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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柏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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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柏翠(1895/1896-1993) [1-2]  ,福建省上杭縣人。1911年加入同盟會。1914年東渡日本學法律,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1917年畢業於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法專科。回國後返鄉組織起“法學社”,積極投入反帝反封建鬥爭。1926年轉為國民黨員,任上杭縣黨部常委兼秘書。1927年3月參與創辦汀屬八縣社會運動人員養成所,任總務處主任。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蛟洋發展中共黨員,建立黨組織,成立農民協會,開展農民運動。1928年6月,領導蛟洋農民武裝暴動。7月率部策應永定暴動,成立全省第一支紅軍隊伍,任總指揮。由於多種原因於1930年12月被開除黨籍。此後,曾接受國民黨委任為杭連巖地方保安隊總隊長。1933年“閩變”時就任龍巖善後處處長。 [1] 
1939年9月任國民黨政府永定縣縣長,後任省保安十一團團長、寧化縣縣長。1941年“閩西事變”後,曾向國民黨出謀獻策。1949年5月與李漢衝、練惕生等人率領國民黨閩西軍政人員4000多人發動閩西起義,脱離國民黨政權。9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閩粵贛邊縱司令部高級參謀。 [1] 
1950年後,歷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員、福建省高級法院院長,省文史館長,省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常委,全國政協委員,民革福建省委主任委員,省人大常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委、顧問等職。1982年10月離休,任福建省文史館名譽館長。1986年1月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1] 
晚年,積極與陳立夫等台灣國民黨故舊聯絡,為促成兩岸人民的“三通”,爭取早日實現祖國和平統一作出了貢獻。1993年1月在福州逝世。 [1] 
中文名
傅柏翠
國    籍
中國
籍    貫
福建省上杭縣
出生日期
1895年(一説1896) [2] 
逝世日期
1993年1月30日
畢業院校
福州海濱法政學校
日本早稻田大學
政治面貌
中共黨員

傅柏翠人物生平

傅柏翠早年經歷

傅柏翠,出生於福建省上杭縣蛟洋鎮一個富裕地主家庭,家裏不僅有良田萬頃,而且還開店鋪辦酒廠,是蛟洋首屈一指的大富之家。優越的家庭條件使傅柏翠從小就享受到很好的教育,他還練就一手過硬的槍法,彈無虛發,人送綽號“小神槍”。18歲那年,傅柏翠東渡日本進入早稻田大學攻讀法律,在那裏,他見到了革命先驅孫中山,強烈的憂國憂民之心和改造現實的願望使傅柏翠成了同盟會的一員。學成歸國後,傅柏翠在上杭一面積極宣傳孫中山的政治綱領和革命思想,一面辦起了“法學社”,為窮苦百姓打抱不平。有一次,福建陸軍第三師開進閩西,向當地老百姓大肆攤派軍餉,弄得閩西人民叫苦連天。傅柏翠暗中查知,上杭縣知事利用收繳軍餉之機中飽私囊2萬多銀元,不禁怒火中燒,不顧個人安危將此事公之於眾。之後,他又被公推為查案的首席代表,進駐縣政府查清了該知事貪污的所有事實,將這個貪官拉下了馬。 [2] 
傅柏翠端正的品行和卓越的才能為他贏得了全縣人民的一致愛戴,也使他成了當地豪紳的眼中釘。在惡勢力的打壓下,傅柏翠的“法學社”被強行關閉,他只好回家靠打獵賦詩打發時日。不久,五四運動爆發,傅柏翠得到消息後,步行兩天前往縣城參加聲援運動,並專程趕到北京同《新青年》《新潮》等多家進步刊物取得了聯繫。在北京,他第一次接觸到了馬列主義。彷徨中的傅柏翠意識到,中國要進步只能走蘇俄式的革命道路,便以極大的熱情投身到了革命洪流中。 [2] 

