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遠帖

《伯遠帖》釋文：“珣頓首頓首，伯遠勝業情期羣從之寶。自以羸患， 志在優遊。始獲此出意不克申。分別如昨永為疇古。遠隔嶺嶠，不相瞻臨。”

卷前引首有乾隆御書：“江左風華”四大字，上有“乾隆御筆”一璽。

卷首上方為乾隆時所鈐“內府圖書”，下方為“遊六藝圃”是乾隆所用閒章。“江左風華”左側有乾隆“觀書為樂”閒章。

前隔水乾隆御書：“家學世範，草聖有傳，宣和書譜”12字。下有：“乾隆宸翰”“幾暇臨池”“耽書是宿緣”三璽。字上有乾隆晚年常用的“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並御題：“唐人真跡已不可多得，況晉人耶！內府所藏右軍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繭紙家風信堪並美！幾餘清賞亦臨池一助也。御識。”鈐“乾隆宸翰”“涵虛朗鑑”二璽。

又御識：“乾隆丙寅春月，獲王珣此帖，遂與快雪中秋二跡並藏養心殿温室中，顏曰：‘三希堂’，御筆又識”，鈐“乾”“隆”二璽。

正文後隔水上有明董其昌跋：“晉人真跡唯二王尚有存者。然米南宮大令已罕，謂一紙可當右軍五帖，況王珣書。視大令不尤難覯也！既幸予得見王珣又幸珣書不盡湮沒得見吾也。長安所逢墨跡此為尤物。戊戌冬至日，董其昌題。”

緊接其後有乾隆御繪《枯枝文石》圖，並識：“王珣帖與其昌跋皆可寶玩，即裝池側理亦光潤堪愛，漫制枯枝文石以配之。乾隆丙寅春正，長春書屋御識”，鈐“幾暇怡情”一璽。後有“墨雲”一璽。

而後為明代王肯堂跋文：“右晉尚書令諡獻穆王元琳書。紙墨髮光，筆法遒逸，古色照人，望而知為晉人手澤，經唐歷宋，人主崇尚翰墨，收括民間珍秘於天府不知其幾矣！而尚有遺逸如此卷者，即賞鑑家如老米輩亦未之見，吾於此有深感焉！元琳書名當時為弟珉所掩，故為之語曰:法獲非不佳，僧彌難為兄……己冬十二月至新安，吳新宇中秘出示留賞信宿，書以歸之。延陵王肯堂。”後鈐“王肯堂”印一。

再後則為清董邦達受乾隆之所命而繪《林下蕭散之致》圖，其形象地構思了一幅油然而生的畫面情景，畫中一老翁屹立在通向河面的石頭上，四周風景秀美，有碧水清山環繞，老翁扭頭，似在欣賞這山川大河，又似觸景生情、凝神思索。隔着一片叢林，一位年輕人也在駐足觀望，觀望氣勢恢弘的山川、波瀾壯闊的河流，或感嘆人生。

圖後附董邦達題記：“上既以王氏三帖貯三希堂，詔臣達繪為圖又以此伯遠札，卷尾餘紙，命補其空，臣謹按札中有志在優遊及遠隔嶺嶠語輒彷彿情景乍林下蕭散之致。竊念希世其珍屢得附名其後簪筆之榮實深蹈拼。臣董邦達稽首敬記。”

最後則為清沈德潛書“三希堂歌”，歌曰：“江左風流數王氏，司徒以後多聞人。羲獻父子樹清節，法護文學超常倫。勳名一家著史冊，翰墨百代留精神。快雪時晴洵書聖，中秋姿媚中藏筋。伯遠一帖推後勁，遒逸自足追前塵。東晉至今十六代，離合聚散同煙雲。太清樓空幾泯滅，寶晉齋廢疑沉淪。至寶閲世永不壞，鬼神呵護留乾坤。從來法物聚所好，歸之秘府紛羅陳。聖皇勤政得清暇，披玩卷軸時討論。一字品題物愈重，圖球並作天家珍。三希名堂世希有，何啻採鳳兼白麟。吾皇寄意別有在，字同義異窮聖真。寓意於物匪留意，頤神養性常欣欣。遊心理窟無心步，濂溪易通曾有云：唯士希賢賢希聖，聖人希天直欲探天根。萬里雖遠終可到，立志恢廓無涯垠。士人黽勉臻上達，而況上聖德性通高旻。法書珍重只簡翰，游泳六藝緣依仁。小臣拜手敬瞻玩，摩挲那敢指掌捫。昔人筆墨貴鳳髓，睿藻箴勖揚龍文。承命作歌識卷末，疑有寶光騰起爛爛輝星辰。乾隆丙寅春三月，臣沈德潛奉敕敬題。”

