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跨革囊

著名的昆明大觀樓長聯提到“宋揮玉斧，元跨革囊”。

南宋末年，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後，蒙古族鐵騎又征服了亞洲和歐洲的廣大地區及宋朝長江以北地區長江天險成了滅亡南宋的最大障礙。於是蒙古軍採取了迂迴包抄，南征大理的戰略。而渡過麗江金沙江天險便成了實現這一戰略的關鍵。

“元跨革囊”其實就是一種革囊渡江的手段，當時元軍正是在納西族人的幫助下製成了大量革囊。渡江的時候，元兵身上各綁一革囊，數人為一小組扶着一竹筏，竹筏上承載着軍械物件(忽必烈等大官自然也會在竹筏上)，在繩索的牽引下就此渡過了金沙江(《鹽源縣誌》：“數夷人各跨一囊，以長繩牽之”)。 ^[1] 

元憲宗三年（1253），元世祖忽必烈率十萬鐵騎從四川木裏、鹽源一帶進入麗江寧蒗永寧，駐蹕日月和，（光緒《永兆直隸廳志》載：“廳屬永寧界，有地名日月和，元世祖駐蹕處）。元軍在麗江當地曾建築一橋，取名為“開基橋”，意為開基帝業。 ^[2] 

元軍在麗江永寧稍事休整後，翻越瓦哈山（大藥山）直下金沙江邊，到達現雲南麗江寧蒗縣拉伯鄉拉伯行政村（拉卡喜裏），面對滔滔江流，蒙古軍憑藉革囊和羊皮筏，神不知鬼不覺地到了對岸的麗江縣奉科鄉，麗江納西族土酋率眾迎降，元軍隨即順利翻過太子關（原名雪山關門），進入今麗江寶山鄉果樂村，再翻越鳴音直下到麗江大具壩，然後揮師進駐麗江壩。這就是昆明大觀樓長聯裏“元跨革囊”典故的出處。

兀良合台率領的蒙古西路軍隨後也在中甸縣境內金沙江邊渡江到麗江縣巨甸、塔城一帶。麗江巨甸原名“九賧”，元初改為“巨津”，意為大渡口。如今，雲南麗江地區境內尚存眾多與麗江“元跨革囊”事件有關的地名和遺址。 ^[2] 

史書記載，1253年忽必烈率十萬大軍進攻大理，他率領中路軍經四川西南，在瀘沽湖附近休整後，翻越瓦哈山（今大藥山），在今寧蒗縣境內用革囊橫渡天塹金沙江。忽必烈的另外兩支隊伍，一支在梓里渡金沙江進入麗江，另一支從永勝跨越金沙江經鶴慶進攻大理，孫冉翁以“元跨革囊”四個字概括了十萬大軍轟轟烈烈、氣勢磅礴、橫渡金沙江之壯舉。 ^[3] 

滅亡大理國，不僅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也是世界古代歷史上很著名的一個戰例。昆明大觀樓長聯以“元跨革囊”四個字，概括了這一千里奔襲、出奇制勝的軍事奇蹟。

大理國300年的歷史，從未對外用兵。當時面對宋、遼、金、西夏與蒙古之間的爭鬥，大理國一直置身事外，不予理會。然而，蒙古的戰略——“斡腹之舉”，卻將大理國牽入了戰爭之中。 ^[4] 

所謂“斡腹之舉”，就是先出奇兵滅大理，然後再由大理派一支軍隊，對南宋腹地發動攻擊，南北夾擊，一舉而滅南宋。這個策略看起來簡單，其實，蒙古對大理用兵，也是頗費周折。據考證，蒙古對大理國用兵，前後三次，方才取得勝利。最早是在蒙古成吉思汗時。一次成吉思汗向大臣郭寶玉詢問取中原之策，寶玉回答説：應該先攻取巴蜀、大理，然後藉其兵力，順勢滅掉金國，再合圍南宋。據有的文獻資料記載，成吉思汗確曾派遣過一支部隊進攻大理，軍隊到達金沙江邊的鐵橋城而還。 ^[4] 

昆明大觀樓長聯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驤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裹就風鬟霧鬢；更萍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盡珠簾畫棟，卷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只贏得：幾杵疏鍾，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 ^[5] 