傅柏翠參加革命

回到上杭後,傅柏翠眼見家鄉軍閥混戰,百姓不得安寧,先後組織了“奮鬥社”、“蛟洋民團”等活動組織,提出“自帶飯包、保衞家鄉”的口號,贏得了許多窮苦百姓的擁護。1926年,國民黨上杭黨部成立後,傅柏翠被任命為縣常務委員兼黨部秘書,同時又以激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人士的身份,在中共秘密組織負責人林心堯的領導下,團結積極分子組織工會、農協、婦協和學生會,領導當地羣眾開展反帝反封建鬥爭。 [2] 
1927年5月,“四一二”反革命逆流衝擊閩西,國民黨右派在上杭發動“清黨”,傅柏翠被迫回到老家,在中共閩南特委書記羅明的支持下,他拿出200多銀元創建了“建南社”,提出重新建設福建南部農村的主張,並表示自己想加入中共組織。同年8月,羅明來到蛟洋找到傅柏翠,明確告知省委已批准羅為介紹人,吸收傅柏翠為中共黨員,並要求他立刻在蛟洋發動羣眾,為開展武裝鬥爭進行各項準備。 [2] 
傅柏翠按照特委指示,一舉點燃了農民運動的烈火。他帶頭把糧食發給貧苦農民,積極籌款購買武器,不出3個月就拉起了一支擁有300餘支槍的農民自衞軍,人們都尊稱他為“閩西王”。1928年6月,國民黨駐上杭郭鳳鳴旅進犯蛟洋,傅柏翠在中共福建省委的領導下振臂高呼,舉行了著名的“蛟洋暴動”,沉重打擊了國民黨反動勢力。暴動失利後,傅柏翠率領農民自衞軍撤出蛟洋,採取靈活的游擊戰術馳騁閩西山區,有力配合了其他地區的農民革命運動。這一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決定在閩西組建紅軍,傅柏翠任副總指揮兼閩西紅七軍第十七師五十五團團長,他率部一路奮戰,於11月收復蛟洋。蛟洋一帶成了反動勢力不敢染指的“禁區”,民間盛傳蛟洋是“農民的世界,共產黨的天下”。 [2] 
1929年5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進入閩西。部隊一入上杭,毛澤東就想起了早有耳聞的“閩西王”,便給正在古田游魚壩擴紅的傅柏翠去信寫道:“柏翠同志:紅四軍已入閩,部隊來到了廟前(地名),請速來商酌有關事宜。”傅柏翠收到信時已是21日黃昏,他顧不上吃飯,立即提上馬燈趕了一個小時的山路到了廟前。 [2] 
朱德聽説傅柏翠來了,親自出門迎接,毛澤東和他更是一見如故,如數家珍般地説起了傅柏翠領導農民運動的成績。接着,他們又共同分析研究了時局和閩西形勢,毛澤東神色凝重地問道:“如果敵軍明天早晨追來,你們能否以武力阻擊敵軍,使其延緩4個小時的進程?”“完全可以!”傅柏翠胸有成竹地説。毛澤東興奮地一拍掌,和朱德商量一番後,向傅柏翠交代了4項任務:一是率領地方武裝阻擊敵人至少4個小時;二是偵察後方敵情,瞭解敵人行動,並將情況送龍巖縣委轉紅四軍前委;三是儘快集中地方武裝組編一個新團,隨紅四軍行動;四是傅柏翠本人後天到龍巖,有事交代。 [2] 
傅柏翠一一記在心裏,連夜趕回游魚壩佈置工作,第二天一早就帶領全體武裝人員和300多個農民燃放鞭炮、端茶倒水,夾道歡迎紅四軍官兵,場面很是隆重。接着,他又在20多天內將所率武裝編成紅軍第五十九團,還為紅四軍籌集了2000多擔軍糧。6月5日清晨,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二、三縱隊向上杭白砂的國民黨鍾銘清團發起正面進攻,傅柏翠率部作為右翼配合作戰。由於他在當地巨大的號召力,行軍途中,一支支農民武裝紛紛加入。 [2] 
當隊伍行進至丘坊時,敵軍丘坊民團已搶先佔領了山頭,擺開了居高臨下作戰的架勢。傅柏翠一邊沉着指揮部隊從兩邊向山頭進攻,自己則帶着一名勤務兵悄悄向敵陣地摸去。待距敵只有十餘步時,他猛地躍起,大喊一聲“殺”,連發數槍,衝向前去,敵兵以為神兵天降,紛紛掉頭往回跑,一羣人被傅柏翠和勤務兵追得都不敢往身後看,紅五十九團指戰員趁勢從兩側衝上陣地,一舉將敵全部擊潰。傅柏翠趕到白砂時,早已獲悉戰報的毛澤東上前拉住傅柏翠的手,高興地説道:“傅先生,看起來你是文質彬彬的書生,可又是一位能打仗的猛將!”從此,“閩西王”傅柏翠更加聲名遠揚。 [2] 

