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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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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ёв，1894年4月17日【一説15日】 [206]  —1971年9月11日），蘇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1953年—1964年），曾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以及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等重要職務。 [42] 
赫魯曉夫1894年出生於俄羅斯庫爾斯克州卡利諾夫卡，1918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1934年當選為聯共（布）中央委員。1939年當選為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衞國戰爭期間，先後擔任西南方面軍、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和第一烏克蘭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委員。1953年9月3日當選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之後大力排除異己，肅清政敵。 [50]  1956年2月在蘇共二十大上作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1958年兼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1964年10月被解除黨內外一切職務， [4]  從此被迫淡出政壇。 [12]  至1971年9月11日因心臟病於莫斯科逝世。
赫魯曉夫擔任蘇聯最高領導人期間，主持進行一系列改革：政治上，召開蘇共二十大批判個人崇拜，此後實施去斯大林化政策，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平反，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在蘇共二十二大上提出“全民國家”“全民黨”等新觀點；經濟上，調整農業政策和改進農業管理體制；改革工業管理體制，使蘇聯的民生經濟得到改善。但他的“秘密報告”震動了社會主義陣營，引發東歐騷亂。20世紀60年代，還主導了中蘇交惡。在冷戰中領導蘇聯與美國和西歐等資本主義國家對峙，曾多次訪美。他還是第二次柏林危機、古巴導彈危機等事件的主要策劃者。 [42] 
概述圖來源： [57] 
中文名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
外文名
俄語：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ёв
英語：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
別    名
赫魯雪夫
性    別
男
國    籍
俄羅斯(前蘇聯)
籍    貫
俄羅斯庫爾斯克州卡利諾夫卡
出生地
俄羅斯帝國庫爾斯克州卡利諾夫卡
出生日期
1894年4月17日(一説同年4月15日) [206] 
逝世日期
1971年9月11日
畢業院校
斯大林工業學院
頓涅茨克國立工業大學
政    黨
蘇聯共產黨
代表作品
赫魯曉夫回憶錄
職    務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
職    業
蘇聯軍事家、政治家
主要成就
去斯大林化政策，平反“大清洗”的受難者
推行農業改革、改善蘇聯的民生
信    仰
馬克思列寧主義

目錄

  1. 1 人物生平
  2. ▪ 早年生活
  3. ▪ 從政之初
  4. ▪ 卡氏門徒
  5. ▪ 清洗風波
  6. ▪ 軍旅生涯
  7. ▪ 重返烏克蘭
  8. ▪ 躋身核心
  9. ▪ 權力巔峯
  10. ▪ 秘密報告
  11. ▪ 東歐騷亂
  12. ▪ 清除異己
  13. ▪ 黯然下台
  14. ▪ 晚年生活
  15. 2 人物榮譽
  1. ▪ 榮譽獎章
  2. ▪ 封面人物
  3. 3 為政舉措
  4. ▪ 綜述
  5. ▪ 政治方面
  6. ▪ 經濟方面
  7. ▪ 軍事方面
  8. ▪ 外交方面
  9. ▪ 民族方面
  10. ▪ 文化方面
  11. 4 軼事典故
  12. ▪ 赫氏風格
  13. ▪ 夢露飯局
  14. ▪ 訪華軼事
  15. ▪ 講究飲食
  1. ▪ 嗜酒如命
  2. ▪ “狩獵迷”
  3. ▪ 幸運彩票
  4. ▪ 懼斯大林
  5. ▪ 特殊禮物
  6. ▪ 外交詭辯
  7. ▪ 保守衣着
  8. ▪ 土豆政客
  9. ▪ 妙用皮鞋
  10. ▪ 退休老朽
  11. 5 個人作品
  12. 6 個人生活
  13. ▪ 婚姻
  14. ▪ 家庭
  15. 7 人物評價
  1. ▪ 中國方面
  2. ▪ 蘇聯/俄羅斯方面
  3. ▪ 西方方面
  4. 8 後世紀念
  5. 9 人物爭議
  6. ▪ 秘密報告之議
  7. ▪ 改革評價之議
  8. ▪ 下台原因之議
  9. 10 藝術形象
  10. ▪ 文學形象
  11. ▪ 影視形象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人物生平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早年生活

1894年4月17日，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以下簡稱：赫魯曉夫）生於俄國庫爾斯克省卡里諾夫卡村。他的父母親都是貧苦的農民，家裏有一位年長他兩歲的姐姐。 [161]  赫魯曉夫在卡里諾夫卡接受過四年的學業，他的老師麗迪婭·舍甫琴科使他接觸到了一些沙俄時代違禁書籍，並鼓勵他繼續接受教育。在當時保守的俄國鄉村普遍信奉東正教的環境中，這位女教師卻能掙脱種種樊籬，既參加過革命活動，又是一位無神論者，在她的啓蒙教育下，赫魯曉夫有了萌芽的政治覺悟，懂得了社會的不公，知道了普加喬夫起義，並開始抵制自幼從鄉親們那裏、尤其是從他母親那裏所受的宗教影響。但家庭糟糕的經濟狀況使他不得不離開學校。
1908年，父親謝爾蓋·尼卡諾維奇毅然離開了對農民來説很難捨棄的故土，領着赫魯曉夫全家來到了烏克蘭頓巴斯礦區的尤索夫卡（1924年改名為斯大林諾，1961年又更名叫頓涅茨克）謀求生計，父親在附近的烏斯片斯克礦做礦工，克列尼娜·伊凡諾夫娜在家裏替人漿洗衣服，赫魯曉夫則每天步行到4俄裏外的學校去讀書，放學後和休息後就為礦上刷洗鍋爐。 [161]  14歲的赫魯曉夫在工廠中成為了一名優秀的鉗工。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從政之初

1916年的赫魯曉夫和妻子 1916年的赫魯曉夫和妻子
1912年4月，西伯利亞連納金礦的6000名礦工因不堪遭受資本家的欺壓和凌辱舉行罷工，遭到了沙皇憲兵部隊的殘酷鎮壓，500多名礦工被打死打傷。這一暴行像颶風一樣衝破了斯托雷平改革所造成的“沉靜”氣氛，俄國各地的罷工鬥爭迅速掀起，彼此呼應，赫魯曉夫等人也組織了所在工廠的罷工鬥爭，這次罷工同樣遭到了軍警的鎮壓，赫魯曉夫等罷工領袖也因此被廠方開除。 [161]  5月，赫魯曉夫來到魯欽科夫附近的法國人經營的礦井工作。到魯欽科夫附近的礦井工作期間他參與了社會民主工黨的宣傳活動。他還曾一度打算移民美國。 [17]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由於赫魯曉夫所幹的機械裝配工屬後備役行業，他被免服兵役。 [161]  在此期間，他參加並領導當地的罷工和反戰示威活動。
1915年3月，赫魯曉夫參與領導了魯欽科夫礦的大罷工，並且取得了罷工鬥爭的勝利。與此同時他仍然閲讀各種進步書籍，並將書中講述的情況同俄國的現實加以對比，譬如他在讀左拉的《萌芽》時，覺得左拉描寫的好像不是法國，而是俄國，並由此認識到，不論在法國還是在俄國，工人的命運都是一樣的。他在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講座時，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儘管如此，赫魯曉夫當時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國際團結的理解仍然是膚淺的。 [161] 
1917年3月，彼得格勒爆發二月革命，俄羅斯帝國滅亡。赫魯曉夫如願以償地被選進了魯欽科夫礦的工人代表蘇維埃，且是主要領導人之一。他逮捕當地警官，解散反動警察，建立工人糾察隊等諸項活動將他忙得不亦樂乎，此外他還在布爾什維克鼓動成立的一個革命軍事委員會任職。他在工人中的威信和影響日益提高。 [161] 
1917年11月7日，列寧領導的彼得格勒武裝起義推翻了俄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政權轉到了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手中。在頓巴斯的其他地區，蘇維埃是由布爾什維克領導的，政權和平地轉入了它們的手中。但在尤索夫卡的蘇維埃中，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代表卻佔據了多數。直到1917年12月，在工人的壓力下他們才被迫進行了改選，布爾什維克在尤索夫卡地區的領導人雅科夫·扎馬爾耶夫被選為蘇維埃主席。赫魯曉夫在此事中出力不小，因而被選為採礦工業五金工人聯合會主席。 [161] 
然而，從總體來看布爾什維克在烏克蘭的力量還是比較薄弱，基輔的政權落到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組織“中央拉達”的手中，沙皇將軍卡列金的部隊則威脅着該地區的南部。頓巴斯布爾什維克黨因此組織鼓動成立了工人赤衞隊，赫魯曉夫參加了尤索夫卡赤衞隊第一團，並和他的工人夥伴達尼洛夫一起領導魯欽科夫礦工人營。就在這十分艱難的時刻，赫魯曉夫加入了布爾什維克。工人赤衞隊的武裝鬥爭取得了不少勝利，但還是未能阻擋住自衞軍隊的進攻。 [161] 
1920年國內戰爭庫班第9軍（赫魯曉夫為居中戴黑色高帽者） 1920年國內戰爭庫班第9軍（赫魯曉夫為居中戴黑色高帽者）
1918年春，外國反動勢力開始對蘇維埃俄國進行武裝干涉，其中德國軍隊開進了烏克蘭，緊接着德軍與“中央拉達”相勾結建立了傀儡政權，白色恐怖隨之而至，赫魯曉夫等人成了反動政府通緝的對象。為免遭不測，他和家人一起遷回了故鄉卡利諾夫卡村，在魯欽科夫的煤礦工作，之後又在一個農業地區的革命委員會工作了一段時間。 [106]  但不久他又響應黨的召喚，拋妻別子，奔赴了剛剛爆發的國內戰爭前線。 [161]  起初，赫魯曉夫在一個步兵師的政治部負責宣傳鼓動工作 [106]  ，1918年夏參加了察裏津（後改名為斯大林格勒），同年秋天他被安排到了新組建的紅軍第九軍政治部任職，1919年春開始擔任該軍第九步兵師七十四團二營政委。 [161] 
1920年底，歷時三年的國內戰爭以人民的勝利而告結束。赫魯曉夫卸去戎裝，重新回到了魯欽科夫礦，鑑於他的資歷和在紅軍中擔任的職務，他被任命為這個礦的副礦長。 [161]  赫魯曉夫回到家鄉頓巴斯。這裏雖然已解放，但仍是廢墟一片。 [106]  赫魯曉夫回憶起這段歷史時説：“1922年，頓巴斯礦區發生饑荒，甚至發生了可怕的吃人事件。鄉村比礦區的情況更糟。我的前妻死於1921年的饑荒之中。她的死使我悲痛欲絕。我一個人要照顧兩個孩子我的兒子列昂尼德和我的女兒尤利婭。”
1921年在紅軍短訓班中（前排右四富爾馬諾夫身後為赫魯曉夫） 1921年在紅軍短訓班中（前排右四富爾馬諾夫身後為赫魯曉夫）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決定實行新經濟政策，主張活躍市場，試圖通過國營商業和私人商業的平等競爭而最終戰勝私商。但起初在競爭中公商多處於劣勢，赫魯曉夫所管轄的地區也不例外，為此他深感焦慮，幾乎每天都要到市場瞭解情況，然後再到工人合作商店裏發一通脾氣，提幾條建議。由於這些建議多來自調查研究，所以一般來説都能行之有效。魯欽科夫礦的生產恢復和赫魯曉夫的工作實績都得到了上級領導的充分肯定，並因而決定對赫魯曉夫官升半級，讓他去擔任帕斯圖霍夫礦的礦長。但赫魯曉夫卻出人意料地表示拒絕，並請求解除他的黨內職務，因為他想去尤索夫卡礦業技術學校附設的工農速成班讀書（這個培訓班後來成為頓涅茨克國立工業大學）。經過種種努力，他的願望得以實現，1923年他進入了該校。 [161] 
進入礦業技術學校後，赫魯曉夫當上學校的黨委書記。赫魯曉夫只好將自己的時間和精力分作兩半，一面像普通學生那樣讀書上課，一面協助校長處理學校的有關事務，如整理、美化校園，建立供學生實習的校辦工廠等。 [161]  由於政治事務纏身，他的老師認為他的學習成績並不理想。
1924年在尤索夫卡工農速成中學的赫魯曉夫（居中者） 1924年在尤索夫卡工農速成中學的赫魯曉夫（居中者） [106]
1923年12月，赫魯曉夫參加了尤索夫卡地區共產黨委員會的第四次會議，同月他加入了委員會成為政府官員中的一員。他一開始曾短暫地支持列夫·托洛茨基的反對派，反對約瑟夫·斯大林的政治路線，然而對此赫魯曉夫本人事後從未承認。
1924年底，赫魯曉夫從工農速成班畢業，被任命為頓巴斯彼得羅夫斯克一馬林斯基區的區委書記，該區包括一個較小的城市、3個大市鎮、11個村莊和彼得羅夫斯克煤礦。區黨委設在彼得羅夫斯克，區蘇維埃執委會則設在馬林斯基村，赫魯曉夫終日在兩地穿梭，與區執委會主席一同協商問題，指導工作，全身心地致力於當地百姓的生產和生活。 [161] 
1925年12月，第十四屆聯盟共產黨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赫魯曉夫是這次大會的代表之一。到達莫斯科後赫魯曉夫等人被請進了位於加雷特尼大街的蘇維埃大廈下榻。由於在座區的劃分上大會給了產業工人集中的頓巴斯地區黨組織以特殊的優待，加上赫魯曉夫總是最早到場，他的座位便在中區第一排最中央一個座，與在主席台正中就座的斯大林相對，而也正是從這時開始他對斯大林越來越崇敬、拜服。 [161] 
1926年12月，赫魯曉夫被提升為斯大林諾共產黨委員會的組織部部長與斯大林諾黨組織的副書記。9個月後，赫魯曉夫幫助安排了自己上司莫伊謝因科的下台。 [161]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卡氏門徒

1927年，頓巴斯的煤產量已超過戰前，居民的生活服務設施進一步得到改善，有些城鎮甚至還建起了文化室和電影院。赫魯曉夫也因其政治上可靠、工作上突出，引起了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卡岡諾維奇的注意。 [161] 
1928年的某一天，卡岡諾維奇將赫魯曉夫召到了當時的烏克蘭首府哈爾科夫，告訴他想讓他擔任烏克蘭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據卡岡諾維奇對赫魯曉夫講，他之所以想讓他擔任該職是因為烏克蘭中央委員會中工人出身的委員寥寥無幾；作為礦工出身的赫魯曉夫來中央任職便可增加中央組織的工人成分。但據赫魯曉夫分析，卡岡諾維奇此舉的真正原因是為了擴大自已的勢力。赫魯曉夫最開始拒絕，但最後又找到卡岡諾維奇，説他願意接受組織安排，只是一有機會最好能把他調到別處。這樣他便在烏克蘭中央組織部長尼·涅·傑姆欽科手下幹起了副部長。赫魯曉夫對組織部的工作感到枯燥，於是他再次去找卡岡諾維奇，催他兑現允諾。不久卡岡諾維奇就答應讓他去基輔市擔任組織部長。但在基輔的工作很難打開局面，卡岡諾維奇又上調到聯共（布）中央任職，赫魯曉夫感到前途茫然。 [161] 
1929年，聯共（布）中央和蘇聯政府為了培養大企業領導、共和國及中央一級的經濟工作幹部在莫斯科創辦了一所工業學院，招生對象是工業企業的黨員領導者，並規定對工人出身的企業幹部優先考慮。赫魯曉夫得知這一消息後認為自己基本符合條件，加上此時他正感到在基輔難有作為，於是決定棄官求學。但赫魯曉夫入學也花了一番周折，校方認為赫魯曉夫是黨務幹部，應當轉到聯共中央的馬列主義學習班去。赫魯曉夫雖爭辯説他曾在尤索夫卡的煤礦長期任職，而且出身特別貧苦，但都無濟於事。不得已他只好請求卡岡諾維奇出面相助，沒出幾天他便順利入學。 [161]  雖然最後他沒有完成學業，但在政治上卻飛黃騰達。當時工業學院正充滿反斯大林的“右派分子”，赫魯曉夫響應學校黨委攻擊那些右派分子，並協助《真理報》指控和告發他們，他自己則很快成為學校所在的鮑曼地區的會議主席。在學校期間赫魯曉夫還結識了斯大林的妻子娜傑日達·阿利盧耶娃，並認為她會在斯大林面前提到自己的表現，事實上一直在推薦他的是卡岡諾維奇。 [105] 
1931年赫魯曉夫與紅色普列斯尼亞區的黨代表在一起 1931年赫魯曉夫與紅色普列斯尼亞區的黨代表在一起 [171]
1930年，赫魯曉夫成為莫斯科最大的區克拉斯諾普雷斯奈斯基區的黨委書記。 [161] 
1931年，根據卡岡諾維奇的推薦，赫魯曉夫當選為鮑曼區委第一書記。幾個月以後，赫魯曉夫取代了米·留京，當上了紅色普列斯尼亞區委第一書記。因為留京提出了一項反斯大林綱領，根據政治局的決定，留金被流放。赫魯曉夫自己認為，當上紅色普列斯尼亞區委第一書記肯定又是在黨的階梯上往上爬了一級。又過了六個月，赫魯曉夫被選為莫斯科市委的第二書記，但他仍為不能讀完工業學院而感到難過。不過，赫魯曉夫經受住了考驗，他於1932年當上了莫斯科省委在卡岡諾維奇身後的第二書記。 [105] 
莫斯科市委書記赫魯曉夫和市長布爾加寧在工地視察 莫斯科市委書記赫魯曉夫和市長布爾加寧在工地視察
1934年，赫魯曉夫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被選入聯共（布）中央委員。當時的選舉程序在赫魯曉夫看來，是“十分民主的”：他得的反對票和斯大林得的反對票一樣多，都是六張。“這意味着我所處的地位比得上斯大林”一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105] 
1935年，卡岡諾維奇被任命為交通人民委員，免去了在莫斯科黨組織內的職務，赫魯曉夫被提升，接替了卡岡諾維奇的職務，成為莫斯科州委兼市委第一書記。這是一個要職，因為當時的莫斯科州包括後來蘇聯的圖拉州、卡盧加州、梁贊州和加里寧州。 [164] 
這兩項工作都代表着現代化的先進技術，尤其是地下鐵路。按赫魯曉夫的説法，當時人們把建造地下鐵道幾乎當做是不可思議的事，甚至在後來考慮進行宇宙飛行時也沒有這樣為難。條件是非常艱苦的，工程動用了七萬多人。赫魯曉夫幾乎每天都要穿上工作服，視察正在施工的隧道，檢查進度，幫助解決問題，有些技術問題甚至要向斯大林彙報。 [164] 
1935年榮獲列寧勳章的赫魯曉夫 1935年榮獲列寧勳章的赫魯曉夫 [105]
在此期間，次赫魯曉夫和卡岡諾維奇曾要求工人連續工作48小時，並無視技術人員坍塌危險的警告，結果導致了嚴重的事故。儘管地鐵的修建未能在計劃日期內完成，赫魯曉夫還是被授予列寧勳章。 [161]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清洗風波

1934年12月1日晚，卡岡諾維奇急電赫魯曉夫，稱基洛夫在列寧格勒被暗殺，要組成一個代表團到列寧格勒去，代表團成員包括斯大林、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再加上從莫斯科黨組織和莫斯科工人階級裏選派的60個人。由他率領代表團去列寧格勒，守靈後伴送基洛夫的遺體回莫斯科。赫魯曉夫直接趕到莫斯科市委，湊齊了一個代表團，當夜就動身去了列寧格勒。 [164] 
1935年1月18日，聯共（布）中央發出關於基洛夫慘遭暗殺的秘密信，警告各地黨組織“要防止政治上泰然自若和庸俗的粗心大意”。信裏説：“布爾什維克不應當高枕無憂和粗心大意。我們需要的不是泰然自若，而是警惕性，真正布爾什維克的革命警惕性，必須記住，敵人的處境愈是絕望，他們就愈想把極端手段作為他們反蘇維埃政權鬥爭的垂死掙扎的唯一手段。”大規模政治清洗開始了。 [164] 
1936年的赫魯曉夫和斯大林 1936年的赫魯曉夫和斯大林
在這大恐怖的浪潮中，赫魯曉夫一方面宣傳斯大林的階級鬥爭尖鋭化理論，要求各級黨組織提高警惕，強調“基洛夫同志被刺事件表明，敵人越是處於絕望的境地，他們就越是要採取一切手段，直到恐怖手段，因為他們感到自己註定要遭到滅亡”；另一方面，他仍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基本建設上。他在大清洗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動員輿論，視察監獄等等，他沒有親自去審判和處決人。但他也沒有替那些他認為忠誠的老同事、老部下説情，他認為自己不能干涉內務部的工作。1937年，在莫斯科選舉黨代會的代表時，被列到選票上的一位同志遭到內務部的反對，赫魯曉夫只得把那人從名單上劃掉。當他視察監獄時，發現曾與之一起在鮑曼區工作的同事特列瓦斯被關在那裏時，他也沒有表現出自己的同情。當時，奧爾忠尼啓則請求赫魯曉夫為維薩里翁·洛米納澤説情，使之免遭殺害，但赫魯曉夫拒絕了，他的回答是：“我無能為力。因為洛米納澤是一個的反對派分子，黨有充足的理由譴責他。”奧爾忠尼啓則看到無力阻止這種大恐怖，便開槍自殺了。在莫斯科市委和省委黨組織的38名高級官員中，只有3人得以倖免。在莫斯科地區的其他城市與地區的總共146名黨委書記中，有136人“被鎮壓”。赫魯曉夫的回憶錄中説：“幾乎所有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都遭到了逮捕。” [170] 
1937年五一勞動節（左二為赫魯曉夫） 1937年五一勞動節（左二為赫魯曉夫） [171]
美國安赫斯特學院教授威廉·陶布曼在《赫魯曉夫：他和他的時代》中寫道：“在大清洗運動中，赫魯曉夫始終站在斯大林一邊。他在莫斯科時期，38名市、區高級官員中只有3人倖存，146名黨委書記中有10人倖存，63名當選的莫斯科黨委成員中有8人倖存。1937年政治局分配給他逮捕35000名‘人民公敵’的名額，其中5000人要處決，赫魯曉夫適時地報告説，逮捕了41000人，處決8500人，還要求説，有兩千名前富農逃進了莫斯科地區，也應該逮捕。‘我們必須為了人民的利益跨過敵人的屍體前進。’他在公開處決託派分子的現場説。” [105] 
1937年6月27日，政治局確定了在莫斯科州抓捕35萬名“敵人”的定額，其中要執行槍決的大約有5000人。赫魯曉夫則要求將生活在莫斯科的約2000名前富農消滅，以部分完成規定的定額。7月10日，他向斯大林報告説莫斯科省市已經逮捕了大約41304名“罪犯與富農分子”。在同一份文件中，他自己圈定了8500名應該執行死刑的“第一類”敵人。 [43] 
但赫魯曉夫也很快遇到了麻煩，他向卡岡諾維奇坦白了，他在1923年與托洛茨基主義的關係，後者催促他向斯大林説出這些事情。斯大林接待了赫魯曉夫，起初斯大林勸告他在黨員大會上不要提及這件事，但是在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建議下，又認為他最好還是在公開場合坦白。於是赫魯曉夫在大會上供認了自己曾經的犯罪行為，並補充説斯大林“知道我犯的錯誤”，結果他的“坦白”贏得了大家的掌聲，並立即被重新選入黨委。 [43] 
1938年赫魯曉夫與鐵木辛哥元帥在基輔的一次集會上 1938年赫魯曉夫與鐵木辛哥元帥在基輔的一次集會上 [171]
由於大清洗的浪潮使烏克蘭黨組織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到1937年12月，沒被鎮壓的烏克蘭高級領導人只有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斯塔尼斯拉夫·維肯季耶維奇·科西奧爾和烏克蘭人民委員會主席弗拉斯·雅科夫列維奇·邱巴爾，而斯大林並不信任他們。烏克蘭共和國不能癱瘓下去，斯大林需派一個自己信任的人，去領導和控制烏克蘭，他選中了赫魯曉夫。 [170]  赫魯曉夫得到了主管幹部工作的聯共中央書記處人事部部長馬林科夫的支持，後者把自己的副手布爾米斯堅科派給赫魯曉夫，又從聯共中央機關和莫斯科黨組織抽調了一批得力幹部對他援助。 [161] 
在此前的最高蘇維埃第一次會議上，赫魯曉夫成為主席團成員。會議期間召開了聯共（布）中央全會，會上，赫魯曉夫被提名取代帕維爾·波斯特舍夫，擔任政治局候補委員。在最高蘇維埃第一次會議和中央全會結束之後，1938年1月29日，報紙上刊登了一份公告，宣佈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赫魯曉夫擔任代理第一書記。 [164]  直到1938年6月烏克蘭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例行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後，赫魯曉夫才正式當選為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和基輔州委第一書記。 [170] 
1938年赫魯曉夫在烏克蘭的一次羣眾集會上 1938年赫魯曉夫在烏克蘭的一次羣眾集會上 [105]
赫魯曉夫來到烏克蘭時，大清洗的浪潮開始漸趨平息。赫魯曉夫看到他的許多老相識，包括他當組織部長時的老上級――基輔州委第一書記傑姆欽科都被鎮壓了，這引起了他的疑慮。他開始注意和過問基輔內務人員委員部的工作，設法保護了他所信任的基輔市委第二書記切列平。 [170]  然而此時全國的肅反運動並未結束，赫魯曉夫在這方面仍不敢稍有馬虎。1938年5月他在一次講話中説：“許多壞蛋、變節者和叛徒鑽進了基輔的黨組織。他們是外國的間諜。我們必須記住這一點，以便動員起來，更加團結一致；以便我們有力地打擊工人階級的敵人，打擊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民族主義分子。” [170]  烏克蘭黨中央對赫魯曉夫在這方面的表現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1938年夏它在通過的一項決議中稱，“只有在聯共中央派了一位堅定的布爾什維克和斯大林主義者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到烏克蘭來領導烏克蘭黨中央委員會之後，才開始行動起來，無情地徹底剷除了人民的敵人一一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以及其他一切特務垃圾等。” [135] 
儘管如此，也還是有人在試圖陷害他，盧卡紹夫是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工作時很欣賞和親密的一位下屬，負責莫斯科工人合作社蔬菜和水果的採購事宜，赫魯曉夫來烏克蘭時特意將他委以烏克蘭國內貿易人民委員的要職。可有一天，盧卡紹夫突然被捕，被捕後硬逼他承認赫魯曉夫在莫斯科任職時讓他到波蘭和立陶宛採購洋葱種子實際上是去執行一項與國外反動組織建立聯繫的秘密政治任務。雖然盧卡紹夫拒不承認，後來又被釋放，但赫魯曉夫仍親自跑到莫斯科，向斯大林解釋了購買洋葱種子的緣由和經過，但斯大林對赫魯曉夫的忠誠深信不疑。 [161] 
1938年，有106119人被逮捕，而在1938年—1940年被捕人數達到了165565名。烏克蘭共產黨政治局與書記處中除了一人外所有的成員都被逮捕，整個政府機構被更換了一遍。但他實際對各級幹部的懲罰主要是降職使用。他清醒地認識到，他來烏克蘭，並不是來搞大恐怖的，而是要把烏克蘭的工農業搞上去。 [170]  赫魯曉夫還意識到被清洗的人中有相當部分是無辜的，他在第十四屆烏克蘭黨代會上説：“同志們，我們必須撕下所有人民的敵人的偽裝，將他們無情地打倒。但是我們不能讓一個忠誠的布爾什維克受到傷害，我們必須同造謠中傷者進行鬥爭。” [161]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軍旅生涯

1939年，赫魯曉夫當選為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
1939年8月23日，蘇聯與德國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赫魯曉夫此時已升任政治局委員，但與德國簽約一事他並不知曉。9月1日，德國法西斯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9月17日，蘇聯政府宣佈，波蘭國家和政府已不復存在，但出於對波蘭境內的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的保護，紅軍開進了波蘭東部，將1921年《里加條約》劃屬波蘭的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劃歸己有。赫魯曉夫作為基輔軍區軍事委員會委員隨紅軍去接收西烏克蘭，按照蘇聯的制度整頓它。西烏克蘭共產黨和波蘭共產黨一起，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被解散，其成員也被作為煽動分子、叛徒、畢蘇斯基的代理人而被清除了。赫魯曉夫在西烏克蘭建立了黨政機構，隨後，在那裏實行了工業國有化，建立了集體農莊。赫魯曉夫稱1939年“發生的特別令人高興的事件是偉大的烏克蘭人民重新合併為統一的蘇維埃國家。”“這是一個巨大的政治成就。”但是，烏克蘭人只在農村地區佔數量上的優勢，而在利沃夫等大城市，大部分居民是波蘭人和猶太人，大量的波蘭難民也湧了進來，西烏克蘭的民族獨立傾向更強，蘇聯政府在短時間內難以使這一地區成為抵抗德國侵略的鞏固陣地。 [170] 
二戰前夕烏克蘭的領導班子（左四為赫魯曉夫） 二戰前夕烏克蘭的領導班子（左四為赫魯曉夫） [105]
隨着各項工作成就的取得，赫魯曉夫在烏克蘭的威望越來越高，已有幾個集體農莊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母校頓涅茨工學院也改用他的名字命名。1941年，莊稼長勢喜人，老人們都説這將是烏克蘭歷史上收成最好的一年，工業生產形勢也很好，煤產量日益上升。1941年6月中旬，赫魯曉夫被斯大林召到莫斯科，當時戰爭爆發的風聲很緊，赫魯曉夫立即請求回到基輔。6月20日，赫魯曉夫回到基輔。6月22日凌晨，蘇德戰爭爆發。 [170] 
衞國戰爭期間，赫魯曉夫曾任西南方面軍、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和第一烏克蘭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委員。
肩扛勳章的赫魯曉夫 肩扛勳章的赫魯曉夫 [105]
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突然發動“巴巴羅薩計劃”入侵蘇聯，赫魯曉夫此時正在基輔任職。斯大林任命他為政治委員，他的職權與司令一樣，沒有他的簽署不能發佈任何命令。斯大林下令赫魯曉夫所在的紅軍西南方面軍死守基輔，可紅軍在基輔遭到了德軍的圍殲，赫魯曉夫和謝苗·布瓊尼、謝苗·鐵木辛哥等將領突圍逃離。德國稱他們在基輔戰役中抓獲了65.5萬名俘虜 [205]  ，根據蘇聯的説法，被圍蘇軍在677085人中只有150541人突圍逃脱。格奧爾吉·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元帥在回憶中稱，當他在戰前試圖説服斯大林應該撤退時，赫魯曉夫對斯大林説基輔是可以守住的。而赫魯曉夫回憶錄則説自己和布瓊尼決定調動軍隊以防止德軍的包圍，直到鐵木辛哥從中央趕來接替了布瓊尼的位置。他在回憶錄痛心疾首的説：“這一切從軍事觀點來看是很不理智和無知的。我很難找到合適的措辭。對於‘寸步不讓！’的口號存在着不正確的、錯誤的理解。這就是寸步不讓的下場。我們沒能搶救這些部隊，沒有把他們撤走，結果就這麼喪失了……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啊！” [115] 
1942年5月12日，鐵木辛哥和赫魯曉夫向哈爾科夫一帶的德軍發起了一場大規模反攻，共有64萬紅軍投入戰鬥，史稱第二次哈爾科夫戰役。剛開始幾天反擊進展的十分順利，然而在5月17日德軍從側翼發起鉗型攻勢，使蘇軍陷入危險的境地。由於斯大林拒絕撤銷反攻計劃，蘇軍最終遭到德軍的圍殲，共損失了267萬人，其中被俘20多萬人。戰後斯大林解除了鐵木辛哥的職務，解散了西南戰區，並將赫魯曉夫召回莫斯科。斯大林並沒有處決赫魯曉夫，而是將他再次派往前線。赫魯曉夫於1942年8月抵達斯大林格勒前線，不久之後斯大林格勒戰役打響。他的主要工作是檢查部隊的戰備與士氣情況，親自審訊德國俘虜，徵召戰俘中的一些人進行宣傳工作。期間赫魯曉夫有一次險些被炸死。1942年11月，赫魯曉夫重返斯大林格勒前線，任政治委員。12月中旬，赫魯曉夫來到上察裏津斯克，見到了德國共產黨人瓦爾特·烏布利希，當時他在前線通過擴音器向德國人進行反戰宣傳。 [171]  赫魯曉夫還和安德烈·伊萬諾維奇·葉廖緬科提出一份反攻計劃，可最高指揮部和總參謀部已經在他們之前接受了朱可夫的天王星行動。蘇軍最終以重大傷亡為代價守住了城市，並將德國第6兵團約33萬德軍全部圍殲。 [105] 
1943年10月赫魯曉夫（左三）在斯大林格勒 1943年10月赫魯曉夫（左三）在斯大林格勒 [171]
赫魯曉夫以少將文職人員的身份參加了整個戰役，在生死考驗的緊要關頭，與一批重要的軍隊領導人結下了深厚友誼。這些人包括朱可夫、葉廖緬科、莫斯卡連科、格列奇科與利諾夫斯基等，這對他後來的政治生涯給予了很大的幫助。 [171] 
而就在斯大林格勒戰役結束不久之後，1943年3月11日，他的兒子列昂尼德在戰鬥中墜機身亡了。同年列昂尼德的妻子柳芭·赫魯曉娃被內務機關逮捕，並判在勞改營裏服刑5年。她的女兒尤莉婭由赫魯曉夫夫婦來撫養。 [105] 
1943年6月，赫魯曉夫隨軍參加了庫爾斯克戰役。他對莫斯科總指揮部聲稱德軍一個逃兵告訴他德國軍隊準備第二天發起進攻。 [105] 
8月23日，草原方面軍在沃羅涅日方面軍的協攻下攻佔了哈爾科夫。哈爾科夫是烏克蘭的第二大城市，也是烏克蘭的東部大門。赫魯曉夫進入該城後，在8月30日組織了慶祝哈爾科夫解放的羣眾大會。他在大會上發表講話時説：“我們打敗了敵人，但是還沒有把敵人徹底粉碎。敵人還很頑強，我們還不能感到滿足，應該爭取解放烏克蘭的首府——我們光榮的基輔。” [171] 
1943年赫魯曉夫在庫爾斯克戰役中（左一） 1943年赫魯曉夫在庫爾斯克戰役中（左一） [171]
9月底，幾個方面軍強佔了第聶伯河的多處渡口。10月22日，最高統帥部把在烏克蘭作戰的所有方面軍改稱烏克蘭方面軍，赫魯曉夫任烏克蘭第一方面軍的軍事委員兼政委。由於庫爾斯克會戰的勝利，赫魯曉夫已從上次哈爾科夫戰役失利的陰影中走了出來，他被授予了一枚軍功章——二級蘇沃洛夫勳章。他從哈爾科夫的失利中吸取了教訓，又從哈爾科夫的收復中找到了自我。他為自己曾在參與斯大林格勒與庫爾斯克重大戰役的幾個方面軍中擔任過軍事委員會委員而感到得意。烏克蘭第一方面軍指揮的幹部配備中，除了增添了副司令員格列奇科之外，還增加了一位政治委員。最高統帥部的意圖很明確，準備讓赫魯曉夫兼顧烏克蘭共和國的戰後恢復工作。 [171]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重返烏克蘭