1244年，窩闊台繼承蒙古汗位，命徵蜀蒙古軍抽調精兵，攻取大理。據説當時調集的軍隊達20萬之眾。大軍由川西過大渡河，越金沙江，直奔大理。大理國王段祥興命軍將高禾率部迎敵，在今麗江九禾一帶，與蒙古軍展開激戰。 ^[6] 

迎戰蒙古軍隊的大理國將軍高禾，又名高和、高泰和、高逾城和，是當時大理國相國高祥之弟，為大理國重臣。這場戰爭的戰況，沒有資料記載，不過有兩件事情可以説明此次戰事的激烈與重要：其一是戰役結束後，大理國派專使段連柘赴南宋通報戰況，南宋朝廷派使團專程來大理，到九禾弔唁陣亡將士；其二是大理國在九禾建佛塔，為戰死沙場的將士超度。九禾塔現雖然已毀，但當年建塔用的磚，卻仍有保留，磚上模印有“追為高逾城和及殉國……”等文字，説明此塔是專門為“九禾之戰”的陣亡將士修築的“超生塔”。

九禾戰役中大理國與蒙古軍都損失慘重，但蒙古軍北還，不完全是軍事因素，主要原因是窩闊台汗突然逝世，大軍只好撤回。

而大理國方面，與高禾同時戰死的高氏家族成員，還有高福善、高明勝、高明祥、高政運、高政志等，所以此次戰役，對大理國震動很大。段氏意識到，要抗擊蒙古軍隊，必須與南宋聯合起來，便遣使四川，想與南宋共議禦敵之策，卻遭到拒絕。其結果是大理國在大渡河一帶沒有形成有效的防區，而只好把防線收縮到金沙江一帶。

但也有的學者認為，九禾戰役引起了南宋的高度重視，然而，大理國方面並未對來自北方的威脅產生警惕，軍事上沒有進行積極的佈防，外交上也沒有與周邊，特別是沒有與大渡河以南的各部族進行聯絡，更沒有與南宋方面聯合抗擊蒙古軍隊的意圖與行動。但據《元史類編·兀良合台傳》説，“憲宗初立，大理方結好於宋，帝鋭意圖宋，乃遣皇帝忽必烈先進兵討西南夷。”這就是説，大理國確曾有主動與南宋聯合的舉動，連蒙古憲宗皇帝都覺察到了。

宋淳祜七年(公元1247年)，蒙古軍隊再度南下，意在偷襲大理國，但受到四川宋軍的阻擊，未能到達大理國境。如果南宋能聯合大理國，實現“聯滇保蜀”的戰略，則蒙古軍隊要滅大理，繼而攻南宋，是非常困難的。不幸的是，南詔與唐王朝之間的戰略結盟，並沒有在大理國與南宋之間再度出現。

蒙古憲宗二年(公元1252年)九月，忽必烈奉命率軍10萬，由蒙古高原起程遠征大理國。當年十二月，大軍乘冬季封凍之機，越過黃河，進入河湟之地。第二年春天，大軍經過鹽夏，四月出蕭關，六月進駐六盤山，八月抵達甘肅南部的臨洮。

大軍到達臨洮後，忽必烈做了兩件事，一是遣使赴涼州(今甘肅武威)召吐蕃薩迦派首領八思巴，為大軍過藏區作準備；二是派遣玉律術、王君侯、王鑑三人先行，招諭大理。前者應召而至，後者卻因道路阻塞，無功而返。這説明蒙古軍用兵，還是以謀略為上。在八思巴的協助下，蒙古大軍順利進入川西地區，九月，抵達忒剌，即今天四川西部松藩一帶。

大理國在金沙江以北設有建昌、會川二府，這裏是南詔時期東蠻所居之地，這裏的部族，雖在大理國建昌、會川二府管理之下，但同時常常依附於宋王朝的黎州，一如南詔時期的東蠻，既歸南詔，又傾向唐王朝的劍南西川節度。蒙古軍隊進至大渡河邊後，忽必烈將大軍分為三路：兀良合台率西路，抄合、也只烈率東路，忽必烈親率中路，分別進攻大理國。