傅柏翠多舛命途

傅柏翠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和耿耿忠心,為閩西根據地的創建立下了汗馬功勞。在頻繁的戰鬥中,他與毛澤東結下了深厚友誼,兩人經常闊論天下大勢,還一道吟詩論詞,毛澤東曾在他陪同下登上汀江邊的臨江樓,即興寫下了“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的名句。毛澤東深知傅柏翠雖是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可他並沒有擺脱先前接受的混雜了立憲派改良觀點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擔心他會在思想上與其他同志格格不入,便在率領紅四軍重返贛南前勸傅柏翠與自己同行,可傅擔心自己離開家鄉後父老鄉親抵擋不住敵人,便婉言謝絕了。此後,傅柏翠的人生經歷則完全驗證了毛澤東的擔心,他恰恰就是在自己的那套思想體系中越走越遠…… [2] 
1930年春,從蘇聯傳來了農業集體化的消息,傅柏翠知道後極感興趣,便想在家鄉搞試驗。閩西特委認為傅柏翠的想法不切實際,便要求他按照中央和特委的統一部署開展土地革命。傅柏翠固執己見,對土改採取消極迴避的態度,跑回家裏過起了垂釣讀書的“隱士”生活,還寫信給特委書記鄧子恢,認為農民要求的不是土地分配,而是要求發動“共家運動”,組織“共家團”,同時指責特委領導的暴力革命是犯了盲動主義錯誤。 [2] 
眼見傅柏翠在許多問題上與大多數同志攏不到一塊,閩西特委的領導人很是擔心。鄧子恢蔡協民(福建省委軍委秘書長)等多次找他談心,結果都不歡而散。1930年3月,閩西首屆工農兵代表大會開幕,身為閩西共產黨重要領導人之一的傅柏翠公開表示拒絕出席,代表們顧及大局,仍選舉他為閩西蘇維埃政府執行委員兼財政經濟部長。然而,對於閩西特委及代表們的良苦用心,傅柏翠不僅沒有體會,反而繼續意氣用事。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多次通知他到政府工作,他置之不理;中央通知他到上海的中央機關工作,他藉口不熟悉機關工作予以推辭。 [2] 
傅柏翠想以自己的固執證明自己的正確,結果不僅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反而走上了與黨組織相對立的歧途上,直至發生了“交槍之爭”。原來,特委一些同志認為傅柏翠總不出來工作,就應把所藏槍支全部交出。傅柏翠聽説此事後,當即給鄧子恢寫信,陳述自己持槍的理由,言詞很是激烈。1930年4月27日,傅柏翠收到閩西特委的回信,信中寫道:“柏翠同志:特委自去年冬間以來,即發見汝在政治路線上和組織路線上有不少錯誤,此次看到你給子恢同志的信,更證明汝的錯誤,不但沒有糾正,而且日益嚴重起來,特委認為你這種錯誤如不糾正起來,將會走到更為危險的道路上去。因此,第135次常委擴大會為糾正你的錯誤和維持黨的紀律,特對你予以嚴重的警告。”傅柏翠一心以為自己的解釋會得到組織認可,不料等來的卻是組織上的處分,惱怒之餘,便將自己與特委的分歧進一步公開化,態度也愈加消極。 [2] 