1943年11月6日，烏克蘭第一方面軍解放了基輔。清晨，赫魯曉夫等領導人驅車直接來到烏克蘭部長會議大廈。然後視察了城市的各個地區，眼前的烏克蘭和三年前比早已面目全非了。戰爭給烏克蘭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喪失了大約530萬人，16萬工業企業和28萬集體農莊被摧毀。 [171] 
1943年11月赫魯曉夫在解放之後的基輔 1943年11月赫魯曉夫在解放之後的基輔 [171]
1944年2月6日，烏克蘭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任命赫魯曉夫為烏克蘭人民委員會主席，他仍然擔任着該共和國黨的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3月，蘇軍再次發動進攻，但對於赫魯曉夫來説，戰爭已經結束了。他接到了一項新的任務——重建這個共和國被戰爭破壞了的經濟，恢復烏克蘭的秩序。 [171] 
1944年4月17日是赫魯曉夫50歲的生日。這天，各家報紙不但發表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蘇聯人民委員會、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生日賀詞，而且還刊載了作家雷利斯基和季欽娜等人的回憶文章。報紙上還刊登了授予赫魯曉夫第二枚列寧勳章的決定。但與他在前線有生死之交的烏克蘭第一方面軍司令瓦杜丁的葬禮在這一天舉行，赫魯曉夫作為瓦杜丁生前戰友參加了葬禮，並講了話。 [171] 
1944年，蘇軍重新佔領西烏克蘭，徵召了75萬名士兵。所有19—50歲的男人不論健康情況，都在幾個月的簡單訓練後被投入戰場。另一些烏克蘭人抵制徵兵，他們選擇加入了民族主義游擊隊。他曾多次提議擴張烏克蘭的領土，但這些建議均被斯大林拒絕。赫魯曉夫在西烏克蘭地區推行農業集體化，這引起當地人民的不滿，他們在武裝民族主義分子的幫助下對集體化進行了抵制。赫魯曉夫同時逮捕了天主教負責人，解散天主教教堂，並使其日後與俄羅斯東正教合併。 [170] 
1944年6月赫魯曉夫在烏克蘭前線的指揮所與馬紹爾商談 1944年6月赫魯曉夫在烏克蘭前線的指揮所與馬紹爾商談 [105]
1945年1月，斯大林把赫魯曉夫召到了莫斯科，讓他去幫助波蘭人恢復剛獲解放的華沙的市政公共設施。斯大林解釋説，之所以安排他承擔此項任務，是因為考慮到他在迅速恢復城市基本建設方面經驗比較豐富。赫魯曉夫聽後甚感得意，雖然還未去華沙，但當場就向斯大林闡述了他的“恢復”計劃：第一是恢復電力生產；第二是檢修供水設施；第三是弄好排污系統。到達華沙後，赫魯曉夫把他從蘇聯帶來的和波蘭自己的工程師分成三組，讓其分別負責電力、供水和排污，結果發現這三個方面的設施都只是外部遭到了破壞，修復起來並不費事，不久他也便圓滿完成了斯大林交給他的任務。3月初，赫魯曉夫在華沙重建工程參加者大會上發表了演講，演講中着重強調了蘇波之間的兄弟情誼。斯大林對他的波蘭之行非常滿意。 [161] 
赫魯曉夫重返烏克蘭後，把手頭的最重要工作進行了一番整理。把恢復烏克蘭工農業作為自己的首要目標。他把工農業主管人員召集在一起，一場大規模重建工作拉開帷幕。烏克蘭經濟恢復工作的問題很多，儘管這一工作進行了差不多已經有一年，但離斯大林的要求仍很遠。斯大林對烏克蘭這一糧倉的期望是，為戰後的蘇聯提供足夠多的糧食、肉類和其他農產品，而生產水平只相當戰前的25％。 [171] 
赫魯曉夫一方面不辭辛勞地深入實際瞭解情況，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他經常到烏克蘭各地巡視察。1945年7月，他視察了烏克蘭共和國的南部各州；秋天，他又在西烏克蘭和原喀爾巴阡山下的烏克蘭度過了幾個星期。 [171]  另一方面又對各項工作統籌兼顧，狠抓落實。由於他的不懈努力，由於疏散物資的回遷和人們陸續地返回車間與家園，也由於戰爭激發出的人民空前高漲的愛國主義熱情，各項重建工作迅速取得了進展。1944年烏克蘭基本完成了本年度的穀物收購任務，到1945年10月，烏克蘭的煤炭產量已恢復到戰前的40％，鋼為23％，生鐵30％，錳54％，有4000多個大中型工業企業和3000多個手工合作社恢復生產。農業播種面積達到戰前的71％，糧食和甜菜產量分別達到戰前1940年水平的80%和50％。至於民族主義分子的暴亂，赫魯曉夫實施了的鎮壓，1944年2月到1946年5月間，蘇聯軍隊和警察一共報告殺死了110825名“匪徒”，逮捕了250676人；在1944年到1952年間，西烏克蘭有60萬人被逮捕，其中三分之一被處決，其餘三分之二則被囚禁和流放。 [105]  而對烏克蘭的民族文化和藝術家，赫魯曉夫則採取了尊重和鼓勵其發展的態度。 [161] 
儘管如此，1945年烏克蘭仍未完成糧食徵購計劃，因為數萬頃的穀物和玉米直至11月份還沒收割，既缺人力，又缺機器。為了補救，只有加強春播，可是由於農莊裏缺少機器、馬匹和耕牛，播種時只得使用奶牛，這又影響了牛奶的產量。夏季炎熱，旱災從摩爾達維亞開始，蔓延到西南部，不僅影響到整個烏克蘭，而且還影響到伏爾加河流域。旱災的受災程度比1921年嚴重，與1891年相似。 [171] 
12月，赫魯曉夫預感到1946年的生產計劃無論如何難以完成。他指派了一個以斯塔爾欽科為首的農業專家和經濟學家小組，對這一年烏克蘭的實際產量進行預測和估算。小組考察研究後向赫魯曉夫提交的數字是180萬一360萬噸之間。而國家的定額是720萬噸。赫魯曉夫感到事態嚴重，於是指示人民委員會各部準備一份呈送蘇聯部長會議的文件，文件中要求政府發放糧食定量分配卡，將一部分農產品供應給農村居民，並救濟災民。斯大林給赫魯曉夫發來了一封電報作為答覆，其中申斥赫魯曉夫在文件中所附的數字試圖表明烏克蘭自顧不暇，糧食定量分配卡的想法荒謬絕倫，這打碎了赫魯曉夫想要避免饑荒的最後希望。 [171]  斯大林剛從索契休假回來，赫魯曉夫就立即離開基輔前往莫斯科，向斯大林説明。他的報告準確地反映了烏克蘭的狀況，斯大林最終同意了向烏克蘭提供有限的食品援助。但這也使赫魯曉夫失去了斯大林對他的信任。 [164] 
1946年赫魯曉夫在工作 1946年赫魯曉夫在工作 [171]
令斯大林不快的還有另外兩件事，一件是關於春小麥問題，另一件是關於意識形態問題。1947年2月，在斯大林的提議下，聯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在莫斯科召開。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就是當時面臨的農業問題。政治局委員安·安·安德列耶夫作了報告，據此作出了《關於戰後時期發展農業的措施》的決議。這個決議含有對赫魯曉夫施壓的意圖，因為赫魯曉夫明確表示過，春小麥不適合烏克蘭，在烏克蘭春小麥不如冬小麥高產，烏克蘭南方更是如此，赫魯曉夫認為應該讓集體農莊選擇該種冬小麥還是春小麥。但斯大林堅持認為，春小麥能在烏拉爾獲得高產，也一定能在烏克蘭肥沃、烏黑的土地上取得好收成。結果，不顧赫魯曉夫的反對意見，中央全會的決議仍指出：“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春小麥的生產異常落後。全會認為，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逐年減少春小麥這種珍貴糧食的播種面積，而把肥沃的黑土用來播種價值比較小的飼料作物特別是大麥，這是不能容忍的。1947年烏克蘭地區集體農莊的春小麥播種面積應當比1946年增加18.2萬公頃，而達到75萬公頃，保證以後幾年繼續擴大春小麥的播種。” [170] 
在意識形態工作中，赫魯曉夫也沒有完全執行斯大林的要求。戰後初期，蘇聯百業待興，經濟恢復工作幹頭萬緒，各級黨政幹部都把精力放在了恢復經濟的工作上，相對而言，社會政治氣氛比較寬鬆。加上1946年烏克蘭又遭旱災，赫魯曉夫便對意識形態有所放鬆。但是，斯大林卻沒有忘記抓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他要肅清蘇聯士兵越境作戰所受到的西方文化的影響。1946年8月，聯共中央向列寧格勒的《星》和《列寧格勒》開刀，稱這兩個雜誌誹謗蘇維埃制度，列寧格勒市委受到尖鋭批評。聯共在8月24日作出的決議中稱在莫斯科劇院裏，舊戲、壞戲、國王、可汗、貴族統治舞台；決議還認為，在現代戲劇醜化人民，文學家左琴科和詩人阿赫瑪託娃受到批判。由於貝利亞的內務部時時注意着烏克蘭的狀況，斯大林從這條渠道的情報中感到，列寧格勒和莫斯科存在的問題在烏克蘭也很嚴重，赫魯曉夫放鬆抓黨員幹部學習的做法更令他惱火。斯大林擔心烏克蘭的民族主義情緒會日益增長，於是，1946年7月26日，聯共專門做出了《關於烏克蘭黨組織對黨和蘇維埃的領導人員的訓練、選拔和配備問題的決議》 [204]  ，指出烏克蘭黨組織低估了“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忽視了“對報刊上出現敵對的資產階級思想組織大規模的批評”。赫魯曉夫自然要對此承擔責任。 [170] 
以上種種情況，似乎使斯大林改變了對赫魯曉夫的態度，赫魯曉夫的政治生涯前途不妙。1947年3月，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特別會議結束後不久，斯大林在莫斯科向赫魯曉夫提出了他在烏克蘭需要什麼幫助的問題，赫魯曉夫心裏明白，這是他將被撤換的信號。 [170]  於是1947年3月3日，烏克蘭中央委員會召開了全體會議，決定把人民委員會主席和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的職務分開。全會選舉卡岡諾維奇為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帕託利切夫擔任負責農業的中央委員會書記。新領導到任約10天后，赫魯曉夫又以“個人請求”的方式被解除了基輔州委書記的職務，赫魯曉夫保留了烏克蘭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雖然他仍是政治局委員，但斯大林已不那麼信任他了，報紙上關於赫魯曉夫的報道浙漸消失了，甚至在6月召開的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全會上也沒有看到赫魯曉夫的身影。 [164] 
政治生涯上的失意對赫魯曉夫的健康也是個打擊，這一段時間，他屢受挫折，一直卧病在牀，休息了很長時間。病癒後，赫魯曉夫繼續負責農業生產，卡岡諾維奇則負責恢復工業生產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烏克蘭得到了聯合國價值兩億多美元的物資，其中有糧食、醫療用品、生活日用品等。烏克蘭從這些援助中漸漸恢復了元氣。1947年獲得了好收成，還提前完成了任務。烏克蘭和全蘇的食品供應情況開始好轉，這樣一來，年底就可取消糧食定量供應卡。工業企業開始恢復元氣，1947年烏克蘭的工業生產產量提高了30％。 [164] 
1947年赫魯曉夫（左一）與卡岡諾維奇、曼努爾斯基在一起 1947年赫魯曉夫（左一）與卡岡諾維奇、曼努爾斯基在一起
但卡岡諾維奇秉承斯大林和日丹諾夫的旨意，開展反對所謂民族主義的鬥爭，烏克蘭許多作家和詩人受到衝擊。令烏克蘭人深感緊張。帕託利切夫因忍受不了卡岡諾維奇的指手畫腳，請求斯大林把他調回了莫斯科，赫魯曉夫則不去過問和干涉卡岡諾維奇在烏克蘭進行的意識形態清洗工作。卡岡諾維奇對許多黨員、幹部進行政治迫害的消息傳到了斯大林那裏，斯大林給赫魯曉夫打來了電話詢問為何卡岡諾維奇的備忘錄上沒有他的簽名。赫魯曉夫解釋稱這些備忘錄所波及的不是政府的事務，因此不需要他的簽名。斯大林則表示他已通知卡岡諾維奇，將不再接受由卡岡諾維奇單獨簽署的備忘錄。此事表明，斯大林對赫魯曉夫的信任業已恢復。同時，赫魯曉夫與卡岡諾維奇的關係也蒙上了一層陰影。 [170] 
1947年12月，卡岡諾維奇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出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卡岡諾維奇走後，烏克蘭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繼續維持黨、政兩個最高職務分開，推薦傑·謝·科羅特欽科出任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重新當選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171] 
赫魯曉夫 赫魯曉夫
就許多方面而言，1948年可算是決定性的一年。年初，隆重紀念了蘇維埃烏克蘭成立三週年。成千上萬的工人、農莊莊員和職員被授予勳章和獎章。其中獲得列寧勳章的有卡岡諾維奇、赫魯曉夫、科羅特欽科。赫魯曉夫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發展烏克蘭的農業上，但他也密切注視着工業和鋪設從達沙瓦到基輔的煤氣管道工作的進展情況。 [171] 
1949年是赫魯曉夫在烏克蘭的最後一年，對於赫魯曉夫來説，這也是在烏克蘭最美好的一年。在各個共和國之間的競賽中，烏克蘭超過了白俄羅斯和蘇聯的其他加盟共和國。由於烏克蘭在農業方面的成就，烏克蘭的形象在全國人民的心目中變得高大起來，赫魯曉夫的威望也因此而提高了。斯大林又開始器重他，多次指示他，要他對一些農業問題，諸如牲畜飼養，農作物淺耕耕作法等提出報告，並把報告登載在《真理報》上，作為向全國推廣的範例。這一年，在基輔舉行了烏克蘭共產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繼續當選為烏克蘭第一書記。他一方面繼續抓農業，另一方面出席諸如教師、建築師的各種會議，監督重建克列夏季克大街，宣傳中國小米的優點，並且還騰出時間組織斯大林70歲壽辰的慶祝活動。正在這時，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發生了“列寧格勒案件”，並使赫魯曉夫的命運發生了變化。 [171] 
為了實現他“消滅城鄉差別”的理想，赫魯曉夫還試圖將集體農場合併為農業城市，他建立了一個樣板點並於1949年10月獻給斯大林，作為他70歲的生日禮物。 [43]  赫魯曉夫在回憶中給予烏克蘭人很高的評價：“我在烏克蘭的最後一年是1949年……這也是我最愜意的一年。我們在農業上取得的成功在全國人民眼裏提高了烏克蘭的地位與我們烏克蘭領導人的願望……不過，將功勞歸到我個人的名下是遠遠不夠的。我必須將我們的功勞歸結於烏克蘭人民。” [21]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躋身核心

1949年，斯大林將赫魯曉夫從烏克蘭招往莫斯科，這樣做的目的可能是為了平衡拉夫連季·貝利亞、格奧爾基·馬林科夫等人的權力。赫魯曉夫回烏克蘭安排好政務後，在1949年12月21日，即慶祝斯大林70壽辰的慶祝會之前返回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劇院舉行的慶祝會上，赫魯曉夫第一次見到了中國的黨政最高領導毛澤東。 [164] 
1949年赫魯曉夫在斯大林70歲壽辰上 1949年赫魯曉夫在斯大林70歲壽辰上
在此期間，貝利亞和馬林科夫利用列寧格勒案件逮捕並處決了他們的競爭對手。而斯大林發動的醫生案件又使他們陷入麻煩。赫魯曉夫則在他們之間巧妙的處理關係，鞏固自己的權力。在擔任莫斯科黨委書記期間，赫魯曉夫利用預製的加強型水泥住宅對莫斯科的住房進行了革命性的改造，解決了市內的住房危機問題。這種廉價而簡約的住房後來被稱為“赫魯曉夫樓”。同時他還籌劃將莫斯科附近的集體農場合併為更大的農業城市，即使這樣大的規模使其無法實施有效的管理。在1951年3月4日的《真理報》上，赫魯曉夫關於農業城市化的講話稿整整佔據了兩個版面。但斯大林並不喜歡他的建議，真理報立即修正了觀點。在4月的莫斯科黨的全體會議上，眾人紛紛對赫魯曉夫大加鞭撻。然而幸運的是，斯大林最後對他的處理是相當輕的。
1952年10月，蘇共十九大代表大會如期舉行。斯大林因身體有病不能作工作報告，工作報告由馬林科夫來作。赫魯曉夫受委託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其中的一條修改是“把黨原來的名稱，即全聯盟共產黨改為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選出了新的蘇共中央委員會。斯大林在第一次中央全會上建議選出由25名正式委員和11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主席團。不久，斯大林建議從中分出一個人數較少的執行局，在這個執行局中，斯大林又挑出。五名”主席團委員，其使命是處理國內的重大問題。這五人為：斯大林、馬林科夫、貝利亞、布爾加寧和赫魯曉夫。赫魯曉夫的地位又提高了。 [164] 
1952年蘇共十九大（右七為赫魯曉夫） 1952年蘇共十九大（右七為赫魯曉夫） [107]
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出現了嚴重的中風。赫魯曉夫等人輪流值班守在斯大林的身邊。在醫生對斯大林的病情作出診斷，確認他已無法重新工作並將不久於人世後，蘇共中央主席團常務委員會於1953年3月4日至5日在馬林科夫的主持下舉行了連續兩天的會議。會議就黨和國家組織機構的調整、新領導集體的組建、某些政府部門的合併和一些重要部門的人事安排進行了討論，並形成了決議。馬林科夫等人為了使赫魯曉夫集中精力從事於蘇共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他被解除蘇共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的職務。 [161] 
3月5日晚8時至8時40分，蘇共中央、蘇聯部長會議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舉行了聯席會議，會議由赫魯曉夫主持。赫魯曉夫先請衞生部長特列季亞科夫通報了斯大林的病情，然後請馬林科夫講話。這次包括介紹斯大林的病情佔用的時間在內的聯席會議結束後1小時又10分鐘，斯大林逝世。 [161] 
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評價道：“斯大林把不同意他看法的人當作“人民的敵人。”他説，他們想要恢復舊秩序，為達到此目的，“人民的公敵”和國際反動勢力勾結在一起。結果幾十萬誠實的人因此喪生。那些日子裏，每個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這一切竟能被原諒和遺忘？永遠不會！” [21] 
1953年在斯大林葬禮上的赫魯曉夫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權力巔峯

1953年3月6日，星期五早晨，莫斯科廣播電台播放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就像列寧逝世後所採取的“集體領導”方式一樣，由中央主席團的10位成員組成了權力機構。新的中央主席團由馬林科夫、貝利亞、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赫魯曉夫、布爾加寧、卡岡諾維奇、米高揚、薩布羅夫和別爾烏辛組成。其中由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貝利亞組成的第一個“三人執政聯盟”一開始佔了上風。他們都在斯大林的葬禮上發表了講話，他們的大名也都赫然列於中央主席團的名單之首。然而，這個執政聯盟只是徒有虛名，真正起作用的其實是由馬林科夫、貝利亞和赫魯曉夫組成的執政聯盟。莫洛托夫雖然享有很高的聲譽和地位，但他並未掌握蘇聯真正的權力；他僅掌管着外交部以及蘇聯駐外使館的活動。作為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的權力也很有限。但另一方面，赫魯曉夫卻掌控着黨的全部機構一所有的州委、市委及中央委員會的所有下屬部門。此外，他當時還得到了布爾加寧及朱可夫的鼎力相助。布爾加寧的政治權勢不算大，但他執掌着全蘇武裝力量的帥印，且朱可夫和赫魯曉夫兩個人在一起足以擔當起重大的領導責任，因為朱可夫在軍隊將領中亦深孚眾望。 [107] 
1953年的中央主席團（後排右四為赫魯曉夫） 1953年的中央主席團（後排右四為赫魯曉夫）
1953年3月14日，蘇共中央全會批准了馬林科夫關於解除他蘇共中央書記的請求，選出了由赫魯曉夫、蘇斯洛夫、波斯別洛夫、夏塔林和伊格納捷夫5人組成的書記處。這樣在斯大林逝世前後10天左右的時間內新的中央領導集體便完全形成了。在這個新的領導集體中，由馬林科夫主持部長會議，伏羅希洛夫主持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則由赫魯曉夫主持。 [161]  這段時間裏，赫魯曉夫主要致力於“中央書記處的工作”。雖然當時還沒有正式設立第一書記的職位，但實際上是由赫魯曉夫主持中央委員會書記處的全面工作。也只有他一人既是書記處的書記，同時又是中央主席團委員。而且，赫魯曉夫還被任命為斯大林治喪委員會主席。不過，在斯大林的葬禮上作主要講話的還是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貝利亞。在這一時期，蘇聯的管理方法和作用機制已經不能適應蘇聯工業的發展水平了。除了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以外，大多數領導人都是贊成改革的：必須摒棄斯大林那些過時了的實踐和理論，從根本上改變這種體制的基本特徵，破除個人迷信和崇拜。 [107] 
斯大林周圍的“小圈子” 斯大林周圍的“小圈子”
但在表面上十分和氣的主席團當中，權力鬥爭的暗流正在湧動。鬥爭首先是在馬林科夫左右兩側的貝利亞和赫魯曉夫之間展開的，而馬林科夫則一時成了他們兩人競相爭取的對象。從名義和地位上講，無論在中央主席團還是在部長會議中，貝利亞都是僅排在馬林科夫之後的第二號人物，而從力量和權勢上講，他可謂兵多將廣，權傾朝野。對於斯大林身後的領導班子問題，貝利亞早有打算，就此所採取的行動也很神速。還在3月4—5日的主席團常委會召開之前，貝利亞就找馬林科夫談了自己的意見，這些意見照顧到了馬林科夫的利益，因而兩人也便很快達成了一致。於是，在3月4—5日的常委會上兩人相互提名，你唱我和。 [161] 
赫魯曉夫在新領導班子的組建問題上所花費的心思也並不亞於貝利亞。還在為病危的斯大林值班守護期間，赫魯曉夫就對好友布爾加寧説：“斯大林已病人膏肓，他死後怎樣組建領導班子？我擔心斯大林同志逝世後貝利亞會千方百計搶奪內務部的領導崗位。他幹嗎需要這個崗位？這是為了攫取國家機關這個位置，有機會安插間諜以監督政治局委員，竊聽、監視、製造事端，進行陰謀活動。而這對黨來説會導致極壞的後果。不允許這樣做，否則我們的事業就會被葬送。”布爾加寧表示同意他的看法。在3月4—5日的常委會召開前夕，赫魯曉夫也曾找過馬林科夫，提出：“談一談，我們今後如何生活……”但遭到了馬林科夫的拒絕：“現在有什麼好談的？人來到以後，再一起談。開會就是為了這個。”赫魯曉夫承認，他在聽了這話後，有一種被排除在“局外”的感覺。所以在接下來舉行的常委會上他變得格外警惕。 [161] 
此時赫魯曉夫成為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但此職務的權力僅集中宣傳和意識形態上，政治和經濟事務則落入馬林科夫和貝利亞手中。剛剛上台後不久，貝利亞就發動了一系列大膽的自由化改革：實施大赦，將勞改營中數百萬被關押的政治犯釋放並平反；終止對蘇聯內各加盟共和國的俄羅斯化政策，恢復本民族語言的地位；並醖釀使東德和西德合併為一箇中立的德國。赫魯曉夫認為貝利亞遲早會害死他們，於是他表面上順應貝利亞，而背地裏卻和馬林科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等人密謀將其推翻。1953年6月26日的克里姆林宮會議上，馬林科夫等人突然展開了對貝利亞的圍攻，並在莫斯卡連科、朱可夫等軍人的協助下將他逮捕。又於同年12月18日以叛國罪、恐怖主義和反革命罪將貝利亞處決。 [22] 
馬林科夫在視察（右一赫魯曉夫） 馬林科夫在視察（右一赫魯曉夫）
1953年1月，清除貝利亞和隨後解除國家安全機關的權力是最重要的轉折點。貝利亞被除掉後，赫魯曉夫迅速從原來的第六把交椅竄升至第三把，並且於1953年9月15日被宣佈為“蘇聯共產黨的第一書記”，但此時他的地位尚不穩固。從1953年秋天到1954年，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展開了鬥爭 [107]  ：馬林科夫逐漸加強自己在政府中的影響力，而赫魯曉夫則不斷增強自己在黨內的權勢。1953年8月，馬林科夫提出降低税收、增加國家對穀物的採購價格、鼓勵農民經營小塊自留地的農業政策。赫魯曉夫為奪回聲望，於是在9月提出了更高的採購價格、強化農民自留地等政策，並進一步計劃開墾哈薩克斯坦和西伯利亞的荒地。1954年春夏期間，赫魯曉夫鼓動30多萬志願者來到東部墾荒，由於缺乏調查和準備，這場運動在幾年內演變為農業和生態上的災難。於是赫魯曉夫遭到了“寒流”。他在捷克和斯洛伐克黨的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受到其他領導人的審查；後來召開的中央委員會農業會議也主要是由馬林科夫班子的領導人所控制。此間執政的已故英國工黨領袖貝爾納在談及他1954年夏天訪問莫斯科的印象時説，赫魯曉夫在中央主席團成員中絕不是最突出的人物，他根本沒有受到作為斯大林的接班人所應享有的尊重。 [109]  赫魯曉夫還對公眾開放了克里姆林宮，在民眾中產生了巨大的反響。在此期間，暗中搞垮馬林科夫的計劃也在秘密進行着。赫魯曉夫讓法院調查團追查1949年發生的列寧格勒案件，他知道這起調查最終會把馬林科夫牽扯進來。1954年間，赫魯曉夫逐漸贏得布爾加寧、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米高揚等人的支持。1955年2月的最高蘇維埃會議上，赫魯曉夫及其支持者指控馬林科夫對列寧格勒案件中的責任，最終馬林科夫被解除了總理職務。 [108] 
不過，隨着赫魯曉夫的政治對手馬林科夫辭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赫魯曉夫的地位逐漸得到了鞏固。然而新的部長會議主席、國家機關和經濟領域的新代表布爾加寧已經準備給黨的機關和赫魯曉夫之間劃上明顯的界限。但赫魯曉夫在《真理報》和《共產黨人》雜誌上已非常明確地宣稱，第一書記的任務是貫徹落實領導集體作出的決定，而不是自己作出決策。到了1955年的夏天和秋天，不懈努力的赫魯曉夫終於在黨的機關的幫助下，又重新鞏固了自己的地位。赫魯曉夫的親信也大量進入中央書記處。 [109] 
由赫魯曉夫親信構成的中央主席團（前排站立為赫魯曉夫） 由赫魯曉夫親信構成的中央主席團（前排站立為赫魯曉夫）
搞垮馬林科夫後，赫魯曉夫與莫洛托夫的矛盾逐漸升級。莫洛托夫反對赫魯曉夫的墾荒政策，他更傾向於對已耕作的土地進行投資，同時他還對赫魯曉夫住房政策表示不滿。在外交政策上，莫洛托夫堅持認為南斯拉夫為修正主義國家，而赫魯曉夫率領的代表團卻拋下莫洛托夫於1955年5月主動訪問了貝爾格萊德。在7月的全體會議上，赫魯曉夫和主席團的所有其他成員對莫洛托夫展開了圍攻，莫洛托夫被迫認錯。赫魯曉夫沒有立即清算莫洛托夫，會議後他依然擔任外交部長和主席團成員。親斯大林的保守派的地位因此受到削弱。領導人繼續圍繞是否在1956年2月的蘇共二十大上公開批判斯大林這一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109]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秘密報告

主詞條：蘇共二十大
1955年底時，數以千計的政治犯從古拉格勞改營中被釋放回家。在蘇共黨代會之後，平反政策落實的人數已達到了幾十萬人。在蒐集材料、促使重審案件和釋放犯人的工作中，赫魯曉夫發揮了帶頭作用。
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前後，就反對個人崇拜問題，和蘇共中央主席團內的一部分人發生了激烈爭論。在二十大召開之前，一部分主席團委員反對赫魯曉夫在黨代表大會上公開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經過協商，雙方都做了妥協。主席團決定：赫魯曉夫不在正式大會上，而在非正式的內部會議上另作一個專門報告，專門報告不以赫魯曉夫個人的名義，而是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赫魯曉夫同意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總結報告中不公開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 [194]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召開。參加會議的有蘇聯的1355名代表、來自55個國家工人政黨使節和所有東歐共產主義國家領導人。在會上，赫魯曉夫數次抨擊黨內存在的個人崇拜現象，但沒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在會議結束前夕的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赫魯曉夫又作了長達4個半小時的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但報告完後並沒有就此進行討論。 [109]  在四個多小時的內部報告中，會場氣氛始終熱烈，不時發出激憤的喧譁聲和不息的掌聲。但是，在報告的過程中，赫魯曉夫接到一張小條子，上面寫道：“政治局委員們，你們在幹什麼？為什麼允許這樣大規模的暴行在我們國家發生？”這張條子反映了聽眾中一部分人對報告的不以為然。 [194]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在國內一石激起千層浪。一時間，批評、責難一齊向赫魯曉夫襲來，説他的報告失之膚淺，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社會根源和恐怖活動的現實條件並未從理論層面和歷史的角度進行深入分析。而且，對斯大林的批判也僅僅侷限於1934至1953年的這段時期。同時指責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並沒有揭露斯大林屬下的諸多罪行。克里姆林宮的許多領導人指責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太草率、太過火，由此引發的後果赫魯曉夫是要負全部責任的。1956年12月中央委員會召開一次全體會議，會上宣佈要對經濟體制進行重大改革，而赫魯曉夫卻連講話的機會都沒有。他的地位又一次遭到威脅。 [109] 
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 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在國際社會引起極其巨大的震動。在《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中，赫魯曉夫情緒激動的譴責了斯大林大清洗和驅逐少數族裔的罪行，猛烈抨擊了他執政時期的農業政策所帶來的災難，還攻擊了他軍事指揮上的無能，並在最後表示要重新回到列寧主義的路線上來。講話共持續了四個小時，報告的內容使代表們大為震驚，以至於“會場內一片寂靜，連針掉在地上的聲音都可以聽見”。會議結束時，赫魯曉夫要求代表們“不要把話題擴散到黨外，更不用説媒體了”。然而在1956年3月1日，已經把經編輯改動不大的報告文本分發給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所有領導幹部，而3月5日報告文本的封面上的“絕密”字樣已經改為“不供發表”，蘇共中央的印刷廠裏緊急趕印上萬份赫魯曉夫報告，並裝訂成紅皮小冊子，分發給全蘇境內的所有各州黨委會、各市黨委會和各區黨委會，中央委員會建議召開吸收工人、軍人和知識分子中的分子參加的各級黨組織、共青團組織的會議，會上傳達赫魯曉夫的報告。 [110]  同時，以色列情報機構在華沙獲得了秘密報告文本，並於4月送到美國中央情報局手裏。1956年7月4日，《紐約時報》將其刊登。秘密報告的公開給共產主義集團帶來一波猛烈的政治震盪。 [32] 
1956年赫魯曉夫對個人迷信及大規模政治恐怖的清算，也在東歐國家引起了強烈反響。在匈牙利、波蘭，甚至因為對斯大林及其在東歐的追隨者的清算，而引發了重大的社會動亂。赫魯曉夫的政敵以此為口實，指出東歐動亂是赫魯曉夫推行“非斯大林化”政策的結果，認為此舉給了人民太多的民主，因而引發了社會下層政治火山岩漿的噴發。赫魯曉夫的地位變得岌岌可危。在“匈牙利事件”前後的半年時間內，赫魯曉夫一直保持沉默。他在一些公開場合一再宣稱，自己是個比馬林科夫、莫洛托夫還堅定的“斯大林分子”。 [109] 
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發表還引起格魯吉亞民族主義者和斯大林主義者的強烈不滿。他們在紀念斯大林逝世三週年之際，在第比利斯和其他大城市舉行對斯大林的悼念活動，並逐漸轉化為針對秘密報告的抗議和示威。1956年3月4日起，第比利斯的示威者高舉斯大林畫像，高呼“斯大林主義萬歲”“打倒赫魯曉夫”等口號，並強制徵用公共汽車和電車在市內遊行。3月10日，蘇聯當局使用部隊和坦克驅散遊行，部隊和示威人羣發生了衝突，最終士兵向人羣開槍。由於官方沒有正式報告，估計的傷亡人數大約在106人至800人之間，有數百人受傷，超過200人被逮捕。 [110]  而另一方面，各級黨組織紛紛起來，揭發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罪行，尋找“斯大林分子”。許多基層組織中，這兩方面的人常常爭鬥得十分激烈。在此基礎上，在知識分子中間開始形成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其中以蘇聯科學院的知識分子為最激烈。蘇共中央主席團曾令國家安全委員會對社會輿論進行嚴密監視和報告，並不得不作出專門的決議，來消除在內部傳達二十大精神和“秘密報告”的過程所出現的“敵對破壞行動”。在黨的高層，對斯大林持猛烈批評態度的也逐漸增多和加強，其中以朱可夫將軍最為突出。1956年5月19日，朱可夫還準備了一份在中央全會上批判斯大林的發言稿。 [111]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東歐騷亂

主詞條：波茲南事件、波蘭十月事件、匈牙利十月事件
波茲南事件 波茲南事件
1956年，波蘭人民共和國因肺病在莫斯科療養的領導人波萊斯瓦夫·貝魯特在讀到赫魯曉夫的一份秘密報告文件時，突然心臟病發作，於3月12日逝世。面對波蘭國內日漸升温的反蘇和反俄羅斯情緒，赫魯曉夫於3月來到華沙參加了貝魯特的葬禮，並向波蘭政府做出含糊其詞的解釋。1956年6月28日，波茲南發生了大規模的罷工和遊行活動。示威者打出“我們要麪包”的標語，要求波蘭當局提升工人工資和減少税收。由於政府缺乏談判的誠意，遊行最終演變為騷亂。29日波蘭政府派出裝甲部隊進入波茲南，並在次日平息騷亂。據官方統計，波茲南事件共造成74人死亡，800人受傷，658人被拘捕。 [172] 
1956年7月，波蘭二屆七中全會推舉曾因“右傾民族主義”入獄的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擔任波蘭領導人，並解除了蘇聯派來的康斯坦丁·羅科索夫斯基國防部長的職務。聞訊後的赫魯曉夫立即向波黨提出進行磋商的邀請，但波黨以將召開八中全會為由拒絕了邀請。10月19日赫魯曉夫突然單方面飛抵華沙，他一下飛機就憤怒的向波蘭代表大吵大嚷，同時蘇聯軍隊也在向華沙推進。在哥穆爾卡的説服下，赫魯曉夫最終同意蘇軍將不使用武裝干涉，並將羅科索夫斯基調回蘇聯。 [172] 
匈牙利十月事件 匈牙利十月事件
1955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斯大林主義領導人拉科西·馬加什以“右翼分離主義”的罪名將有改革思想的總理納吉·伊姆雷開除出黨，這使匈牙利變成一個火藥桶，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則將匈牙利徹底點燃。1956年10月23日，布達佩斯的學生舉行了規模浩大的遊行示威，慶祝哥穆爾卡在波蘭的上台，要求匈牙利也進行類似的改革，重新任命納吉為總理。示威羣眾還將斯大林雕像推倒。當天深夜匈牙利安全部隊向示威人羣開槍。10月24日早晨，蘇軍的坦克開進布達佩斯，這反使匈牙利的矛盾全面激化。10月30日，赫魯曉夫在朱可夫等人的建議下作了蘇軍從匈牙利撤出的決定。然而匈牙利的局勢已經完全失控，憤怒的羣眾襲擊了布達佩斯共產黨總部，並將數位安全警察處以私刑。同時納吉呼籲匈牙利退出《華沙條約》組織。赫魯曉夫在經歷一番猶豫之後於10月31日發出命令，蘇軍隨後再次進入匈牙利。11月4日，革命最終被蘇軍鎮壓。匈牙利有2500人死亡，13000人受傷。納吉也於1958年被處決。 [112]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清除異己

