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偉超

俞偉超（1933年—2003年），考古學家，上海出生，祖籍江蘇江陰。年少聰明，16歲即考入北京大學，1954年畢業後分配至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57年進北大攻讀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系黨總支書記、校學術委員會委員。1985年至1998年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學術委員會主任，三峽建設委員會文物保護組組長、國家文物委員會委員、國家文物局考古專家組成員、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保利藝術博物館名譽館長、中國人類基因組多樣性委員會六人專家組成員。同時兼任北京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南開大學、南京大學等高校的學術委員、兼職教授。

俞偉超先生於1933年1月4日出生上海 ^[2]  ，祖籍江蘇省江陰市。1961年北京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曾任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1987-1998年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

1950年9至1954年7月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學習，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考古專業畢業生。

1954年9月至1957年1月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配合三門峽水庫工程建設，先後參加了黃河三門峽古棧道的勘查和河南陝縣劉家渠漢唐墓葬羣的發掘。

1957年2月至1961年1月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考古專業師從蘇秉琦先生讀研究生，獲得博士學位。

1961年北京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

1961年2月至1985年4月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考古教研室任教，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在北京大學任教期間，先後講授了戰國秦漢考古、考古學理論與方法、古代文獻目錄學等課程，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優秀的考古專業人才。為了科學研究和教學實習，他長期從事野外考古工作，先後主持了北京昌平雪山遺址、山東臨淄齊古城遺址、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湖北江陵楚都紀南城遺址、陝西岐山和扶風周原遺址、青海大通上孫家漢晉墓葬羣、湖北當陽季家湖遺址、青海循化蘇志卡約文化墓羣、湖北沙市周梁玉橋、河南班村等遺址的調查和發掘；領導了三峽庫區及遷建區的文物普查、規劃與發掘搶救工作；指導了南海水下考古、福建海域考古以及內蒙古、山東等區域的航空考古工作；推動了古代DNA研究的進展。

1985年5月以後，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歷任副館長、館長、學術委員會主任。在此期間，他主持修改了自1959年以後長期未變的中國通史陳列，吸收了許多新的研究成果，充實了大量新的展品，增強了陳列內容的科學新和學術性；為了提高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學術影響和國際地位，他努力發展國際學術交流和友好交往，與國外博物館學界建立了廣泛的聯繫；作為一位遠見卓識的考古學家，為了將中國的考古學推向世界，他克服了重重的困難，組建了我國第一支水下考古和航空考古隊伍，填補了中國在這些領域的空白。

俞偉超在考古類型學、考古地層學、文化因素分析、考古學文化論、周代用鼎制度、古代公社組織、楚文化、漢文化、羌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有獨特見解。曾主持白鹿原墓葬、湖北班村、長江三峽文物保護等重要考古工作，在考古學理論建設、田野發掘、多學科綜合研究等領域均有突出成就，被譽為“新考古學派”的開拓者，也是我國水下考古、航空考古、環境考古及古代遺傳物質考古等新學科的奠基人。他在博物館學、文物管理與保護等領域均有很大貢獻。

俞偉超先生在北大和歷史博物館工作期間，曾先後主持過北京昌平雪山、山東臨淄、湖北黃陂盤龍城、江陵紀南城、山西垣曲商城、三峽水庫等重要遺址的考古發掘，建立了我國第一個水下考古、航空遙感考古實驗研究室。

俞偉超長期研究考古學、先秦兩漢史，取得多方面的成就。他發起和主持了“中國通史陳列”的第三次修改，他還主持三峽庫區工程文物保護規劃的制訂，指導並負責水下考古和航空考古工作，他最近重點研究古代巴人的DNA比較，二里頭文化與河南龍山文化的DNA比較，編撰秦漢考古學。

俞偉超的論著豐富，代表作是：《三門峽漕運遺蹟》（科學出版社1959年出版）、《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文物出版社1988年出版）、《考古學是什麼》（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他還主編了大型圖錄《華夏之路》、《中國通史陳列》。

專著有《考古學是什麼》、《古史的考古學探索》、《考古學伊甸園》、《考古類型學的理論和實踐》等。

俞偉超先生對考古文博事業的深沉摯愛和忘我投入，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殘酷的迫害、身心遭受嚴重摧殘的情況下，他仍然頑強的繼續考古學的研究，衝破重重阻力，堅持帶領學生進行野外考古工作。三峽工程上馬之後，從1993年起，他就為三峽庫區的文物保護工作奔走呼號，並兩次親自考察了庫區文物，他毫不猶豫的承擔起三峽庫區文物保護規劃組組長的重任。在三年多的時間裏，他以六十多歲的高齡，跑遍了三峽庫區的山山水水，指導整理出數千處古代遺蹟、遺址檔案，完成了三峽庫區文物保護規劃方案，為三峽庫區的文物保護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晚年重病纏身，身體日漸衰弱的情況下，他仍然孜孜不倦讀書寫作，發表了多篇才華橫溢的學術論文。

作為中國考古界的一位思想家，俞偉超先生為中國考古學科的建設耗盡了心血。他的思想異常活躍，用自己的智慧，豐富了中國考古學的理論。俞偉超先生曾提出考古學的使命之一就是服務於當今社會。他認為考古學要研究古代社會文化變遷的過程及其規律，目的是總結經驗教訓，以利於當今社會的發展和戰略調整，否則考古學就會走入死衚衕；考古發掘就是自然科學中的實驗，考古發掘要有設想。從 20 世紀 80 年代起，他積極借鑑國外的理論方法用於中國的考古學實踐。曾歸納了我國已有的田野考古經驗，對“考古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作了系統敍述，並吸收了的近半個世紀來史學、考古學的理論，提出了 " 全息考古學 " 在史學研究中，對中國古代的公社組織作了長時期的研究和系統闡述、並首次提出我國古代奴隸制的特點是大量使用罪犯奴隸，封建制產生的生產力條件是輪作制的實行。又提出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是十九世界中期以後分化出來的，其發展前景將是三個學科的重新合一，瞭解古人和研究當代必將合攏，古今一體是人類文化的本質。20 世紀 90年代，他以河南澠池班村遺址的發掘為樣板，對多學科考古發掘與研究作了大膽實踐和探索。他對於最新科學技術方法和成果在考古學中的應用，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俞教授組建了我國第一支水下考古隊伍。

1987 年，在他的努力下，國家水下考古協調小組和中國歷史博物館水下考古學研究室相繼成立，而水下文物保護也被正式擺上議事日程。俞教授為了三峽地區文物的保護，毫不猶豫地承擔起三峽庫區文物保護規劃組組長的重任。在三年多的時間裏，他以 60 多歲的高齡，跑遍了三峽庫區的山山水水，指導整理出數千處古代遺址及遺址檔案，完成了三峽庫區文物的遷移工作。他積極倡導將 DNA技術用於考古學，重點研究了古代巴人的 DNA比較，二里頭文化與河南龍山文化的 DNA比較，他與中國科學院遺傳研究所合作，通過對古人類骨骼的 DNA 鑑定，探討古代社會血緣集團與文化圈之間的關係，編撰秦漢考古學。他思想的開放性和前瞻性，是他永遠屬於考古學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