兀良合台所率西路軍，由晏當路(今四川理塘、稻城一帶)南下，經川西藏區，進至今雲南迪慶州香格裏拉縣一帶，在巨甸渡過金沙江。西路軍在今麗江石鼓一帶，被“空和寨”所阻。空和寨是大理國在金沙江邊設置的軍事要隘，沿江依山而築，牢不可破。兀良合台親自率軍出戰，經過七天的激戰，才攻破寨門。

抄合、也只烈所率的東路軍，沿川西平原南下，進入大理國建昌、會川二府轄地。此路大軍的戰略意圖，是佔領建昌、會川二府，過金沙江，進逼姚州，轉而西進，與中路軍、西路軍會師，合圍大理國都城羊苴咩城。姚州即今雲南姚安，這是由四川進入雲南的傳統通道之一。南詔大理國時期，姚州為僅次於“首邑之地”洱海周邊地區的重要轄區。但東路軍進入大理國建昌、會川二府後，遭遇頑強抵抗，後來雖兵臨姚州城下，亦不能攻克城池，只好停下等待忽必烈中路大軍的支援。

忽必烈率領的中路軍，先到達滿陀城(今四川瀘定)，由於行軍不便，蒙古軍丟下糧草輜重，輕裝渡過大渡河，在高山峽谷無人區之中，急行軍二千餘里，到達金沙江畔。據考證，忽必烈中路軍的行軍路線，是由大渡河而南，沿河谷南下，到達今麗江寧蒗縣永寧鎮金沙江北側。麼些族(納西族)首領和字出降，為蒙古軍引路。

蒙古軍隊雖來自大漠，不習水性，但出師之前，他們對大理國的山川地勢有詳細的瞭解，知道這裏有大渡河、金沙江、洱海等河流湖泊，為渡河作好了準備。來到金沙江邊，面對洶湧的江水，蒙古軍士不用船隻，使用北方人渡河慣用的“革囊”渡過了金沙江天險。

“革”者，“皮”也，“革囊”，顧名思義就是皮子做的氣囊。中國北方，特別是黃河兩岸，普通百姓過河，都是乘革囊而過。革囊一般用羊皮做成，製作的方法，大概是將羊宰殺之後，用細管向羊皮中吹氣，使皮肉之間產生氣流，再用力捶打羊皮，羊皮就會與羊肉分離。這時，割下羊頭與四肢，然後將羊皮從頭部向下撕拉，羊皮就會完整地剝落下來，然後只要將頭部、四肢及尾部的孔洞紮緊，就天衣無縫了。船工向皮囊中吹氣，羊皮就膨脹為鼓鼓囊囊的革囊。這種革囊，人們可以藉之隻身渡河，也可以用它承載木筏，同時讓許多人飄浮過河。大致説來，大凡水流湍急，不易舟楫的河流，都採用這種“革囊渡江”的方式。

渡過金沙江之後，忽必烈率領的中路軍，由永寧南行，從今天的寧蒗縣境內直驅麗江，到達大匱(今麗江大巨)，進而攻擊三賧(今麗江)，麼些族首領麥良出降。蒙古軍由三賧至謀統(今鶴慶)，高氏出降，鄰近的善巨(今永勝)高氏也投降了蒙古軍隊。至此，忽必烈所率的中路軍沿途招降納叛，把大渡河以南直到雲南西北部的大理國轄地，都收歸到自己的帳下。大理國西北的軍事防禦體系，大渡河、金沙江兩道天險，以及無數的“蠻夷”部族所形成的緩衝區域，霎時間被“天兵”所破。段氏、高氏萬萬沒有想到，蒙古軍有如天降，一下子就出現在蒼山洱海之間。

緊接着，忽必烈率領的中路軍，首先攻下鄧川。這時，兀良合台所率的西路軍，也抵達龍首關外，兩路大軍合兵一處，乘勢攻破龍首關，大理國“首邑之地”的北大門洞開。蒙古大軍佔領大嫠後，沿蒼山山麓小道，很快直抵羊苴咩城下。