赫魯曉夫對尼克松指出反對者 赫魯曉夫對尼克松指出反對者 [109]
東歐的騷亂使赫魯曉夫聲望受損，他的反對者則藉機形成聯盟，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馬林科夫、布爾加寧、赫魯曉夫的門徒季米特里·謝皮洛夫密謀，共同向赫魯曉夫發難。1957年6月18日，布爾加寧招呼赫魯曉夫參加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部長委員會會議。會議剛開始，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輪番發言，猛烈抨擊赫魯曉夫，説他的政策是“托洛茨基主義和機會主義的”。逼赫魯曉夫承認錯誤並且辭職，否則，不排除逮捕他的可能性。赫魯曉夫斷然否定對他的一切指控，激烈的辯論整整延續了三天。最後表決，主席團以七票對四票通過撤銷赫魯曉夫的職務的決議。 [113]  19日，由於自己曾經任命過很多地方官員，赫魯曉夫便要求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他的支持者也準備將委員們運送到莫斯科來。 [114]  長時間的辯論走漏了風聲，在京的中央委員要求召開中央全會討論赫魯曉夫的去留。國防部長朱可夫下令用飛機將外地的中央委員空運到莫斯科。 [113]  在多數中央委員強烈要求之下，6月22日，召開了中央全會。會上朱可夫嚴厲地指責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馬林科夫在斯大林時代大清洗中的罪行，反對派最終被擊敗。 [114]  赫魯曉夫和莫洛托夫都作了報告，結果，多數中央委員支持赫魯曉夫。全會的決議譴責了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反黨集團”，撤銷了他們的職務。 [113] 
在六月事件之後，失敗了的馬林科夫一莫洛托夫集團的成員卡岡諾維奇曾從中央委員會的辦公室打電話給赫魯曉夫。卡岡諾維奇哭着對赫魯曉夫説：“赫魯曉夫同志，我認識你已經多年了。我懇求你別讓那些人以他們在斯大林領導下對待人民的那種方式來處理我。”赫魯曉夫答覆卡岡諾維奇説，之所以把他們清洗出中央委員會，正是為了避免重演這樣的歷史。撤換了人便可以避免過去的災難，赫魯曉夫也是這麼認識的。1957年6月，赫魯曉夫與馬林科夫集團進行了整整12天的辯論，最終把他們留在了黨內。赫魯曉夫遵守了諾言。這個派別集團的成員沒有一個人被開除出黨。 [109] 
赫魯曉夫與朱可夫 赫魯曉夫與朱可夫
朱可夫在協助赫魯曉夫清除“反黨集團”後成為了主席團的重要成員，個人威望日漸升高，這引起了赫魯曉夫的懷疑和恐懼。1957年10月19日，當朱可夫踏上前往巴爾幹的航程時，赫魯曉夫在一些主要將軍的支持下，於主席團通過了一項譴責朱可夫的決議。朱可夫聞訊於五天后返回莫斯科，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對他展開了一致的批評，並撤銷了他國防部長的職務。 [114] 
1958年3月底，布爾加寧也被從部長會議主席的位置上拉下馬；其繼任者當然非赫魯曉夫莫屬。從此，在繼續擔任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的同時，赫魯曉夫又獲得了行政權力首腦的職責和權威。為統一領導所有與戰爭相關的部門，又專門成立了一個最高國防委員會，赫魯曉夫隨即被委以該委員會主席的職位。此時的赫魯曉夫已身兼數職，獨攬了黨、政、軍各方的大權。從1957年6月起，赫魯曉夫的對手被紛紛拉下馬，且這一過程一直在繼續着。1958年9月，布爾加寧也被宣佈為“反黨分子”，同年11月，他作了自我批評。1959年2月召開的二十一大上，薩布羅夫和別爾烏辛分別進行了自我批評。1960年5月，伏羅希洛夫被撤銷蘇聯國家領導人的職務，7月，他離開了國家機構，並且在1961年10月的蘇共二十二大上被指控為“堅持反黨立場”。 [107] 
1961年，為防止個人崇拜死灰復燃，赫魯赫夫做出了一項震驚世界的決定——把斯大林的遺體移出列寧墓。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黯然下台

1964年10月11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召開了討論撤換赫魯曉夫的會議。國家安全委員會對赫採取了特殊的保安措施，從最初的預備會議開始起，到14日最後決議通過為止，對赫魯曉夫進行了隔離。當時，赫魯曉夫正在南方黑海邊的中央別墅中度假。蘇共中央在主席團會議上作出決定，將來在中央全會上由蘇斯洛夫作主要發言人；並已內定選舉勃列日涅夫為第一書記。隨後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和赫魯曉夫通了個電話，通知他主席團正在開會，説主要討論赫魯曉夫關於劃分農業機構的計劃草案。赫魯曉夫起初拒絕返回莫斯科參加會議。隔了一段時間，勃列日涅夫再度用電話通知赫魯曉夫，如他拒絕前來莫斯科，主席團將在他缺席的情況下開會。討論議事日程，這樣赫魯曉夫才同意去莫斯科。飛機到莫斯科機場後，未讓赫魯曉夫回家。原準備保留赫魯曉夫的中央委員職務，但是後來赫魯曉夫在主席團會議上態度粗暴，且帶有污辱性的發言舉動，因而蘇共主席團最終決定不保留他的中委職務。
赫魯曉夫與勃列日涅夫
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一直進行到10月13日深夜。就在10月6日夜間會議休息時，米高揚説服了赫魯曉夫，要他自願遞交退休聲明，即後來在報上發表的辭職申請書，稱赫魯曉夫因年齡和健康原因，已根據本人要求被解除職務，由於赫魯曉夫最終與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能採取合作的態度，才決定於10月14日召開的中央全會上，不對赫魯曉夫本人展開廣泛的討論或尖鋭的公開譴責。
1964年10月14日赫魯曉夫簽署“退休聲明” 1964年10月14日赫魯曉夫簽署“退休聲明”
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10月14日上午繼續開會，下午就轉入舉行經過充分準備的中央全會。中央全會由勃列日涅夫宣佈開會，米高揚主持會議，蘇斯洛夫作了關於撤銷赫魯曉夫的職務及其原因的報告。蘇斯洛夫的報告，着重批評了赫魯曉夫國內政策的錯誤，主要是有關農業政策、經濟政策的錯誤，在有關組織問題方面，指責赫魯曉夫搞個人迷信，任用親朋當顧問，以聽取親朋顧問的意見來代替徵詢主席團的意見。在外交政策方面，指責他任用《消息報》總編輯、女婿阿朱別依以類似非正式外交部長身份行使職權，許多外交政策的制訂都未徵求外長葛羅米柯的意見。隨後未經中央全會開展討論，一致通過了撤銷赫魯曉夫的第一書記和部長會議主席職務，以及取消他的中央委員資格的提案。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晚年生活

晚年赫魯曉夫 晚年赫魯曉夫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台，米高揚代表當局向他宣佈退休後的待遇：成為“特殊養老金領取者”，退休金每月500盧布，配專車；目前的別墅和列寧山上的宅邸均歸他終生使用（實際上三週之後即讓他遷出宅邸，三個月之後又讓他遷出別墅）；警衞和侍者不變，但人員全部換掉。 [129]  自此赫魯曉夫從公眾視野中消失。搬進新家後，他總是自言自語：“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從1965年開始，赫魯曉夫終於開始慢慢適應領取養老金的日子。每天清晨起牀後，他喜歡一邊看報紙，一邊激動地發着牢騷。外出散步時，他也總是攜帶着那台短波收音機，赫魯曉夫經常用它來收聽西方電台的俄語廣播。 [128] 
在蘇聯的政治生活中，赫魯曉夫已經徹底被遺忘，但他對此並不十分在意。赫魯曉夫決定用磁帶錄音機完成自己口授回憶錄的夙願，還讓兒子找來了丘吉爾和戴高樂回憶錄，用它們來當做自己撰寫回憶錄的參考書。1966年8月，在軟禁狀態下，赫魯曉夫開始正式撰寫回憶錄，詳細記述自己的政治生涯，披露重大事件的內情。在被克格勃發現後，勃列日涅夫嚴禁其從事回憶錄寫作，並採取竊聽等手段來加強監視其言行。 [128] 
在編寫回憶錄的最初階段，赫魯曉夫還在刻意迴避竊聽器，因此他只能在室外完成每天的工作，以至於在他的前期錄音裏經常會聽到一些噪音。後來，他已經不再理會那些竊聽設備，因為他覺得自己的這件事不可能長期隱瞞下去。很快，他的回憶錄引起了官方的注意，而這也讓赫魯曉夫開始擔心不已。他一邊日復一日地撰寫着回憶錄，一邊又時感到某種潛在的不安。在一次與兒子的談話中，他説：”可能一切都是徒勞的，在我死後，他們就會拿走一切文字資料，要麼徹底銷燬，要麼便徹底封存起來，外人是不會知道它們的去處的。“ [128] 
1967年夏，赫魯曉夫的名字又被人重新提起，一家美國媒體計劃給他拍攝一部傳記影片，而這卻恰恰是有些人絕對不能容忍的。傳記影片僅是一個小插曲，在這之後，赫魯曉夫依然在堅持他的回憶錄撰寫。同年冬天，中央監察委員會主任阿維德·帕爾什終於開始親自向他施加政治壓力。赫魯曉夫對此抗議説：“連我家的廁所都有竊聽器！你們花費人民納的税金，就是為了竊聽我放屁嗎？”被激怒的赫魯曉夫毫不讓步，直到把個人回憶錄完成。 [128] 
晚年讀報的赫魯曉夫 晚年讀報的赫魯曉夫
1968年4月16日，赫魯曉夫被召去了中央，蘇聯當局要求他立即停止回憶錄的撰寫，並交出已經完成的手稿。但赫魯曉夫拒絕妥協。赫魯曉夫突然意識到，蘇聯根本找不到能夠安全保存手稿和錄音之處。因此，他決定接洽國外的一些海外出版商，準備將來出版回憶錄。從此以後，赫魯曉夫又恢復了以往一樣平靜的生活。1968年年底，他終於與一家國外出版商達成了出版意向。有人建議他將回憶錄中涉及到某些軍事秘密和當權者內幕的部分進行適當的刪減，以免引起禍端，赫魯曉夫欣然同意。他的家人在蘇聯克格勃沒收書稿與錄音帶的情況下，秘密將書稿複印件運送到西方由利特爾·布勞恩公司出版。 [60] 
1970年秋，他的回憶錄出人意料地在西方出版了。回憶錄出版後，不僅西方震動，蘇共中央政治局也大吃一驚。赫魯曉夫被叫到中央去，見他的是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阿爾維德·雅諾維奇·佩爾謝，談話使用的語氣十分強硬。最後赫魯曉夫簽署了一個簡短聲明，堅決否認曾把回憶錄交給任何一個出版社出版。然而他並不否認回憶錄的存在，而且拒絕按照佩爾謝的要求宣佈他的回憶錄是捏造的。另外，他還揮着拳頭警告佩爾謝，他有繼續寫回憶錄的權利。後來，他繼續工作，直到把回憶錄全部寫完。 [186] 
1970年10月，赫魯曉夫患了冠心病。1個月後，他住進醫院。直到1971年初春，他一直躺在病牀上。出院後，他堅持寫完了回憶錄，但身體已越加衰弱。1971年9月，他去看望女兒女婿，因採摘蘑菇累壞了，被送進了醫院。第二天也即9月11日的下午，赫魯曉夫病逝於醫院中，終年77歲。當時守候在他身邊的有他的妻子尼娜和女兒拉達。 [186] 
1971年9月13日，舉行赫魯曉夫葬禮，《真理報》刊發一則簡短消息如下：“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蘇聯部長會議沉痛宣佈，1971年9月11日因久患重病醫治無效蘇共中央前第一書記，蘇聯部長會議前主席，特級退休金領取者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逝世，享年78歲。”此外，沒有發表任何悼詞或有關赫魯曉夫介紹、悼念之類禮節性文字，也沒有葬禮時間地點報道。 [61] 
赫魯曉夫女婿阿朱別伊回憶説，赫魯曉夫死後，彼得羅夫娜接到“當局指示，葬禮必須完全是家庭性質的，沒有任何官方儀式”。赫魯曉夫被葬在新聖母公墓。那天葬禮現場情況，據《華盛頓郵報》記者羅伯特·凱譯報道：“克格勃竭力不讓普通公民進入新聖母公墓。只有穿便衣的密探、外國記者、親屬和幾個近友。新領導人中無一人來但中央委員會和部長會議聯名送來一個大花圈。過着安靜的退休生活的米高揚送了花圈。” [61]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人物榮譽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榮譽獎章

佩戴勳章的赫魯曉夫 佩戴勳章的赫魯曉夫
赫魯曉夫一生中獲得過七枚列寧勳章。1935年，莫斯科市民慶祝地鐵第一期工程落成。由於赫魯曉夫對地鐵的建成所做出的努力和功績，他被授予列寧勳章，這是他獲得的第一枚勳章。1944年4月，赫魯曉夫因為烏克蘭地區的重建工作而獲得獎賞於50歲生日時獲得了第二枚列寧勳章。 [105]  1957年4月，蘇共中央主席團決定授予赫魯曉夫列寧勳章和第二枚“鐮刀、錘頭”金質獎章，對其在墾荒工作中的功績給予表彰。 [160] 
二戰期間赫魯曉夫任西南方面軍、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和第一烏克蘭方面軍軍事委員會委員。期間因多次率軍作戰勝利被授中將軍銜，獲得二級蘇沃洛夫勳章、一級庫圖佐夫勳章。二戰結束後，蘇聯最高主席團於1945年5月9日創建並給赫魯曉夫等所有參與衞國戰爭的將領與戰士頒發了1941—1945年大衞國戰爭戰勝德國獎章。1956年，根據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出的《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報告，斯大林獎章於9月6日被更名為“加強國際和平”列寧國際獎，即“列寧和平獎”。1959年，赫魯曉夫獲得列寧和平獎章。 [126]  1964年，赫魯曉夫獲得“蘇聯英雄”的勳章。
身着軍功勳章的赫魯曉夫 身着軍功勳章的赫魯曉夫
勃列日涅夫為赫魯曉夫佩戴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勳章 勃列日涅夫為赫魯曉夫佩戴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勳章
赫魯曉夫一生中三次獲得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獎章。第一次是1954年4月18日，最後一次是1961年，由時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勃列日涅夫為其頒發。
赫魯曉夫還獲得過勞動紅旗勳章、保衞斯大林格勒獎章、蘇聯武裝力量四十週年紀念獎章、蘇聯武裝力量五十週年紀念獎章、莫斯科建城八百週年紀念獎章、列寧格勒建城兩百五十週年紀念獎章、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英雄、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勳章、白獅勳章、紀念列寧誕辰一百週年獎章、“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之星”一級勳章、卡爾·馬克思勳章、蘇赫巴託勳章、1941—1945年大衞國戰爭中忘我勞動獎章、衞國戰爭游擊隊員獎章、南方黑色冶金企業恢復獎章、處女地開發獎章、尼羅河騎士團獎章、舍甫琴科國家獎章、二級庫圖佐夫勳章等二十餘枚獎章。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封面人物

赫魯曉夫執政期間曾多次出現在美國《時代》週刊雜誌上：
《時代》週刊上的赫魯曉夫
時間
封面文字
圖片
1953年
俄國的新方向，重視農業的共產主義者——赫魯曉夫
1955年
在克里姆林宮中搖擺
1957年
年度人物
1959年
—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為政舉措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綜述

赫魯曉夫的上台，並不是偶然的，它是事物物極必反規律的體現。赫魯曉夫上台面臨着對內對外的嚴峻形勢。對外美蘇之間意識形態的對立猶如針尖對麥芒，軍備競賽連連升級，戰爭一觸即發。蘇聯又嚴格控制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其他國家，特別是東歐各國，大行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之道，干涉別國內政，把蘇聯的模式強加給他們，引起這些國家人民的強烈不滿，積怨猶如干柴烈火。在國內“斯大林模式”的弊病已嚴重顯現；所有制形式單一，“一大二公”，排斥其他所有制形式，片面追求高速度，並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體制管理，從而建立起自上而下的龐雜的官僚機構，排斥市場機制。當着計劃推行不得力時，就配以政治鬥爭來貫徹。並且蘇聯的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心是在國防重工業上，而只用“剩餘部分”來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久而久之，這種“大兵營式”的高度集權的體制造成的僵化、低效，國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嚴重地挫傷了人民曾經爆發出來的高漲的積極性。使得蘇聯人民處於越來越壓抑的狀態。 [187] 
斯大林逝世後，赫魯曉夫於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逐步登上權力的頂峯。蘇共二十大把國內反對個人崇拜的鬥爭推向高潮。同時赫魯曉夫着手對政治進行改革。主要表現在：加強集體領導，強調黨政最高職務分開；努力改進蘇維埃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整頓和改組內務機構，削弱內務部門和幹部的特權，健全法制，平反冤假錯案；建立幹部更新制度，實行長期制和輪換制。這些措施有助於國內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國內的政治空氣開始活躍起來了，“解凍”文化也愈演愈烈。 [183] 
赫魯曉夫比較重視農業，1953年提出增加農業投資、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減少自留地產品的税額和交售任務等政策，隨後又提出在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大規模開墾荒地，1956年和1958年的糧食、肉、奶的產量都有較大的增長。但此後蘇聯的農業生產又走下坡路，為此，赫魯曉夫又先後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如改組農業部，把地方黨組織一分為二分別建立主管農業和主管工業的兩個黨組織，大力推廣玉米種植，增加化肥生產和擴大灌溉面積等，但未收到應有的效果。在工業上，赫魯曉夫堅持斯大林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批評偏離這條總路線和把發展輕工業提到首位的傾向，從而進一步擴大了第一部類生產和第二部類生產的嚴重比例失調。在經濟體制改革上，赫魯曉夫堅持計劃經濟體制，但在條塊分權和增加企業有限的自主權上作了些小的修補，如把部門的條條管理改為國民經濟委員會的地區管理及減少下達企業的計劃指標數等。與此同時，還注意改善人民的生活，如增加婦女的產假，提高養老金數額，實行週五日工作制，減免低工資收入者的所得税，提高服務業職工的工資，提高莊員的優撫金和補助金，大規模建設居民住房，等等。 [183] 
赫魯曉夫的改革曾取得過一定的成就。農業方面，1958年總產值比1953年增長51%。1959年糧食產量達13600萬噸，比1953年增加5000萬噸，莊員的人均收人從1953年的150美元提高到1958年的600美元。調整了農業結構，農業機械化程度大有提高。工業方面，1955年蘇聯絕大部分工業產量落後於美國。工業產值僅為美國的35%，到1964年工業產值已達到美國的65%。38在一些主要的工業產品方面已接近或超過美國。1953—1963年，工業產值增加了1.7倍。平均每年增長10.5%，比美國快1倍。科學技術有相當的發展，並且部分地趕上了世界科技革命的進程。1954年6月2日，蘇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發電站；同年8月12日，薩哈羅夫設計的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1957年8月26日，蘇聯首先發射了第一顆洲際導彈，同年11月4日，又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衞星。 [187]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政治方面

  • 政治改革
在政治上，赫魯曉夫首先致力於否定斯大林，他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做《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譴責斯大林“大清洗”和驅逐少數族裔的罪行、農業政策帶來的災難和軍事指揮上的無能，並在最後表示要重新回到列寧主義的路線上來。這個報告在全世界特別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引起了軒然大波。報告對於蘇聯打破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進而在平反歷史錯案、維護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加強法制建設等方面有作用，也在客觀上促使其他國家共產黨打破對蘇聯模式的迷信，獨立自主地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但是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陣營中造成嚴重的思想混亂，引起人們對蘇聯共產黨及其代表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懷疑和否定，也誘發了西歐和美國共產黨的嚴重分裂。 [42] 
以1956年蘇共二十大的召開為標誌，赫魯曉夫在重點分析個人崇拜的產生原因及其社會重點的基礎上，展開對斯大林個人崇拜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反對個人崇拜，實行集體領導原則，這在赫魯曉夫執政初期取得了較好的成效。蘇共二十大四個月之後，蘇共中央發表了《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重要指示，舉國上下大張旗鼓地反對個人崇拜，維護蘇聯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這場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批判運動，初步顯示出創新精神，對解放蘇共及蘇聯廣大羣眾的思想，活躍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和探討，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羣眾的性和廣泛性，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75] 
基於對斯大林崇拜的批判，赫魯曉夫相應進行一系列黨和國家體制方面的改革。在政治體制上，赫魯曉夫針對當時蘇共黨內存在的權力過分集中，黨政不分、以黨代政、職務終身制等現象，提出實現黨政領導體制民主化的一系列主張： [175] 
1.國家政權機關改革
①加強蘇維埃的地位、擴大蘇維埃的權限。赫魯曉夫執政後，最高蘇維埃加大立法力度，通過了一系列法律和法律綱要，同時還修改和補充了許多法律法令，標誌着最高蘇維埃大規模立法活動的復甦。地方蘇維埃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1957年1月，蘇共中央《關於改進勞動者代表蘇維埃的工作和加強它們同羣眾的聯繫》的決議要求各加盟共和國黨的和蘇維埃的機關“採取實際措施擴大地方蘇維埃的權力，首先是擴大它們在編制國民經濟計劃，編制地方工業和合作社工業企業的產品生產和產品分配計劃方面的權力，以及在組織住宅建設、文化福利機關的建設，道路建設，發展建築材料和燃料的生產和解決財政預算問題等方面的權力” [143]  。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蘇共綱領也明確提出：“地方勞動者代表蘇維埃（地方自治機關）的權力將擴大。它們將最終解決一切地方性的問題。” [144]  赫魯曉夫還加強常設委員會建設。1954年之前的三屆最高蘇維埃每院只有資格審查、法律起草、財政和外事四個委員會，其工作也未引起廣泛的注意。 [146]  從赫魯曉夫開始，常設委員會的建設得到明顯加強。1957年1月，蘇共中央《關於改進勞動者代表蘇維埃的工作和加強它們同羣眾的聯繫》的決議明確要求“擴大常設委員會的權限” [147]  。此後，蘇維埃常設委員會數量增多，成員人數不斷擴大。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最高蘇維埃及地方蘇維埃也建立了各種常設委員會。這樣，在蘇維埃系統內就形成了較完整的常設委員會體系。據統計，第四至六屆最高蘇維埃常設委員會的總數增至9個； [146]  第七屆最高蘇維埃的常設委員會達到20個。 [145] 
②調整政府機構，下放管理權限，精簡工作人員。1956年以前，側重於合併和精簡政府機構，減少非生產人員約100萬人。1957年實行工業和建築業管理改組，使政府的部門機構發生了一次重大變化，各經濟行政區的國民經濟委員會成為管理經濟的主要機構。據統計，蘇聯部長會議屬下，專業部1954年為47個，1958年減為18個，1962年為15個；委員會1954年為5個，1958年增為13個，1962年為29個。 [172] 
③加強黨和國家監督機關的作用。赫魯曉夫執政時期，監督機關的職能有所恢復，組織形式也有所變化。1957年8月，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佈法令，決定撤銷國家監察部，成立部長會議監察委員會，以加強對政府決議執行情況的檢查。 [172]  赫魯曉夫在1959年6月的中央全會上作報告指出：黨和國家的紀律問題，是黨和國家機構全體幹部活動中基礎的基礎；應該在國家組織、經濟組織和其他組織的各個環節加強監督工作。6月26日，蘇共中央作出關於在生產企業和商業企業的基層黨組織中成立監督委員會的決定，發佈該監督委員會的工作條例。1962年11月，蘇共中央全會決定成立黨和國家統一的監督機關——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監察委員會以及相應的地方機關。蘇共中央稱這一改組遵循的原則是：“把列寧關於黨和國家的監督結合起來，建立統一的、經常起作用的、有廣大勞動羣眾參加的監督制度的指示作為這種制度的基礎。” [173] 
2.黨政領導體制改革
①主張黨政最高領導職務分開。赫魯曉夫在1953年3月召開的中央全會上，提出將黨政最高領導職務分開，要求繼任部長會議主席的馬林科夫在政府和黨的領導工作之間任選一項。這對防止權力過度集中有意義。但是，赫魯曉夫的這一主張當時主要是為打擊馬林科夫和削弱他的地位，而且，他本人在1958年取代布爾加寧兼任起部長會議主席。 [172] 
②主張實行集體領導原則。赫魯曉夫強調“黨的領導的最高原則是集體領導” [174]  ，一切重大問題由集體討論決定，這對斯大林後期的個人集權和專斷是一個大進步。在1958年3月前，蘇共中央主席團基本上實現了集體領導原則，大政方針由10人領導核心確定。主席團如在某個問題上不能達到觀點一致，則由簡單多數票決定。蘇聯部長會議的情況也是這樣。但是自1958年3月起，赫魯曉夫作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又兼任了部長會議主席，將黨政大權集於一身，重複歷史上的錯誤，從而破壞了集體領導原則。 [172] 
③定期召開黨的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充分發揮它們的決定作用。赫魯曉夫執政11年中，蘇共召開了3次代表大會、34次中央全會，這比斯大林時期召開7次代表大會、36次中央全會是一個的變化，特別是增加了中央全會的次數。赫魯曉夫認為，主席團是中央全會的執行機關而不是上級機關，重大問題不能只由主席團決定，而必須經由中央全會的討論、審查和批准。地方黨組織的會議也必須定期召開。然而，赫魯曉夫在1958年以後又逐步拋開集體領導和中央委員會，在許多問題上搞起了個人專斷。 [172] 
④設立工業黨委和農業黨委。1962年11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所作的《關於蘇聯經濟發展和改組黨對國民經濟的領導》的報告中指出，舊的黨組織形式在某種意義上已成為黨領導生產的障礙，黨兼管工業和農業給挑選幹部造成很大困難，不利於實行專業化和克服官僚主義。因此，必須“以生產原則為基礎，自下而上地改組黨的領導機構”。全會根據赫魯曉夫報告通過的決議指出：“要內行地、經常和具體地領導生產，發展工業、農業和一切經濟部門。”為克服以往黨對國民經濟領導中的缺點，“必須過渡到自下而上地建立黨的領導機關的生產原則”。 [173]  蘇共中央全會根據赫魯曉夫的報告，決定以生產原則為基礎自上而下地改組黨的領導機構。在州和邊疆區一級成立兩個獨立的黨組織：領導工業生產的黨委會和領導農業生產的黨委會。在蘇共中央和加盟共和國中央成立工業生產領導局和農業生產領導局。州和邊疆區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也相應劃分為工業和農業蘇維埃。 [153]  這個做法和變化，包含有的主觀動機。但是它以機械的分類和改組破壞了黨的統一領導，造成了思想、政策和工作中的混亂， [172]  也避免了權力的過度集中。 [42] 
3.法制改革和建設
①推動重審政治運動中的案件，釋放大批政治犯。1954年4月30日，曾震驚全國的“日丹諾夫案件”得到了平反。在這一案件中，原聯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沃茲涅先斯基、原聯共中央組織局委員兼中央書記庫茲涅佐夫、原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主席羅季奧諾夫、原列寧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書記波普科夫等一大批高級幹部被判處死刑，另有一批高級幹部被判處多年徒刑。整個案件中被鎮壓的達到200餘人，被牽連的則有2000餘人。本案平反後，赫魯曉夫與魯堅科親臨列寧格勒，向這裏的黨的分子説明了該案的血腥與荒唐。12月14日至19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舉行公審大會，對製造該案的有關責任人——前國家安全部部長阿巴庫莫夫、國家安全部特大案件偵訊處處長列昂諾夫和國家安全部工作人員科馬羅夫、利哈喬夫判處槍決。 [116]  據有關材料，蘇聯從1953年到1955年釋放被關押者1.2萬人，他們大多是過去擔任黨政部門要職的人物。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大規模的平反工作開始了，赫魯曉夫進一步複查以往的案件，平反冤假錯案，恢復無辜者的名譽。 [172]  幾乎所有的政治犯都被釋放，1935—1955年死於集中營和監獄的絕大多數人也都恢復了名譽。赫魯曉夫親自指示成立了近百個特別委員會。每個委員會包括一名檢察院代表、一名中央委員會代表和一個早些時候獲得釋放和平反的黨員。這些擁有充分權力的委員會，從莫斯科直奔各個集中營。他們仔細地審查各個案件並迅速予以解決：看申訴書，和犯人談話，然後宣佈釋放。到1956年8月，全蘇有幾百萬人獲得了自由。大恐怖時期的受害者死後得到了平反，數百萬囚犯重返了家園。這是赫魯曉夫全面改革的前奏，它對國內的影響不亞於對斯大林的公開批判。 [109]  到1957年，大多數勞動改造營被解散，餘下者改組為勞動改造所，改造和生活條件有所改善；對一部分犯人還採用“勞動改造移民區”的辦法進行管理。 [172]  赫魯曉夫在任期間沒有大的政治案件發生，對政治犯罪的起訴至多數百起。對異議人士的懲罰手段也換成了使之失業、解除大學職位、開除出黨等方式，或以“社會威脅”為由強制入院治療。 [42] 
②修改和制定法律法令。赫魯曉夫時期蘇聯的立法工作，1958年以前主要側重於對原有的法律法令進行修改，此後開始制訂新的法律。1958年11月，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通過關於刑事立法和刑事訴訟原則的新法案，以及對憲法中某些條款的修改和補充。12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頒佈了一系列立法綱要和法律，前者如《法院組織立法綱要》《刑事訴訟綱要》《刑法綱要》等，後者如《關於國事罪的刑事責任法》《關於軍事罪的刑事責任法》《關於取消剝奪選舉權的判決法》等。立法綱要是蘇聯特有的一種立法形式，為各加盟共和國的立法提供了依據和指導，因而具有保證立法統一和促進立法更新的功用。1961年12月，最高蘇維埃通過了《民事立法綱要》《民事訴訟綱要》。1962年7月，俄羅斯聯邦修訂了《蘇俄刑法典》。此外，在維護社會治安方面，蘇聯先後通過了許多法律和法令。上述法律和法令尚有不完備的地方，但畢竟是“有法可依”之路上的重大進展。 [172] 
③調整國家安全機構並限制其權力。蘇聯內務部於1954年被分解出國家安全委員會之後，便成為一個維持社會治安的機構。1960年1月撤銷蘇聯內務部，其職權被移交給各加盟共和國內務部。1962年以後，各加盟共和國內務部又相繼更名為“社會治安部”和“社會治安局”。蘇聯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必須接受黨和國家的領導，而不能像過去的內務部那樣凌駕於國家之上，包攬逮捕、偵查、審理、判決的司法全過程。 [172] 
④健全司法制度。赫魯曉夫的舉措主要有下述：（1）1954年8月頒佈國家法令，在加盟共和國法院和州法院設立主席團，以便按監督程序就地審理案件。（2）1955年5月頒佈《蘇聯檢察長監督條例》，規定檢察機關對一切機關、公職人員和蘇聯公民是否遵守法律實行監督，對審判機關作出的判決、決定和裁定是否合法與有無根據實行監督。（3）1957年2月頒佈《蘇聯最高法院條例》，明確最高法院的職責，規定最高法院有權對審判實踐中的問題作出指導性解釋，有權按監督程序審理案件，但不能像以前那樣可以審理一切案件。（4）蘇共二十大以後，提高了律師的地位和作用，允許律師參加犯罪偵查。1962年7月，俄羅斯聯邦頒佈《蘇俄律師協會條例》，規定了律師協會的組織形式與活動原則，以及律師的權利和義務。（5）在新的民事訴訟程序中強調了一系列民主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事案件採用集體審判制度；審判員以法律為準繩，享有充分的獨立審判權；一切案件均公開審理。 [172] 
4.幹部制度改革
赫魯曉夫時期提出了大力推進領導幹部的年輕化、專業化和知識化的思想。他着重調整幹部結構。強調注重幹部的文化專業水平和實際能力。把大批受過專門教育的科技人員以及有較高文化水平的黨政幹部充實、選拔到各級領導崗位。 [191]  赫魯曉夫指出：“必須要大膽地提拔青年幹部”，“必須提拔受過鍛鍊、通曉業務、有主動精神的人來擔任領導工作。” [102]  他還強調：“經常更換幹部，提拔在工作中成長起來的新同志，把年輕的工作人員同富有經驗的工作人員在我們黨和國家的樂隊中結合起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發展規律。”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蘇聯黨政領導幹部結構出現年輕化的趨勢。幹部隊伍也向着專業化的方向發展。如烏克蘭，在市黨委書記和區黨委書記、市和區勞動者代表蘇維埃執委會主席中間，每三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是工業專家或農業專家 [103]  。
赫魯曉夫 赫魯曉夫
赫魯曉夫推行的幹部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且總體上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民主化的要求和發展更新的趨勢，但也存在着問題。就赫魯曉夫提出和推行的幹部更換制度來説，本質上是一個勇敢的創舉。但問題在於：有些層次的幹部任期規定過短，更換比例規定過大；更換制度的設計未能深入考慮實踐的複雜性，幹部工作應有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同時，改革本身低估了以往的終身制形成的慣性，以及由之而生的抵抗力量。因此，貿然急進行事，不僅觸犯和得罪大多數幹部，而且必然削弱改革的社會基礎和力量。 [172]  例如，他要取消幹部終身制，對於黨選舉產生的各級領導機關（從地方到中央委員會成員），採取按一定比例經常更換的制度。每次選舉時，蘇共中央委員會及其主席團成員至少更換1/4。1952年十九大選舉時，中央委員撤換了70％，十九大選出的主席團，經過二十大撤換了80％，1953年的各部部長、主席、副主席共35人，到1957年剩下16個人。1962年劃分工業黨、農業黨時又撤換了一半以上。黨章規定：蘇共中央委員每次選舉要更新四分之一，加盟共和國選舉每次更換三分之一。這就帶來幹部調動頻繁和機構重疊的問題，引起幹部的不滿。 [152]  1962年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在選舉中更換了近70%；他還取消了高級幹部（如州委書記、中央委員、報紙主編等）的相當可觀的月薪“津貼”，對局級幹部不再配備司機，不再提供可以隨意到任何地方去的專車；在工業和建築業大改組時，引起大量領導幹部的調動。
  • 政治理論
赫魯曉夫同斯大林一樣，把社會主義看成是一個比較短暫的歷史階段，他認為蘇聯在30年代就已建成了社會主義，他聲稱，蘇聯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建成社會主義、建設共產主義這三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階段中，已走完了前兩個階段，以後的任務是直接向共產主義過渡，在不久的將來蘇聯將建成共產主義，他過高估計蘇聯社會的發展和生產力水平，認為蘇聯已進入了共產主義建設時期。他不僅有這樣的認識，而且還提出了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政策。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上，赫魯曉夫一人不僅作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和關於蘇共綱領草案報告，而且作總結髮言，最後致閉幕詞。在會上他公開宣佈，蘇聯在20年內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到1980年蘇聯將基本建成共產主義。為實現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目標，他提出，第一個十年（1961—1970年）在按人口平均產量方面超過美國；第二個十年（1971—1980年）蘇聯將建立起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保證全體居民得到富裕的物質和文化財富，從按勞分配逐步過渡到按需分配，國家機關將變成社會自治機關，消滅了階級差別，進入無階級社會。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蘇聯共產黨綱領》最後一句是：“黨莊嚴地宣佈：當今的一代蘇聯人將生活在共產主義制度中”。赫魯曉夫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觀點是脱離蘇聯社會現實的，是一種超越生產力水平的窮過渡，是一種“土豆燒牛肉式”的共產主義。 [49] 
1961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二大上還公開提出來“兩全”，將他自二十大以來執行的路線理論化。“兩全”即“全民國家”“全民黨”。赫魯曉夫明確提出用“全民國家”來代替無產階級專政，用“全民黨”來代替無產階級政黨，這次大會通過的黨綱宣佈蘇聯已變成全民國家，蘇共已變成全民黨。在還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歷史條件下，宣揚“兩全”就是否定政黨的階級性，拋棄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説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走向民主社會主義。因此“兩全”的思想遭到一些國家共產黨的反對。中國共產黨不同意赫魯曉夫及蘇共這些理論，由此引發中蘇論戰。 [42] 
而赫魯曉夫所説的和平過渡，指的是“爭取了以無產階級、勞動者的羣眾革命運動為依據的議會的穩定的多數，就可以為若干資本主義國家和過去的殖民地國家的工人階級，創造實現根本社會主義改造的條件”。這就是説，和平過渡是在無產階級取得議會多數的前提下實現的。按赫魯曉夫的解釋，和平過渡之所以能成為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形式之一，其主要依據在於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二戰後歷史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正在成長和鞏固。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裏，工人階級可能“把絕大多數人民團結在自己的領導下，並使基本生產資料轉入人民手中”，並且使議會從資產階級民主的機構變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在這種情況下，許多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這種傳統的機構，也就可能成為一個真正民主即勞動人民民主的機關。 [66]  第二，由於世界舞台上的根本變化，在各個國家和民族向社會主義過渡方面也出現了新的前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將會越來越多樣化。而且這些形式的實現，不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將要同內戰連在一起”。 [66]  第三，赫魯曉夫認為，和平過渡是馬列主義思想的重要體現。他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出發點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非和平的。通過和平道路來實現革命，是符合工人階級和人民羣眾的利益的。” [66]  赫魯曉夫對和平過渡問題是非常慎重的。他認為，在多樣化的基礎上，究竟選擇和平的，還是暴力的手段，應根據具體情況而確定。他指出，革命發展途徑的選擇不僅僅取決於工人階級。如果剝削階級要對人民施行暴力，工人階級就不得不採用非和平道路來奪取政權。一切都取決於具體條件，取決於國內和世界舞台上的階級力量的分佈情況。赫魯曉夫敢於正視現實，提出二戰後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多樣化，承認和平過渡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形式之一，已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經濟方面