1930年底,閩粵贛邊區黨代表大會召開,傅柏翠是大會代表,但他照舊拒絕出席會議。會上,閩西蘇維埃政府秘書長林一株列舉了傅柏翠的一系列“罪狀”,提出應當開除傅的黨籍。雖然羅明等比較清楚傅柏翠革命經歷的同志表示了異議,但大多數人都對傅沒有好感,會議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通過了開除傅柏翠黨籍的決議。會後,一些與傅走得比較近的人流露出了明顯的不滿情緒,引起了邊區特委的注意,便取消了受傅柏翠影響較大的上杭北四區各級蘇維埃政權,同時要求區以下各級黨組織和黨員併入其他地區。此舉引起了北四區幹部羣眾的不滿,有人當面斥責甚至毆打了前來宣佈命令的幹部。邊委中有人便認為這些人都是傅柏翠指使的,傅柏翠有口難辯,索性也就不再爭辯,而接下來的一起突如其來的事件則使他陷入了更為被動的境地。 [2] 
1931年初,受“肅反”擴大化影響,閩西根據地到處抓捕AB團和社會民主黨分子。就在此時,新十二軍召開紀念李卜克內西、盧森堡大會時,幾個不懂國際共運史的戰士胡亂喊出了“擁護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萬歲”的口號,被當作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一番嚴刑拷打後,幾個戰士屈打成招,“供認”傅柏翠是“社會民主黨閩西特委書記”、十二軍一〇〇團團長林梅汀是“宣傳部長”。閩西肅反委員會以此為據到處抓人殺人,短短几個月中,數千名優秀黨員和革命幹部,就因種種的“罪名”而被無辜殺害。危難中,許多人跑到蛟洋傅柏翠處避難,肅反委員會遂貼出佈告,指責傅為“社會民主黨的領袖”,蛟洋地區是“社會民主黨巢穴”。 [2] 
莫名其妙地被冠以“罪名”,起初傅柏翠並不以為然,依然想採取一貫的消極抵抗態度應付了事。不料3月1日這天,閩西肅反委員會組織了3000多紅軍和赤衞隊殺向了所謂的“社會民主黨巢穴”。傅柏翠見大兵壓境,遂感事態的嚴重,心情十分矛盾:如果抵抗,對方都是一同參加革命的工農子弟,自己人打自己人,令人心痛;如果不抵抗,包括自己在內的許多人都將被當作社會民主黨遭無辜槍殺。左右為難的傅柏翠決定動員大家先轉移到山上以避免正面衝突。然而,被激怒的羣眾根本不理會傅柏翠的勸告,主張武裝自衞。雙方交火後,紅軍有不少損失,但蛟洋羣眾傷亡更大,傅柏翠只好率眾撤離,上山打游擊。國民黨當局得知此消息後欣喜若狂,通過報刊大肆渲染稱:“閩西赤匪內部殘殺,傅柏翠反赤樹幟。” [2] 
然而,令國民黨方面大跌眼鏡的是,傅柏翠根本不是他們想象中的“叛黨分子”,他被開除黨籍、遭紅軍追殺,只是其個人為人處事方面出現了問題,自己遭受了委屈,他也僅是帶着“社會民主黨的領袖”的罪名默默地離開家鄉,目的僅是為着避免再次發生流血事件,也為了讓蛟洋能重回黨的手中。因此,國民黨當局對傅柏翠的一切“招安”最終都歸於失敗。先是國民黨福建省政府主席方聲濤攔住他要封他做龍巖縣長遭拒絕,後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中統頭目陳立夫想拉攏他同樣被拒絕。直到國民黨十九路軍入閩,傅柏翠與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在抗日救亡的重大問題上達成了共識,方才同意出任龍巖留守處委員一職,由此,“閩西王”成了溝通十九路軍與紅軍的橋樑人物,雙方所有來往人員都由他派人接送,所有物資都由他負責中轉。有一次,傅柏翠還從自己家中挑出了一件棉大衣和一件皮背心,分別送給了毛澤東和周恩來 [2] 