另外，圖卷前後有古半印二，漫漶不可識。清代所鈐寶璽有：“石渠寶笈”“乾隆鑑賞”“乾隆御覽之寶”“三希堂精鑑璽”“宜子孫”“養心殿鑑藏寶”諸璽。除此之外還有乾隆的“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御賞”“內府書畫之寶”“神怡性靈”“研露”。收傳印記上鈐有“郭氏觶齋秘笈之印”“范陽郭氏珍藏書畫”等。 ^[5-6] 

中國書法到東晉時代，因特定的時代背景和複雜的歷史原因給其發展帶來便利。在各種藝術門類中，書法方面取得的成就可謂列於前茅。書體流變已完全成熟，書法發展進入自覺階段，書法創作和理論研究成果豐碩，時代書風、書家羣體各呈風采，這是書法史的第一個輝煌期。在此百花爭妍、五彩斑斕的書法盛世，以琅琊王氏家族為首的書法成就又可謂其頂峯的代表。然而因種種原因，王氏真跡未能流傳下來，最為可信的只有王珣的《伯遠帖》了。 ^[7] 

王珣作為東晉書法家王導之孫，“書聖”王羲之的遠房侄子，從小耳濡目染練習書法，並深受王氏眾人書法風格的影響。晉孝武帝在位期間（372—396年），謝玄、謝安都是當時的權臣，王珣作為謝氏家族的女婿，頗受庇佑，仕途一帆風順。但後來由於一些矛盾，導致兩家不和，王謝二族交惡。但王珣由於得到晉孝武帝的寵愛，所以依然歷任要職。一天，謝安下令要把王珣調到江西南昌任豫章太守，實際上是想把他趕出都城南京。王珣堅持不去。那些天，他心中十分鬱悶，就寫信給當時任臨海（今浙江台州）太守的堂兄弟王穆（字伯遠），向他傾訴自己心中憤懣和不滿，這就是傳承至今的《伯遠帖》的由來。 ^[8] 

局部(3張)

《伯遠帖》的起筆多順鋒直入，線條中間多按筆，收筆則提按結合。筆畫轉折處大多方正剛勁，行筆遒勁，停頓自然，較多地保存了楷書用筆的嚴謹性，筆畫還略微帶有隸書的韻味，顯得瀟灑古淡，體現了東晉時代行書藝術走向成熟形態的豐富面貌。通篇看來，此帖書寫氣勢連貫，可以清楚地看出王珣書寫時運筆的先後順序，筆畫間的牽絲映帶交代清晰，特別是露鋒起筆、稜角分明，更顯得真切而率真，這是從摹本和刻帖裏無法得到的。

王珣書寫《伯遠帖》時，所用的工具當為硬毫小筆。凡有書寫經驗的皆知，小筆蓄墨少，書寫多字數時需要多次蘸墨。《伯遠帖》中凡兩次着墨的地方，墨色都明顯地更濃黑一些，如第一行的“珣頓首”、第二行的“從”、第三行的“優遊”“始獲”第四行的“別”“如”“昨”“永”第五行的“遠隔嶺嶠”。孫過庭《書譜序》雲：“一字乃終篇之準”。《伯遠帖》第一個字“珣”及稍後書寫的“頓首”，這3個字與其它字相較，用筆明顯粗重，字形也偏大，顯得很有分量具有統領全篇的作用。

把《伯遠帖》中的書法與存世唐摹王羲之的書法相比較，從中可尋覓到王羲之書法的一些氣息。此帖中的“從”“獲”“別”等字用筆沒有起筆收筆，也無牽絲引帶，與存世唐摹王羲之早期書法《姨母帖》中的“遘”“摧”“剝”等字相比較，就有數筆較為接近。《伯遠帖》中的“永”字，與王羲之《蘭亭序》中的“永”字相類比，也寫得更為瀟灑。 ^[2] 

《伯遠帖》其結體變化豐富，結字近扁方，略帶橫勢，全篇隨其本字之形，順其自然之態，尤其疏密的對比，在獨體字與上下結體中體態修長，結密無間，有清瘦之感，其可貴之處在於左右結體的匠心獨運，運用疏密的變化產生開張之體勢，左右拉開，有意識形成或相背或相向的結體，並增加左右間的呼應關係，顧盼照應，使他們之間的留白處與左右兩部分形成強烈對比，甚至可以將左右結的體視為左中右的結構，左右為實，中間為虛，虛實一體，“計白當黑”，形散神聚，意態生動，如“伯”、“勝”、“情”、“以”、“優”、“如”、“昨”、“隔”、“相”等字，其結體之所以具有如此開張之勢，與其局部的緊密有關，其密處不透風，但筆跡清晰。

帖中，還有部分字形，有意以傾斜取勢，字的重心偏左，字體微向左傾，顯得十分險峻卻又非常平衡穩定如“遠”字，中心左傾，但實右下而虛左上，“辶”平捺左移且向上挑出，加上撇的支柱作用，使字形斜而還正生動多姿。“嶺”字，上合下開，呈三角形態勢，“令”和“頁”彼此向對方傾斜，相互依附，得靜中寓動之妙。其它如“遊”等字，也都採用了穩中求險的結字處理方式。 ^{[2]  [9]} 