赫魯曉夫在執政期間，對蘇聯經濟進行了廣泛的改革和調整。
  • 經濟體制
在經濟體制上，赫魯曉夫深深地看到了中央高度集權利的不利影響，因此，上台後就大刀闊斧地進行經濟體制的改革。1953年至1956年，先是進行局部性改革，主要是擴大地方權限，精簡機構，削減行政人員；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後，又在過去局部改革的基礎上進行了全面的改組，其主要措施是： [176] 
①撤銷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國的絕大多數部，將其管理權下放給地區國民經濟委員會。通過改組，赫魯曉夫把40箇中央部中的27個部撤銷，各加盟共和國共撤銷了113個部。 [152]  與此同時，把全國劃分為105個經濟行政區，各區設立國民經濟委員會，將各部的管理權力都移交給國民經濟委員會。 [176]  國民經濟委員會直接管理所屬企業和建設單位，享有經濟、財務活動所必要的權利。 [152]  ②把原來屬於中央管理的工業和建築業企業幾乎全部下放到地方。一部分下放到各加盟共和國，另一部分下放到經濟行政區和地方蘇維埃。 [176]  ③改組中央經濟計劃管理機構。撤銷了負責短期計劃的國家經濟委員會，把國家國民經濟長期規劃委員會改組為國家計劃委員會，負責全國長短期計劃的綜合平衡，但不能作為職能機構。④減少國家的控制數字和計劃指標。1958年國家的計劃指標比1956年減少了一半，七年計劃時期的控制數字又此1958年減少了2/3。 [176] 
赫魯曉夫對工業和建築業管理體制進行改組，目的是變部門管理體制為經濟行政區管理體制，“把工業和建築業日常領導工作的重心移到地方”。 [193]  這與斯大林時期的高度集中的部門管理體制和指令性的計劃經濟形成鮮明對比。前者過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體制不利於調動地方、企業和廣大勞動者的生產性，有違於社會化生產發展規律，後者比較深入地分析了蘇聯計劃體制和企業制度中存在的種種弊端。該法令對計劃管理體制過分集中，龐大的指標體系把企業統得過死，使企業的生產方向發生扭曲等一系列問題上進行相應的改革，為蘇聯經濟改革提供了發展的新思路。 [175]  這次改組雖然對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促進地區經濟綜合發展、加強企業間的橫向經濟聯繫，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  但這次改革全盤否定了部門管理原則，並沒有解決經濟體制問題，還破壞了國家對國民經濟的集中領導，因此又是不成功的。 [176]  它只涉及到中央與共和國之間經濟權限的重新分配，只是改變了企業的隸屬關係，而沒有涉及國家與企業的關係，企業依然處於無權狀態。而且由於過分削弱了中央的集中統—領導，使原來部門的本位主義變成了地方的本位主義 [193]  ，企業的積極性沒有真正調動起來。 [176]  於是，從1960年開始，赫魯曉夫改放權為收權，成立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以及各類工業部門的全國性委員會。其結果，管理工業的機構不僅沒有精簡，反而比過去擴大了二三倍。這次改革以收效甚微而告終。 [199] 
  • 農業
早在烏克蘭時，赫魯曉夫就具備了處理農業問題的經驗。在赫魯曉夫的推動下，1938年，烏克蘭用18天完成春播，1939年僅用10天就完成了全部春播工作，有的集體農莊4—5天就完成了播種，這在烏克蘭是少有的。秋收時節也是如此，赫魯曉夫一方面採取措施堵塞管理方面的漏洞，蘇聯的糧食從秋收、運輸、庫存、加工，一直到調配等，總量的40％被浪費掉了，赫魯曉夫要求儘量抓緊時間，減少浪費；另一方面，他以行政命令方式規定收割時間，要求“快”，收割糧食作物不超過15天，收割原料作物不超過25天，每天工作不得低於16小時。縮短收割時間就可以減少連綿的秋雨所帶來的損害，遇到陰雨天氣，赫魯曉夫則命令人們，無論男女老少，都要衝到田裏去搶收。1939年，烏克蘭農業獲得大豐收，糧食產量比上一年增加21.5％，達13.6萬公擔，畜牧業也獲得大豐收，牛、豬、羊分別比上一年增加39％、28％和56.5％，完成計劃的127.6％。赫魯曉夫在工作中也表現出了靈活性，他贊成給集體農莊莊員多一點宅旁園地，鼓勵他們多養自留畜、種自留樹，而不像有些幹部那樣唯恐莊員的自留地擴大會損害社會主義。在蘇聯，由於實行義務交售制，糧價定得很低，往往低於成本，農莊莊員從農莊中得不到多少報酬，他們的生活主要靠宅旁園地，城市副食品供應的20％一30％也靠宅旁園地。赫魯曉夫此舉深受烏克蘭人的歡迎，也調動了他們的性。到1939年8月，烏克蘭農莊莊員的餐桌上、城市商店裏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各類農副產品供應充足，價格低廉，人們的臉上現出了滿意的微笑。 [170] 
赫魯曉夫上台之前的蘇聯只重視重工業的增長，而忽視了農業的發展。農業的落後既影響了人民的吃飯問題，又妨礙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赫魯曉夫上台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農業改革。針對長期處於戰爭狀態下的農民的生活情況，赫魯曉夫做出瞭如下改革舉措： [50] 
①減輕農民負擔，取消20世紀40年代就實行的義務交售制，而採取了農產品採購制，調整農業部門收購制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糾正違反物質利益原則現象 [48]  ，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1958年6月，蘇聯政府取消集體農莊對國家的義務交售制，把它改為農產品採購制，並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從1952年到1964年期間，國家收購各種穀物的平均價格指數提高了748倍，收購畜產品的價格指數提高了1569倍。在1953年9月蘇共中央全會上，赫魯曉夫批評了過去農業領導中忽視物質利益原則決定提高農產品義務交售價和收購價格以刺激農民增產。如義務交售給國家的牲畜和家禽產品，提高45倍；奶類、黃油、提高1倍；土豆提高15倍，蔬菜提高25~40%。以後又多次提價。如1962年跟1952年相比，各類農產品、牲畜產品價格提高了由2倍~142倍。 [48] 
②開展墾荒運動，提高糧食產量。1954年2月，黨中央全會在聽取了赫魯曉夫的報告之後通過決議，決定在哈薩克斯坦和西伯利亞大規模開墾生荒地和熟荒地。從1954年到1958年的五年期間，政府為開荒投資67億盧布，動員數十萬志願者到東部地區安家落户，共開墾出4000萬公頃的土地，大約是全蘇耕地的五分之一。墾荒運動很快就取得了巨大成績，到1955年底已開墾出了3300萬公頃的荒地。1956年全蘇的糧食產量為12500萬噸，其中墾荒區的產量是6330萬噸，佔總產量的51％。由於墾區地廣人稀，人、畜消費的糧食佔產量的比例較低，從產量中提供的商品糧的比例也就較高。1956年全蘇收購的糧食為5410.7萬噸，其中從新墾地區收購了3680萬噸，佔總數的68％。此後幾年雖因墾荒造成的生態破壞和相關的配套措施跟不上墾荒的步履而遭到了大自然的一些報復，60年代初墾荒區風沙侵蝕日益嚴重，幾十萬公頃新開墾的土地被破壞。但利弊相權，利還是遠大於弊。資料顯示，從1954年到1978年，蘇聯48％的商品糧都來自於墾區。 [161] 
③改組農業機器與拖拉機站，允許集體農莊購買大型農業機械，把自主發展農業的活力注入僵化的集體農莊制度，使得蘇聯舊有的農業體制受到了衝擊。 [50]  1958年2月，黨中央全會根據赫魯曉夫的報告，通過了《關於進一步發展集體農莊制度和改組機器拖拉機站的決議》，決定將拖拉機等農業機器賣給集體農莊，並將機器拖拉機站改組為機器修配站。這項決定受到農民歡迎，它有利於消除“在同一塊土地上有兩個社會主義企業——集體農莊和機器拖拉機站進行經營”的情況。到1959年底，蘇聯已將近120萬台拖拉機，30萬台聯合收割機賣給集體農莊。原有近8000個拖拉機站，到1960年改組為3500個技術修理站。農莊用於購買機器的款項達320億盧布。改組拖拉機站是應該的，它順應了生產發展的要求，免除國家巨大的財政負擔。 [48]  但是，赫魯曉夫要求過急。1959年，絕大多數集體農莊被強制買下農業機器。這種匆忙的做法打亂了農莊的決策進程，造成的結果是農莊購買了大批機器，卻不能充分利用它。
④大力推進種植玉米運動，發展畜牧業。 [50]  1959年9月15日，赫魯曉夫成了第一位踏上美國土地的蘇聯元首。赫魯曉夫看到美國種玉米對發展畜牧業收益甚大，於是強行要求蘇聯擴大玉米的種植面積。1953年全蘇的玉米播種面積只有350萬公頃，赫魯曉夫卻要求到1960年擴大為2800萬公頃，八年中要增加七倍。由於玉米是乾熱氣候作物，而蘇聯很多地區日照量不夠，玉米經常結不了穗。赫魯曉夫的玉米種植計劃遭到了集體農莊莊員的消極抵制，最終徹底破產。1957年5月，赫魯曉夫突然提出，蘇聯的人均牛奶和黃油的產量將在1958年趕上美國，人均肉類產量將在1961年趕上美國。而此時蘇聯的人均肉產量和美國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赫魯曉夫不斷對地方施加壓力，要求各州採取果斷措施提高肉類產量。梁贊州委第一書記拉季奧諾夫向赫魯曉夫大膽保證：梁贊州將在1959年內使肉類產量增加一倍，出售給國家的肉類數量增加二倍。一年內拉季奧諾夫依靠宰殺州內所有牲畜、到鄰州搶購牲畜、虛報產量等手段以完成指標。赫魯曉夫對拉季奧諾夫大加讚賞，但是沒過多久騙局就被揭穿，拉季奧諾夫自殺身亡。
赫魯曉夫與玉米
⑤改革勞動報酬制度，貫徹物質利益原則，保障農民有穩定的收入，提高農民的生產性。蘇聯集體農莊在1956年之前，一直實行自1931年起的按勞動日計酬的制度。這一報酬制度有明顯的缺點：首先，莊員的按勞動日得到的報酬一般要等到在經濟年度結束時才能給予，在一年內莊員沒有任何固定收入。另外勞動日的日值是隨着年景好壞而波動的。這種付酬制度，減弱了農莊莊員對勞動結果的物質興趣。其次，由於各種農活繁多，十分複雜，很難使勞動日記分的標準定得合理與科學。為了克服上述缺點，在總結了許多農莊已採取的更先進的付酬制度基礎上，赫魯曉夫於1956年決定改行按莊員在公有經濟中所做的全部勞動日發給預付款制度。這一制度規定，年初以盧布對勞動日單價進行估算，然後按月預支報酬，到年終結算。預付款由貨幣與實物兩部分組成。集體農莊要建立滾存的貨幣基金和糧食儲備。貨幣預付基金的來源是25％的農產品銷售收入和50％的採購預付定金。為了保證每月的預付款能兑現，蘇聯國家銀行對貨幣預付基金的上述兩項來源列入特別往來賬户。這筆錢只能由農莊管理委員會用來給農莊莊員發放預付款和按勞動日進行分配。這次改革雖然有利於克服按勞動日年終支付報酬的一些缺點，並對提高農莊莊員對勞動成果的關心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改革之後的莊員付酬制度的基礎仍是勞動日，因此，並沒有解決莊員報酬中所存在的不穩定和無保障的問題。 [160]  1958年，赫魯曉夫又進一步實行新的勞動統計和勞動報酬的形式，用有保證的每月支付貨幣工資來代替實物與貨幣混合支付的辦法。雖然這辦法需要每個農業企業擁有大量現金儲備，比較難以實行，但是也從中説明了蘇聯政府為了保證農民有穩定收入是做了一些實際工作。 [48] 
⑥鼓勵農莊莊員和職工發展個人副業，採取有限制的鼓勵政策。1953年蘇共中央全會要求完全終止在私有牲畜方面侵犯農民利益的做法，並在同年頒佈了若干鼓勵個人副業發展的措施主要有：取消1953年以前農莊莊員、工人、職員歷年各種畜產品義務交售的積欠；提高義務交售農產品的價格；大大降低集體農户的農業税額；責成各級領導採取措施鼓勵莊員和職工發展私有牲畜。1954年全會又決定免除宅旁地交售谷糧的義務。 [48]  1955年起，國家放寬對農牧業的生產管理，只下達國家收購各類農畜產品的數量指標，農莊有權自行安排生產，同時還鼓勵莊員發展副業經濟，允許莊員擁有自留地和飼養一定數量的牲畜。 [41]  1957年7月，蘇共中央和部長會議又通過決議，從1958年起取消私人農產品義務交售制。由於採取上述鼓勵措施，這一期間，蘇聯個人副業在1958年有較快的發展。從1953年到1958年個人副業播種面積僅增加65%但是牲畜頭數和農畜產品都獲得大幅度增長。如牛頭數、奶牛、綿羊和山羊、肉類、奶、蛋類、水果、蔬菜都分別增長了253%、232%、404%、33%、27%、44%、46%、22%。個人副業的發展不僅增加了莊員和職工的個人收入，改善了他們的生活，而且改善了對城市居民的供應。最為關鍵的是個人副業政策的調整和改革，對緩和五十年代初期農村的緊張形勢阻止糧食危機的爆發，增強農民對黨和國家的信任，奠定進一步實行經濟政治改革的基礎，起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48] 
⑦加速合併農莊，並將經濟薄弱農莊變成國營農場。1953年農莊數為93300個，由於合併，1964年則減少為38300個，比1953年減少了一半以上。經濟薄弱農莊變成國營農場從1954年底就開始了，據統計到1964年國營農場由1953年3857個猛增到1964年10100個，增加了一倍有多。合併和改變集體農莊，的確挽救了一大批瀕於破產的中小農莊。通過轉變方式解決了一部分農民的生活出路，促使他們繼續從事農業生產。 [48] 
⑧改革農業計劃制度。其目的是擴大集體農莊的自主權，減少國家對集體農莊過多的行政干預。1955年3月，黨和政府通過《關於修改農業計劃工作的辦法》的決議，提出在集體農莊中，“必須改用以商品產量為出發點的計劃方法”，計劃不應以農作物的播種面積和各種牲畜頭數為主要指標，而應以農畜產品的商品數量為主要指標；計劃編制程序由過去的“自上而下”改為“自下而上”，“農業生產的計劃工作應該直接從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開始做起” [190]  ；集體農莊可自行確定各種作物的播種面積和各種牲畜的飼養數量。後來通過決議又強調，向集體農莊下達的只是國家的收購計劃，而生產計劃則要由集體農莊自己制訂，並指出當集體農莊和生產管理局在制訂計劃上發生矛盾時，最後決定由農莊管委會做出。 [189] 
赫魯曉夫的政策調整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的發展，改變了蘇聯農業十分落後的局面。 [50]  同時也農業改革取得了的成果。1951年—1955年間，蘇聯的糧食的年平均產量為3850萬噸，1961年—1965年間，年平均產量達到1303億噸，增長近50%。肉類的年平均產量由570萬噸變為930萬噸，增加60%以上；奶類年平均產量由3790萬噸變為6470萬噸，增加70%以上。農莊莊員的生活明顯改善，1955年的平均月收入為25盧布，1965年達到513盧布。但蘇聯農業的粗放經營、低勞動生產率並沒有被改變，農業產量受氣候影響波動很大。1953年—1958年期間，農業產量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68%；而在1958年—1964年間，農業產量的年平均增長率只有17%。 [48] 
在1953—1964年期間，穀物總產量平均達到1.175億噸，比1945—1953年間的年均產量增長62％。在農業技術改造方面，到1960年初，耕地、播種、收穫已實現全面機械化。農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極大提高。但蘇聯農業落後的問題並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這時期農業主要是靠墾荒等粗放經營的方式來擴大生產，勞動生產率仍然很低。同時，赫魯曉夫的主觀主義、盲目決策也給農業生產帶來重大損失，使改革未能收到更大成效。如過快改變農業管理體制，不切實際強行推廣大種玉米運動，將農業部、農業管理和研究機構及農業院校搬遷至農村等。而且農業改革沒有觸及農莊內部的分配機制，集中勞動的大鍋飯難以充分調動農民生產的性。 [199] 
由於赫魯曉夫所推行的一系列農業改革政策失敗——比如，為了增加糧食產量，赫魯曉夫在沒有經過科學論證和實驗的前提下，就要求改變蘇聯一直沿用的草田輪作制，盲目擴大玉米種植面積，甚至要求蘇聯北部氣候寒冷地區也種植玉米。可玉米在生長和成熟期都需要長時間的光照和炎熱，結果導致蘇聯北部地區玉米大面積凍死。再比如，以搞政治運動的方式大規模開墾荒地，儘管在最初幾年使得播種面積和糧食收購量有所增加，但這種無視氣候、水土等自然條件和農作物生長客觀規律的盲目墾荒，嚴重地破壞了自然生態平衡。1960年三四月間的“黑風暴”使得新墾區受災耕地面積達到400公頃以上，伏爾加河、頓河、烏拉爾河下游河牀每公里每年淤積泥沙12500噸。一些地方的水庫由於泥沙淤積，五年內儲水量減少了85%。並且一系列農業改革政策和措施並沒有從實質上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束縛，只是對這一模式作了細枝末節的修補。比如，在斯大林執政時期建立的集體農莊制度，嚴重地扼殺了農民的生產性和主動性，窒息了生產力的發展。然而，赫魯曉夫反而強化了集體農莊制度，他認為農業生產無法達到預期指標，主要原因在於莊員花在集體農莊裏的勞動時間太少，花在自己宅旁園地裏的勞動時間太多，於是採取強制性措施，認定宅旁園地是“資本主義的殘餘”，在集市貿易市場上出售宅旁園地產品的集體農莊莊員是“投機倒把者”。這些限制和措施立刻導致農莊集市貿易市場上出售的農副產品大大減少，市場價格隨之上漲。與此同時，政府又推行了一項《關於禁止城市和工人新村的公民私養牲畜的決定》，結果使1950年代依靠家庭副業逐漸增加的牲畜在短短几個月內化為烏有，幾乎完全遭屠宰，廣大居民自我保障的機制被摧毀，肉類和牛奶的價格迅速上漲。1962年5月31日，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頒發了提高肉類、奶製品價格的決定，這是赫魯曉夫農業政策失敗的表面表現形式。提高肉類和奶製品價格是一種迫不得已的措施，儘管採取這一措施多少可以減少國家預算補貼的壓力，以及通過提高收購價和零售價提高農業的利潤。但物價上調立即引起了激烈反應。6月1日，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領導人就向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報告居民對物價上調的反映，説一些城市居民對這一決定表示抗議，隨後演變為新切爾卡斯克工人罷工事件。這是赫魯曉夫農業政策失敗的象徵。依靠社會主義農業和蘇聯共產黨對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制度保持“敏感”領導解決食品供應問題的幻想徹底破滅。 [157] 
  • 工業
在斯大林時期，蘇聯工業絕大部分以計劃經濟的方式由國家集中管理。赫魯曉夫陸續把15萬個中央直屬企業下放到加盟共和國管理，同時擴大了加盟共和國的管理權限。1957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中央全會上作了《關於進一步改善工業和建築業的管理組織的報告》，全會根據赫魯曉夫的報告通過了《關於進一步改善工業和建築業的管理組織的決議》規定了改組的原則和方針並委託蘇共中央主席團和蘇聯部長會議擬定改組工業和建築業領導體制的建議。會後蘇共中央主席團和蘇聯部長會議制訂了一系列關於改組的文件。其具體內容是：第一，撤銷中央和加盟共和國的絕大多數部，把其管理權移交給105個經濟行政區國民經濟委員會在各國民經濟委員會下設立各種公司、托拉斯等經濟聯合組織對企業實行具體領導。第二，把中央各部的大部分企業下放到各加盟共和國和經濟行政區，各加盟共和國的許多企業則下放到經濟行政區和地方蘇維埃。該決議和法令以地區性的國民經濟委員會代替各專業部來管理工業和建築業，極大地擴大了地方權力。 [175]  第三，進一步貫徹物質鼓勵原則，按照工作人員的勞動性質和熟練程度已發生的變化來改變工資制度，提高工作人員從個人物質利益上關心勞動成果，通過實行經濟上有效的工資制度來作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一種刺激因素。 [41] 
赫魯曉夫領導的這些改革雖然是初步的、有限的，但它在社會主義改革史上卻佔有一定的地位。因為它是來自蘇聯內部對蘇聯傳統模式的第一次衝擊，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同時，也為經濟理論的發展準備了十分有利的環境和氣氛。 [41]  這次改革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國家管理企業的行政辦法，沒有擴大企業的經營自主權，滋生了地方本位主義等問題。 [42]  儘管如此，蘇聯工業仍取得了明顯的進展。1951年—1965年間，蘇聯工業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07%。鋼的產量從3810萬噸增長為8500萬噸，煤從32億噸增為55億噸，石油從5280萬噸增為223億噸，電力從1340億度增為4590億度。 [48]  第六個五年計劃用三年（1956—1958）時間就完成了，三年期間，社會主義工業的發展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在1957—1958年期間，蘇聯工業的投資額比1917—1940年整個期間的投資還要多。在1956—1958年期間，有2690個大型工業項目交付使用。1958年蘇聯工業總產值超過1913年水平的35倍多。1957年10月4日蘇聯成功地發射第—顆人造地球衞星。蘇共二十大以後，運輸業的技術史新速度開始加快。1956年，蘇聯停止生產幹線上的蒸汽機車，大多數蒸汽機車製造廠轉為生產內燃機車。新切爾卡斯克電動機車製造廠開始生產電氣機車。1958年同1940年相比，鐵路運輸貨運震中內燃機車牽引和電氣機車牽引的比重從2.2%上升為26％；而以此類牽引形式營運的鐵路線的長度從2200公里增加到20600公里。僅在1958年一年內蘇聯就節約2000萬噸標準煤。1958年世界上第一艘原子破冰船《列寧號》下水。第六個五年計劃期間，汽車運輸業補充了新型公共汽車和載重量為25―40噸的卡車。航空運輸業也進行了技術改造。蘇聯的航空工業造出了許多噴氣飛機和渦輪螺旋漿飛機。最廉價的運輸形式――管道運輸的發展具有重大經濟意義。 [192]  工人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平均月工資從1955年的762盧布上升到1965年的1042盧布。 [48] 
  • 經濟理論
赫魯曉夫領導的這場改革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迫切地需要經濟學家給予解釋。在這樣的背景下，蘇聯經濟學界於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和經濟改革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在這場經濟理論討論中，產生了著名的利別爾曼建議。1962年9月9日，哈爾科夫工程經濟學院教授、經濟學博士利別爾曼在《真理報》，上發表了《計劃·利潤·獎金》一文。該文就如何改變當時的計劃經濟制度、如何考核企業的工作成果以及如何加強物質刺激等問題，提出了系統的建議。 [41] 
利別爾曼的建議發表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蘇聯的主要報刊，如《真理報》《消息報》《經濟報》《經濟問題》等，都圍繞利別爾曼的建議廣泛地進行了討論，使蘇聯經濟學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活躍。在討論中大多數人對利別爾曼的建議持支持態度。他們進一步説明了擴大企業權力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地強調利潤率和贏利率指標在企業管理中的作用，認為利潤是整個指標體系的核心，是衡量企業成果的最終尺度，應成為獎勵企業的獎金的唯一源泉和基本依據。在討論中，不少人從不同的角度對利別爾曼的建議提出新的補充。如有的人提出“基金付費”和“資本利息”問題，有的人提出取消生產資料的統配、調撥制，形成了利別爾曼學派，其代表人物除利別爾曼外還有利西奇金、畢爾曼等人。在討論中，也有的人對利別爾曼的建議反對態度。有些人力圖迴避計劃工作和企業管理制度的缺點，貶低利潤在評價和刺激企業工作和鞏固經濟核算中的作用。也有些人反對過分擴大企業的權力，擔心大量縮減指令性指標會使企業失去控制而出現混亂。 [65] 
圍繞利別爾曼建議展開的討論，得到了蘇共中央的重視和支持。1962年11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中央全會的報告中指出：“近來，《真理報》《消息報》《經濟報》對廣泛的經濟問題展開了認真的討論。許多工業和建築業的專家、經濟工作者和經濟學家都參加了討論。在討論中以及在直接寄給蘇共中央的信中提出了許多寶貴的建議。應該委託計劃機關、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仔細地研究這些建議，利用所有有條理的、明智的建議來改進計劃工作。應當在分析這些建議的基礎上提出旨在改進生產的計劃工作和科學地組織勞動的有經濟性質的建議。” [65]  根據赫魯曉夫的指示和蘇共中央的決議在1963年初蘇聯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對這次討論進行總結和研究的委員會，並把總結工作的重心放在改進企業工作的計劃和物質刺激問題上。委員會經過大量工作確定了對有關問題的基本立場，即把集中的計劃領導和為了達到高度經營成果而發揮企業的主動精神結合起來，把計劃和刺激不可分割地統一起來，堅決提高利潤在企業的整個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提高獎金的實際意義，更有效地利用價格來進行物質刺激。委員會把企業作為整個經濟的基本環節而給予了集中的注意。委員會依據這些精神所作的綜合報告構成了蘇聯進行經濟試驗和經濟改革的理論基礎。 [41]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軍事方面

  • 調整部隊人事
為確保軍事改革成功，1955年—1963年，赫魯曉夫先後在國防部、總參謀部以及各軍兵種進行了大幅度組織人事調整。其間，軍隊高級將領被撤換的主要有；1955年2月，朱可夫接替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布爾加寧任國防部長；1956年1月，剛滿46歲的戈爾什科夫接替被解職的庫茲涅佐夫出任海軍總司令；1957年，康斯坦丁·安德烈耶維奇·韋爾希寧接替帕維爾·彼得羅維奇·日加列夫出任空軍總司令；同年10月，朱可夫又被馬利諾夫斯基取代；同年11月，駐德蘇軍總司令格列奇科升任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兼陸軍總司令，1960年又兼華約聯合軍隊總司令；同年4月，總參謀長索科洛夫斯基卸任，由馬特維·瓦西裏耶維奇·扎哈羅夫接任。1963年，比留佐夫又取代了扎哈羅夫。同期，軍區司令一級的變動，總計達47人次。 [64] 
從赫魯曉夫回憶錄看，其任用軍界領導幹部，至少有四條標準；其一，要有豐富經驗和一定資歷；其二，要有優良品格，對黨和人民忠誠；其三，要有卓越智力和健全思維；其四，要年富力強，身體健康。不符合這些標準的軍官，自然就要被罷官。此外出於政治上的考慮。為了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赫魯曉夫也需要提拔戈爾什科夫、格列奇科等一批新人，在軍界擴大影響，“抵制老一輩軍官的反抗”。這樣做也有利於軍界領導千部“以新思想取代舊思想”。 [64] 
  • 發展戰略核武器
赫魯曉夫重視戰略核武器的作用。赫魯曉夫認為：“如果要制止敵人對蘇聯發動戰爭，蘇聯需要擁有比轟炸機更可靠的，能把炸彈投到敵方目標上的手段。”簡單地説：“我們需要發展火箭導彈。” [71]  為此，1954年蘇聯建起了火箭生產自動化裝配線。隨後，在它的飛機制造廠中“就象製造香腸那樣生產起火箭來” [71]  。經短短數年時間，蘇聯陸軍就陸續裝備了“地對地”“地對空”“空對空”“空對地”等四種類型的火箭導彈。1957年8月，蘇聯成功地發射了世界上第一枚多級洲際彈道導彈，並進行了核武器和熱核武器爆炸試驗。 [64] 
在火箭導彈取得長足發展的基礎上，蘇聯組建了一個嶄新的軍種——控制所有中遠程導彈發射的戰略火箭軍。1960年1月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赫魯曉夫直布了這一事實。炮兵司令涅傑林被任命為這個軍種的總司令。同年6月，根據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的決議又成立了戰略火箭軍軍事委員會。戰略火箭軍在蘇聯諸軍種中出現最晚，人數也最少，但它的地位卻十分顯要，它被用於“完成戰爭的主要戰略任務”，並被認為是“達成戰爭目的的主要的和決定性的手段。”因此，從它誕生之日起，無論蘇聯自己還是西方國家，都將其視為蘇軍五大軍種之首。 [64] 
赫魯曉夫和加加林（左一）在一起 赫魯曉夫和加加林（左一）在一起
  • 裁減軍隊
裁軍是赫魯曉夫軍事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1955年，蘇聯武裝力量的總人數是576.3萬。 [207]  赫魯曉夫認為；“蘇聯軍隊的現有規模之大已經超出了和平時期所需要的程度。”因此，他提議對陸海軍進行大裁減。1955年—1957年蘇聯單方面將軍事力量削減了超過200萬人，1958年裁減了30萬人，1961年赫魯曉夫宣佈繼續裁減120萬人的軍隊。這引起蘇聯軍界人士的極大不滿。在1959年底召開的一次中央主席團會議上，赫魯曉夫提議，將軍隊兵員再裁減1/3即120萬人。結果，這一建議在軍界引起了“強烈的怨恨與不滿”。但赫魯曉夫“沒有因軍界巨頭的反對而畏首畏尾，知難而退。”他堅持認為；“當前決定國防力量的不是我們有多少士兵肩荷槍枝，有多少人身穿軍大衣。國家的防禦力量決定性地取決於這個國家掌握着什麼樣的發射工具。”在他的努力下，1960年1月最高蘇維埃召開特別會議，最終還是批准了他的裁軍方案。赫魯曉夫所採取的對外戰略即所謂“火箭核戰略。”其核心內容是“只准備打全面的核戰爭，否認常規戰爭的可能性；只重視發展火箭核武器，否認常規軍備的重要性。”赫魯曉夫所力主的裁軍，實質上乃是用火箭核力量來代替常規力量，用先進的武器裝備更多地取代人的作用。 [64] 
儘管最高蘇維埃於1960年初批准了赫魯曉夫裁軍120萬的方案，但未能貫徹到底。1961年8月30日塔斯社宣佈；由於國際形勢緊張，蘇共中央和部長會議責成國防部下令，暫緩把到1961年底服役期滿的士兵轉為預備役。這實際上也就宣告了赫魯曉夫第二期裁軍計劃破產。 [64]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外交方面