傅柏翠梅開二度

柏翠雖然歷經思想上的痛苦彷徨,但他仍執着於按照自己的一套理論建設“新農村”,無論是在龍巖,還是永定、寧化任國民政府縣長,他都是形式上接受國民黨當局的領導,實際上卻是將自己的一套理論付諸實踐,深入廣泛地開展分田廢債、活躍市場、婚姻自由等一系列活動,創辦鐵廠、米廠、造紙廠,還在蛟洋各村辦起“郵政代辦所”,安裝了40餘門電話,形成了當時中國獨一無二的農村電話網絡。不過,儘管傅柏翠一直致力於“桃源盛地”的開發建設,結果卻是慘淡經營,難以為繼。漸漸地,他開始意識到自己企圖通過不徹底的反封建鬥爭進入理想農村社會的想法是幼稚的,只有共產黨才是中國的真正希望所在,一種重返光明的渴望油然而生。 [2] 
1948年冬,上杭人李漢衝出任國民黨福建第七行政專署專員。一上任,這位當年的十九路軍參謀就跑去找昔日的老相識傅柏翠,兩人密談了很久,達成共識,認為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1949年5月22日,經過一番精心準備,傅柏翠率領2400多名國民黨軍政人員在上杭通電全國,宣佈起義,同時宣佈成立人民解放軍閩西義勇軍臨時行動委員會,傅柏翠任主任。接着,傅柏翠帶領起義人員多方活動,有力配合了人民解放軍迅速進佔閩西。 [2] 
老戰友們對傅柏翠迷途知返很是興奮。毛澤東親自打電話給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張鼎丞詢問傅柏翠的情況,並表示如果他身體還行的話,就請他出來參加工作。消息傳來,傅柏翠感慨萬千,沒想到與毛澤東分別快20年了,他還一直關心着自己。傅柏翠總覺得自己是個有過之人,只求安穩生活,不願給組織添麻煩,但架不住老戰友、龍巖地委書記伍洪祥的勸説,還是來到了省城福州。張鼎丞代表人民政府熱情接待了傅柏翠,再次轉達毛澤東對他的問候,並安排他擔任了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長和省政協委員。1959年4月,傅柏翠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並出席了全國政協會議。 [2] 
會議期間,周恩來專門設宴招待六旬以上老委員。當工作人員介紹到傅柏翠時,周恩來高興地和他打招呼,還拉着他去見紅四軍領導人之一的陳毅。一番寒暄後,陳毅端起酒杯祝傅柏翠健康長壽。想不到自己這個有過之人還能受到周恩來和陳毅的熱情款待,傅柏翠禁不住老淚縱橫,熱血湧動,當即賦詩抒懷:“入座春風拂面來,滿堂斑白盡顏開。聽了一席關懷語,勝飲醇醪酒千杯。自慚病樹不成材,會集耆英喜忝陪。最是晚年逢盛世,青春已去又重回。由來磨杵可成針,漫道盈頭白髮浸。個個年高心未老,相期紅透與專深。” [2] 
這次刻骨銘心的會見大大激發了傅柏翠對黨和社會主義的無限熱愛。“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大叛徒”、“老反革命”,屢遭揪鬥,74歲高齡了還被下放到古田山區掏糞,並被要求交代鄧子恢、張鼎丞等老一輩革命家的“罪證”。傅柏翠毫不畏懼,堅定地對夫人賴一心説道:“要死我自己死,別人沒有錯,我不能亂説亂寫!”於是,傅柏翠在紙上一遍又一遍地寫着:“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是閩西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他們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我十分敬佩他們。”“陳丕顯江一真是介紹我入黨的共產黨員,他們都是堅定的革命者,勇敢的紅軍戰士。”造反派無可奈何,便讓他繼續勞動改造。傅柏翠憑着一股不折不撓的精氣神,硬是在山溝溝裏堅持了32個月,而且成了遠近聞名的養豬能手。 [2] 