《伯遠帖》章法佈局靈動，一掃均勻板滯的習氣。字形態勢，順其自然，而又通篇和諧，渾然一體，有如天成。每行字距有遠有近，有疏有密，每個字都有動態表情，或顧盼、或俯仰，整體章法是“字裏金生，行間玉潤”。姜白石雲：“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之真態。”此帖除首行“頓首”二字上下連筆之外，其餘字字獨立，字形有大有小，疏密有致，每個字的結構安排很有特點，通過點畫與點畫之間的疏密、向背、主從、斂縱、虛實等多方面的辯證關係的處理，使字的體態神情變化多方，生動活潑，給人一種意氣飛揚的感覺。 ^[2] 

清代書法家安岐：“有自然沉着之氣，非唐模雙鈎者。” ^[10] 

現代書畫家啓功：“王帖惟餘伯遠真，非摹是寫最精神。臨窗映日分明見，轉折毫芒墨若新。” ^[11] 

當年書法家張錫庚：“王珣的《伯遠帖》宗法‘二王’而啓示後人：既是一種純真的晉韻，特別是它的線條鬆散而突出東晉士大夫的風度韻致和瀟灑出塵的氣息；又用筆隨意而精到，情緒平和而淡遠，間架動盪且飄然，瑰麗多姿，文采風流。” ^[12] 

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單國強：“《伯遠帖》其書法，雖為行書，卻有隸書遺意，結體在扁長之間。個別字如‘勝’、‘實’、‘獲’、‘羣’等，與王羲之《姨母帖》的唐摹善本中的書字頗為類似，兩帖風格亦極相近。書勢微向左傾斜，為的是取得險峻端莊的藝術效果，這是王珣書法獨具的特色。如果將西晉陸機《平復帖》與《伯遠帖》比較，則《平復帖》以隸草而變古樸，而《伯遠貼》只是當時行書中未脱隸法遺意者，儘管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不如‘二王’父子的創新書法。” ^[13] 

《伯遠帖》被普遍學者認為是現今傳世唯一的東晉名家法書真跡，與《快雪時晴帖》《中秋帖》並稱為“中華十大傳世名帖”之首的“三希寶帖”， ^[3]  亦被列為“天下十大行書”之一，排行第四。 ^[4] 

《伯遠帖》是一件簡札，是王珣懷着痛切心情與人傾訴，它的書寫保持了書法家的自然、隨意狀態，是一些尋常話語，沒有太大的意義可言，但其書法藝術和文物歷史價值卻難以估量。 ^[14]  它常被後世看作通向永遠動人心脾的“神韻蕭散”晉代書風的不可多得之至徑。 ^[7]  同時，它成了後人效仿的範本，對於王珣而言，當時只是一種把握表現形式的機會而已，而對後人來説，這種偶然把握住的機會，僅此一篇卻成為中國書法史上不可忽視的里程碑，它奠定了王珣在書法史上的地位，也樹立了與眾不同的風格。 ^[15] 

《伯遠帖》北宋時曾入宣和內府，後流落民間，明代時為董其昌所收藏，明末在新安吳新宇處，後歸吳廷，清代經安岐等人收藏，後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進入清內府，經乾隆品題，與《快雪時晴帖》、《中秋帖》並藏在養心殿西暖閣內的盡間，乾隆御書匾額“三希堂”。1911年至1924年，《伯遠帖》即收藏在敬懿皇貴妃所居的壽康宮，1924年溥儀出宮之時，敬懿皇貴妃將此帖帶出宮，後流散在外，輾轉為郭葆昌收藏。1950 年周恩來總理指示將《伯遠帖》及《中秋帖》在香港購回，後一直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16] 

《伯遠帖》著錄於：宋內府《宣和書譜》卷一四，明代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吳廷《餘清齋帖》，清代吳其貞《吳氏書畫記》卷四、顧復《平生壯觀》卷、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安岐《墨緣匯觀·法書》卷、清內府《石渠寶笈初編》卷十九、《佩文齋書畫譜》，刻《三希堂帖》第二冊，刊於《中國美術全集·書法篆刻編》（二）、《中國書法鑑賞大辭典》（上）、《中國書法全集》（十九）等書。 ^[16] 

2015年9月，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為建院90週年推出“《石渠寶笈》特展”上，《伯遠帖》為重要展品之一。 ^[17] 

王珣（350—401），字元琳，小字法護，琅邪臨沂（今山東省臨沂市）人。東晉大臣、書法家，丞相王導之孫、中領軍王洽之子。初任桓温掾屬，與謝玄俱為桓温所敬重，隆安元年（397年），遷尚書令。於司馬道子征討王恭時為衞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假節，平亂後加散騎常侍。隆安四年（400年），病卒，年五十二。獲贈車騎將軍、開府，諡號“獻穆”，後改贈司徒。有文集十一卷，工書法，其代表作《伯遠帖》是東晉時難得的法書真跡。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