  • 綜述
對外理論上，赫魯曉夫秉持“三和”理論即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其基本思想是社會主義國家與西方國家和平共處；蘇聯在和平競賽中超過美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可以通過議會道路和平取得政權；對社會主義國家要強調一致性，並謀求美國的認可；對亞非拉地區則加緊滲透擴張，通過和平過渡走非資本主義道路，把這些國家納人蘇聯的戰略軌道。 [42]  [101]  但1957年10月4日蘇聯成功發射了第一顆地球人造衞星史潑尼克一號，標誌着美國蘇聯太空競賽的正式開端。1961年4月12日蘇聯宇航員尤里·加加林乘坐東方1號進入地球軌道，成為第一位進入太空的人類，顯示了蘇聯強大的國力和先進科技。 [64] 
斯大林晚年外交總方針是：鞏固和加強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與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相對抗。二戰後出現的兩個陣營“冷戰”共處局勢一直沒有緩和。赫魯曉夫執政後，決定在重大國際問題與美國合作，儘量緩和東西方間的緊張關係。1959年訪問美國，與艾森豪威爾總統在戴維營會晤，由此使蘇聯和西方國家之間出現了普遍的緩和局勢。 [42]  他的目標是：通過大力發展國民經濟和軍事工業，使蘇聯儘快取得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然後超過美國，取代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地位。赫魯曉夫非常擔心美蘇兩國發生核戰爭，認為會因此而使地球毀滅。但他有時也犯冒險主義錯誤，如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曾冒與美國開戰的風險。 [191] 
在同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上，1955年，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政府代表團訪問南斯拉夫，從而使蘇南關係正常化。但在對中國、波蘭和匈牙利等國關係的處理上，赫魯曉夫在相當程度上採取了大國主義的做法。 [42]  他不允許南斯拉夫堅持獨立自主的路線，又一次發動了對南斯拉夫的批判，給南共扣“修正主義”帽子。60年代中蘇兩黨的分裂也與這種“老子黨”、大國沙文主義有關。 [191] 
在赫魯曉夫執政期間還開始向第三世界擴張。當時擴張的點是亞洲的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在中東是埃及。以“經援”“軍援”為手段，擴大蘇聯影響，培植親蘇政黨和政權，攫取軍事基地，從而使蘇聯走上同美國在全球爭霸的道路。 [191] 
  • 對外戰略
和平共處是赫魯曉夫“總路線”理論的核心內容。他指出：“我們所説的共處，是指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共處” [96]  ，“不干涉彼此的內政、承認主權、反對戰爭和維護和平” [97]  。赫魯曉夫和蘇共在二十大上把和平共處作為蘇聯外交政策的總路線。他指出：“列寧的關於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原則，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我國外交政策的總路線”，“這不是策略措施，而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 [66] 
赫魯曉夫不僅將“和平共處”作為蘇聯對外政策的總路線，而且認為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共運而言，應把和平共處作為對外政策的總路線，作為制定戰略和策略的基礎。他認為，在兩大陣營並存與對峙的新形勢下，推進和運用“和平共處”是必然的。這種必然性立足於兩個基本點：一是二戰後由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兩大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陣營並存已無法消除；二是在現代條件下，雙方都已認識到“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戰爭中將沒有勝利者”，“我們大家都生活在一個地球上，我們跑不到別處去”，和平共處就成為必然。 [99]  他多次高度讚揚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認為這是對和平共處原則的發展，是實現和平共處的基礎，符合各國人民的切身利益和要求。他還大聲疾呼，不斷敦促西方各國，特別是美國接受和平共處原則。赫魯曉夫強調和平共處，但反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意識形態的調和。他認為，和平共處並不是放棄階級鬥爭，而是同資本主義進行鬥爭的另一種手段。他指出：“這種鬥爭是經濟鬥爭，是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鬥爭，而不是軍事鬥爭。” [100] 
赫魯曉夫在向尼克松闡述自己的思想 赫魯曉夫在向尼克松闡述自己的思想
赫魯曉夫全面繼承了列寧的和平共處理論和原則。但赫魯曉夫發展了和平共處理論。第一，赫魯曉夫已突破了一國社會主義的範圍，既把和平共處理論和原則作為蘇聯外交政策的總路線，同時也用作處理二戰後兩大陣營關係和冷戰對峙的基本準則。第二，赫魯曉夫把和平共處作為蘇聯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基本戰略，作為處理國際事務的基本準則和目的。它囊括了對外政策的各個方面，一切都為實現這一任務服務。他強調和平共處的長期性，指出：“和平共處不單純是沒有戰爭，不是戰爭與戰爭之間的暫時的、不穩定的停戰”，“在當前條件下，已經開闢了一個前景：能夠爭取到一個直到使當前分裂世界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得到解決為止的整個時期的和平共處”。 [98]  第三，正是由於列寧和斯大林把推進世界革命作為戰略目標，因此他們把和平共處視為兩大社會制度國家之間鬥爭的特殊形式。他們認為革命需要以政治、外交、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內的尖鋭對立為主要內容，最終以暴力革命來實現。赫魯曉夫雖然也指出和平共處是鬥爭的一種特殊形式，但他認為這種鬥爭不需要通過戰爭的方式進行，他將共存、鬥爭與合作相聯繫，以共處促進合作，鬥爭與合作相伴隨。由此可見，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理論，是在新形勢下對列寧和平共處思想的繼承和運用，是對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的重大發展。
  • 西方政策
20世紀50年代中期，美國雖然仍憑藉經濟和軍事的優勢，繼續對蘇聯進行“遏制”，但美國的遏制政策日益陷入困境。同時，冷戰對蘇聯的不利影響也愈來愈明顯。基於冷戰中陣營對抗的需要，蘇聯不得不把大量人力物力用於擴充軍備，而經濟建設既缺少資金，又難以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基於此，赫魯曉夫把對外政策的主要着眼點放在緩和與西方集團的冷戰對峙關係上，對美國及其西方盟國採取了一系列和解行動：
①以貿易為突破口，打破與西方國家關係的僵局。斯大林時期，由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經濟封鎖和斯大林“兩個平行市場”理論制約，蘇聯沒有利用經濟交往和貿易聯繫來為自己的對外政策服務。赫魯曉夫執政後，在這方面有了較大改變，蘇聯力圖通過實現經濟關係正常化來打破與西方國家的政治外交僵局。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1954年秋，蘇聯代表團在第九屆聯合國大會上提出取消對個別國家或國家集團實行貿易歧視措施的決議草案。1955年秋，蘇聯代表團提請聯合國經社理事會第二十次常委會審查關於清除國際貿易障礙的決議草案 [75]  。1959年9月16日，赫魯曉夫在訪問美國時明確表示：“我們準備盡一切力量來發展世界貿易，應該消除已經破產的貿易歧視政策，從而改善國與國關係中的氣氛。” [76]  在赫魯曉夫的努力下，從20世紀50年代下半期到60年代上半期，蘇聯先後同西歐國家和日本簽訂了長期貿易協定。蘇聯與有關國家相互貿易的統計數字顯示：蘇聯與歐洲國家的貿易額由1950年的36億盧布增加到1965年的2054億盧布 [77]  。蘇美貿易在1960—1964年間也增長了116% [78]  。對外貿易和經濟聯繫的增強在很大程度上緩和了蘇聯與美國及西歐國家的關係。
②採取靈活方式，解決二戰遺留問題。二戰結束後，美、英、法、蘇四國對奧地利實行軍事佔領。此後十年間，圍繞奧地利民主化和中立化，蘇聯和西方國家的分歧嚴重、鬥爭激烈。斯大林逝世後，赫魯曉夫領導蘇聯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放寬佔領制度和同奧地利關係正常化的措施。1953年6月，蘇聯取消了蘇佔區和西方佔領區之間邊界管制措施。隨後，蘇聯又提出奧地利可參加有關奧地利問題的談判。1954年1—2月，蘇、美、英、法四國外長召開柏林四國外長會議，奧地利應邀參加。莫洛托夫提議在奧地利承擔不加入軍事同盟、不允許在其領土上設立外國軍事基地義務的條件下儘快締結對奧和約。蘇聯還主張立即召開四大國外長會議，加速奧地利問題的解決，但西方沒有做出反應。於是赫魯曉夫改變方針，決定與奧地利直接接觸。1955年4月12—15日，蘇、奧兩國政府在莫斯科舉行直接雙邊會談，並達成了協議：奧地利承諾永遠保持中立；蘇聯則表示願意立即簽訂奧地利國家條約，承認奧地利的中立聲明。蘇聯的主動行動推動了奧地利問題的解決進程。1955年5月2日，四國駐奧大使邀請奧地利代表一起，核查了對奧條約草案，5月15日，四國與奧地利簽訂《奧地利國家條約》恢復了奧地利戰前邊界，確立了永久中立的國際地位，強調了四國無條件於當年年底從奧撤軍的方案。條約的簽訂儘管使蘇聯在中歐失去了一個戰略前沿基地，但它結束了蘇、美、英、法對奧地利的軍事佔領，使奧地利恢復了獨立，解決了戰後一大遺留問題，消除了歐洲地區的一個緊張源，有助於緩和歐洲緊張局勢。赫魯曉夫的主動行動，向全世界表明了尋求緩和的意向，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二戰後蘇聯與西方關係的僵持狀態。
③推進裁軍和禁止核試驗的談判。日內瓦會議後不久，1955年8月，蘇聯單方面宣佈裁軍64萬人的計劃。1956年，布爾加寧致信艾森豪威爾，又提出協商解決裁減軍備及禁止使用和試驗原子武器、熱核武器問題。1957年8月，赫魯曉夫在洲際導彈試驗成功後，又提出一個全面裁軍的建議，並建議締結華約和北約互不侵犯條約。在核禁試問題上，1957年12月10日，蘇聯建議蘇美英三國共同承擔不使用核武器的義務，並舉行有關首腦會議，討論核禁試問題。1958年3月31日，蘇聯決定單方面停止在其境內進行一切類型的原子武器和氫武器試驗。4月4日，赫魯曉夫致信艾森豪威爾希望美英兩國政府也採取同樣的步驟。4月8日，艾森豪威爾覆信赫魯曉夫，對蘇聯停止核試驗的誠意表示懷疑。美國總統提出，停止核試驗必須有嚴格的監督，並堅持擴大到防止突然襲擊方面。次日，赫魯曉夫贊同進行技術監督。10月31日，蘇美英三國核禁試談判在日內瓦舉行，最終簽訂《蘇美英三國核禁試條約》。
廚房辯論 廚房辯論
在1959年7月23日於莫斯科舉行的美國國家博覽會開幕式上，赫魯曉夫與時任美國副總統的理查德·尼克松展開過一場著名的關於美蘇意識形態和核戰爭的論戰，史稱“廚房辯論”。尼克松借展覽會上的美式房屋、家用電器向觀眾展示資本主義制度下美國的富裕和多樣化，而赫魯曉夫則針鋒相對的聲稱社會主義制度下蘇聯人民也平等的擁有同樣富裕的生活，最後雙方為廢除軍事競賽、和平競爭的意見達成一致。 [5] 
④全面開展多邊、雙邊會談及首腦對話。在戰後斯大林時期，蘇聯與西方各國就期待解決的重大國際問題的談判僅限於每年兩次的外長會談，而且這種級別的會談在1949年也完全中斷了。到了赫魯曉夫執政時期，由於赫魯曉夫認為重大國際問題都可以通過和平談判的方式來解決，因此在這個時期，蘇聯與西方國家的各種形式、各種級別的會談，以及政府最高首腦的直接與書面對話空前頻繁地出現。戰後斯大林時期以僵硬的針鋒相對來謀求實現自己目標的外交策略，被這種充分展開的新策略所取代，使戰後十年來“老死不相往來”的東西方關係出現了鬆動。
1961年，肯尼迪與赫魯曉夫會面 1961年，肯尼迪與赫魯曉夫會面
1953年8—12月，赫魯曉夫曾先後五次提出建議，敦促討論德國問題的蘇、美、英、法外長會議儘早召開。該會議終於在1954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召開。緊接着一連串的談判與會晤開始了：1955年7月，蘇美英法四大國最高領導人在日內瓦舉行了戰後十年來的第一次會晤；1955年9月，聯邦德國總理前往莫斯科舉行雙邊最高級會談；1955年10—11月，蘇美英法四國外長再次舉行會談；1959年9月，蘇美首腦舉行了戴維營會談；1960年5月，蘇美英法四國首腦在巴黎舉行會談；1961年6月赫魯曉夫與肯尼迪舉行維也納會談（美蘇首腦維也納會晤）。另外，蘇聯領導人還以書信和其他通訊形式與西方大國的首腦對話，闡述自己對當時重大國際問題的觀點，協調大國之間的政策。1958年4月，赫魯曉夫致信艾森豪威爾，建議在蘇聯停止核試驗的條件下，美英也停止核試驗。1963年6月，蘇美在日內瓦簽訂建立兩國首腦直接通訊聯繫的協議，並在同年9月1日正式使用。赫魯曉夫的上述一系列努力，使蘇聯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之間建立起了對話和談判的機制。
赫魯曉夫在戴維營會談上 赫魯曉夫在戴維營會談上
⑤主動同聯邦德國建立外交關係。巴黎協定簽訂後，德國的分裂已成事實。赫魯曉夫擔心聯邦德國加入北約後，成為西方進攻東歐和蘇聯的前沿陣地，故而迅速調整政策，採取友好行動，以便減少美國的影響，增強蘇聯外交的周旋餘地。此外，赫魯曉夫正在進行改革，很需要從聯邦德國及西方國家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和資金。赫魯曉夫改變了蘇聯以往的立場和態度，放棄了原來在和平民主基礎上實現德國統一的主張，而主動向聯邦德國提出建交。另外，赫魯曉夫還“以建立外交關係作為承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交換條件” [79]  ，從而正式確認德國的分裂。
1955年6月7日，蘇聯通過駐法使館向聯邦德國駐法使館遞交了給聯邦德國的一份照會，邀請總理康拉德·阿登納訪蘇，討論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蘇聯的建交談判照會在聯邦德國引起極大反響。阿登納認為，“邀請聯邦政府到莫斯科直接談判，顯然是試圖在聯邦共和國同其他西方國家之間打進一個楔子” [80]  。同時，他認識到，蘇聯對德國的統一具有重要發言權，沒有蘇聯，德國統一的目標無法實現。1955年9月8—14日，聯邦德國總理阿登納訪蘇，並與赫魯曉夫就兩國建交問題舉行會談。起初，蘇聯方面提出，兩國建立外交關係不附帶任何先決條件，以促進兩國經濟貿易和技術合作的發展。聯邦德國方面則要求以德國統一和遣返戰俘作為兩國建交的先決條件。幾天的會談沒有消除雙方的分歧。阿登納聲稱要提前回國，在這種情況下，蘇聯作出讓步，同意兩國建交後一星期內釋放在蘇聯的德國戰犯，但仍不同意聯邦德國“有權代表整個德國人民發言”的見解。9月13日，兩國終於達成協議，決定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蘇聯與聯邦德國的建交，是在兩個德國分別加入北約和華約、德國分裂進一步固定化的情況下采取的務實行動，是赫魯曉夫緩和與西方關係的一個重要步驟，擴大了蘇聯外交回旋餘地。
阿登納訪蘇期間與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領導層的合影 阿登納訪蘇期間與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領導層的合影
⑥改善與英法等國的關係。《巴黎協定》在1955年5月生效後，曾使蘇聯與英、法的關係趨於緊張，但蘇聯很快就根據蘇共二十大制定的“緩和與對話”的原則，改變過去將英法與美國“一視同仁”的做法，調整對英法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政策，用建立良好的雙邊關係的方式瓦解美國歐洲盟友的對蘇敵視政策，使之擺脱和偏離美國對蘇政策的影響和束縛。1956年4月18—27日，赫魯曉夫與布爾加寧訪問了英國，在與艾登首相會談後，雙方發表了《關於進一步發展蘇聯和聯合王國的聯繫的宣言》，表示兩國將共同努力結束軍備競賽，緩和國際衝突和國際緊張局勢並進行兩國間的科技文化交流。1956年5月，赫魯曉夫邀請法國總統訪問莫斯科，兩國發表了聲明。雖然在1956年底的蘇伊士運河事件中，蘇聯對英法發出了措辭嚴厲的警告，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損害和解政策。對歐洲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赫魯曉夫也採取了和解政策。1955年9月，赫魯曉夫邀請芬蘭總統訪蘇，表示願意將1948年4月簽訂的《蘇芬友好互助條約》的有效期延長20年。挪威首相1955年11月應邀訪問蘇聯，雙方表示願意發展和平合作關係。
赫魯曉夫屢次出訪和接待外國來賓 赫魯曉夫屢次出訪和接待外國來賓
赫魯曉夫的上述政策和外交行動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美國在歐洲對蘇施加的種種壓力，擴大了和平共處政策的影響。與此同時，蘇聯與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經貿往來在國家關係平穩發展的基礎上迅速擴大。但是，蘇聯為緩和東西方緊張對抗的局勢，實現兩大社會體系的和平共處而採取的一系列主動舉措，沒有得到美國及其盟國的響應。相反，它們在世界各地不斷製造事端，加劇東西方緊張局勢。它們不僅在亞、非、拉鎮壓日益高漲的民族解放運動，而且鼓動反共、反蘇浪潮，百般敵視社會主義國家，並妄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蘇軍解放的國家裏恢復資本主義”，特別希望把波蘭、匈牙利等東歐國家“從社會主義集團里拉出來”。 [81]  它們插手匈牙利事件，堅持建立一個單一的資本主義德國，入侵社會主義古巴等等。
赫魯曉夫訪美期間與艾森豪威爾合影 赫魯曉夫訪美期間與艾森豪威爾合影
赫魯曉夫對此十分惱火，在“他為改善國際形勢所作的真誠努力和他提出的具體建議完全不被理解和遭到反對”的情況下，赫魯曉夫做出過同西方對抗的決定和行動。如1956年11月18日在波蘭大使館歡迎哥穆爾卡的招待會上，赫魯曉夫曾對西方國家的外交官當面聲稱“我們要埋葬你們”，這被西方世界普遍視為赫魯曉夫敵對態度的信號。1958年11月27日，赫魯曉夫在克里姆林宮記者招待會上發言，稱西柏林“已經成為東德的一個惡性腫瘤”，蘇聯已經“決定動一下手術，切除這個惡性腫瘤”。 [70]  赫魯曉夫還曾於1958年要求美國、英國、法國承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並要求它們在六個月內撤出西柏林的駐軍，使西柏林成為自由市，否則蘇聯會把西柏林的過境檢查改由東德負責，意為封鎖西德到西柏林的通道。 [32]  蘇美關係一度陷入緊張。1959年1月，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訪問美國，使雙方緊張的對立情緒得到緩和。同年5月，美英法蘇四國於日內瓦舉行四國外長會議，雙方未能對德國問題取得任何協議，但蘇聯方面取消了六個月的限期。期間，艾森豪威爾向赫魯曉夫發出來美國做一次訪問的邀請，赫魯曉夫欣然應允。1961年，赫魯曉夫為控制邊界而建立柏林牆。1962年為保衞古巴免遭美國再次入侵而在古巴設置中程導彈等等。結果是，在激烈的、有節制的對抗後，各種危機最終以蘇聯作出妥協讓步而和平解決。
  • 中國政策
赫魯曉夫上台伊始，中蘇關係呈現良好開局，並且在1956年達到頂峯，當時毛澤東同志即將訪問蘇聯，赫魯曉夫同志聽説毛澤東不會使用馬桶，於是赫魯曉夫要求將馬桶用磚塊砌起來做成蹲坑的樣子。這一個小小的舉動使得毛澤東非常高興。而且在訪蘇期間，蘇聯進一步加大對中國的援助，中國也在蘇共二十大之後東歐出現的亂局這一問題上聲援了當時被孤立的蘇聯，也使得蘇聯暫時擺脱了困境。
但是在隨後的1957、1958年赫魯曉夫曾經多次提出“聯合艦隊”這一説法，中國當時希望能解放台灣，但是沒有強大的海軍來對付美國的“第7艦隊”，赫魯曉夫希望蘇聯和中國能夠把海軍力量聯合起來，但是中國認為這是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並沒有同意。 [125]  在1958年的8月23日，中國軍隊集結在福建沿海對於大、小金門島進行了大規模炮擊，在短短45分鐘的炮擊中，一共向金門島發射了36000枚炮彈，赫魯曉夫認為中國並沒有事先向蘇聯方面告知而擅自行動，違背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國認為這是對中國內政的指手畫腳，是大國沙文主義的體現。這也是中蘇關係出現的第一道明顯裂痕。赫魯曉夫問過毛澤東並對中國發起的所謂人民公社運動和大躍進發生過爭論，戲稱“蘇聯的共產主義是吃馬鈴薯燒牛肉，中國的共產主義是喝大鍋清水湯”。
赫魯曉夫與毛澤東
1959年9月初，蘇聯外交部遠東司司長齊米亞寧為赫魯曉夫訪華而準備的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經濟和國際地位》的長達30頁的絕密報告中談到：“蘇共二十大後不久，中國展開了反對教條主義和被稱為‘百花齊放’的運動，‘右派分子’對蘇聯提出了大量的領土要求。”“儘管有過右派分子的叫囂，中國朋友卻從未在正式出版物中公開提出過所謂‘對蘇聯的領土要求’。”9月末，赫魯曉夫訪美后趕到北京參加新中國建國十週年慶祝活動。10月2日，在同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進行的長達7小時會談中，赫魯曉夫就中印邊境事件對中國指責，周恩來極力反駁。 [123]  會談開始後，赫魯曉夫向毛澤東重新解釋了蘇聯提出的軍事戰略合作計劃的理由，以及蘇聯新的對外政策的立場。毛澤東指出，蘇共的立場和路線是現代修正主義。林彪、陳毅等中國黨、國家重要領導還對赫魯曉夫展開圍攻，於是赫魯曉夫非常氣憤的回到蘇聯，導致中蘇關係急劇惡化。 [124]  這是自“中蘇蜜月”以來兩國領導人在內部會談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責。 [123] 
1960年7月16日，赫魯曉夫終止了《國防新技術協定》，並下令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單方面決定召回在華蘇聯專家，帶走所有的圖紙、計劃和資料。同時，蘇聯撕毀了343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廢除了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停止供應中國建設急需的重要設備，大量減少成套設備和各種設備中關鍵部件的供應。赫魯曉夫的舉動，給中國建設造成極大損失，加重了當時中國的經濟困難。 [122] 
中蘇論戰 中蘇論戰
20世紀60年代，中國和蘇聯開始了大規模論戰，首先是對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的批判（其實矛頭直指莫斯科），蘇聯也對於南斯拉夫共產黨進行批判（矛頭直指北京，但是南斯拉夫退出了華約陣營）。中蘇在含沙射影一段時間之後開始了針鋒相對的“中蘇論戰”。人民日報首先刊登社論《打倒新沙皇》，蘇聯也不幹示弱，對於中國的批判也進行了一一反駁。中蘇大論戰中人民日報出版9篇社論史稱《九評》。中蘇大論戰一直到赫魯曉夫下台才有所平息，1964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紅旗》雜誌發表社論《赫魯曉夫是怎樣下台的》，為中蘇大論戰劃上了句號。其實毛澤東與赫魯曉夫是中蘇大論戰對立雙方的主角，中蘇大論戰帶有他們鮮明的個性化印記。事實上，雙方都曾為相互關係的日益惡化而感到焦慮不安，併為阻止這一趨勢進行過艱苦努力。但大多數時候，努力的結果卻往往適得其反。
  • 古巴政策
1959年年初，古巴爆發反對巴蒂斯塔獨裁統治的革命，卡斯特羅領導的游擊隊勝利進軍哈瓦那併成立了臨時政府。蘇聯對剛剛成立的臨時政府仍持觀望態度。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中寫道：“當卡斯特羅領導的革命取得勝利並向哈瓦那進軍時，我們並不知曉其政權遵循的政治立場，此前我們從未聽説過卡斯特羅……我們與古巴新政權沒有外交關係。” [180]  卡斯特羅對華盛頓一家媒體發表的言論也證實了赫魯曉夫的上述觀點：“古巴並沒有得到蘇聯的任何援助，也沒有請求蘇聯的任何援助。” [179] 
古巴革命的勝利對美古關係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古巴日益感受到來自美國方面的經濟制裁和武裝入侵的威脅。因此古巴把目標投向蘇聯。蘇聯與古巴關係的恢復最初是從經濟領域開始的。1960年2月初，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米高揚訪問古巴並與卡斯特羅舉行會談。2月13日，蘇聯與古巴發表的《聯合公報》指出，兩國將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發展貿易關係。蘇聯同意購買古巴當年生產的蔗糖42，5萬噸，並在隨後4年間年均購買數百萬噸古巴蔗糖。為援助古巴政府購買機器和原料，蘇聯還答應以2.5％的年利率向古巴提供1億美元的貸款。同年5月8日，蘇聯與古巴恢復大使級外交關係。 [181] 
赫魯曉夫與卡斯特羅
外交關係的恢復為雙邊關係的發展掃清了障礙。從1960年5月起至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爆發前，兩國關係急劇升温。1960年7月10日，赫魯曉夫在全俄教師大會的演講中宣佈：“美國獨裁統治的時代已經結束。蘇聯將聲援並幫助古巴人民爭取自身獨立的鬥爭……如果五角大樓膽敢對古巴進行武力干涉，蘇聯的炮兵將用他們的火箭支持古巴人民。” [178]  同年7月15日，赫魯曉夫在克里姆林宮接見由希門尼斯率領的古巴代表團時大力讚揚卡斯特羅領導的革命，認為“這是現代歷史上最著名的事件……卡斯特羅是偉大的國家領袖，是古巴人民偉大的解放者”。他還指出：“帝國主義者不敢公開進攻古巴，因為他們知道現在國際輿論不允許他們這麼做。” [178]  在1961年代表團嚴厲譴責美國對古巴發動的“吉隆灘入侵”。同年4月22日，赫魯曉夫致信美國總統肯尼迪：“蘇聯將捍衞所有國家的自由和獨立。顯然，我們不會承認美國有決定其他國家，包括拉美國家命運的權利。” [182] 
  • 東歐政策
蘇聯對東歐政策的調整首先表現在與南斯拉夫關係的正常化問題上。1953年4月29日，莫洛托夫會見南斯拉夫駐蘇代表，商談恢復兩國關係，南斯拉夫同意建立兩國“正常的過得去的關係”。6月15日，經過雙方協商，蘇南恢復了大使級外交關係。 [82] 
1955年5—6月間，赫魯曉夫正式訪問南斯拉夫，承認蘇聯在兩國關係中犯了嚴重錯誤，並表示蘇聯希望改善兩國關係，建立兩黨關係。雙方經過激烈討論，最後簽訂了一個反映南斯拉夫意願的著名文件——《貝爾格萊德宣言》。宣言明確指出：“尊重主權、獨立和領土的完整，尊重兩國相互關係以及與其他國家關係的平等地位” [83]  ，“承認並發展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 [83]  ，“相互尊重，不以任何無論是經濟的、政治的或是意識形態的理由干涉他國內政” [83]  ，“譴責任何侵略和任何政治上及經濟上支配他人的企圖” [83]  ，蘇南關係實現正常化。在赫魯曉夫訪南後不久，經鐵托的一再要求，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期間同各國黨舉行了會談，決定解散工人情報局。1957年6月，南共聯盟代表團訪問蘇聯，蘇南兩黨就兩黨關係發表莫斯科宣言，再一次肯定《貝爾格萊德宣言》是處理兩國關係的基礎，該宣言正式承認並宣佈了通向社會主義有不同道路的思想。 [82] 
赫魯曉夫在改善南斯拉夫關係的同時，對其他東歐國家政策也進行了一定限度的調整。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的推動和影響下，隨着蘇聯國內平反運動的展開，赫魯曉夫正式或非正式地向東歐各國黨表示，戰後斯大林時期各國黨很多領導人的蒙難屬於冤案。他們的罪名是莫須有的。東歐各國分別為在40年代下半期被處死的拉伊克、科斯托夫、波特拉什卡努、斯蘭斯基等人平反。 [86]  1956年12月到1957年6月，蘇聯與波蘭、民主德國、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簽訂了新的雙邊關係條約。通過這些條約，緩和和協調了蘇東關係，東歐各國獲得了更多的平等權利。1958年，赫魯曉夫把蘇軍從羅馬尼亞撤出，赫魯曉夫還打算從波蘭和匈牙利撤出蘇軍。 [85]  從1962年開始，羅馬尼亞政府分批分期地釋放政治犯，其中有不少過去被稱為反蘇的或敵視蘇聯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民族主義分子。到1965年，共釋放政治犯12750名。 [84]  在經濟方面，赫魯曉力圖加強社會主義各國的科技合作和經濟一體化，着力提高社會主義陣營的總體經濟水平，在經濟競賽中戰勝資本主義陣營。從1953年起，蘇聯逐步把斯大林時期與東歐國家合營的聯合公司轉讓給東歐國家。赫魯曉夫還放棄了一些東歐國家對蘇聯的戰爭賠款。在經互會的活動方面，赫魯曉夫結束了斯大林時期完全脱離自由市場的、政治因素起決定作用的“電話命令”的做法，經濟因素開始發揮更大的作用。尤其蘇共二十大後，蘇聯給予東歐政府某些自主權，滿足東歐國家的某些經濟要求，允許它們同外部世界，主要是與西方國家有一定數量的經濟往來。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東歐各國與西方國家問經貿關係的發展，據統計，從1957年到1961年，東歐國家向西方國家的貿易出口額增加了56％，從西方國家的貿易進口額增加了55％。 [82] 
1957年8月赫魯曉夫受到東德領導瓦·烏布利希歡迎 1957年8月赫魯曉夫受到東德領導瓦·烏布利希歡迎 [203]
但對於南斯拉夫不參加社會主義陣營，實行獨立自主的不結盟政策，蘇聯並不欣賞。赫魯曉夫認為南斯拉夫也應該像其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呆在“社會主義大家庭”裏，南在兩大陣營之間採取中間立場是“不符合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的。1957年南斯拉夫派出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了十月革命40週年紀念活動，但拒絕在12個執政的共產黨宣言上簽字。赫魯曉夫大為光火。赫魯曉夫對鐵托一直懷有戒心，認為在揭露斯大林的暴行後，鐵托明顯地在追求南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特殊地位和影響。赫魯曉夫還擔心鐵托企圖削弱蘇共對東歐各國黨的影響而擴大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影響。納吉被殺事件使蘇南關係再度惡化。1958年6月，赫魯曉夫在一次講話中稱鐵托為“特洛伊木馬”，並且聲明1948年情報局的的決議“基本上是正確的”。蘇聯還反對南斯拉夫的新憲法，引起了南斯拉夫的強烈不滿。蘇南關係再次惡化。 [156] 
1959年5月赫魯曉夫第十一次訪問阿爾巴尼亞，受到霍查迎接 1959年5月赫魯曉夫第十一次訪問阿爾巴尼亞，受到霍查迎接 [203]
另外，赫魯曉夫雖然口口聲聲説社會主義各國平等，卻惡化了蘇聯與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的關係。這方面既有經濟、安全等國家利益的原因，也有意識形態和領導人個人因素的原因。在經濟方面，赫魯曉夫加強了經互會的作用。他説：“社會主義世界體系不僅僅是一種各國社會政治的聯盟，它也是一種世界經濟體系。由此可見，實行協作不應當侷限在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的狹小範圍內，而應當根據社會主義世界經濟的規模，這就意味着要克服過去遺留下來的排外主義……。”社會主義的國際“勞動分工”和生產專門化，一方面固然有利於從整體上提高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但另一方面引起了經濟不發達國家（如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的不滿，以及它們與以蘇聯為代表的經濟較發達國家之問的矛盾。再加上蘇聯的大國主義、大黨主義，以及意識形態的分歧、國家利益的衝突、赫魯曉夫盛氣凌人的態度，蘇與阿、羅的矛盾日趨激化。在華沙條約內，蘇對阿實行排斥和冷淡政策，對羅馬尼亞實行遏制政策。從1962年起，阿爾巴尼亞不再參加經互會和華約的活動，事實上退出了社會主義陣營。羅馬尼亞雖然沒有退出陣營，但不參加華約的聯合軍事演習，在陣營內經常發出不和諧音。在赫魯曉夫下台前夕，即1964年4月，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發表了《羅馬尼亞工人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立場的聲明》，表達了要求中蘇兩黨停止公開論戰的強烈願望，並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問題及其戰略策略等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關於本國獨立自主立場、經互會問題和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聲明。聲明強調“國家獨立和主權、權利平等、互利、同志式的互助、互不干涉內政、尊重領土完整和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的原則”是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對外關係的準則；聲明指出“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麼‘老子’黨和什麼‘兒子’黨，‘上級’黨和‘下級’黨”；任何國家的黨“都不能把它的路線和意見強加給其他的黨”。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期間，赫魯曉夫對羅馬尼亞的農業集體化進行了近乎粗魯的直率的批評，使他與羅共領袖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本來就不夠融洽的關係更加冷淡，大約從此以後，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總是力圖避免與赫魯曉夫見面，常常有意迴避“大家庭”的雙邊和多邊會議。赫魯曉夫與阿爾巴尼亞恩維爾·霍查的關係搞得很僵，甚至到了對罵的地步。從60年代初起，阿爾巴尼亞基本上不再參加華沙條約和經互會的活動。 [156] 
1963年6月30日赫魯曉夫在瓦·烏布利希生日聚會上 1963年6月30日赫魯曉夫在瓦·烏布利希生日聚會上
  • 日本政策
赫魯曉夫在1956年與日本達成外交協議，發表《日蘇共同宣言》 [3]  ，蘇聯與日本恢復外交關係，並接受日本加入聯合國。同時日蘇雙方亦就二戰期間被紅軍俘虜之日本戰俘進行交涉，蘇聯將部分人士釋放回日本。不過蘇聯就日本由於北方四島領土問題關係，雙方始終沒有正式簽訂和平條約，而且雙方往後在北方四島問題上也沒有實質進展。 [82]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民族方面

  • 為強遷民族平反
在1944年，蘇聯政府將車臣等民族從高加索地區流放到中亞，1953年斯大林逝世，解決“特種移民”等歷史遺留問題的契機到來。貝利亞、赫魯曉夫和馬林科夫等蘇聯領導人就“特種移民”的平反問題已經達成共識。一方面，這是千萬蘇聯國民的呼籲和申訴的結果，要求為自己恢復公民榮譽及其他權利；另一方面，蘇共高層爭奪最高權力的政治鬥爭非常激烈，在為被流放民族平反的問題上展開競爭，每個覬覦最高權力者都試圖佔據主動，同時也都竭力避免承擔流放這些族羣的個人責任。貝利亞最早倡導了平反進程（由於他在政治角逐中失敗，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後來被無視和刻意抹殺，在他被處決後，赫魯曉夫等人繼續推動平反進程）。1953年3月28日，蘇共中央主席團通過決議，對一些滿足條件的犯人實行特赦。 [91] 
平反進程與蘇共黨內鬥爭存在某種關聯。1953年，貝利亞被處決，一些被流放族羣看到希望，如吉爾吉斯共和國的印古什人團體上書蘇共領導人控訴貝利亞對高加索族羣的暴行，請求取消對他們的種種嚴酷限制。 [92]  1954年，堅科、克魯格洛夫、魯涅夫等人向赫魯曉夫提議，放鬆對“特種移民”的限制：可以在州、共和國的範圍內自由流、改變居住地，每月只需向內務部報到一次；同時，考慮到墾荒運動等情況，中亞等地嚴重缺乏勞動力，希望這些“特種移民”能夠在流放地紮根下來，不要返回原居住地。 [92]  1954年7月16日，蘇聯內務部發布《關於解除對特種移民的法律地位的限制》的命令，蘇聯對包括被流放族羣的控制日益放鬆。1956年蘇共二十大之後，赫魯曉夫在黨內的地位已經日益穩固，他在為被流放族羣平反問題上也可以表現出更多的主動性和性，這就加快了為車臣人等被流放族羣平反的進程。 [90] 
但在1956年前的平反活動，多數是為了赫魯曉夫否定貝利亞、斯大林的輿論鬥爭而做的準備。而赫魯曉夫推動的平反進程還有一條重要規則：在平反時，不能要求返還相關人員和族羣被羈押、流放前後罰沒的財產。並且對於某些特定的待平反族羣來説，決定性因素是蘇聯的政治和外交需要。1955年9月9日，聯邦德國總理阿登納訪蘇，隨即，10月7日，蘇聯釋放剩餘的聯邦德國戰俘返回聯邦德國，到1956年初，共釋放了39628人。蘇共中央主席團還於1955年12月13日通過了決議，解除針對蘇聯境內日耳曼人在法律地位方面的各種限制，但是強調“無權要求回到原居住地”和“無權要求歸還財產” [93]  。另一方面，不少在斯大林時期被判刑或鎮壓的人本身是有罪的，而一些人借蘇聯政府推動平反的機會，企圖藉助一些資源，不提當年引發鎮壓的國內政治危機，而只講述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對待，也不提他們中許多人本身曾經就是“大清洗”的倡導者 [95]  ，只是要求蘇聯政府為自己平反，這種平反舉措同樣有失公正。此外，大量的類似申訴和請求佔用甚至浪費了司法資源，擾亂了正常的司法審理程序。例如，1951年詩人阿赫瑪託娃的兒子列夫·古米廖夫要求為自己平反，稱自己被判刑僅僅是因為蘇聯政府對他和他的母親“作為年輕東方學研究者的消極態度”。但是，經重審，證明古米廖夫被判刑確有反蘇的事實依據，因此其請求被駁回 [94]  。而且赫魯曉夫推動的平反有的並沒有立即執行和落實。例如，一些特種勞改營被改成普通勞改營，犯人作為“特別危險的國事犯”變相地被繼續關押 [92]  。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文化方面

