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萬·亞歷山德羅維奇·謝羅夫

伊萬·亞歷山德羅維奇·謝羅夫1905年生於沃洛格達州 ^[1]  。1926年，他拿到了蘇聯共產黨黨證，那時他在列寧格勒軍校學習。曾在騎兵部隊服役，而後是炮兵部隊，職務迅速升遷。1935年，謝羅夫進入了伏龍芝軍事學院，打算成為一名高級軍官。此時的照片上，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威風凜凜的年輕軍官。他喜歡軍旅生活，然而，工農紅軍總政治部的一紙命令使他在軍事學院畢業後沒有被分配到軍隊裏，而是到了內務人民委員部。

這一切都發生在一天之內：“一部分畢業生已經分赴各地上任，而被分配到遠東的伊萬·亞歷山德羅維奇則耽擱了一天。這一天，所有還沒有離開的人被召集到學院禮堂，副國防人民委員兼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列夫·扎哈洛維奇·麥赫利斯來了，他説：所有畢業生都到內務人民委員部聽候差遣。” 這是貝利亞提出的要求：給內務人民委員部補充新人——黨務工作者和軍人。謝羅夫得到了剛剛上任的貝利亞的親自接見，後者立刻決定了他的命運。謝羅夫當時是少校，貝利亞當時便授予他國家安全少校銜。當時專門授予內務人民委員部人員的職銜要比相應的軍銜高出兩級。換句話説，謝羅夫一下子從少校變成了旅長，而兩個半月後，他獲得大校職銜，相當於軍隊中的少將（1940年5月之前相當於師長一級）。

謝羅夫在委員部裏的工作也同樣是從高級領導職務幹起的。1939年2月9日，他開始代行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工農民警總局副局長一職。9天后，他成為民警總局局長。 當謝羅夫脱下很適合他的軍裝而換上了警服時，他的妻子非常難過。

貝利亞來到部裏後開始清除尼古拉·葉若夫的人，謝羅夫因此而升職極快。他在民警總局只幹了半年。1939年7月底，他被調往國家安全總局任副局長兼二處（機密政情處）處長。這是同反蘇分子作鬥爭的最重要的一個部門。在謝羅夫之前領導該處的是貝利亞身邊的紅人之一波格丹·扎哈羅維奇·科布洛夫，他因升遷而離開該處。

1939年9月2日，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第二天，謝羅夫當上了烏克蘭內務人民委員。在他之前擔任人民委員的是烏斯片斯基，烏斯片斯基為了逃脱註定要被槍斃的命運而逃離基輔，改名換姓隱藏數月。很長時間找不到人來擔任新的人民委員。代理人民委員一職的是波格丹·科布洛夫的弟弟阿馬亞克，此人後來到了柏林，擔任駐當地情報站站長。在基輔，生活促使謝羅夫和烏克蘭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基輔州委和市委第一書記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建立了密切的關係。而在1940年春天，他還結識了剛剛被授予大將軍銜並被任命為基輔特別軍區司令員的格奧爾吉·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這兩個人在他的生活中起了關鍵的作用，特別是赫魯曉夫。

謝羅夫調往基輔兩週後，蘇聯軍隊同波蘭開戰。西烏克蘭併入蘇聯版圖，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機構迅速進行了在新建各州肅清反蘇分子的工作。最重要的任務是建立關押波蘭俘虜的戰俘營以及搜捕波蘭軍官、警察、政治活動家、知識分子及一切有點名氣的人。這樣的工作肅反人員在蘇聯境內已經搞了20年，而在新吞併的各州，這一工作要求在很短的期限內完成。 除了在卡廷被殺害的波蘭軍官之外，不少被內務人民委員部作戰小分隊逮捕的波蘭人在烏克蘭西部各州的監獄裏就被直接槍殺了。 為便於直接領導這次行動，謝羅夫從基輔來到了西烏克蘭的文化和歷史中心利沃夫。當時來不及把所有事情都做完。1944年，當烏克蘭西部各州從德國軍隊手中解放之後，當局在這些州重新開始進行鎮壓迫害行動。

