古通史》 內蒙古師範大學歷史系曹永年教授主編，有蒙、漢、滿、達斡爾等4個民族的17位學者擔綱完成的《內蒙古通史》，共4卷，約150萬字，由內蒙古大學出版社於2007年9月出版。2009年，《內蒙古通史》修訂本重印出版。作者對部分史實和內容進行了補充、修訂，使該書更臻完善。 第一卷撰寫從遠古時代至隋唐時期的內蒙古，第二卷撰寫從遼金夏至明代的內蒙古，第三卷撰寫清代內蒙古，第四卷撰寫民國時期的內蒙古。每一卷都從內蒙古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環境、社會等方方面面展開描述，力求展 現1949年以前內蒙古地區的歷史全貌。 ^[1] 

四卷本《內蒙古通史》，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環境、社會等方面展開系統描述，勾畫了大窯文化以來，特別是自秦統一和匈奴建立單于國以來，到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成立(1947年)前後，內蒙古歷史發展的輪廓。闡明瞭兩千多年以來，生息於內蒙古大地上的各民族之間，內蒙古與中原、與中原王朝之間，雖然有過隔閡、有過矛盾，甚至有過流血衝突，但是在歷史長河中，這都是暫時的、局部的，是支流；民族之間、地區之間的和平、友好，相互交往、相互滲透融合，共同發展，才是主流這樣一個基本線索。闡明瞭今天內蒙古地區作為祖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民族團結、社會繁榮，是長期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這樣一個基本思想。 ^[1] 

到目前為止，冠以“內蒙古”的歷史著作共有4部，分別是餘元庵撰寫的《內蒙古歷史概要》、濤克濤撰寫的《內蒙古發展概述》、郝維民和齊木德道爾基主編的《內蒙古通史綱要》、曹永年主編的《內蒙古通史》。《內蒙古歷史概要》和《內蒙古發展概述》完成於上個世紀50年代，是中國北方民族史和蒙古史的簡編。郝維民等主編的《內蒙古通史綱要》是國家社科課題的階段性成果，是按照“民族史、地區史交織發展的進程”撰寫的著作(《內蒙古通史綱要·序》)。曹永年主編的《內蒙古通史》只按照地區史線索構建全書框架體系的一部區域史，是一部線索清晰、結構合理新穎、文字風格一致、獨成一體，學術規範的內蒙古歷史著作，是“內蒙古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通史》”(國修清史編委會主任、著名清史專家戴逸語)，是純粹意義的區域史著作，填補了內蒙古地區長久以來沒有區域性通史著作的學術空白。此外《內蒙古通史》在廣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時，深化了對一些問題的認識。 ^[1] 

內蒙古自治區撥款數十萬元資助撰寫《內蒙古通史》，表明中央和各自治區政府，都非常重視地區史的研究工作。《內蒙古通史》是內蒙古地區貫徹中央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精神的產物。

四卷本《內蒙古通史》所闡明的內蒙古歷史發展線索，從歷史演變的角度，加深人們對民族團結的認識，本質上是一部講述民族團結的歷史教材。這有利於內蒙古地區的民族團結和政治穩定。

《內蒙古通史》主編曹永年教授説：“新中國成立以來，內蒙古的史學工作者在元史、蒙古史和北方民族史領域裏取得許多引人注目的成就，然而內蒙古地方史的研究卻明顯滯後，這部書是首部貫通古今的內蒙古地區地方史。”

《內蒙古通史》的出版將為國內外瞭解內蒙古，關注內蒙古提供大量可靠的歷史根據；尤其是對內蒙古的幹部、羣眾瞭解內蒙古的歷史，熱愛內蒙古、建設內蒙古將發揮永久性的借鑑作用。

歷史文化研究是民族文化大區建設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蒙古族歷史類著作、中國北方民族歷史類著作和內蒙古地區歷史類著作，三種類型的歷史著作的出版可以構成一個完整的歷史文化著作體系，豐富人們對內蒙古歷史的認知，為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大區建設提供很好的理論支持。《內蒙古通史》的出版，既是對民族文化大區建設方針的積極響應，也是一個具體貢獻。

《內蒙古通史》是1991年“內蒙古民族教育研究中心”批准的重大科研項目的最終成果，歷時16年完成。該書的寫作和出版鍛鍊了科研隊伍，明確了科研方向，促進了內蒙古師範大學歷史學學科建設。內蒙古師範大學歷史學於2005年第一批入選內蒙古自治區品牌專業，2007年又被評選為教育部第一批特色專業(當年我區高校只有3個專業，歷史學是文科唯一入選專業)，同年，內蒙古師範大學專門史專業入選內蒙古自治區重點學科。 ^[1] 

著名的清史研究專家、國家清史纂修編委會主任戴逸先生欣然為《內蒙古通史》作序，全國政協副主席夏日先生、蒙古史研究專家義都合西格先生、內蒙古師範大學黨委書記陳中永教授都為本書作了序。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高興地為“內蒙古通史”題寫了書名。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