“解凍”是赫魯曉夫時期意識形態工作的主題和典型特徵，大體上可分為“兩松兩緊”四個階段，與斯大林時期對意識形態實行強有力的“控制”形成鮮明對比。但赫魯曉夫對意識形態工作的“解凍”同時也顧慮重重，不同時段也不乏強化“控制”。赫魯曉夫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解凍”對蘇聯政治的發展和國際共運均帶來巨大影響。
  • 解凍思想
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蘇聯共產黨內的各政治力量不約而同地提出改革要求。赫魯曉夫領導的蘇聯共產黨進行了一系列政黨適應性變革，解放思想，進行思想文化上的“解凍”和反對個人崇拜。 [2] 
赫魯曉夫與《靜靜的頓河》作者肖洛霍夫在頓河上 赫魯曉夫與《靜靜的頓河》作者肖洛霍夫在頓河上 [161]
1954年5月，伊利亞·格里戈裏耶維奇·愛倫堡發表中篇小説《解凍》的第一部。用文學的方式隱喻斯大林時代的結束，蘇聯文藝界和廣大讀者褒貶不一、就這篇小説發表了各種評論和意見，在蘇聯社會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2]  《解凍》的發表，標誌着一個新時代的到來。1954年12月15—26日召開的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召開，赫魯曉夫代表蘇共中央致大會的賀辭要求作家深入研究現實，“發現生活中的矛盾和衝突”，“干預生活”，同時對“粉飾現實”和“歪曲、誹謗現實”兩種傾向進行了批評。 [87]  1955年5月7日，《文學報》發表專論，“在某些描寫衞國戰爭的作品中，有時會碰到一些嚴重違背歷史真實，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人民羣眾作用的學説的情況……我們有一些描寫衞國戰爭的作品，對戰爭初期的困難常常輕描淡寫。” [88]  在蘇共二十大召開之前，1955年12月《共產黨人》第18期發表了專論《關於文學藝術中的典型問題》。在1956年2月14—25日召開的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在總報告中不滿意蘇聯文藝的發展現狀，批評文藝“落後於生活，落後於蘇維埃現實”。 [89]  在蘇共二十大召開前後，蘇聯文藝界總體上就是強調“現實”，已經在事實上改變了斯大林時期的做法與路線。
赫魯曉夫在莫斯科馬奈日展覽廳舉行的藝術展 赫魯曉夫在莫斯科馬奈日展覽廳舉行的藝術展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代表大會上作的秘密報告引起了蘇聯社會的心理震動和思想變化。“1956年春天到了。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在大會秘密會議上的報告成了全國某種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震動。” [7]  代表大會之後的時期開始被稱為“解凍時期”。赫魯曉夫説：“愛倫堡使用了‘解凍’這個字眼。他認為斯大林去世後人們的生活開始解凍。這樣來形容那個時期，我當時並不完全贊成。毫無疑問，出現了一些鬆動。如果用警察式的語言來表達，那麼我們放鬆了控制，人們説話比原來自由了。然而我們身上是兩種情感在鬥爭。一方面，這樣的鬆動反映了我們國內新的情況，我們在往這方面努力。另一方面，我們當中有人根本不想解凍，他們責備説；假如斯大林活着，他是絕不會允許這樣做的。反對解凍的聲音清晰可聞。而愛倫堡在他的作品中善於十分準確地發現當前的傾向，對於奔馳的時代做出描述。我認為，他所用的字眼反映了現實情況，儘管我們當時對這個概念進行了批判。” [53]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對蘇聯社會的影響是全方位的。文學、藝術、音樂等最先對秘密報告的影響作出了反應。劇院舞台上開始上演根據考涅楚克的劇本《翅膀》排練的話劇，其中一位女主人公囚禁歸來。話劇結尾的歌曲裏説，國家“張開了翅膀”。被視為西方資本主義腐朽墮落生活象徵的爵士樂也開始流行。作為蘇聯第一支爵士樂隊的組建者和獨唱演員的人民演員——烏喬索夫的唱片重新開始出售。文學，繪畫和雕刻中的抽象主義流派重新盛行。作為雕塑家的涅伊茲韋斯和詩人的葉夫圖申科堅決支持抽象主義。另外，從1956年起，一些反映國內戰爭的電影《第四十一個》《苦難的歷程》《靜靜的頓河》《列寧的故事》等開始放映。社會生活上的變化最顯著地體現在青年身上。時髦的髮式、服裝、音樂、生活方式成為青年們關注的對象。在莫斯科舉辦的第六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對蘇聯青年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52]  這是多年以來的第一次，蘇聯青年能夠與外國的同齡人自由地接觸。參加過聯歡節的那一代人就説：“莫斯科聯歡節的結果，不是‘和平和社會主義力量’的勝利，而是自由的西方和擺脱了斯大林主義束縛的蘇聯歐亞大陸的相互結識。” [54] 
第六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1957年）
但赫魯曉夫對意識形態工作的“解凍”同時也顧慮重重，不同時段也不乏強化“控制”。帕斯捷爾納克事件是赫魯曉夫執政時期最有影響力的文化事件之一，同時也被認為是蘇聯官方文學政策發生轉向的標誌之一。蘇共歷來對文化問題，尤其是產生國際影響的文化問題給予高度重視。帕斯捷爾納克的小説《日瓦戈醫生》於1956年在意大利首次出版。小説即將被授予諾貝爾獎的消息，引起了赫魯曉夫深深的不安，他認為，有人在利用帕斯捷爾納克和他的作品達到反蘇的目的。因此，帕氏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在蘇共中央意識形態委員會的親自授意下，蘇聯各部門就已經開始地開展工作，試圖影響並最終改變結果。在1958年4月7日《關於可能向帕斯捷爾納克授予諾貝爾獎一事蘇聯駐瑞典大使的措施》決議中，意識形態委員會授意通過蘇聯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向瑞典方面施壓，申明如果將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帕斯捷爾納克，那麼這將被視為對蘇聯人民不友好的一種舉動。 [150]  此外，赫魯曉夫還指示蘇聯作協理事會秘書長馬爾科夫等人接觸瑞典左翼作家，獲悉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動態，並根據對方的建議，在蘇聯國內加大了對另外一位諾獎提名者肖洛霍夫的宣傳，希望獎項最終頒給同為提名者的肖洛霍夫。然而，1958年10月23日瑞典科學院最終還是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帕斯捷爾納克。這一結果引起了赫魯曉夫等蘇共高層的震怒。經意識形態委員會提議，蘇共中央主席團在授獎當天便通過了《關於帕斯捷爾納克的誹謗小説》的決議。決議言辭激烈地指責道，“帕斯捷爾納克的小説誹謗性地描寫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完成這場革命的蘇維埃民族，以及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將諾貝爾獎授予這部小説是針對我國的敵對行為，是國際反動勢力用來挑起冷戰的手段。” [151]  雖然作家迫於政治壓力發表公開聲明放棄領獎，但針對他的審查沒有就此結束，兩年後作家鬱鬱而終，而他的《日瓦戈醫生》首次在蘇聯發表已是30年後的事了。 [142] 
  • 反宗教運動
赫魯曉夫的“反宗教運動”持續了6年，直到赫魯曉夫被趕下台為止。赫魯曉夫的“反宗教運動”從其規模、破壞程度和後果看，與以前相比有所不同。
在蘇共黨的領導層中，以赫魯曉夫為首的新集團的崛起對宗教政策的變化起着關鍵性作用。1957年，赫魯曉夫在黨中央主席團中與“斯大林分子”的鬥爭，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所謂“思想家集團”——蘇斯洛夫、福爾採娃、波斯別洛夫、伊利切夫等人。這些人長久以來都對宗教表示反感。支持赫魯曉夫的還有共青團的領導者們——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謝列平、謝米恰斯內依、巴夫洛夫、阿朱別依等人。斯大林逝世後，與教會關係穩定的政策都被看成是斯大林的遺產，而青年一代對斯大林的遺產則持堅決反對和抵制的態度。赫魯曉夫堅信共產主義很快到來，也堅信宗教的反動和必須不斷加速它的衰亡。1957年11月29日，赫魯曉夫在同報業巨頭赫爾斯特講道：“人民的教育、科學知識必須推廣，要研究大自然規律而不給信仰上帝的宗教留下任何殘留之地”。赫魯曉夫把同宗教鬥爭看做是重要的意識形態問題，同宗教思想的鬥爭，無疑是蘇共領導人認為的向共產主義過渡中一個有力的武器，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同其他党進行意識形態鬥爭的重要手段。赫魯曉夫非常擔心政權上層中的部分人與東正教的復興運動聯合起來，動搖黨中央新領導的權力根基，動搖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信念。這是蘇共新領導改變宗教政策，策劃向宗教進攻的因素之一。 [69] 
  • 教育改革
20世紀50年代中期，赫魯曉夫對普通教育的體制進行了改革。在各加盟共和國首都、各共和國直轄市、各州、各邊區和大工業中心，開始實行綜合技術教育。1957年9月12日，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通過《關於吸收中等普通教育學校畢業的青年參加工農業生產》的決議，要求全國各企業、工地、機器拖拉機站、國營農場和其他組織的領導人，應當根據市和區勞動者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方針，接受青少年參加工作和訓練，使普通中等學校的綜合技術教育和就業勞動訓練結合起來。這一改革，反映了赫魯曉夫從教育體制上探索雙軌制。普通中等學校的畢業生不可能全部升入高等學校，其中很大一部分要進入勞動就業的行列。因此有必要從教育體制上提出雙軌制問題。普通中等學校的綜合技術教育實際上是綜合職業教育。實行綜合技術教育，反映了蘇聯中等普通教育從着意培養專門人才轉向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養。實行綜合技術教育説明斯大林提出的“技術決定一切”“幹部決定一切”口號的歷史任務大體己告完成。 [202] 
1958年12月24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關於加強學校同生活的聯繫和進一步發展蘇聯國民教育制度法》，以八年制普及義務教育代替七年制普及義務教育。八年制學校是不完全中等普通教育的勞動綜合技術學校，實際上是一種準綜合型職業學校，它既有基礎理論教育，又進行綜合職業訓練，和今後一面勞作、一面進行業務專門職業訓練學校相銜接。這反映了蘇聯社會已發展到需要大量的熟練勞動力的水平了。 [202] 
50年代後期，在赫魯曉夫支持下，高等教育事業又有了相當的發展。1956年，全國有765所高等學校，在校學生共186萬7千人。50年代末，有些高等學校進行合併，高等學校的絕對數有所縮減，而在校學生數仍然增加了。1961年全國有739所高等學校，分佈在全國247個城市，在校學生達到260萬。全國還有3300所中等專業學校，22萬4千所普通學校，在校的中、小學生共3620萬。蘇聯已建立起完備的教育配置和教育網。從十月革命勝利到1961年，各類學校共培養了480萬名高等專業人才和770萬名中等專業人才。 [202] 
蘇聯的高等學校很重視招收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學生。1961年入學的高等學校學生，有一半以上直接來自生產單位，且具有兩年以上工齡。高等和中等技術學校學生都有生產實習課。高等學校的大學生普遍成立大學生科學協會、各種科學小組和技術設計局等，開展的課餘科學實踐活動。高等農業學校學生全部學習時問的一半必須實地參加觀測和勞動。全國指定60個國營農場作為大學生的實習基地。蘇聯的綜合技術教育作為一種教育思想和方針，在各級各類學校中都加以貫徹。 [202]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軼事典故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赫氏風格

赫魯曉夫出身卑微，酗酒，講話文法混亂，穿着過時而風度不雅，態度生硬而舉止粗魯，而且常常發表輕率失當的聲明，講起話來無所顧忌，言過其實，因此在許多西方觀察家眼裏，他連給斯大林擦靴子都不配。
赫魯曉夫在演講 赫魯曉夫在演講 [196]
作為一國領袖，赫魯曉夫在外交場合常常一味逞口舌之利，甚至為求一時痛快而動輒惡語相向，產生災難性的後果。例如，1959年10月初訪華時教訓中國為了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山——西藏而同印度發生衝突很不值得，還指責中國激化了中美關係。 [72]  出言之無狀，滿座皆驚。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會議期間，他挖苦中國：“你們搞大躍進，可是人民沒有褲子穿，窮得要命。你們搞百花齊放，現在怎麼樣，還放不放？你們那麼愛斯大林，你們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們可以送給你們。你們老講東風壓倒西風，就是你們中國想壓倒大家，要壓倒全世界。” [73]  同年10月，他又當面對鄧小平説：“你知道的，高崗是我們的一位好朋友，可你們中央卻清除了他，這就是對我們不友好。你們不是喜歡莫洛托夫嗎？你們把他拿去好了，我們把他送給你們。” [73]  他還曾在外交場合大放厥詞：“如果中國新疆的哈薩克人表示願意讓蘇聯來治理的話，我們就把他們統統合並過來。” [164]  赫魯曉夫又對中國領導人進行了直接的人身攻擊：他含沙射影地指責毛澤東“像公雞好鬥那樣熱衷於戰爭” [164]  ，譏諷毛澤東是“破套鞋”， [68]  是“從鼻孔裏挖出理論的菩薩”。 [68]  他還當面挖苦鄧小平“以後不要帶棍子來”。 [68]  在中蘇兩黨分歧日深的情況下，赫魯曉夫的許多不當言行是導致雙方關係進一步惡化的一個重要因素。當胡志明建議毛澤東與赫魯曉夫親自會談時，毛澤東回答：現在人家把我罵得狗血噴頭，我去談什麼？ [68]  知情者回憶，毛澤東説過：“赫魯曉夫罵我毛澤東是好鬥的公雞，那好吧，我算是公雞，他赫魯曉夫是草雞！” [68]  赫魯曉夫本人有時也對自己的信口雌黃頗為後悔。1959年10月初他在北京口不擇言地大吵一通後，一回國便馬上建議雙方同時銷燬10月2日的會談紀錄。這説明他自己也覺察到了些什麼。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夢露飯局

1959年9月21日，美國好萊塢舉行了一場匪夷所思的宴會。宴會主賓是時任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名義上的主人則是紅極一時的影星瑪麗蓮·夢露。
當年9月15日，赫魯曉夫開始了自己的美國之行，成為第一個正式訪問美國的蘇聯領導人。當時，美蘇兩國關係非常微妙。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覺得赫魯曉夫“可以接觸”，和他多交流是有益的，決定好好宴請他。可是，赫魯曉夫對白宮國宴和戴維營便餐都不感興趣。他讓艾森豪威爾答應他兩個條件——逛逛迪斯尼樂園，並和夢露共進晚餐。逛迪斯尼樂園被美方以“不太安全”為由一口回絕了，因此，美國國務院的官員硬着頭皮去遊説夢露。沒想到夢露“單純”得出乎他們想象：雖然夢露都不知道赫魯曉夫是誰，但聽美國官員説“在蘇聯，可口可樂和夢露就意味着美國”，她便欣然同意了。
美國人沒有安排一次“二人世界”，而是安排了400人作陪客。夢露雖然在主桌上，但也沒有坐在赫魯曉夫身邊。首先，赫魯曉夫回憶了自己貧寒的童年，並語帶雙關地説，自己本來是鄰居眼裏的乖孩子，長大之後卻被一些人視作“無惡不作的壞蛋”。接着，他問候了20世紀福克斯電影公司的老闆斯庫拉斯，誇張地稱之為“自耶穌誕生以來的老朋友”。隨後，他話鋒一轉地表示，自己是來“自由的國度感受自由氣息的”，可是連去迪斯尼樂園的“小小要求”也得不到滿足：“那個樂園裏有什麼不能讓我看？有導彈發射架嗎？”赫魯曉夫的話讓在場的人如坐針氈，不知道怎麼回答。所有人都選擇了沉默。但此時，夢露開口了，而且只説了一句話：“您剛才的話真的很有意思。”
1959年9月，夢露參加美國歡迎赫魯曉夫的宴會。 1959年9月，夢露參加美國歡迎赫魯曉夫的宴會。
這句話瞬間讓氣氛變得輕鬆起來。赫魯曉夫馬上改用親切的口吻和明星們攀談，陪客們也不再如開場時那般拘束。赫魯曉夫還盛情邀請夢露到蘇聯做客：“您將吃到別處絕對吃不到的蘇聯風味餡餅。”考慮到禮儀，赫魯曉夫很快也向同桌其他明星發出了邀請。
以冷場開始的宴會最終在熱烈的氣氛中結束，散席時，赫魯曉夫意味深長地説了一句“可以回家了”。在隨後舉行的蘇美領導人戴維營會談中，緊張的氣氛大為緩和。不過，飯局的女主角夢露卻被遺忘了。只有她自己認為，她挽救了世界和平。據説，夢露後來津津樂道於這次“約會”，認為自己的影響力成功地讓蘇聯領導人打消了核冒險的念頭。然而，夢露的傳記作者們認為，她是個熱情但頭腦簡單的人，之所以敢在飯局關鍵一刻發言，並非是對政治敏感，而是因為“沒心沒肺”，歪打正着。
2006年前後，美國媒體報道，歷史學家看到了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解密文件。這些文件顯示，1962年7月，聯邦調查局局長鬍佛接到報告——夢露向別人透露過她與肯尼迪總統的談話。夢露問了總統許多重要問題，肯尼迪也都做了回答。聯邦調查局懷疑夢露口無遮攔，使得兩人的談話內容傳到了克里姆林宮。一個月後，肯尼迪兄弟不約而同地斷絕了與夢露的往來。夢露意識到危險後，曾打電話給好友，説自己知道一些“危險的秘密”。第二天，她被發現死在洛杉磯的公寓中。幾乎與此同時，美國發現了蘇聯設在古巴的導彈發射場，古巴導彈危機爆發，而當時的蘇聯領導人正是夢露的“約會對象”赫魯曉夫。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訪華軼事

1959年，人民大會堂和釣魚台國賓館的建成，為中國接待外國政要和高級代表團提供了保障。這一年，赫魯曉夫訪華，也是他第三次中國之行。他入住釣魚台國賓館總統套間後，似乎不滿意，對北京市長彭真抱怨説：“國賓館裏的浴缸太小了。”當時工作人員感到奇怪，赫魯曉夫身高不過1.68米，而國賓館裏的浴缸都是按大號定製的，怎麼嫌浴缸小呢？當時中蘇關係風雨交加，中蘇兩黨走向公開大論戰。10月2日，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與赫魯曉夫在中南海進行會談，雙方展開激烈爭論。毛澤東與赫魯曉夫措詞強硬、互不相讓。後來人們分析，也許赫魯曉夫當時已經對中國各方面都看不順眼，因此對國賓館的浴缸亂挑毛病也就不足為奇了。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講究飲食

赫魯曉夫來自於農村和礦井，這是他一有機會就隨時可以講給任何人聽的美妙故事。他的故鄉烏克蘭的美味給他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所以，他最愛好的菜餚大都是烏克蘭的肥美肉菜：烏克蘭牛肉紅菜濃湯、生爆醃肥肉、澆酸奶油的肉餅、澆黃油和酸奶油的甜餡餃子和烏克蘭疙瘩湯、以及各種辣的、肥膩的涼菜。赫魯曉夫還大量地喝酒，酒喝得越多，這肉也就吃得越多。他在當烏克蘭第一書記時這樣的大吃狂喝，他在莫斯科執政時更是這樣的飲宴無止境。所不同的是，在烏克蘭伺候他飲宴的只是一小羣人，而在首都滿足他的這種重要的生活需要的卻是一大批服務人員、隨從，甚至外交部的禮賓官員。 [188] 
從此，在蘇聯領導人的出巡歷史上就出現了一種新的情景，形成了一種習慣。只要赫魯曉夫到外地去巡視，甚至到外國去訪問，餐隊人員總必定隨行。他們人數眾多，行囊如山。他們要帶足赫魯曉夫喜歡吃的食物，尤其是土生土長的烏克蘭人赫魯曉夫所最喜歡、餐餐離不開的烏克蘭“疙瘩湯”。赫魯曉夫常説：“怎麼能沒有疙瘩湯？沒有疙瘩湯，我吃不飽！”1954年10月，赫魯曉夫訪問中國時，他就帶來了全套的俄式廚房和全部他所需要的食品。在北京他們下榻的官邸裏，由他當時的親信、國家安全部部長伊萬·亞歷山德羅維奇·謝羅夫親自負責赫魯曉夫的飲食。每頓上的都是赫魯曉夫喜歡的飯菜，可赫魯曉夫卻偏偏對飯食越來越挑剔。他不時地對謝羅夫呵叱説：“謝羅夫，怎麼這湯是涼的？怎麼這肉餅沒有放鹽？怎麼這美味沒有放糠子？” [188] 
在設計克里姆林官大會堂時，主持工作的領導人員顯然考慮到了赫魯曉夫的好吃的特殊需要，讓設計師們設計了一處非常大非常豪華非常有層次的小吃兼宴會廳。當赫魯曉夫本人親自來到這個小吃廳時，華燈一下通明，美味頓時噴香，酒氣頃刻四溢。他高興極了，於是手舞足蹈地説：“對！就要這樣！就要讓人民在欣賞偉大藝術的同時，也能吃到這些美味！” [188] 
赫魯曉夫執掌國家政務的幾年間，蘇聯黨和蘇維埃的一系列重大會議幾乎都是在這大會堂裏進行的。因此，那時的小吃廳是非常繁忙的，一天要供應好幾次美食佳釀，甚至深夜都要備好豐盛的筵席，以待赫魯曉夫的特殊需要。在此期間，莫斯科所有劇院的小吃廳都在這種時尚之風的影響下進行了改造：從只供應香檳點心到供應熱菜熱湯。那些新建的文化和體育設施都特別注重了小吃部的設計和安排。赫魯曉夫執政的10年，是莫斯科劇院小吃部供應最好和完美無缺的時期。來劇院的普通老百姓也可從中得到某種實惠，感受到節日般的歡愉。 [188] 
赫魯曉夫在中國的晚宴 赫魯曉夫在中國的晚宴
赫魯曉夫執掌的權力越大，他越來越津津樂道於美食佳釀。在1954年以前，他雖然執掌了國家的最高權力，但他除了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大餐沒有嘗過其他的美味，所以他頻頻地要吃“疙瘩湯”和“牛肉紅菜濃湯”。1954年10月，他來中國訪問，中國的美食使他大開眼界，驚訝不止。赫魯曉夫和他的隨行人員是在上海首先接觸到中國飯菜的。他們吃到了他們從未吃過的東西：松花蛋、燕窩湯、蝦、墨斗魚、魚翅海蔘、龍虎鬥”等。在赫魯曉夫離開北京時，毛澤東主席曾風趣地對他説：“你們到我國的南方去，那裏的人肯定要請你們吃蛇。不要不自在。順便説一下，在我國的南方是普遍吃蛇的。這可是很好理解的事：要是廣東人不吃蛇，蛇就會把所有的廣東人都吃掉。”他從上海吃到杭州，吃了名菜“杭州醋魚”等，又吃到了廣州，在那裏吃了真正的蛇宴。他對“五蛇湯”特別的欣賞，讚不絕口。以後，他曾經多次向隨行人員詢問：“為什麼我們不吃蛇？為什麼我們的蛇不能吃？”在享用了這樣的中國美食和佳釀之後，赫魯曉夫眉飛色舞地説：“夠了，夠了，別再吃那個‘疙瘩湯'和‘紅菜湯'了！應當吃中國菜。讓尼古拉.米哈依洛維奇要油炸蛇，讓雅得加爾點黃燜狗肉！” [188] 
鑑於年齡已經六十開外，步入晚年的赫魯曉夫在飲食上有所節制。根據衞士的回憶，赫魯曉夫的食譜大致是：早餐，兩片烤黑麪包，小罐酸奶，有時則是酸奶生菜加奶渣。衞士讓他養成每天喝兩次新榨果汁、每次一杯的習慣。沒有榨汁機，衞士就親自制作。任何情況下，哪怕正在會見，果汁是必上的。如果有客人，就上兩杯。果汁五花八門，有葡萄汁、橙子汁、黑茶藨子汁、櫻桃汁等等。午餐時，赫魯曉夫願用偏素的菜餚，油膩食物基本不用。如果去打獵，烤羊肉串也是必備的。赫魯曉夫有段時間很喜歡西紅柿，後來不知是誰散佈流言，説吃西紅柿有害：因為會使鹽沉積在體內。赫魯曉夫正好存在鹽沉積的問題，從此他西紅柿一口不吃。後來主管農業的波利亞科夫勸他説：“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別相信鹽沉積是吃西紅柿引起的！”他才又開始吃西紅柿了。 [129]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嗜酒如命

赫魯曉夫喜歡喝酒。有個與眾不同的酒杯，外形與正式宴會上使用的酒杯毫無區別，容量卻只有30毫升，普通酒杯為60毫升。這支專用酒杯是克格勃第九局特製的，之所以容量較小，因為杯子底部和杯壁都加厚了，且外側有雕出的花紋，幾乎以假亂真。這個酒杯專門用於較為豐盛、酒精飲料較多的宴會。衞士將這個酒杯作為必需物品隨身攜帶，不敢馬虎。 [129] 
赫魯曉夫訪美時緊抱香檳 赫魯曉夫訪美時緊抱香檳
在赫魯曉夫當權時期，赫魯曉夫還曾經命專人釀造過一種高檔伏特加。赫魯曉夫下令組織專人為克里姆林宮釀造特製伏特加的隊伍當中甚至還包括了幾名前蘇聯時期的知名科學家，甚至一些科學試驗室也接到了這個“特殊任務”。除此之外，為了研製克里姆林宮專用的伏特加，赫魯曉夫政府還下令在莫斯科和基輔成立了兩個酒類研究所。據當時參與研製這種特製伏特加的人員後來透露説，這種為克里姆林宮特製的伏特加是一種完全透明的液體，是由高質量的酒精和水配製而成。而且這種伏特加雖然沒有添加糖、蜂蜜、葡萄糧或其他軟化劑，但是它的味道卻非常好，但在研製過程當中卻花費了科學家們很多的心血，他們經過無數次對水和酒精進行試驗。 [131]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狩獵迷”

赫魯曉夫還是個狩獵迷。1964年1月的一天，赫魯曉夫同來訪的菲德爾·卡斯特羅一起打獵。第一次狩獵在扎維多沃狩獵場，參加者還有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馬林諾夫斯基、米高揚等蘇聯政要及卡斯特羅的弟弟勞爾·卡斯特羅。在狩獵場，他們竟然“打”起了羣架。起初，中央委員波德戈爾內和勃列日涅夫把赫魯曉夫撂倒在雪地裏，然後放倒米高揚，並在卡斯特羅身上撒了一層雪。赫魯曉夫甘拜下風，他摘下皮帽，裝滿了雪，戴到自己的頭上。狩獵開始後，卡斯特羅用美國的M14步槍打野豬。赫魯曉夫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小小的軍用水壺，先給卡斯特羅和勞爾斟酒，然後再給自己斟上。 [129]  不過赫魯曉夫的狩獵並非每次都這麼快活，1959年冬天發生的一件事情還帶來了某些政治後果。 [132] 
赫魯曉夫和其他中央主席團委員在狩獵 赫魯曉夫和其他中央主席團委員在狩獵
1959年冬的某一天，赫魯曉夫和其他中央主席團委員一起前往扎維多沃狩獵場。狩獵開始後，赫魯曉夫與基裏琴科手持獵槍並排站着，兩聲槍響幾乎同時發出。眾人迅速向擊斃的大野豬旁邊圍成一圈。基裏琴科説道：“瞧瞧，我的槍法多好，一槍致命，給它來了個嘴啃雪。”“你在胡扯些什麼？是我最先把它撂倒的，你是在我後面開的槍，”赫魯曉夫反駁説。 [129]  “不對，這是我的戰利品，我的獵物，我比你先把它撂倒，”基裏琴科寸步不讓。“你怎麼可能比我先開槍呢？野豬是從我這兒往你那邊跑的嘛，利托夫琴科可以作證。我的槍響後，他馬上衝我喊：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野豬死了。“基裏琴科寸步不讓。”不知道你的利夫託琴科是朝哪兒看的，可野豬是我打死的，”基裏琴科惡狠狠地説道。“你見鬼去吧，跟你有什麼可辯論的？讓圍獵人來分析，那兩顆扎坎槍彈從哪兒來到哪兒去，他們會給我們報告的。咱們休息去吧，打獵成功，吃點兒東西倒也不錯。” [132]  二人你一言我一語爭論不休。飯桌上幾杯酒下肚，兩人又爭論究竟是誰打死了野豬。基裏琴科始終堅持己見。這時圍獵人和助手一起來了，報告説野豬身上的確是兩顆扎坎槍彈。第一顆打中耳朵飛入眼睛，野豬就倒斃了。這顆槍彈屬於赫魯曉夫。第二顆槍彈穿過肋骨，未觸及心臟，受傷的野豬還可以跑動。 [129] 
“讓你的那些結論見鬼去吧，馬屁精！”基裏琴科喊開了。“別大聲嚷嚷了！”赫魯曉夫喊道。“謝謝兩位夥計，分析很到位。過來，一人一杯白蘭地，我也陪你們喝。至於基裏琴科同志嘛，我是不會跟你去搞偵察的咯。”赫魯曉夫站起身來，穿上衣服，鑽進汽車，跟誰都沒有告別，徑直返回莫斯科了。這次狩獵之後不久，基裏琴科便不在蘇共中央供職。他的職務由弗羅爾·羅曼諾維奇·科茲洛夫擔任。 [129]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幸運彩票

20世紀20年代末期，年輕的赫魯曉夫曾在蘇聯工業學院裏學習和任職。當時，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娜傑日達·阿利盧耶娃也在工業學院學習。由於她是領導人的妻子，工業學院的許多師生一開始都很謹慎，很少和娜傑日達·阿利盧耶娃説什麼話。但相處的時間久了，大家發現阿利盧耶娃其實個性温柔隨和，平易近人，絲毫沒有官太太的架子，對社會對民眾都充滿了關懷和同情。於是，大家和阿利盧耶娃的交往逐漸多了起來，和她聊天談話的內容也越來越豐富了。按照赫魯曉夫自己的回憶，自己當初之所以受到斯大林的關注、垂青和提拔，是因為斯大林通過自己的妻子阿利盧耶娃瞭解到，“赫魯曉夫同志”一直在工業學院裏為維護斯大林的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總路線而鬥爭。按照赫魯曉夫自己的説法，斯大林的妻子阿利盧耶娃就是“我的幸運彩票”。 [105] 
但後來的蘇聯歷史學家們在訪問依然健在的工業學院師生時，得知了完全不同的情況。當時正值斯大林強制推行農業集體化的時期。當時工業學院的許多師生也被動員，下鄉去幫助推進農業集體化。因此，他們親眼目睹許多可怕的事情：飢餓，孤兒，流放，槍決……他們回到學校之後，把這些情況都告訴了阿利盧耶娃。阿利盧耶娃痛心之下，回家後對丈夫斯大林談到了這個問題。而斯大林則勃然大怒，喝問是誰向她傳播“這些可恥的謠言”。
“但這怎麼是謠言呢，大家都是這麼對我説的啊！”阿利盧耶娃爭辯着。“學校裏的每個人都對你這麼説？”斯大林逼問道。“只有一個人沒這麼説，他説這些都是敵人的謊言。他叫尼基塔·赫魯曉夫。但我相信，他之所以這麼説，並不是因為他堅持真理，而只是膽小怕事和奉承領導而已。”阿利盧耶娃説道。但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斯大林已經記住了尼基塔·赫魯曉夫。
隨後，阿利盧耶娃就讀的工業學院成為“大清洗”的重災區，許多接觸過阿利盧耶娃和向她述説實情的師生都被逮捕。但是，赫魯曉夫卻開始官運亨通起來。在斯大林的關照和批示下，年輕的赫魯曉夫很快成為學校黨委的一把手，沒過幾年甚至成為莫斯科市的市委書記，一路順暢。 [74]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懼斯大林

赫魯曉夫 赫魯曉夫
20世紀30年代後期的蘇聯大清洗期間，有一天，赫魯曉夫去克里姆林宮的斯大林辦公室彙報工作。他進門時，斯大林正坐在桌子後邊埋頭閲讀和批示文件。斯大林桌子上文件堆的像小山一般，幾乎把斯大林都擋住了。看到斯大林正在忙着，赫魯曉夫就沒吭聲，自己搬了張椅子，坐到斯大林的辦公桌旁，打算等他忙完了再開口。
桌子上的文件堆的像小山，赫魯曉夫就像坐在文件堆後邊一般。這時，斯大林抬頭瞄了赫魯曉夫一眼，眼裏有些不悦的神色，嘴裏不滿的嘟噥着：“過來把文件挪開，坐近點！你躲什麼，我們又不會逮捕你……”赫魯曉夫當時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還有一次，赫魯曉夫等人陪同斯大林在郊外的小別墅裏吃飯。當時二戰已經結束，斯大林已經是晚年了。驚恐萬狀的赫魯曉夫聽見斯大林竟然這樣嘟噥着：“我是個不可救藥的人，我不信任何人，我誰也不信，我連我自己都不信……”
在斯大林的最後幾年裏，斯大林大幅減少了黨的會議，處理公務基本上都是在通宵達旦的宴會上進行。斯大林習慣將核心集團（貝利亞，馬林科夫，赫魯曉夫，布爾加寧等人）召集到克里姆林宮看他最喜歡的美國西部牛仔電影，然後於凌晨1點左右到自己的別墅中聚餐，並經常將赫魯曉夫等人灌的酩酊大醉。斯大林還喜歡叫他們跳舞取樂，赫魯曉夫不得不為他表演烏克蘭的傳統舞蹈戈帕克。 [107]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特殊禮物

曾僅次於斯大林的重要領導人莫洛托夫的妻子波利娜·熱姆丘仁娜是猶太人。在1949年的一場蘇聯國內的反猶太人運動中，莫洛托夫的妻子也被逮捕（因為當時以色列已經建國，蘇聯方面擔心自己國內猶太民族的穩定性，甚至莫須有的懷疑許多蘇聯猶太人都是潛在的叛徒）。對此，莫洛托夫也是噤若寒蟬，不敢對妻子被捕做什麼表示，更別提營救了。
1953年3月9日為斯大林舉行葬禮的那一天正好是莫洛托夫的生日。離開陵墓時，赫魯曉夫沒有忘記祝他生日快樂，還問莫洛托夫想要點什麼作為生日禮物。“還我波利娜。”莫洛托夫一邊往前走，一邊冷冷地答道。這個要求馬上被傳給貝利亞，於是波利娜馬上被傳到貝利亞的辦公室。當時波利娜還沒聽到斯大林的死訊，只是擔心會出現更壞的局面，但沒想到貝利亞一見她走進辦公室，就立刻從辦公桌旁跳了起來，跑過去抱住她並且大聲嚷道：“波利娜，你是個光榮的共產黨員！”波利娜一下子倒在地板上昏厥過去。經過迅速搶救，她甦醒過來；接着讓她休息片刻，給她換上一套新衣服，隨即用車送她回家——作為莫洛托夫的“生日禮物”。 [158]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外交詭辯