謝羅夫在烏克蘭工作了一年半。1941年2月，在內務人民委員部一分為二之後，他被召回莫斯科，並於2月25日被任命為蘇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第一副人民委員——人民委員是弗謝沃洛德·尼古拉耶維奇·梅爾庫洛夫。半年後，內務人民委員部和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合併，謝羅夫被任命為副內務人民委員。

1954年1月，為落實蘇共中央《關於黨和國家機關工作中的嚴重缺點》的決定，在蘇聯部長會議下面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最後決定是在1954年2月10日由中央主席團通過的。這次會議研究了內務部的一份報告，該報告指出，內務部機構臃腫龐大，“無法使情報偵察工作保持在應有的水平上”。因此建議將肅反業務部門從內務部分離出來，並在其基礎上建立“隸屬於蘇聯部長會議的國家安全事務委員會”。

當時立即決定將那些即將從內務部轉交克格勃的業務部門的人員削減20%。主席團決定“原則上通過中央關於將國家安全部門從內務部分離出來的決定草案”。文件細節的最後修訂由一個委員會來完成，該委員會成員包括中央書記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沙塔林和米哈伊爾·安德烈耶維奇·蘇斯洛夫、內務部長科魯格洛夫和他的兩個第一副手——謝羅夫和康斯坦丁·費奧多羅維奇·盧尼奧夫。

1954年3月13日，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關於建立隸屬於部長會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命令出台。赫魯曉夫不想加強這一肅反機構的力量，因此該機構沒有成為一個部，而是被列為地位次一等的國家委員會。不過，克格勃的作用和影響並沒有受到其表面地位的制約。

謝羅夫上將在同一天被任命為克格勃主席。一年後，他被授予大將軍銜，1955年8月25日，為慶祝他50大壽，他被授予列寧勳章。被任命為第一副主席的是盧尼奧夫。他是個職業黨務工作者，是在貝利亞被捕前兩年才從莫斯科市委行政處長的職位上調到內務部的。

在克格勃幹了一輩子的菲利普·傑尼索維奇·博布科夫大將回憶道，克格勃成立後不久，1954年夏天，赫魯曉夫來到捷爾任斯基中央俱樂部，對克格勃機關及其部隊領導人員發表了長篇講話。講話時間長達兩個多小時。

這是新的委員會全蘇領導人會議。第一書記講話之後，謝羅夫發言：“你們看到了，赫魯曉夫同志對我們工作的理解多麼深刻，多麼明確而又極其清楚地對情報偵察工作和整個工作作出了指示。這就是有着非凡的智慧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的人。你們當中的許多人也工作過10—15年了，但有時還是會犯下愚蠢的錯誤。因此你們應當好好地、清楚地思考、回憶赫魯曉夫同志作出的所有指示。”

克格勃領導層接到命令：“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消除貝利亞的破壞活動在國家安全機關中所造成的後果，使國家安全機關變成我們黨用來對付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真正的敵人、而不是誠實的人們的鋭利武器。” 區級安全機關開始被撤銷，市級和州一級的處局被裁員。肅反人員中，部分被調到民警局，部分被解僱。軍銜依然保留，但優惠待遇被取消。這引起了機關工作人員的不滿。一些閒言碎語令上級領導感到不安，這些傳言説，失望的國家安全機關工作人員將成為外國情報機關的爭取對象。

戰後，安全機關吸收了大量前線軍官，即那些習慣於執行命令和同敵人戰鬥的人。國家安全機關工作人員的文化水平略有提高，過去，大部分人甚至連中學都沒讀完。

謝羅夫在兩年之內從克格勃辭退了16000名“政治上無法讓人信任的人、蓄意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人、一心謀取功名的人、信仰不堅定的人，以及文化程度低的、表現落後的工作人員”。總部開除了2000人，4人被取消將軍軍銜。“總部幾乎所有總局、局、處的領導人員都被撤換，”一份文件中説，“蘇共中央從黨和蘇維埃領導工作崗位上抽調了60多人來擔任這些職務。”

在情報機關幹了一輩子的瓦季姆·阿列克謝耶維奇·基爾皮琴科中將在自己所著的一本書中寫道，謝羅夫個頭不高，動作迅速，在一個地方呆不了太久。他喜歡自己駕駛外國汽車在莫斯科兜風。有人説，他的長相和性格都像蘇沃洛夫，這讓謝羅夫感到很高興。