1971年,在周恩來的親自過問和葉劍英的關心幫助下,傅柏翠重獲自由,返回福州繼續擔任民革福建省委副主委和省文史館館長。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又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和民革中央常務委員,多次到北京參加會議,與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民主人士共商國是。慢慢地,有生之年重新入黨的念頭在傅柏翠的腦海中浮現了,但苦於自己頭上的“社會民主黨的領袖”的帽子還沒有摘除,老人只好把這個想法深深地埋在心底。直到1982年10月,中共福建省委對傅柏翠作出重新鑑定後,他才向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 [2] 
傅柏翠在入黨申請書中深情地寫道:“柏翠早年參加革命,深沐黨恩,不幸中途掉隊,備歷艱辛,如失慈母。然葵向之心未嘗一日或已也!解放前夕,得以迴歸人民隊伍參加解放大業。建國以來,黨和人民不計前嫌,委以重任,加以鞭策,實粉身碎骨,難以圖報。今年屆九十,來日無多,向黨之心更加迫切,唯望於餘年之際,能與全黨全民共赴四化建設之勝利與統一祖國大業之實現,是以不揣衰朽之軀,懇切請示准予重新入黨,俾遂初衷,感謝無盡!”而更令傅柏翠感動的是,1985年5月14日,中共福建省委發出通知為他平反,推翻了強加他頭上的“社會民主黨的領袖”的不實之詞,為他恢復名譽。 [2] 
1986年1月7日,福建省政協黨組全體黨員一致同意傅柏翠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3月3日,中共福建省委組織部正式下文批覆傅柏翠為正式黨員,黨齡從1986年1月7日算起。喜訊傳來,91歲的老人竟像小孩子般激動得熱淚盈眶,這可是自己漫長曲折人生路上的最絢麗的一筆。傅柏翠當場賦詩道:“丹心不隨雙鬢灰,誰説青春去不回?九十老漢重入伍,長征路上從頭追。” [2] 
晚年的傅柏翠,除了讀書寫字,最關心的就是海峽兩岸的統一問題,就連卧病在牀後,他還通過新聞記者向陳立夫轉達他盼望兩岸統一的情懷:“我1985年虛度九秩時,曾口占一絕,其中兩句雲:‘猶懷隔海金甌缺,盼賞中原璧月明’。我已老病交加,來日無多。個人生死固不足道,魂牽夢繞乃台灣迴歸、祖國統一也,歷數十年如一日未敢忘懷。盼望陳立夫先生和在台灣的國民黨故舊袍澤、親朋戚友們多多出力,與海內外炎黃子孫和各界人士們一起,共同促成祖國統一大業儘早實現,則我死亦瞑目也!”1993年1月,時任福建省省長的賈慶林專程前往醫院探望病重的傅柏翠。彌留之際,老人用斷斷續續的話語傾吐自己對祖國統一大業的拳拳之心,對海峽兩岸同胞的款款深情,在場的人紛紛為之動容。1993年1月10日,這位歷盡滄桑的傳奇老人便靜靜地走完了他全部的人生歷程,享年98歲。 [2] 

傅柏翠人物評價

毛澤東賞識其才幹,曾親切稱他為“閩西傅先生”。 [3] 
福建省政協主席袁玫在黨支部大會上作的介紹可以算作傅柏翠一生功過的總結:"傅柏翠早年參加過中國共產黨,擔任過紅四軍四縱隊司令員、黨代表。1930年開除黨籍後,雖曾任保職,但1949年5月又組織閩西義勇軍起義,迎接解放。解放後,他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以及黨的統一戰線,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