1959年9月，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有位美國記者向赫魯曉夫發問：“赫魯曉夫先生，聽説您在我國匹茲堡的一個機牀廠參觀時，您曾經送給一位工人一隻手錶，有這麼一回事嗎？”“有的。”赫魯曉夫從容不迫地説。“這使我想起了一個有關聯的事：尼克松先生到貴國莫斯科訪問時，要給您的一個工人一筆錢，你們的報紙指責他企圖收買那個工人。現在，您送的雖然不是錢，而是手錶，但這手錶據説也相當值錢的，您説對嗎？” [169] 
“手錶當然很值錢，但是，我會見的那個工人給了我一支雪茄煙，而且很友好地拍拍我的肩膀，説明美國人民對我很友好。我送給他一隻手錶，僅僅是答謝貴國工人的好意。請問，相互友好的表示和收買是一回事嗎？因此，我的行動和尼克松先生給我的工人錢所想達到的目的是毫無共同之處的。那位美國記者頓時啞口無言。 [169] 
1960年5月，蘇、美、英、法在法國巴黎召開四國首腦會議。會上，赫魯曉夫突然和艾森豪威爾爭執了起來。起因是美國U一2高空偵察機侵入蘇聯領空，赫魯曉夫要艾森豪威爾道歉並承認是“侵略行徑”。艾森豪威爾堅持不肯承認。赫魯曉夫一拍桌子，起身要走。 [169] 
東道主戴高樂總統也發火了，但他微笑着説：“昨天，就在你離開莫斯科前，你們發射的那顆衞星未經我們的許可，已飛越法國上空18次了，我怎麼知道衞星上沒有照相機對我國拍照呢？“赫魯曉夫説：“我們最新發射的衞星上沒有照相機。”“那你們是怎麼拍下月球背面的那些照片的呢？”戴高樂窮追不捨。 [169] 
赫魯曉夫靈機一動，詭辯道：“那不是照相機，那叫紅外線探測掃描器。”戴高樂心裏很氣，但辯不過赫魯曉夫，愣住了。 [169]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保守衣着

在後斯大林時期，蘇聯領導人的衣着方式並未追着潮流走。赫魯曉夫在這方面相當保守。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不穿普通襯衫，改穿烏克蘭的繡花襯衫。赫魯曉夫只穿蘇聯的衣服，也就是在專設服裝店為他縫製的衣服。甚至衣服面料也是國產的。 [132]  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不穿普通襯衫，改穿烏克蘭的繡花襯衫。後來工廠開始生產禮帽了，他就老説：“終於把外國玩意兒扔掉了！”每到一地，赫魯曉夫都要誇誇孔策沃生產的衣料、花呢、厚呢子。 [129]  他最不想穿燕尾服，以他的身材穿這樣的衣服未免太滑稽。頭一次出現這個問題是1955年準備出席日內瓦會議的時候。一下子冒出了許多同禮儀有關的問題：穿什麼衣服，如何問好，如何使用叉子等等。他倒是不怕提出問題，當時提到燕尾服。他認為沒有必要去迎合，現在這身西服就可以了。 [132] 
上世紀50年代末，國家領導人的衣服都是在庫圖佐夫大街專設服裝店縫製的。當然無需本人去店裏，量尺寸要麼在辦公室，要麼在住所。不過中央主席團委員的妻子得去服裝店。當時分三個等級，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屬第一級，中央委員次之，各部部長和黨中央機關幹部再次之。赫魯曉夫時代一般選用國產衣料，至勃列日涅夫時代才開始購買進口衣料。蘇聯最高蘇維埃和克格勃都有自己的服裝店。克格勃的製鞋店名聲在外，因為赫魯曉夫和柯西金穿的鞋都在那定做。這裏有皮鞋、便鞋、優質皮革鞋，赫魯曉夫最喜歡那種微孔橡膠底鞋。 [129] 
赫魯曉夫的觀念相當保守，況且他不很年輕了。這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了他對衣着的態度。西服、襯衫和領帶倒還多少合乎時代潮流，至於內衣，別説時髦了，簡直就是有失體面。據衞士講，這些衣服都不好意思往洗衣店裏送。赫魯曉夫出國時，他的衞士什麼都得幹，甚至還負責洗內衣，而且是自己洗，不讓旁人插手，一是為了安全起見，再是為了不給國家丟臉。要是送洗衣店，讓人家看見帶鈕釦和細繩子的長襯褲，別提有多丟人了。衣服全都是蘇聯產品，要是碰到進口貨，就把商標統統剪掉。直到赫魯曉夫當上了第一書記和政府首腦，妻子尼娜·彼得羅夫娜有時還給他補襪子呢。赫魯曉夫很喜歡游泳，卻不認可游泳褲游泳衣，穿着黑色或者深藍色的緞紋內褲就下水了。 [129]  [132]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土豆政客

斯大林去世後，赫魯曉夫在爭奪蘇聯最高權力的鬥爭中脱穎而出，成為勝利者。可是在他獲勝前，他的那些“同志們”或競爭對手們，對赫魯曉夫這個矮胖的、禿頂的、粗俗的、有點滑稽的人都很輕視。 [18] 
蘇維埃主席團的成員們都曾經看不起他。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布爾加寧曾經翹着山羊鬍子嘲笑他是未經琢磨的“МУЖИК”（鄉巴佬）。貝利亞挖苦他是“我們的土豆政客”，卡岡諾維奇説他是沒有受過什麼教育和訓練的“幸運兒”，馬林科夫總理和莫洛托夫外長用藐視的口吻索性送他一個綽號：“НИЧТОЖНЫЙ”（一錢不值）。 [18] 
結果曾經不可一世、令人膽戰心驚的“政治殺手”貝利亞被赫魯曉夫逮捕並迅速槍決了。卡岡諾維奇被他親手提拔起來的這位“幸運兒”放到不為人知的地方幹些無須受教育便可勝任的粗活。馬林科夫被這位“НИЧТОЖНЫЙ”送去西伯利亞管理發電廠。莫洛托夫則到外蒙古與烏蘭巴托的外交官們碰杯去了。伏羅希洛夫和布爾加寧雖然保住了榮譽地位，卻也只能在這位他們所藐視的人物身邊服服帖帖。土豆政客開始大權獨攬。 [18]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妙用皮鞋

1956年，匈牙利發生騷亂，蘇軍後來出兵布達佩斯，將騷亂堅決鎮壓了下去，時為轟動一時的“匈牙利事件”。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都決定開會討論匈牙利事件，美國等北約國家希望以此為機會，狠狠抨擊蘇聯。於是，蘇聯代表團預先討論決定，按照國際外交禮節行事，當聯合國會議開始討論“匈牙利問題”時，蘇聯代表團將集體退場，以示抗議。赫魯曉夫得知這個決定後大吃一驚，表示反對。於是在赫魯曉夫的安排下，蘇聯方面決定：不退場，而是要攪亂會場。
手拿皮鞋的赫魯曉夫 手拿皮鞋的赫魯曉夫
會議開始的那一天，當主持人宣佈開始討論“匈牙利問題”時，赫魯曉夫大聲的打斷主持人發言，喝問主持人有什麼資格説話，並大聲宣稱自己按照會議程序也有權發問，其他的蘇聯代表們也立即大聲的喧譁起來，吵成一團。為了增強氣勢，蘇聯人還用擺在桌子上的名牌來敲擊桌面，噼噼啪啪的響個不停。頓時，會場裏吵鬧聲、斥責聲和哄笑聲響成一片，會議再也開不下去了。就在這個當口，赫魯曉夫的手錶掉在了地上，他於是彎下腰去撿手錶。可是，他在桌子底下提了一隻皮鞋上來。他接着就用皮鞋使勁的敲起桌子來。第二天，會議決定討論“阿爾及利亞問題”，阿爾及利亞當時還是法國的殖民地。一聽要討論這個問題，法國人自然也不樂意了。於是，法國代表團就集體退場來抗議。臨走前，法國人狠狠的説道：“我們要去買雙更結實的皮鞋來，滑雪皮鞋！”
無獨有偶。1960年10月12日聯合國大會一場關於殖民主義的辯論上，迴應菲律賓代表所謂的“東歐國家缺乏自由，像蘇聯的衞星國一樣”這樣的指責。赫魯曉夫憤怒地砸桌子，然後他從桌下拿起一隻鞋繼續滿懷義憤地砸了幾下桌子。成為著名的外交事件。然而，後來經過對現場照片的分析，發現實際的情況是：赫魯曉夫在手拿皮鞋敲打的同時，他的兩隻腳上其實都穿着皮鞋。其實赫魯曉夫提前就預備了一隻額外的皮鞋。他並不是一時興起脱下皮鞋抗議，這個舉動是精心安排過的，這是典型的蘇聯恐嚇式外交手段。還有另外一種説法認為，他手中拿的鞋是身邊一個人的。當時赫魯曉夫只是一時興起，順手抄起了那隻鞋，敲打桌面。他的孫女後來寫道，他當時穿着一雙很緊的新鞋，所以他坐下時脱掉鞋並將它們放在桌下。她和赫魯曉夫的譯員説當他站起來敲桌子的時候過於用力以至於他的手錶都脱落了，他去撿手錶的時候看到了他的鞋，並用鞋代替拳頭繼續敲桌子。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退休老朽

下台之初的赫魯曉夫很不適應，感覺自己被欺騙了、被拋棄了。他常常一個人坐在椅子裏發呆，老淚縱橫。赫魯曉夫的孫子當時很小，正上小學。學校老師逗孩子玩，問“你爺爺在幹什麼啊？”孩子回答道：“爺爺正在家裏哭呢！”赫魯曉夫逐漸發現，他以前一直倡導的全面改革早已被一步步拋棄，而蘇聯的社會生活也又回到了原來的軌道上。他從兒子那裏得到了幾本“禁書”，當看完其中一本小説《日瓦戈醫生》後，卻有些愴然地感慨道：“我們不該禁止它，裏邊並沒有什麼反蘇言論。”赫魯曉夫最喜歡的依然是散步，因為這會讓他遇見一些旅行者，他總是喜歡停下腳步，和大家隨便聊天。談論的內容基本都是對往事的追憶，偶爾也就當下的國際時事發表一些評論。聽眾們自然聽得津津有味，偶爾還會提出一些問題。赫魯曉夫便愉快地回答他們，只是如果問題涉及到勃列日涅夫時，他便總是揶揄自己道：“我已經退休了，現在的工作只有散步，不負責評論。你們有健全的頭腦，當然可以去辨別是非。”
後來，赫魯曉夫逐漸看的開了，心情也恢復了正常，也常常出去和外邊的農民們聊聊天，有時候就在自家院裏的小菜園忙活着。有一天，有幾個從梁贊州來的老農路過，聽説退休後的赫魯曉夫就住在這裏。於是，幾個老農就壯起膽子，決定去看看他。老農們打聽着來到赫魯曉夫家的院子圍牆外。他們把隨身的皮箱壘在牆角，然後爬到皮箱上，扒着牆頭，伸長脖子朝院子裏張望着。他們看見赫魯曉夫正在院裏的小菜園忙活着，頗有些自得其樂。“喂，尼基塔！他們不會在這兒把你幹掉吧！”一個老農大聲問他。赫魯曉夫頭也不抬，一邊忙活一邊答道：“不會的，不會的！”
據衞士講，赫魯曉夫住在後來的彼得羅沃—達利涅耶別墅，實際上處於軟禁狀態。確實必要時方可獲准外出，例如去格拉諾夫斯基大街醫院或者中央臨牀醫院。每當他表示想去某個地方，衞士當即向領導轉達，通常都遭到拒絕。赫魯曉夫也沒有多少可去的地方。當局給他配了一輛吉姆車，另有一輛伏爾加備用。直到去世前幾年，赫魯曉夫才被允許“遠足”，例如參觀花展之類。實際上沒有人來拜訪赫魯曉夫，家庭成員的客人均需經過仔細的檢查。勃列日涅夫很害怕赫魯曉夫，沒有人相信他會善罷甘休，無所作為。當局把每一個來訪者都當成潛在的通訊員。 [129] 
赫魯曉夫臨終前兩三年，很少去劇院或者去馬涅日看展覽，時不時地有客人登門拜訪。1970年，孫女尤麗婭把歌唱家維索茨基帶來，在別墅呆了一整天。來拜訪前國家首腦，如南斯拉夫大使米丘諾維奇、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亞諾什·卡達爾和美國副總統尼克松則均被當局拒之門外。尼克松甚至已經到達赫魯曉夫在市內舊馬廄衚衕的住宅，卻有人對他説赫魯曉夫此時“突然”不在莫斯科。 [129]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個人作品

赫魯曉夫回憶錄 赫魯曉夫回憶錄
赫魯曉夫下台後，在家人勸説下，開始在家撰寫回憶錄，並交兒子謝爾蓋委託美國時代公司出版。經過赫魯曉夫之子謝爾蓋的反覆斡旋和催促，赫魯曉夫終於於1971年1月見到了英文版的《赫魯曉夫回憶錄》，8個月後他即離開人世。1974年，回憶錄第二卷在美國問世。 [60] 
赫魯曉夫多年擔任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其政治生涯涵蓋了從俄國十月革命到60年代蘇聯幾個重要歷史時期。他的回憶錄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蘇聯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畫面，披露了長期以來蘇聯最高層的重要活動，介紹了某些政治事件的始末。該書已先後被譯成15種文字，包括中文。但是在蘇聯，人們直到1989年才在《星火》雜誌上看到該回憶錄的片斷，全文則從1990年2月起在《歷史問題》雜誌上連載數年。1999年，俄國莫斯科新聞信息出版公司出版了四卷本的《赫魯曉夫回憶錄》。 [60] 
中國在1973年曾由三聯書店根據英國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英文版翻譯出版了刪節本，即刪去了有關中國和毛澤東的章節。1988年由東方出版社出版全譯本，其中補增了1973年本的刪節內容和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全文。 [135]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個人生活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婚姻

赫魯曉夫的第一位妻子是葉芙羅辛婭。1914年，赫魯曉夫在尤索夫卡附近的帕斯圖霍夫礦的發電廠做金屬裝配工時娶了妻子葉芙羅辛婭，租了一套帶有廚房、客廳、飯廳、卧室的房子。不久生下兒子列昂尼德和女兒尤莉婭。 [51]  在1918年因傷寒病去世。
赫魯曉夫的第二任妻子是尼娜·彼得羅夫娜（1900年4月14日—1984年），是烏克蘭人，她的家鄉在烏克蘭最西面。她生於烏克蘭霍爾姆州托馬紹夫縣瓦西里耶夫村（波蘭領土，革命前屬於俄羅斯帝國霍爾姆省的疆域範圍）。 [55]  她是富裕農家的女兒（其母繼承了幾公頃土地其父擁有四分之三公頃耕地）。她先後在柳布利諾和霍爾姆讀書讀中學的時候學會了地道的俄語。她同父母一起經歷了奧地利的侵略俄國解放波蘭的這片土地之後她隨家庭遷居到奧德薩，1919年她在那裏讀完了中學。 [56]  她參加過游擊隊，還為了完成責任重大的偵察任務秘密地穿越過前線。1920年，尼娜加入布爾什維克黨，6月響應黨的號召奔赴了波蘭前線。不久她被任命為西烏克蘭中央委員會女工部部長。但到1920年秋她就離開了這一崗位，去莫斯科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培訓班進行了為期六個月的學習。1921年夏，尼娜奉命來到了頓巴斯，在設於巴赫姆特市的州委黨校講授西方革命史，同時擔任州委清黨委員會書記 [161]  ，派開展俄共（布）黨內的清洗工作。1922年認識了二十二歲的赫魯曉夫。她當時是尤佐夫卡州黨校的政治經濟學老師，同時在赫魯曉夫讀書的工人預科班教政治經濟學。1924年她和尼基塔·赫魯曉夫結婚，但他們始終沒有辦理過婚姻登記手續。 [56] 
1926年年底，尼娜到莫斯科克普斯卡婭共產主義學校去進修。在政治經濟系學習到1927年底。畢業後被派到基輔跨地區黨校當政治經濟學教員。1930年夏天，尼娜和女兒拉達去往莫斯科，住在波克羅大卡的學院宿舍。之後被派到電廠的黨委會工作，負責成立、領導黨校和領導廠黨委的宣傳鼓動部。1935年，由於完成一五計劃，尼娜獲得了由廠組織頒發的榮譽證書。1938年，在基輔區黨校講授黨史舉辦講座，並在夜校教英語。 [55]  到了莫斯科後，尼娜在莫斯科燈泡廠擔任廠黨委辦公室的領導工作。赫魯曉夫擔任烏克蘭黨的第一書記後，尼娜·彼得羅夫娜就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工作，在家裏當全職太太。 [57] 
（左至右）赫魯曉夫、瑪米·艾森豪威爾、庫哈爾丘克、艾森豪威爾 （左至右）赫魯曉夫、瑪米·艾森豪威爾、庫哈爾丘克、艾森豪威爾
尼娜·彼得羅夫娜其貌不揚，而且還有平民的姓氏庫哈爾丘克（意為廚娘）。但她是第一位在官方場合頻頻露面的蘇聯第一夫人。這是因為米高揚曾向赫魯曉夫進言：“你不妨帶上全家出訪美國。那裏的人對我們存在偏見，他們以為我們都是些長尾巴的四角怪物，何況你夫人和孩子英文都不錯……” [30]  尼娜精通英文和法文。但她最大的優勢不是語言，而是她一貫的賢妻良母形象。她稟性正直，處事低調，所教育出的子孫，個個出類拔萃。 [30]  尼娜·彼得羅夫娜是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的終身伴侶。她善於統籌，有經濟頭腦，把人丁不斷增多的赫魯曉夫一家的繁重家務處理得井井有條。尼娜·彼得羅夫娜不僅撫養自己的三個孩子拉達、謝爾蓋和葉蓮娜，而且還照顧赫魯曉夫第一次婚姻留下的孩子。她還得經常關照前來投奔赫魯曉夫的其他親戚。尼娜·彼得羅夫娜估計對好衝動的丈夫起到了鎮定作用。同自己的丈夫相比，她受過更好的教育，政治覺悟也更高。尼娜·彼得羅夫娜可能也對他的工作提出過不少有用的建議。 [56]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家庭

關係
姓名
備註
圖片
父親
謝爾蓋·尼卡諾維奇
二人都是庫爾斯克省卡利諾夫卡村的農民。 [51] 
拉達、尤利婭和尼娜 拉達、尤利婭和尼娜
赫魯曉夫與外孫阿廖沙·阿朱別伊 赫魯曉夫與外孫阿廖沙·阿朱別伊 [57]
赫魯曉夫與兒子謝爾蓋 赫魯曉夫與兒子謝爾蓋 [57]
母親
克薩尼婭·伊萬諾芙娜 [51] 
長子
列昂尼德·赫魯曉夫
（1919年—1943年11月7日），赫魯曉夫與第一任妻子的兒子。1937年畢業於巴拉紹夫的民航飛行員學校，1940年2月芬蘭戰爭期間自願加入空軍的行列。衞國戰爭爆發時在轟炸機航空隊服役。因在一次高層酒會上槍殺一名軍官被送到前線的懲戒營服刑，不久獲准留在空軍，於是他又來到前線，進入殲擊機航空兵團。1943年3月11日最後一次出動失蹤。 [29] 
次子
謝爾蓋·尼基季奇·赫魯曉夫
（1935年—2020年6月18日） [1]  ，第二任妻子所生。畢業於莫斯科動力學院。1958年至1968年在莫斯科火箭試驗設計局工作。1969年至1991年在莫斯科電力機械科學生產聯合公司供職，同時在莫斯科巴烏曼高等技術學校任教。技術科學博士、教授、列寧獎金獲得者、社會主義勞動英雄。著述頗豐，有關其赫魯曉夫的主要著作有：《全蘇領退休金者》《赫魯曉夫》等。1991年移居美國，1999年加入美國籍，曾為美國普羅維登斯市布朗大學教授。 [27] 
女兒
拉達·尼基季奇娜·赫魯曉娃
（1929年—）。畢業於新聞系，後來又讀完生物系的課程。20世紀50、60年代，擔任科普雜誌《科學和生活》雜誌社副主編，赫魯曉夫下台後繼續編了許多年的雜誌。晚年在家寫回憶錄來維持生活。拉達和阿朱別伊有兩子，分別是阿廖沙·阿朱別伊、伊萬·阿朱別伊。 [57] 
女婿
阿列克謝·伊萬諾維奇·阿朱別伊
（1924年—1993年），1940—1941年在哈薩克斯坦做地質考察工作，1942年加入紅軍歌舞團，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於1945年退伍，進入莫斯科國立藝術學院學習，後在《共青團真理報》當記者，1949年和拉達·尼基季奇娜·赫魯曉娃結婚。1951年升為編輯委員，1952年在莫斯科大學新聞系畢業。1953年任《共青團真理報》文藝部主任，1957年後升任該報主編。1959年4月後任《消息報》主編。在他主持下，蘇聯文學出現瞭解凍時期，在此期間推行赫魯曉夫的改革路線，並多次出訪美國，為赫魯曉夫訪美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1964年11月被解除《消息報》主編等職務。 [163] 
孫子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
（1959年—2007年2月22日）。 [57]  謝爾蓋·尼基季奇·赫魯曉夫之子，莫斯科大學心理學畢業，1987年開始在《莫斯科新聞》工作直到2007年1月失業。 [58] 
外孫女
妮娜·L·赫魯曉娃
（1964年—） [117]  。1987年從莫斯科國立大學語言學系俄語專業畢業，輔修英語和意大利語，1991年移居美國，就讀普林斯頓大學。 [133]  1997年獲得比較文學博士學位，論文是《狄更斯與果戈理的符號藝術》。之後在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研究所做了兩年的研究員，兼任紐約大學法學院《東歐憲法評論》的副主編。她還是《洛麗塔》一書作者納博科夫的研究專家。21世紀初擔任美國紐約NewSchool大學國際公共事務學院研究生項目媒體和文化研究的教授，該校世界政策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同時是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的副教授。 [28]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人物評價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中國方面