隨着謝羅夫到克格勃走馬上任，業務人員不再為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擔憂。但他招來的那些情報人員對其外交方面的無知和詞彙的匱乏感到吃驚。他不懂外語。

瓦季姆·基爾皮琴科説： “謝羅夫在數量繁多的、大大小小的積極分子會議上猛烈地抨擊和揭露貝利亞及其同夥，這是他習慣做的事情——總要揭露什麼人，總要痛罵‘人民公敵’並號召大家提高階級的、革命的、肅反人員的警惕性。與此同時又要求大家在工作中要遵守法制和黨的行為規範。

“當揭露貝利亞及在肅反隊伍中肅清其同夥的運動稍微平息一些之後，謝羅夫開始抓情報系統的事務，這方面的工作因貝利亞的恣意妄為而疏於管理。各情報部門的負責人開始接到一些理性的工作指示，駐外情報站重新開始建立起來，尋找駐外機構領導人的工作也開始進行……”

歷史學家們認為，謝羅夫對國家安全機關的檔案庫進行了大規模清理，首先是銷燬了那些最令人厭惡的、敗壞黨和政府聲譽的材料。那些在1954年秋天蹲過盧比揚卡克格勃內部監獄的人後來説，當時不能開窗户，因為煙很大，院子裏在焚燒保密文件。莫斯科市委檔案館的文件用汽車往外運了數日，當時擔任市委領導的是赫魯曉 夫。 結果，那些證明赫魯曉夫參與迫害行動的文件消失了。赫魯曉夫因此才敢起草並在蘇共二十大上發表那篇著名的批判斯大林的講話。他顯然是希望拋棄過去的包袱並解救無辜的人，除此之外，這篇講話還起到了一個很實際的作用：削弱他的對手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的地位。

秘密報告在大會正式結束之後才宣讀。一般認為，赫魯曉夫是在最後時刻才下定決心的。實際上，報告準備了很長時間，這個問題多次在中央主席團討論過。伏羅希洛夫心情沉重地説，作了這樣的報告之後，他們當中誰也不會人選中央委員會，代表們會投反對票。因此報告在黨的領導機構選舉結束後才被宣讀。

貝利亞曾保留了所有領導同志的材料。謝羅夫將這些文件從克格勃轉移到中央委員會，為是的不讓任何肅反人員看到這些文件。赫魯曉夫在書中寫道，他並沒有看過這些材料。這有可能。但謝羅夫看過。此後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同意銷燬所有材料。這是11個大紙口袋。的確，有些文件留了下來，而且根據這些文件可以判斷出其他卷宗裏的內容。

政治局委員在國內視察後，告密信便發到國家安全機關。這些告密信是以視察情況報告的形式發回來的，可這些報告中的一些細節內容完全可以成為解除某人職務的理由。黨的領導人也是人：遠離家鄉和同行們警覺的眼睛，他們會輕鬆輕鬆，放縱一下自己，而保衞人員則將這一切細心記錄下來，報告給盧比揚卡的上司。從事這項工作的有一大班人馬。

匈牙利事件爆發於1956年10月23日，當天下午，人們唱着《馬賽曲》和《國際歌》舉行大規模遊行。遊行者要求剝奪斯大林主義者的權力，讓被罷免的總理納吉·伊姆雷復出。黨的領導人奔向蘇聯大使館請求幫助：出兵吧！

前往匈牙利處理這一事件的有兩位中央主席團成員——政府第一副總理阿納斯塔斯·伊凡諾維奇·米高揚和中央書記米哈伊爾·安德烈耶維奇·蘇斯洛夫。與他們一同前往的有克格勃主席伊萬·亞歷山德羅維奇·謝羅夫。

遊行者圍攻了布達佩斯市委大樓。死了數十人。納吉·伊姆雷總理還要求蘇軍撤出匈牙利領土，並宣佈國家退出華約。赫魯曉夫命令科涅夫準備進行代號為“旋風”的行動。11月1日，卡達爾·亞諾什被送到莫斯科面談。赫魯曉夫同他交談後認定，可以把匈牙利托付給卡達爾。11月4日，“旋風”行動開始，蘇聯坦克進入布達佩斯和其他城市，將人民起義鎮壓了下去。