經南詔大理國近500年經營的羊苴咩城，可以説是固若金湯。從戰略上説，蒙古軍並無十分把握攻佔此城。回想唐朝天寶年間，唐軍就曾攻至城下，最後卻落得全軍覆沒的下場。所以，蒙古軍雖有兵臨城下之優勢，但忽必烈並不急於攻城，他認為如果能兵不血刃，訂立城下之盟，那才是上善之策。於是忽必烈再次派遣玉律術、王君侯、王鑑三位特使入城，招諭大理國段氏出降。但大理國段氏、高氏君臣卻頗為自信，他們殺了蒙古使臣，絲毫不理會忽必烈的招降。國王段興智、相國高泰祥引兵出戰，與蒙古軍大戰於羊苴咩城下。

面對堅固的城池和高昂的士氣，蒙古軍一時攻城難克，忽必烈決定再遣使臣招諭大理國君臣，勸其出降。“三返弗聽”，大理國斷然拒絕投降。

忽必烈命令蒙古勇士組成一支特別隊伍，繞道蒼山西坡，由西向東翻越蒼山。這支登山部隊，十之八九死在蒼山之上，但最終完成使命，存活下來的軍士，在蒼山上組成一支奇兵，軍旗招展，鼓號齊鳴，由山頂直衝而下，突入城中。大理國君臣被這種“太陽從西邊出來”的氣勢所逼，棄城而逃，退守姚州、善闡。此次軍事行動，是自南詔統一洱海地區以來，外部軍事力量第一次攻入羊苴咩城，南詔大理國城防體系被蒙古鐵騎踏破。

此後，蒙古軍隊乘勝追至姚州，與在那裏久戰不勝的東路軍會合，攻克姚州城，俘獲大理國相國高泰祥。再後蒙古軍在兀良合台率領下，進軍滇中，圍攻善闡，攻城雖費時日，終究攻破城垣。大理國末代國王段興智出奔至昆澤(陽宗海)被擒，後降蒙古，被封為世襲大理總管，段氏大理國至此滅亡。 ^[6] 

元軍將被俘的段興、高興智送到北方見蒙古汗蒙哥，段見到蒙哥即表示歸順。蒙哥任其為“大理總管”，讓其回雲南與元軍共同治理雲南。1260年忽必烈繼位，1271年改國號為大元，是為元世祖。1279年元滅南宋。元世祖忽必列對雲南的統治比內地早18年。 ^[7] 

蒙古軍隊雖獲得大勝，但損失也是空前的：當年出師奔襲大理國的10萬鐵騎，僅存2萬，損失了五分之四。至今，雲南許多地方都還保留有為數眾多的“韃子墳”，據説就是當年蒙古陣亡將士的墓冢。

蒙古滅大理國之後，對雲南實行了20年的軍事管制。行省建立之前，蒙古先在大理立“元帥府”，總制大理國舊地，後改為“大理善闡都元帥府”，再後改為“雲南諸路宣慰司”，下轄萬户、千户、百户府。1274年，忽必烈在雲南設立行省，任命賽典赤為平章政事，改萬户、千户、百户府為路、府、州、縣，雲南從軍事管制時期進入正常的行政管理階段。雲南行省建立時，將首府由大理遷至中慶(今昆明)，結束了大理作為雲南首府536年的歷史。

大理國滅亡後，蒙古“斡腹之舉”的戰略意圖實現，對南宋形成了夾擊之勢。公元1258年，當蒙古軍三路進攻南宋時，大理國王段興智的叔父段福，率領“爨白軍”，隨蒙古軍征戰至鄂口(漢口)。後來，爨白軍中的大部分軍士，落籍於湖南西部長江流域的桑植縣一帶，成為現今這些地方白族的先祖。 ^[8] 

元王朝雖然在雲南建立行省，但為了限制行省的權力，又分封蒙古親王鎮守雲南，劃給他們管轄範圍和領地，不受行省約束。大理國段氏則“世襲大理總管”，管轄大理、善闡、威楚、統矢、會川、建昌、騰越等城，並劃定滇西為其轄地。雲南形成了蒙古親王、行省及段氏總管三家統治的格局。段氏總管時期，洱海地區仍較多地保留着大理國時期的傳統。

“元跨革囊”，促進了忽必烈平大理國和元代的統一，結束了中國歷史從唐末以來的分裂局面。同時也促進了麗江納西族地區政治經濟的發展。表現為：一是麗江納西族結束了長期的各部落分立的局面，實現了全民族的統一；二是統一後的納西族首領得到了中央政權的任命，土司世襲制由此開始。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