第一件事是逮捕前來談判蘇聯撤軍問題的匈牙利國防部長馬列特·帕爾和總參謀長科瓦奇·伊什特萬。蘇聯駐匈牙利大使尤里·弗拉基米羅維奇·安德羅波夫説，談判將持續很長時間，因此建立將談判地點轉移到布達佩斯城外的蘇軍基地進行。克格勃主席謝羅夫在那裏將這兩名匈牙利軍人逮捕。

謝羅夫向進入匈牙利的各師的特別處下達指示：逮捕那些手持武器對抗蘇軍的所有叛亂組織者，以及那些煽動人民仇視共產黨人和安全機關人員的人。卡達爾抱怨説，蘇聯國家安全機關扣押了參與暴動的一些普通人。謝羅夫對此回答道：“或許逮捕了個別不屬於上述類別的人員。所以正在對所有被捕人員進行審查，那些在叛亂過程中不是特別活躍的人將被釋放。”

謝羅夫向莫斯科告狀説：“在一些州，黨委和執委會的領導幹部設置障礙，阻止逮捕那些在這次行動中發揮領導作用的反革命分子。” 卡達爾請求蘇聯特使釋放前副總理埃爾傑伊·費倫茨。埃爾傑伊作為議員代表團團長被請到蘇軍大本營後被逮捕。卡達爾保證説，埃爾傑伊院士不是反革命分子。 謝羅夫向莫斯科報告：“我認為，在這些問題上不應當作出讓步，因為實踐證明，對反動分子作極小的讓步就會引來一系列新的要求和威脅。”

謝羅夫報告説，領導起義者的是南斯拉夫人，而且起義者同美國外交官、其中包括美國武官見過面。這一説法後來沒有得到證實。謝羅夫建議綁架躲在美國使館裏的紅衣主教明得森季·約熱夫。蘇聯克格勃派去一名代表，建議將他秘密送到國外。但主教面對挑釁沒有屈服。 因參與解決匈牙利事件，26名軍人獲得蘇聯英雄稱號。謝羅夫被授予一級庫圖佐夫勳章。 匈牙利的武裝起義沒有對謝羅夫的仕途起到任何作用。但它卻決定了未來的克格勃主席尤里·弗拉基米羅維奇·安德羅波夫的命運。

匈牙利事件着實令蘇聯領導層感到不安。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一事件撲滅了二十大之後出現的自由化浪潮。國家安全委員會受命清查和逮捕“造謠分子”和“修正主義者”。當時共逮捕了數百人。蘇聯內部出現的自由思潮的跡象加強了國家領導層內部的反赫魯曉夫情緒。赫魯曉夫的反對者認為，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對社會主義具有破壞性，這種批判應當被制止。

在1957年的莫斯科，赫魯曉夫及其年輕的支持者同老一代領導人之間爆發了激烈的權力之爭。 部長會議主席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布爾加寧、政府第一副總理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政府副總理格奧爾基·馬克西米連諾維奇·馬林科夫認為，赫魯曉夫攫取了太多的權力，不尊重中央主席團內的其他同志，壓制獨創精神，因此應當解除其第一書記的職務。而且根本就無需設立第一書記的職位，黨的領導應當是集體領導。

在1957年6月18日舉行的中央主席團會議上，與會者向赫魯曉夫提出上述抗議。力量對比不利於赫魯曉夫。主席團以7票對4票的結果同意解除赫魯曉夫第一書記的職務。但赫魯曉夫根本就沒有想過服從這一決定。謝羅夫和朱可夫在解救他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在克格勃主席謝羅夫和國防部長朱可夫的協助下，運輸航空兵的飛機從全國各地將支持赫魯曉夫的中央委員接到莫斯科。他們要求主席團召開中央全會，在全會上，赫魯曉夫的人明顯佔多數。剩下的委員看到誰佔了上風，便立即轉向勝利者。

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布爾加寧、卡岡諾維奇認為，全黨會自動接受他們的觀點，可是他們錯了。其實，他們1957年説出的觀點看來是合理的，他們説赫魯曉夫搞個人崇拜，説黨內需要民主和集體領導制，説“在肉類和牛奶產量上趕超美國”的口號是愚蠢荒唐的。誰也沒有聽他們的，正如他們過去聽不進去別人對黨的機構和領導人的批評一樣。莫洛托夫等人終究還是沒有吃透黨的運作機制。他們一輩子都在從事黨的工作，而對於自己親手建立起來的黨的機制的本質，他們最終還是沒有搞明白。

那些州委第一書記並不想在精神生活領域搞什麼自由化，但他們更害怕回到誰也不能保證不會被逮捕的斯大林時代。在他們眼裏，莫洛托夫等人正是那種日子的象徵。因此，六月全會支持赫魯曉夫。赫魯曉夫也並沒有贏得所有人的好感，但他趕走了各級領導部門的舊主人，從而為年輕一代開闢了升遷之路。

赫魯曉夫可以依賴克格勃，這對他來説非常重要。他並沒有白白支持忠實於他的人擔任克格勃領導人這一職務。 布爾加寧和所有老一代領導人都反對克格勃聽命於中央委員會，即聽命於赫魯曉夫，而主張克格勃服從部長會議的領導，也就是服從他們，他們還反對克格勃的秘密文件只上報中央委員會的做法。

赫魯曉夫對此表示，國家安全委員會是個政治機構，因此應當服從黨的中央委員會。至於國家安全機關的材料，赫魯曉夫在全會上透露，3年來，中央委員會從克格勃那裏得到2508份文件，部長會議收到2316份文件。也就是説，沒有人讓政府吃虧。

赫魯曉夫説：“我讀過的謝羅夫的文件比讀過的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還要多。”這使得謝羅夫甚至在克格勃黨員積極分子的一次會議上開玩笑説：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總是抱怨説，他根本沒有機會研究馬克思著作，因為他的所有時間都用來閲讀由謝羅夫簽發的情報了。

赫魯曉夫的所有對手都被趕出政壇。只留下了國內戰爭時期的英雄伏羅希洛夫，他擔任的是有名無實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職務，沒有任何權力。莫洛托夫被派到蒙古當大使，馬林科夫被調到阿爾泰的烏斯季卡緬諾戈爾斯克市水電站當站長，卡岡諾維奇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的阿斯別斯特市任阿斯別斯特聯盟托拉斯總經理，布爾加寧任斯塔夫羅波爾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

1957年夏天，當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和卡岡諾維奇試圖將赫魯曉夫從第一書記的位子上拉下來的時候，朱可夫救了赫魯曉夫。朱可夫堅定的聲音和他身後軍隊的威力是對赫魯曉夫最好的支持。朱可夫立即被選為中央主席團成員，赫魯曉夫刻意表現他同元帥之間的友誼，哪也不放他去，甚至休假都在一起。朱可夫壓根兒沒有想到，有人已經策劃了一個針對他的真正陰謀。使他當中央主席團成員連5個月都沒有。

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寫道：“中央主席團成員不止一次表示，朱可夫正在走向軍事政變，試圖奪取個人權力。我們從軍界一些人那裏也獲悉這一情況，他們曾談到朱可夫有拿破崙式的志向。逐步積累的事實讓人不能視而不見，無法不擔心國家會發生類似拉丁美洲所發生的那種政變。我們被迫採取了撤銷朱可夫職務的做法。我作出這一決定是非常困難的，但是沒有別的辦法。”

1957年10月4日，朱可夫飛往塞瓦斯托波爾，從那裏乘坐“古比雪夫”號巡洋艦前往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進行正式訪問。 而赫魯曉夫則前往基輔軍區觀看演習。他同將軍們交談，試探了軍隊中的情緒。而後赫魯曉夫在全會上説：“你們以為我在那裏獵捕鹿呢！我在那裏進行的是一次政治上的捕獵，捕的是一個大獵物……”

赫魯曉夫指責朱可夫偽善奸詐，雖然一切正相反。 當朱可夫還在國外的時候，中央主席團通過了《關於改善軍隊中黨的政治工作》的決定。全國各地都召開黨的會議，嚴厲批評國防部長。朱可夫沒有料到這一點。有人向他彙報説，與莫斯科聯繫中斷。有經驗的人都會猜到這意味着什麼…… 有人講，總參謀部情報總局局長謝爾蓋·馬特維耶維奇·什捷緬科通過自己的渠道向部長通報了一切，他為此還受到迫害。

在莫斯科的機場，迎接朱可夫的是他的第一副手伊萬·斯捷潘諾維奇·科涅夫和他的家人。朱可夫去了克里姆林宮。中央主席團成員已經在那裏等着他了。他們當即向他提出一系列指控。 赫魯曉夫喊道：‘如果朱可夫不能用頭腦來理解黨的作用，那我們就通過打屁股來向他解釋！” “朱可夫甚至不知道他是在同整個黨的權力機關對抗。他實在是很自信。而他們早就商量好了要把他趕下政治舞台。朱可夫表現得寬容仁厚，而他本不應這樣。他不解地説：‘我在3個星期前離開的時候，你們大家那樣親切地同我話別，到底這3個星期發生了什麼事？’

“朱可夫被控試圖使軍隊擺脱中央的控制、裁減政治機構、剛愎自用、粗魯殘酷、準備搞軍事政變……”這些指控有多少是真的呢？ 在削減軍隊的時候，朱可夫努力保留指揮軍官，裁減後勤和政工人員。在正在整改的軍隊中，人們對消閒散慢的政工人員的不齒是顯而易見的。指揮軍官們整天呆在訓練場上，而政工人員則在俱樂部裏讀報紙，準備發表講演。朱可夫認為他們是些遊手好閒的人，他説，他們懶慣了，連老鼠也不會捉了。他對政工人員的這種態度在全會討論朱可夫的問題時發揮了作用。要知道大廳裏就坐着這樣的政工人員，只不過他們穿的是便服。

朱可夫被解除一切職務。中央全會通過決定：“朱可夫違背了列寧和黨的領導軍隊的原則，推行壓制黨組織、政治機構和軍事委員會工作的路線，推行消除黨、黨中央和政府對軍隊的領導和監督的路線。”

朱可夫和謝羅夫更像是戰友。在赫魯曉夫和朱可夫的衝突中，謝羅夫站在了第一書記一邊。但是，赫魯曉夫想到了兩位將軍之間的友誼，很快也將謝羅夫從那個關鍵職位上趕了下去。1958年12月8日，謝羅夫被解除克格勃主席職務，兩天後被任命為蘇聯武裝力量總參謀部情報總局局長兼主管情報工作的副總參謀長。菲利普·傑尼索維奇·博布科夫認為，謝羅夫被解除一切職務是因為中央委員會行政機構管理局的人反對他。 歷史學家尼基塔·彼得羅夫認為，他的“愛部門主義”和他不願認真削減克格勃機構是造成這一結局的原因。蘇共中央行政機構管理局局長向赫魯曉夫提交了一份關於精簡機構和裁減克格勃總部和外圍機構編制的報告，此舉沒有得到謝羅夫的理解。瓦季姆·基爾皮琴科中將寫道，對於謝羅夫離開克格勃，誰都不覺得惋惜： “那些對組織大規模迫害負有同等責任的人分為不平等的兩類。處於權力頂峯的人整治了那些受他們管轄的人，將所有不法行為和鎮壓迫害的責任推到了他們的身上。

“而謝羅夫在國內同時又以關於民族遷移的政令的主要執行者而聞名。此後一切便按人所共知的那種模式進行下去：一旦開始走下坡路，就將走到底，有人會不斷地脱你的衣服，摘下你的勳章，拆掉制服上的彩色鑲條，將你逐出莫斯科，從百科詞典中除掉你的名字，然後將赤條條的你埋葬……

“謝羅夫的悲劇讓人感到憐憫和憤憤不平。他是在生前承受自己的恥辱和衰落。我們這裏一般還是在人死之後才去揭露他，不過平反也一樣是在那之後……” 臉莫夫教授説：“當謝羅夫被任命為克格勃主席時，整個中央主席團都表示反對。有中央總務局局長馬林的筆記為證。可赫魯曉夫當時堅持己見，而且也沒有失算。但是後來他把他調到了情報總局，這明顯是降職。當然，他參與迫害活動也是一個原因，但問題並不僅在於此。想必是謝羅夫跟朱可夫有接觸一事令赫魯曉夫感到不安。”

情報總局的調動手續是以最有利於謝羅夫的方式辦理的。即使是在口頭上，赫魯曉夫也不想讓他感到受辱。中央主席團的文件中提到了“加強軍事偵察工作的領導” 的必要性，提到為謝羅夫保留“原來工作所得待遇”。這與其説是指工資，不如説是指提供給各級官員的福利：食品供應，醫療服務等等。

謝羅夫後來對自己的女婿愛德華·赫魯茨基説，他因受命到情報總局工作而感到幸福。 “怎麼會這樣？”赫魯茨基驚訝地説，“您不再是中央委員，不再是最高蘇維埃代表。” “但我回到了軍隊裏，”謝羅夫回答。 就這樣，謝羅夫到了軍事情報部門。

謝羅夫將軍同情報總局其他領導人不同，他是個內行。謝羅夫在情報總局幹了5年，對生活感到非常滿意。但1962年10月22日，軍事情報機關上校奧列格·弗拉基米羅維奇·潘可夫斯基的被捕毀掉了他的功名。對謝羅夫來説，這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這不僅僅是因為對任何一位情報機關領導人來説，這樣的失敗相當於一場災難。不幸的是，謝羅夫有一次幫助了潘可夫斯基。他後來為此而受到嚴厲的懲罰。

潘可夫斯基生於1919年。戰前畢業於基輔炮兵學校，打過仗。成為上校。1953年畢業於軍事外交學院後繼續在情報總局服役。曾在情報總局駐土耳其情報站工作，同站長髮生了爭執，認為自己受了委屈，便向莫斯科投訴，於是他被召回並被調離情報總局。 戰爭期間，他曾在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瓦連佐夫身邊工作。瓦連佐夫是蘇聯英雄，曾任炮兵主帥，1961年1月被任命為陸軍火箭兵和炮兵司令。瓦連佐夫早在戰爭時期就同赫魯曉夫私交不錯。據説，赫魯曉夫説過：這是個現成的國防部長，此話或許是開玩笑，或許是認真的。

瓦連佐夫收留了潘可夫斯基，當他在那裏日子不好過的時候，瓦連佐夫在已經當上情報總局局長的謝羅夫那裏為他説了兩句好話。潘可夫斯基被列為情報總局預備役人員，並被派往蘇聯部長會議下屬的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對外聯絡局工作。1960年，他開始為中央情報局效力，而1961年4月，他又開始為英國情報機關軍情六處工作。 1963年5月初，在公審之後，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判處他死刑。判決於5月16日執行。

潘可夫斯基被捕之後，赫魯曉夫不再憐惜自己的寵臣。瓦連佐夫元帥被沒收一切獎章，降為少將並被立即勒令退役。他被取消中央候補委員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資格。不過他只是被當作一個證人。謝羅夫則被指控兩度幫助被揭露的英國間諜潘可夫斯基安排工作，而謝羅夫的妻子和女兒在到倫敦參觀遊覽時曾受到潘可夫斯基的照顧，接受過他的幫助。

當時赫魯曉夫都氣暈了：潘可夫斯基向西方透露了蘇聯導彈實力的真實情況，這對他可謂背後一擊。1963年2月2日，謝羅夫被撤職，他的職務由克格勃第一副主席彼得·伊萬諾維奇·伊瓦休京擔任。

3月7日，中央主席團通過了《關於情報總局工作》的決議，決議責成主管黨內人事問題的中央書記維塔利·尼古拉耶維奇·季托夫、總參謀長謝爾蓋·謝苗諾維奇·比留佐夫和伊瓦休京調查謝羅夫的工作並作出評價。委員會只用了幾天就作出裁決。“由於喪失了政治警惕性和行為不稱職”，謝羅夫大將被降為少將。1963年3月12日，他被剝奪蘇聯英雄稱號，他對此尤為痛心。 他被調離莫斯科，調任土耳其斯坦軍區司令助理，主管軍事院校工作，然後他被調到伏爾加河沿岸軍區擔任同一職務。他剛滿60週歲，便因病退役。

1965年，“由於喪失政治警惕性和在情報總局幹部任用方面的錯誤，以及由於在內務人民委員部和克格勃機構工作期間粗暴違反法律和在德國工作期間濫用職權”，他被開除出蘇共。在此之前，他還擔任情報總局局長的時候，他在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期間榮獲的幾枚勳章就已經被收回了。

退伍之後，謝羅夫又活了25年，享受了一個退伍軍人的生活。愛德華·赫魯茨基説： “我見過許多退伍軍人，他們就像是要嚥氣了。他們不知道該做什麼，甚至不知道該怎麼活下去。謝羅夫總是精神飽滿，夏天他去‘阿爾漢格爾斯科耶’軍隊療養院去打枱球，冬天他長時間地滑雪。他不抽煙，也很少喝酒。他在70歲時才不再開車。他對以前的事情從不後悔。他與其他受害者不同，他很清楚，一切都無法挽回。妻子説，他退伍之後，變得快活了，彷彿一付重擔從肩上卸了下來……”

“他談到過關於自己在國家安全機關工作的事情嗎？講過關於斯大林、赫魯曉夫的什麼事嗎？” “此類交談他一概迴避。他從沒談論過自己的工作。他是個老派人物。常回憶戰爭期間的事情。或者是他在貝利亞1953年實行大赦之後如何同強盜匪徒作鬥爭。他喜歡講別人如何偷走他這位克格勃主席的汽車的事情。他那天開車沒帶警衞，開到了格拉諾夫斯基街，那裏有一家軍官醫院和一家軍官餐廳。他在那裏逗留的時候，不知哪兒來的一幫年輕人撬開了他的車，把車開走了。後來他們才發現偷了一輛特別的車——車上有專線電話，於是又把車丟棄了……” “關於他被撤職的事情呢？” “他有一次對我説起了潘可夫斯基：‘這個人我從來就沒見過。’當有人造謝羅夫的謠的時候，他感到難受。他曾對我們説，他沒有參與驅逐高加索各民族。這是科布洛夫乾的……”

“謝羅夫退伍後還受到監視嗎？” “當他在莫斯科街頭散步時，後面有尾巴跟着。電話一直被竊聽。別墅的‘甲殼蟲’（指竊聽器）在他死後才被拆除。有一次，我的一個朋友開着剛買的一輛車過來，車上還掛着老式的外國車牌。於是立即出現‘幾個同志’——一個民警模樣的人和兩個穿制服的人，開始檢查證件。他們擔心，萬一謝羅夫搞陰謀，糾集那些老元帥，他們騎馬上陣……”

愛德華·赫魯茨基還回憶道：“有一次，他和朱可夫在‘阿爾漢格爾斯科耶’軍隊療養院休假。他們兩人受到跟蹤，電話遭到竊聽。如果他們想討論什麼，他們就寫紙條。然後再把紙條燒掉……謝羅夫是個勇敢的人。假如1941年莫斯科陷落，他將留下來，轉入地下。他已經拿到了一個駕照，用的是瓦西里耶夫的名字，還有一份出獄證明，不過德國人肯定會認出他來……”

伊萬·亞歷山德羅維奇·謝羅夫於1990年去世。他的死成了又一宗謠言的題材。奧列格·戈爾季耶夫斯基和他的英國合作者在《克格勃》一書中寫道，謝羅夫在一次豪飲之後“在阿爾巴特街的一個院落裏開槍自殺”。

在詹姆斯·邦德的塑造者、英國小説家伊恩·弗萊明的一部小説《來自俄國的愛情》中，蘇聯國家安全機關的將軍思索着謝羅夫在國家生活中發揮的傑出作用：“謝羅夫，蘇聯英雄和肅反委員會、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內務人民委員部和內務部創建者的天才門徒，從各方面來講，都是比貝利亞更重要的一個人物。他在33年代領導剷除了蘇聯領導人所不喜歡的幾百萬人。他是大多數莫斯科公審的導演。他組織策劃了對高加索民族的血腥屠殺。正是他，謝羅夫將軍，策動驅逐了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的居民並綁架了德國原子彈專家，這些專家使俄羅斯在戰後幾年內在技術上取得了迅猛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