毛澤東：①赫魯曉夫有膽量，這個人也能捅婁子。我看他多災多難，將來日子可能也不好過。（1959年9月30日毛澤東會見赫魯曉夫時同我方人員的談話） [19]  ②我跟斯大林只打個平手，我跟赫魯曉夫較量還是略佔上風。③你（赫魯曉夫）給我們扣了好些頂帽子：沒有看住達賴，沒有團結尼赫魯，不該打炮，大躍進也不對，就是説我們左。那麼我也送你一頂帽子，就是右傾機會主義。（1959年9月30日毛澤東會見赫魯曉夫時同我方人員的談話） [19]  ④赫魯曉夫這朵花比我毛澤東好看。中國有句古話，叫作荷花雖好，也得綠葉扶。我看赫魯曉夫這朵花是需要綠葉扶的。（1957年11月毛澤東訪蘇時同赫魯曉夫的談話） [19]  ⑤你（赫魯曉夫）這個人脾氣大、説話傷人，這很不好，不能這樣。我自己有時也犯這個毛病，對人總是決斷，討人嫌惡；貌似意強實則正是我弱的表現。天下惟至柔者至剛。（1957年11月毛澤東訪蘇時同赫魯曉夫的談話） [19]  ⑥蘇共領導違反宣言和聲明規定的兄弟黨關係準則，無視兄弟黨的獨立和平等的地位，硬要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確立封建家長制的統治，把兄弟黨關係變成“父子黨”關係。赫魯曉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兄弟黨比做“不懂事的小孩子”，把自己封作“母親”。 [11]  他沉醉於這種封建主義的自大狂，簡直不知人間還有羞恥事。⑦蘇共領導把兄弟黨當作他們的外交棋盤上的小卒。赫魯曉夫反覆無常，朝三暮四，今天這樣説，明天又那樣説，但硬要兄弟黨跟着他的調子轉來轉去，不知所從，不知所向。⑧赫魯曉夫和其他蘇聯領導人是現代修正主義的主要代表，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大的分裂主義者。（這是第一次把蘇聯總理赫魯曉夫列在鐵托之前，説他是真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頭號敵人”）（《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七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劉少奇：作為十月革命的偉大成果的蘇聯，四十三年來，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建設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現在，蘇聯已經是一個擁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的頭等強國。在最重要的科學技術方面，蘇聯已經把美國遠遠拋在後面。蘇聯人民在以赫魯曉夫同志為首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領導下，正在勝利地實現着全面開展共產主，義建設的宏偉的七年計劃。蘇聯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保衞世界和平方面，在支持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和被壓迫人民的革命鬥爭方面，在提高社會主義陣營的威力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67]  （1960年11月5日在莫斯科伏努科夫機場歡迎儀式上的講話）
鄧小平：①我對赫魯曉夫是瞭解的，我個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瞭解這個人的，把我比作赫魯曉夫是愚蠢的。（1980年8月答接受意大利記者法拉奇採訪）②赫魯曉夫這個人到處帶頭講話，都是他站在論戰第一線，而且説話又那麼粗野。 [68]  ③赫魯曉夫上台後，不僅不幫助我們，反而對我們採取敵視的態度，以後蘇聯又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威脅我們。 [167]  ④赫魯曉夫同志，關於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看法，是當前各國兄弟黨都面臨的重要問題。各黨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能以你劃線――。 [166]  [168] 
師哲（蘇聯問題專家）：①赫魯曉夫從小由於生活所迫，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文化程度較低，馬列主義理論水平也很低。他的言談舉止常常流露出愚昧無知、粗魯野蠻，莽撞無禮。他反而以此做為誇耀的資本。開口閉口常説：我擔某地方的第一書記時怎樣、怎樣。可能他擔任某地方單位的第一書記是好樣的，並不等於他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總理也是好樣的。 [165]  ②他頭腦混亂、思路不清，只憑主觀臆想，而沒有政策、策略觀點和正確認識，只憑感情衝動，而又詭計多端行事。他常常一邊説又一邊否定自己，只是觸景生情，信口開河。有一時期人們稱他為“玉米棒子”，因為他到處宣揚，只要從美國引進玉米良種，在蘇聯廣為種植，不僅可以解決飼料，甚至可以解決部分口糧問題。 [165]  ③一個泱泱大國的領導人對重大的問題採取如此輕率、浮躁的態度，真是不可思議。越愚昧無知，就越自以為是；越是低微卑下，就越自高自大；越是昏庸，就越想裝腔作勢；越不學無術，就越想指手畫腳地教訓他人；越軟弱無力，就越想打腫臉充胖子。資本主義國家利用一切機會、場合，抓住他的缺點、講話的漏洞、失態丟醜的舉止大做文章，廣為散佈。人民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1964年赫魯曉夫終於下台了。我不想對赫魯曉夫一生的功過進行評價，這是歷史學家的事，以上僅僅就我同他的接觸，以及他的言談、表現，有感而發而已。 [165]  ④赫魯曉夫不講原則，不動腦子，不深入思考問題。因而和他打交道要比和原則性強的莫洛托夫容易得多。我認為赫魯曉夫是個混蛋，也曾向毛主席談過。對我的話，毛主席既沒有反駁，也沒有肯定。 [165]  （《師哲回憶錄》）
李明斌：事實證明，赫魯曉夫搞得不是修正主義，其探索和改革有不少的成分，但更多的表現是“左”的教條主義的東西，中共對修正主義的批判模糊了自己的視線，沒有看到赫魯曉夫路線的實質，是以自己的“左”反對赫魯曉夫的教條主義，結果使中共走向了極“左”。 [10]  （《中蘇大論戰及其經驗教訓研究》）
左鳳榮、潘正祥：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但他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制度，他反對斯大林其中有權力鬥爭的因素，但是，破除個人迷信，從大鎮壓的恐怖陰影中走出來，是當時蘇聯社會的需要，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雖然在方式上存在問題，但他提出這一問題本身是得到蘇聯人民歡迎的，這也是赫魯曉夫能戰勝對手，走向權力頂峯的一個原因。 [10]  （《中蘇大論戰：起因、焦點與教訓》，刊自《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
張捷（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①從瞭解情況的人的描述以及赫魯曉夫的實際表現和他本人的自述可以看出，赫魯曉夫雖有較強的活動能力，但缺乏一個領導人必須有的最起碼的文化知識、理論素養和道德觀念，談不上有什麼思想信念。②他為人粗野，有時蠻不講理。他的適應能力很強，善於變化。③他文化水平不高，連一個小學生都應掌握的拼寫法也沒有學好。謝皮洛夫曾嘲笑他在批文件時把“ознакомиться”寫成“азнакомица”。無怪乎他從不親自動筆，只進行口授。但是他練就一張利嘴，能滔滔不絕地發表煽動性很強的講話和編造各種故事。此人還有一個特點，這就是容易激動，有時達到失去理智的程度。有些缺點連他自己也承認。 [14]  [20]  （《從赫魯曉夫到普京》）
餘才千（傳記作家）：①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這位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世界政壇上叱吒風雲的前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中國人眼裏是個極有爭議的人物：“修正主義頭子”“資產階級代理人”“斯大林的掘墓人”“中國人民的敵人”等等，是中國人給他定的調子，時至今日，仍然影響着中國人的思維。 [171]  ②赫魯曉夫的一生充滿了矛盾與冒險。他身上有着農民的憨厚、工人的實幹、軍人的正直、政治家的雄辯與外交家的狡猾，是一個極富個性的人物。他務實，1955年，他上台伊始就摒棄斯大林強硬外交政策，主動與鐵托和解，與西方各國進行和平外交，及時撤掉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長職務，並攜夫人出國訪問。他膽大，1955年蘇共二十大上向斯大林下手，二十二大上扒了斯大林的墳墓，1962年競把導彈放在了美國人腳下。他粗魯，1960年在聯合國大會上大吵大叫，競脱下皮鞋敲打桌子。1962年，他參觀全蘇美術展，競大罵抽象派繪畫是“驢尾巴的塗抹”。他害怕戰爭。1961年柏林危機，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險些把人類推向毀滅，關鍵時刻，他剋制住自己，頂住軍方壓力，主動退卻，化險為夷。他以無產階級自居。1959年在美國，他對風靡西方的“康康舞”嗤之以鼻；對充滿資產階級奢侈生活的廚房設計與美國副總統進行了一場著名的“廚房辯論”。而在巴黎的路上，65歲的他競揮舞斧頭砍掉擋路的樹木，以顯示無產階級領袖的勞動本色。他熱衷農業，一年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巡察全國農莊；並於1954年發動墾荒運動，開墾荒地數千萬公頃。他對玉米情有獨鍾，直到退休還身體力行種植玉米。他固執，從不聽別人的意見。以至於1964年，兒子謝爾蓋向他彙報勃列日涅夫“倒赫”行動時，他仍然剛愎自用、不予置信。 [171]  ③在烏克蘭的12年對赫魯曉夫的一生來講，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他在烏克蘭作為最高領導人，幾乎擁有了無限的權力，不必像在莫斯科的那些人那樣整天忙於巧妙應付，相互拆台，可以我行我素，發揮自己的才幹，形成自己的性格；儘管他在理論修養，總的文化水平方面比不上沃茲涅先斯基和庫茲涅佐夫等一些領導人，然而他比斯大林周圍的任何一個人都更瞭解實際問題以及普通工人、農民和職員的生活狀況。在烏克蘭獨立工作的12年使他更加成熟、果敢、堅定、剛毅、富有勇氣。 [171] 
張偉垣（北京師範大學教授）：①赫魯曉夫初期的改革措施，順應蘇聯的民心、黨心，一定程度上反映蘇聯國內要求改革的願望。但不可否認，他為自己上台也採取了一些不正當的手段，即在改革與守舊的鬥爭中，玩弄了一些權術。如先抓黨權，後抓政權；在中央委員會里排斥異己，安插親信；文過飾非，耍兩面手法；對其對手採取先易後難，各個擊破，乃至把他們打成“反黨集團”，最後達到集黨政大權於一人的目的。這正是赫魯曉夫之所以能上台的陰暗面。 [24]  ②赫魯曉夫的下台，是他走向反面的必然結果。赫魯曉夫既不是一一個理論家，也不是一個頭腦清醒的改革家。他獨攬黨政大權於一身之後，開始頭腦發脹，利令智昏。他反對個人崇拜，但又搞新的個人崇拜，搞裙帶關係。他不遵循客觀規律，隨心所欲地制定政策，輕率決定問題，如搞什麼“工業黨”“農業黨”，取消國營拖拉機站，攻擊自留地、自由市場是資本主義殘餘，禁止私人飼養牲畜等，造成了管理的極大混亂，敗壞了改革的聲譽，逐漸違背了人民的意志，失去民心。加上在國際共運中的倒行逆施，大黨、大國主義的膨脹，導致中、蘇關係破裂，招致世界輿論譴責。所有這些，使他的垮台成為不可避免。 [24]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簡明問答》）
葉書宗（上海師範大學教授）：從宏觀上看，赫魯曉夫是斯大林的繼承者，而不是斯大林的叛逆者；是斯大林模式的修補者，而不是斯大林模式的革新者。儘管如此，赫魯曉夫的改革已使蘇聯社會突破了斯大林模式不變的框框，使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掙脱了斯大林某些教條的束縛，把蘇聯社會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政治體制方面，赫魯曉夫反對個人崇拜，強調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觸及到蘇維埃國家權力的集中和制衡問題。在經濟體制方面，強調物質利益原則，觸及到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要求重視和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問題，社會主義國家也不能自閉於世界市場之外。就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來説，赫魯曉夫的改革，率先開闊了社會主義的視野。關於赫魯曉夫的爭論，現在仍在繼續。“赫魯曉夫叛徒集團”“篡黨奪權”“現代修正主義總頭目”等等的聲音，仍時有所聞。僅就這一事實來説，赫魯曉夫的名字也已寫上20世紀的史冊，永難磨滅。 [31] 
聶運麟（華中師範大學科學社會主義研究所教授）：赫魯曉夫執政共11年，從總的情況看，應該説他在蘇聯歷史上是一個改革者，但是一個有很大侷限性和不成功的改革者：他初步認識到蘇聯進行改革的必要性，然而看到的卻是表層的問題，看不到深層次的體制問題，加上他在思想上深受着傳統社會主義體制觀念的束縛，因而只能在傳統社會主義體制的範圍內進行小的修補，絲毫未觸動蘇聯社會主義體制的根本。 [183] 
唐師白（復旦大學教授）：赫魯曉夫時代已經過去許多年了。客觀地評價，赫魯曉夫是很有勇氣的改革家，他對當代新形勢的把握和判斷，對“斯大林模式”進行反思，勇於走出改革的第一步，都為後人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187] 
周溯源：①赫魯曉夫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政治家，他改變了蘇聯的歷史，改變了國際共運的發展，也惡化了中蘇兩黨、兩國人民的關係。他曾給我們施加過巨大壓力，但沒有壓垮毛澤東，沒有壓垮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 [19]  ②赫魯曉夫1894年出生於礦工家庭，比毛澤東小1歲。他在1918年國內戰爭期間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從小由於生活所迫，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文化程度較低，馬列主義理論水平也不高。他的言談舉止常常流露出粗魯野蠻莽撞無禮，讓人笑話。他喜歡自我誇耀，開口閉口説自己如何有本事，擔任重職又有能力等。他好憑主觀臆想，少謀武斷，強加於人，缺乏政策、策略觀點。他常常一邊説又一邊否定自己，有時只管信口開河。 [19]  （《毛澤東評點古今人物》）
陸南泉：①赫魯曉夫公然無視黨與政府領導集體的意見，不再考慮其他領導人的主張，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裏，力圖建立他的個人專政；赫魯曉夫自以為絕對正確，驕傲自滿，毫無根據地企圖充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理論的實踐家；他把一切成就不是歸功於黨，而是全部歸功於他個人；他到執政後期，儘量擺脱蘇共中央及其主席團的監督；在工作中，不尊重別人，只要別人談自己的看法，立即就被打斷，經常怒氣衝衝地吼叫，極端粗暴，為所欲為，任性，心胸狹窄和熱衷於發號施令；赫魯曉夫的個人迷信雖未最後形成，但正處在形成過程中，處於復發階段。②他在改革過程中，往往是一隻腳向民主邁進，另一隻腳卻陷入了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泥潭。由於赫魯曉夫個人的經歷，他在反斯大林過程中，也能感悟到戰後新時代將會到來，但他又無力自覺地把握住戰後時代轉換的重要契機，深刻地轉變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繼續推進社會經濟進步的體制。很明顯，他只能是個過渡性人物，而不是能擔當推進蘇聯社會大步前進、改變舊體制的代表新生力量的人物。
婁永清（廣西大學社會科學與管理學院教授）：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否定，主要針對傳統的蘇聯模式的弊病進行改革。他對斯大林的否定是粗暴的、形而上學式的否定，由於否定的方法不科學，其結果也未遂人意，不但沒有根本改變蘇聯傳統的舊體制，反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對斯大林模式的繼承。這又成為後來蘇聯社會主義改革到“改向”急轉彎的潛在隱患。這主要表現在政治經濟體制方面。赫魯曉夫雖然試圖改革斯大林模式中傳統的政治經濟體制，然而宛如過眼煙雲，終歸失敗了，最終把自己也立於國家權力金字塔的頂端。從赫魯曉夫時期起，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從形式上法律似乎被重新尊重，但其內容依舊。蘇聯社會生活形式沒有改變，集權的政治經濟根本沒有改變，國家權力依然掌握在黨的上層少數統治者手裏。斯大林繼承人對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的改革最後都以失敗告終，出現了一種循環性的“怪圈”。 [175]  （《社會主義：20世紀風雲與前瞻》）
常玢（中國社會科學院東歐中亞雜誌社社長）：①在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發展史上，赫魯曉夫時期無疑具有特殊的意義。赫魯曉夫執政以後，一改往日極端和僵化的思維定式，對斯大林時期遺留下來的歷史遺產進行了重新審視和清理，提出了一系列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令人耳目為之一新、精神為之一振的改革思想，如實施新的農業政策，掀起大規模的墾荒運動；改組工業，支持開展“利別爾曼建議”的討論；推行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試圖改變美蘇之間的冷戰和對峙狀態等。②破除斯大林個人迷信是赫魯曉夫執政時期的一大歷史功績。它大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促進了蘇聯的社會民主化進程。赫魯曉夫雖然對斯大林體制進行了一些改革，但並沒有從根本上觸動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缺乏總體戰略構想，許多決策帶有濃厚的主觀主義色彩。赫魯曉夫是一個勇於否定過去而又不能徹底擯棄歷史遺產的人物；是一個順應歷史潮流步入蘇聯最高決策層而又在理論上準備不足的人物。作為一個有侷限性的改革者，赫魯曉夫的改革帶有幾分盲目性、矛盾性和不徹底性。
蒲國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①赫魯曉夫是蘇聯歷史上的一位重要政治家。他雖然外表粗俗，但頗為精明，決不像某些人所描繪的那樣，只是一個不講原則、不動腦子、不深入思考問題的混蛋。正是得益於政治上的精明，赫魯曉夫才毫不手軟地批判斯大林，改變了蘇聯的歷史進程。也正是得益於政治上的精明，他才能在蘇聯政壇波詭雲譎的權力角逐中，處決了貝利亞，廢黜了馬林科夫，打倒了曾經對他有知遇之恩的卡岡諾維奇，放逐了老資格的莫洛托夫，解除了為他登上權力頂峯立下汗馬功勞的朱可夫元帥的職務。不過，赫魯曉夫又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物。在他身上，人們可以看到傳統的俄國農民和工人身上的許多品質：勇敢狂熱與謹慎畏縮兼備，天真爛漫與舉止粗俗同在，心地善良而又充滿狡黠，堅忍頑強而又充滿狐疑。作為一個出色的政治家，他胸襟坦蕩，善於反潮流，敢於為天下先，勇於打破常規舊習；作為一個蹩腳的政治家，他出言無狀，舉止乖戾，得意忘形，一觸即跳。此外，他還常常流露出專橫跋扈、見風使舵、心胸狹窄、詭計多端的政客嘴臉。赫魯曉夫成為蘇共主要領導人之後，做出了許多令人驚歎的大事，充分展示了政治家的勇氣與魄力。但他又是一個半吊子改革家，他的許多改革和創新常常前後不一、半途而廢，他的許多重要決定也常常來自經驗主義的觀察與心血來潮的衝動。②赫魯曉夫非常善於接近普通羣眾，喜歡同他們打成一片；複雜的政治鬥爭造就了他各自善於韜晦的本領，但又不曾消磨掉他的鋒芒；他都富於挑戰精神，喜歡創新；他都不太掩飾自己的好惡，都喜歡對論敵嬉笑怒罵，出言辛辣；他在原則問題上都不容易向對手做出讓步。但赫魯曉夫雖然在高興時能把涅克拉索夫的詩背上幾個小時，但其文化修養不高則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他在外交上願意親自披掛上陣，在前台盡情表演；他做事比較莽撞，常常是捅了婁子之後再想辦法補救；他深受大俄羅斯文化傳統的影響，又直接從斯大林那裏繼承了大黨主義和大國主義意識，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具有天然的優越感與“為首”心態。
李冠乾（廣州師範學院歷史系教授）：赫魯曉夫是一個充滿神奇、疑問，作為保守和改革界限的人物。他橫跨兩個時代一隻腳邁進新時代而另一隻腳卻又陷入了舊時代。他脱胎於舊體制，卻首先反對舊體制，他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專權，卻又樹立起自己的專權；他打開了民主的閘門，卻又用坦克履向民主他是一個充滿謎的人物。 [48]  ②赫魯曉夫深深熱愛他的祖國，對黨忠心耿耿，堅韌不拔，他深深地相信共產主義，相信資本主將很快衰落，相信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他將自己整個身心都獻給了這個事業和信仰。然而赫魯曉夫是斯大林的學生和斯大林時代的“產物”，留有舊時代的烙印。同樣，赫魯曉夫未能逃脱無限權力和過分讚揚的腐蝕作用。到執政的後期，他變得愈來愈粗暴，愈來愈缺乏自我批評精神，他不肯承認他的許多創舉的失敗，而且是一錯再錯。改革期間他任命提拔多是察顏觀色、唯命是從之輩，他用以取代不稱職官員的人往往不比前任強。 [48]  ③赫魯曉夫厭惡這個官僚機關，但是假如有誰想“觸動”這個官僚機關的話，他不惜去用坦克來解決問題。他一邊需要文藝意識領域自由主義，另一方面卻強行壓制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和大罵雕刻家恩斯特·涅伊茲維斯特內抽象藝術。赫魯曉夫深受李森科偽科學之害，但是當他大權在握時，卻為李森科的偽科學“保駕護航”。説來也怪，“斯大林”成為赫魯曉夫運用自如的工具。“赫魯曉夫張馳改革門户，就去譴責斯大林；他要控制改革的進程，便借用斯大林的剎車器”。 [48]  ④赫魯曉夫是一個礦工和農民的兒子，他粗俗，理論水平不高，但是他能用廣大勞動人民都能懂的笑話去調侃他的對手。他討厭文牘，他的發言常常是脱離提綱，但是他的發言常常博得滿堂喝采。赫魯曉夫念念不忘普通工人和農民的疾苦，他仇恨和討厭官僚主義。他厭惡坐在辦公室的座椅上指點江山。他要了解活的工作，通過直觀體察，親自去洞察事物屬性，親自處理一切工作，甚至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48]  ⑤赫魯曉夫經歷漫長的道路，最後入主克里姆林宮，其業績威震蘇聯，其衝擊波波及了全世界，以及他的命運至今牽蕩人心。這是一位在風雲變幻年代裏鑄造成的蘇聯領導人，是後天的領導者。赫魯曉夫是一個複雜的人物，正如它所處的年代一樣錯綜複雜。 [48]  （《赫魯曉夫經濟改革的歷史地位》）
王家福（吉林大學教授）：在當代大千世界，伴隨着政治風雲的變幻，人們對赫魯曉夫的評價時而拔地而起，頃刻間又驟然倒下。赫魯曉夫宛如一一個政治萬花筒：頭上陰謀家的帽子剛脱，便又戴上了改革家的桂冠；策略家的徽章未送進門庭，蠻幹家的門牌就已掛出。他在這個崗位上多年的成就與錯誤，無疑是對他進行歷史評價的最重要依據。作為一名可以與美國對壘的大國的最高領袖，一位曾經風雲一時的歷史人物，赫魯曉夫可以稱得，上是一名勇於開拓的改革家。 [43]  （《赫魯曉夫傳》序）
李興（北京師範大學教授）：①赫魯曉夫可以説是過渡時期的過渡人物。他改革的失敗有某種必然性，其阻力很大，既來自國內，也來自國外。他本身是斯大林模式的產兒，跳不出斯大林模式的框框。他本人有這個勇氣，但沒有完成這項事業的雄才大略。他的文化和理論水平不高，性格粗暴，作風冒進，也沒有培養出一支可靠的幹部隊伍。但他的改革是對傳統的斯大林模式的一次猛烈衝擊，併為以後的改革開了先河。 [156]  ②赫魯曉夫勇於衝擊斯大林模式，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在政治經濟外交諸方面實施了一系列大膽的改革措施，試圖對傳統的模式進行某種改革，是應予以肯定的。但他是一個矛盾的改革人物。他能敏鋭地看到問題，發現問題，但找不到解決問題的妥善辦法。改改停停，收收放放，朝令夕改，唯意志論，隨意性強，缺乏深思熟慮、全盤規劃和系統配套措施。條條變塊塊，並沒有改掉高度集權；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卻製造和鼓勵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喜歡阿諛奉承之徒；好大喜功，形式主義嚴重，在內政外交諸方面都存在着嚴重錯誤。 [156]  ③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出現了一個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斯大林從蘇聯大國主義、大黨主義出發，在處理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問題上犯了很多錯誤。作為斯大林親信之一的赫魯曉夫，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並着手改革，糾正錯誤，探索新的辦法，調整蘇東關係，並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提出了社會主義各國平等、通向社會主義有不同道路的思想，這是難能可貴的，也是赫魯曉夫作為一個政治活動家高於勃列日涅夫的地方，是應該肯定的。但是，由於理論水平和實踐能力的侷限性，赫魯曉夫一直找不到妥善的解決辦法。 [156] 
左鳳榮（蘇聯問題專家）：赫魯曉夫是來自下層羣眾的領導者，他出生於一個貧窮的農民家庭，給外國資本家做過工，他參加了保衞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的國內戰爭，也曾奮戰在反對德國法西斯的偉大衞國戰爭的前線，他幸運地躲過了斯大林時期的大清洗，並在斯大林死後戰勝強手，入主克里姆林宮。在他執政期間，他做出過異乎尋常的舉動：向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發起了衝擊，為斯大林時期的受害者平反昭雪；他在政治經濟領域進行了改革，向官僚主義和集中管理體制發起衝擊，打破了蘇聯模式天生完美的神話；他努力消融東西方冷戰的冰塊，為蘇聯打開通向世界的大門……。但是，赫魯曉夫的思維方式仍是斯大林式的。他理論素養低，辦事習慣於從經驗出發，急於求成，仍在斯大林模式的框架內繞圈子，致使他的改革成少敗多，最後重蹈覆轍、半途而廢。他雖然對外謀求緩和，卻又不是為國內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服務，而仍要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當世界的霸主；他雖然宣稱社會主義國家關係應該遵循和平共處、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卻又不放棄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控制與干涉，致使國際共運出現大分裂；他雖然以給人民幸福為自己的使命，卻又常常不顧民意地蠻幹。不管怎樣，在20世紀眾多的政治家中．誰也無法對赫魯曉夫無動於衷。無論是贊成者，還是反對者，都不得不承認，赫魯曉夫是一位極有個性的政治家，他的政治活動曾對世界產生了重大影響。 [170]  ②赫魯曉夫是一位有魄力的改革者，他的許多改革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但是，他畢竟是斯大林培養和教育出來的，同時也深受俄羅斯專制主義傳統的影響。他的改革並未擺脱斯大林模式的框架；他繼承並發展了斯大林超階段發展的思想，認識不到蘇聯社會主義的不完善之處，要在短期內建成共產主義；他仍迷信行政高壓手段的作用，並沒有始終貫徹物質利益原則；他仍不顧生產力水平追求一大二公，未能真正重視商品貨幣關係等等。在大權不穩之時，赫魯曉夫還比較注意實行集體領導，及至後來，他所提倡的集體領導僅僅流於形式，實際決策者是他自己。他是通過排除異己，任命只對自己唯命是從、阿諛奉承之人來實現這一點的。 [170] 
周尚文：①赫魯曉夫以反對個人崇拜為突破口，開始了蘇聯政治、經濟、文化體制改革的歷程。當然，赫魯曉夫不是一個成功的改革家，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他的改革是不徹底的、不成功的，而且帶有赫魯曉夫濃重的個人色彩。 [202]  ②赫魯曉夫所處的時代，是世界和蘇聯都開始轉變的時代。就世界而言，時代主題開始由“戰爭與革命”逐漸轉變為“和平與發展”；而在蘇聯國內，自斯大林逝世後，也開始由嚴格、僵硬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集權、專制的政治體制，向民主、文明、開放的政治經濟體制轉變。這是一股歷史的潮流，赫魯曉夫作為社會主義大國的領袖，他不能不適應這股潮流，否則就會像莫洛托夫、馬林科夫那樣被歷史所拋棄。這種轉變的主題和動力就是改革，赫魯曉夫要適應潮流，他必須進行改革，成為一名改革者。赫魯曉夫時期，“改革”一詞尚未流行，我們可以把他採取的一些舉措稱為改革。也可以承認赫魯曉夫是一個改革者或改革家。但他在當政期間根本沒有把改革作為一種自覺的意識．沒有把改革上升到“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理論高度來認識。也沒有把改革當作一項長期的全局的事業加以規劃和實施。更談不上把改革作為全黨全國人民的行動綱領加以貫徹。因此。他的改革只能是零打碎敲的。帶有很大的片面性和隨意性，不論成功還是失敗，經驗還是教訓，都沒有認真地加以總結。概言之，他只是一個有很大侷限性的改革者。 [138]  ③赫魯曉夫出身於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年輕時又當過礦工。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這樣的出身成分在社會主義國家從政是有利條件。但文化知識的欠缺又是他的先天不足。更重要的是。赫魯曉夫是在斯大林體制薰陶、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從一個普通的基層幹部，一步步升遷，進入斯大林身邊的核心領導層。一方面。他那始終飽滿的工作熱情和平易近人的實幹作風，使他在幹部羣眾中贏得聲譽；另一方面，他能在嚴酷的黨內鬥爭中跌打滾爬，得以保全自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學會了政壇上那套看風使舵、玩弄權術的習氣，自己身上也不免沾有污跡。作為一個政治人物。他常常具有敏鋭的觀察力，善於政治鼓動和實幹，卻缺乏政治家應該具備的理論修養，因此他缺少一個大國領袖總攬全局、高屋建瓴的素質。 [138] 
楊小梅（瀋陽大學教授）：①（後期的）赫魯曉夫公然無視黨與政府領導集體的意見，不再考慮其他領導人的主張，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裏，力圖建立他的個人專政；赫魯曉夫自以為絕對正確，驕傲自滿，毫無根據地企圖充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理論的實踐家；他把一切成就不是歸功於黨，而是全部歸功於他個人；他到執政後期，儘量擺脱蘇共中央及其主席團的監督；在工作中，不尊重別人，經常怒氣衝衝地吼叫，極端粗暴，為所欲為，任性，心胸狹窄和熱衷於發號施令。可以説，赫魯曉夫執政期間所培植的對自己的個人崇拜與斯大林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141]  ②赫魯曉夫當政期間的改革，只是在原有體制的框架內進行的小修小補，而這種舊體制在蘇聯是根深蒂固的，這就決定了這場改革必然是不徹底的。加之赫魯曉夫的改革缺乏正確的指導思想，而且主觀主義，急躁冒進，缺乏實事求是的作風，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口號與目標，許多改革措施未經論證和試驗就急速推出，結果造成混亂，導致改革失敗。除此之外，諸如他的文化、理論和品質修養不高，對外政策的失誤等，都使他遠遠不足以擔當起當時蘇聯這樣一個大國——國際上要面對複雜變幻的國際形勢，國內要進行史無前例的改革這樣一個歷史重任。 [141] 
聞一：①赫魯曉夫對美食的饕餮是和他在政治上的大張其口是相一致的。他自認為他這個大國領袖有權凌駕於其他任何國家之上，於是就什麼都想要，什麼都想指揮，於是就到處發表訓人的講話，昏昏然，飄飄然，有一種永遠填不滿的政治慾望。赫魯曉夫確是個來自農村和礦井的窮光蛋，可他偏偏有膽量隨意動用克里姆林宮的珍寶，拿來送人。他把這種送禮看成是一種“賞賜”，一個上上大國對四面來賀的小邦的“恩典”。這種政治上的饕餮最終使他走進了執政的死衚衕，永遠見不了光明，而他對美味的饕餮加強和深化了他在政治上的昏昏然和飄飄然。一盤烏克蘭“疙瘩湯”和“紅菜湯”就使他自認為是蘇聯土地上無可替代的領袖；一頓蛇狗的美味就使他自認為可以對中國發號施令；一通美國的黃油、牛奶和肉製品就使他終日叫喊：“種老玉米！”並進而忘乎所以地向全世界宣佈要在短期內趕上這個用美味款待了他的資本主義美國。 [188]  ②赫魯曉夫總是用美食佳釀來製造和渲染盛世，總是用歌舞禮讚來點綴和擴張太平。然而，赫魯曉夫的盛世是在克里姆林宮的宴會廳中的，赫魯曉夫的太平是飛不出那警衞森嚴的紫紅色宮牆的。赫魯曉夫的政治命運是悲劇式的，他治理下的歷史進程也充滿了悲劇色彩。一個大國領袖的饕餮可以説明許多問題：他個人的饕餮常常掩蓋了民族的窮困，他個人的酒足飯飽常常虛化了人民的拮据。錯把克里姆林宮中的歡樂飲宴當成蘇聯整個土地上的歌舞昇平，這是赫魯曉夫個人的悲劇，也是蘇聯歷史發展的不幸。 [188]  ③赫魯曉夫在政治上“豪放”和“不修邊幅”：心血來潮，一個接主意接一個主意，一個措施接一個措施，遑論後果。把馬林科夫趕下台，將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和卡岡諾維奇等打成“反黨集團”，赫魯曉夫給蘇聯人民帶來了歌舞昇平，自認為開創和生活在一個盛世，自認為是一個盛世的領袖。有了導彈，有了多級火箭，有了人造衞星，有了上了天的宇航員，更重要的是，有了那麼多人的讚譽和吹捧，自然就還會有更多的東西。在這樣的盛世裏，赫魯曉夫自然而然把自己稱為“宇宙之父”和新一代領袖，歌舞昇平、華服盛宴，全然忘記了自己是烏克蘭窮鄉僻壤出身的農民。 [188] 
鄭異凡：和時代一樣赫魯曉夫是一個複雜的矛盾體。那是一個過渡時代；舊的斯大林模式已經無法繼續下去了而取代斯大林模式的新機制還在探索之中。赫魯曉夫那不顧一切的莽撞是衝破舊模式所需要的而他的理論以及整個修養的欠缺又使他難以找到合乎蘇聯具體情況的新道路。他以破除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作為突破點首戰告捷但下一步怎麼走卻不甚了了。他揭露斯大林的惡行但看不到體制的弊端。提出集體領導但地位一穩慢慢地又是個人説了算。平反冤假錯案開了個頭，卻不敢去碰30年代的幾個關鍵性大案。支持“解凍”支持《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的出版但又圍攻諾貝爾獎得主帕斯捷爾納克，不能容忍抽象藝術之類的“異端”。同南斯拉夫修好又去鎮壓波匈的民族民主運動。想結束冷戰又不得不投入軍備競賽如此等等。時代是矛盾的赫魯曉夫個人也是矛盾的。 [44]  （《蘇聯春秋：改建與易幟》）
吉潤菊：赫魯曉夫是一個身材矮胖、結實、性格活潑、動作靈巧的人，和所有的實幹家一樣，特別能適應環境。他喜歡的一句諺語是：“打架時沒有時間選擇木棒。”他的知識和才能主要來自生活和實際的積累，他具有驚人的記憶力，來自民間的幽默和生動而形象地表達思想的才能使他招人喜歡。他給人的印象是忠厚和直率，自然而不做作。他在經濟和組織方面具有難得的才幹。 [185] 
邢莉：赫魯曉夫和他的新政策猛烈衝擊了“神聖不可侵犯”的斯大林模式，打開了蘇聯社會主義改革的閘門，具有探索性和開創性。但是，由於缺乏正確的理論指導和總體的規劃和科學的實驗，他未能從根本上打破斯大林模式。也有史學家認為，是赫魯曉夫的改革使得蘇聯社會重新煥發了活力才有了後來勃列日涅夫時代的短暫繁榮。但是赫魯曉夫的繼任者勃列日涅夫幾乎將赫魯曉夫任內的改革全部取消。 [32] 
邢豔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①從赫魯曉夫生於斯、長於斯的庫爾斯克省卡利諾夫卡村，到衞國戰爭期間與戰友一起浴血奮戰的戰壕，從揭露斯大林個人崇拜的蘇共二十大會議的現場，到大種玉米運動期間親臨的玉米地，從加勒比海危機期間部署了蘇聯導彈的彈丸之地古巴，到柏林危機期間四天之內建起的柏林牆，從世界各國留下的出訪身影到個人的家庭生活。這位在蘇聯政壇活躍了十年的政治家一步步從一個窮困潦倒、備受蒙古人壓制、備受沙皇蹂躪的俄國莊稼漢，歷經艱難險阻，在戰場乃至官場拼搏、廝殺戰鬥，成為了斯大林逝世後領導蘇聯進行重建的領跑者，他一生跌宕起伏，創造了政治生命的奇蹟。 [195]  ②從出身低賤、地位卑微的放牛娃，到熱愛自己工作、憑藉其天生的政治嗅覺投身政治運動的青年工人；從沒有任何戰功的紅軍戰士，到憑藉樸素的“階級本能”參加革命的黨的工作者；從落後俄國的一個煤礦的礦長，到工農速成學校的學生；從榮任莫斯科工業學院這所“幹部搖籃”的黨委書記，到榮耀的黨的十四大代表；從懵懵懂懂而又忠心耿耿地擁戴斯大林的黨的工人骨幹，到憑藉斯大林夫人這張“幸運彩票”、《真理報》主編的“慧眼識人”以及卡岡諾維奇的鼎力相助迅速“登項的”圈內人——赫魯曉夫，火箭般一路竄升，帶有那個時代的鮮明烙印。 [195]  ③那個在孔策沃附近斯大林的別墅裏，穿着烏克蘭斜領衫跳着烏克蘭舞蹈，被人呼來喚去、沒有主見的赫魯曉夫，最後成了第一個站出來揭批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勇士；他先讓中蘇兩國人民高唱着“莫斯科——北京”，而後又把中蘇兩國引入了大論戰；他是公認的反個人崇拜的鬥土，後來卻被淹沒在阿諛奉承、歌功頌德之中不能自拔——赫魯曉夫，這個集黑白兩色於一身的蘇聯領導人，值得我們認真的思索。 [195]  ④赫魯曉夫內心十分清楚，一定要在政治舞台上充分發揮影響，因此他給人留下的印象是：鋭意進取，樂觀向上。他信仰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對自己也充滿了信心。他不是思想家，也不是活動家。由於職務和地位的關係，他總是試圖掩飾不由自主流露出的蠱惑性。他有時大發雷霆，嚇唬人，為的是等待在接下來的時刻去同別人和解，去恭維別人。他機智、狡猾，是個理想主義者；他充滿活力和激情。而作為理論家或者是充滿幻想的捍衞自己觀點的演説家，他又缺少聽眾，是個一言堂的家長式領導人。他很本色，也可以説是有個性，當然他也逢場做戲，或者是做出一些誇張動作自我解嘲。這一切構成了赫魯曉夫的個性。 [196]  ⑤赫魯曉夫似乎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威望，不論在什麼場合，也不論給他怎樣裝扮。任他變換什麼“打扮”——無論是小商人、鄉村的牧人，老實人。狡猾的談判高手，還是受人尊敬的官員、個體勞動者——對他都沒有什麼妨礙。他能夠非常熟練地運用他的戲劇表演天賦和角色的道具與各色人等打交道。 [196]  ⑥赫魯曉夫待人和氣，愛家，非常喜歡孩子。其實他也很孤獨，道別和問候時亦很動情。他是個好父親和護衞使者。他平易近人。與斯大林不同的是，他在蘇聯執政初期非常受歡迎。 [196] 
李興耕（中央編譯局原副局長）：①赫魯曉夫是一個非常複雜、充滿矛盾的歷史人物，他具有明顯的兩面性。就像位於莫斯科新處女公墓的用黑白大理石砌成的赫魯曉夫墓碑那樣，無法用一種顏色來描述他的一生。有的學者在對他作評價時側重這一面，有的側重另一面。但是我們在研究赫魯曉夫時必須注意他的二重性及其造成的後果。②赫魯曉夫在理論上既有右的東西，也有左的東西。通常是左和右混在一起。他的左傾機會主義、冒險主義和“唯意志論”在社會發展階段問題上表現得最為明顯。他關於蘇聯已進入“全面展開共產主義建設的時期”和“在20年內基本上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口號是超越發展階段的“左”的表現。赫魯曉夫提出的“全民國家”和“全民黨”的理論，就是以這一超越發展階段的錯誤判斷為基礎的。他在另一些問題上則表現為右，例如否認當時階級鬥爭的客觀存在、鼓吹“三無世界”等。這兩種傾向都是極端錯誤的，其消極後果是嚴重的。③赫魯曉夫的體制改革主要是把部門管理改為地區管理，在條條與塊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方面兜圈子，對斯大林模式的弊端缺乏真正科學的認識，沒有突破計劃經濟體制框框。此外，他提出把統一的蘇聯共產黨劃分為工業黨和農業黨。這一做法帶有很大主觀性和隨意性，實際上行不通。後期他大搞主觀主義和實用主義，實行個人專權，作風粗暴，對外推行大國主義和大黨主義，逐漸失去民心，最後陷入了眾叛親離的處境，被自己一手提拔的人趕下了政治舞台。這是一個歷史的悲劇。
劉俊奇：①赫魯曉夫並非一位真正的改革家和偉大人物。 [172]  ②從勞動階級和革命隊伍中成長起來的赫魯曉夫，具有較豐富的閲歷、工作經驗和較強的工作能力，但文化水平和理論修養不高。他富有熱情，但又較莽撞。他有開拓精神，但也受且必然受傳統觀念的影響。這些也就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赫魯曉夫可能有的作為。 [172] 
翟法莉（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社會主義系講師）：赫魯曉夫執政後，採取一系列重大措施，調整了對內對外政策。1956年在國內外對斯大林一片頌揚聲中，敢於揭開反對個人崇拜的蓋子，這有利於各國黨解放思想，發揮革命的主動性與創造性；他代表蘇共中央糾正肅反擴大化而殃及的錯案，堅定地為冤假錯案平反昭雪；他不失時機地對農業進行改革，開始改變蘇聯農業長期落後的面貌。在五十年代能認識到蘇聯的政治、經濟體制高度集中有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弊病，立足於改革，是有開創精神的。他執行一種和解性的外交政策。1955年改善蘇南關係。1954年訪問中國，通過會談將中長鐵路、南滿鐵路和旅順口歸還中國。同年還改善了與奧地利、印度和埃及的關係。但是，赫魯曉夫也犯有嚴重錯誤，在改革中急於求成，被稱為魯莽的改革者。由於沒有經驗，以及主觀、憑意志辦事，又使改革遭到失敗。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錯誤時，否定斯大林的功績，把反對個人崇拜的正確主張引向邪路，產生嚴重後果。赫魯曉夫在國際事務中仍推行大黨主義和霸權主義，並製造中蘇分裂等。在他執政的後期，又實行新的個人專斷和個人迷信，給國際共運帶來不良的影響。 [152] 
王偉（南京財經大學碩士）：①作為斯大林之後的蘇聯統治者，赫魯曉夫的執政生涯對於蘇聯社會主義的發展起着至關重要作用。他執政了11年，也改革了11年。他給他的國家和世界留下了自相矛盾的深刻印記。他是個十分複雜且頗具爭議的人物，他開啓了社會主義改革的序幕，對斯大林模式發起了挑戰，然而，卻始終沒能跳出斯大林模式的框架，改革也只是在原地打轉；他具有改革的勇氣和決心，卻辦事魯莽衝動，主觀隨意。 [149]  ②不可否認的是赫魯曉夫開啓了蘇聯社會主義改革的序幕，這種敢於打破斯大林模式的決心和勇氣是前所未有的。我們有理由承認赫魯曉夫是一名頗具膽識的改革家。只是在改革的進程中，他無法制定有效的計劃和措施，致使改革舉步維艱、半途而廢、矛盾重重，始終無法擺脱蘇聯社會主義發展的固有模式，只是在原地打轉。無論是推進改革的發展階段，還是具體的改革實踐，他都無法掌控全局，缺乏科學的判斷和理性的分析，往往受到主觀主義的影響。在缺乏科學的指導思想下貿然改革，必然難以確定正確的方向和目標，更無法制定出合理、有效的改革戰略和具體措施。很多時候，實踐與理論相背離。蹩腳的改革措施使得蘇聯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沒能實現新的突破，依舊停留在斯大林模式之下。總體來説，赫魯曉夫是一位能力不足、改革措施過於蹩腳的社會主義的改革家。 [149] 
孫友亮：為了解決斯大林時代遺留下來的矛盾和問題，赫魯曉夫開始逐步調整以往的政策，尤其在蘇共二十大後，他加快了改革步伐，向斯大林的舊體制發起了猛烈的衝擊，同時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這改革是勇猛的，同時也是莽撞的。其改革措施缺乏周密的考慮和科學的論證，往往憑個人直覺行事，瞎指揮，一刀切，矯枉過正，脱離實際；在對待斯大林問題上，也失之公允，走上偏頗之路；在對外交往中，更是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和隨意性……這一切嚴重動搖了他的政治和社會基礎，以致最後被廢黜。其政治生涯，從升起到墜落，恰似一條歷史的拋物線。同其墓碑一樣，黑白相間也許是他人生最好的寫照。 [186] 
雷麗平（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教授）：從赫魯曉夫的靈魂深處看他仍是一個“斯大林分子”，赫魯曉夫的成長和受到有限的教育都是在斯大林時代，因此，他的思維甚至是某些變革都不會超出斯大林時代的框架。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對斯大林的批判，以及二十大後對斯大林造成的冤假錯案的糾正，他都沒有想到會造成蘇聯社會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自由化”的後果。這種後果也加重了蘇共黨內及各國共產黨對他的批判和攻擊。為表明他仍是斯大林式的共產黨人的立場，他處處表現自己同資本主義鬥爭的立場和決心。
申文傑（河北師範大學教授）：雖然赫魯曉夫有較豐富的實際工作經驗，但他的文化水平和理論修養是不高的，受傳統觀念的影響也比較深。在他擔任蘇聯最高領導人期間，沒有提出系統的社會主義理論，只是提出了一些關於社會主義的認識，並且這些認識也帶有片面性。 [49]  （《當代世界社會主義理論比較研究》）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蘇聯/俄羅斯方面

赫魯曉夫（自評）：我沒有受過教育，缺少文化。要管理像俄羅斯這樣的國家，頭腦裏應該有兩個學院講授的知識。而我只上到教會小學四年級，沒有接着上中學，直接上了大學，沒有畢業。經常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前後不一，得罪了許多好人，尤其是得罪了你們當中的人。 [21]  （《赫魯曉夫回憶錄》）
卡岡諾維奇（原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現在還有人問我，你舉薦赫魯曉夫後悔不後悔？我回答説，不，我不後悔。我是眼看着他從1925年成長為邊疆區和州一級重要領導人的。他為我們的國家和黨做了有益的事，同時也有錯誤和缺點，這是誰也免不了的。然而聯共（布）中央第一書記的這個“高位”對他來説太高了……有這樣的人，他們一旦登上了高位就頭腦發昏。赫魯曉夫就是這樣的人。他身居最高職位後頭腦就發起昏來了，便開始胡鬧，這對他本人、尤其對黨和國家是很危險的，何況他明顯地缺乏堅定性和文化理論修養。 [14]  （引自《從赫魯曉夫到普京》）
勃列日涅夫（1964-1982年蘇聯最高領導人）：①蘇聯人民從這些成就中看到共產黨、蘇維埃國家和整個國際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的天才領袖——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的富有成效的活動和列寧主義的遠見。 [59]  ②赫魯曉夫不是恣意妄為的人。他可能説出一些蠢話，做出一些蠢事，可這不是他貪權和任性，而是他文化水平不高的原因，赫魯曉夫就沒有這種惡習。③赫魯曉夫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以後，有對工作人員發脾氣的時候，後來這也是他的罪狀之一。 [127]  ④60年代初期，赫魯曉夫插手文化生活。這大概與他的家庭有很大關係。他的女婿阿朱別伊、女兒拉達和兒子謝爾蓋都在文化領域供職，他們讓赫魯曉夫多接近知識分子。有的知識分子也樂意與領導人接近，他們認為，出席展覽會或會議的領導人越多，這些活動的“身價”就越高。赫魯曉夫常常不事先説有人請他去參觀展覽，就突然叫上他的下屬：走，去看看他們塗了些什麼。他到場以後，總是大講文藝理論。我認為這也是赫魯曉夫在自我表現：我不僅能領導建築業和農業，還能領導文學藝術。 [127]  ⑤赫魯曉夫不是膽子很大的人，令人吃驚的是，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是那麼自信地作了關於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報告。也許他以為，與其他人相比，他的過去多少是純潔的，所以才表現出極大的勇氣。有人説，赫魯曉夫揭露個人崇拜，一方面説明他有勇氣，另一方面説明他在報復斯大林。我認為，言之有理。斯大林總是開他的玩笑，把他當成打趣的對象，甚至刻薄地挖苦他。同時，斯大林畢竟不是輕易就使赫魯曉夫有機會弄虛作假的人，赫魯曉夫往往被揭穿。在心理上，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感覺是複雜的。他的怨氣積了多時，在二十大上開始噴發出來。 [127] 
《工人莫斯科》：赫魯曉夫同志是一位經受過鬥爭和黨的工作考驗的工人，是從基層提拔上來的，他是十月革命後在斯大林教育下的那一代黨的工作人員中的傑出代表。尼·謝·赫魯曉夫是在運用斯大林的工作方法的著名能手卡岡諾維奇同志的指導下，在近年裏和黨一起逐步成長起來的，他是我們光榮的莫斯科黨組織的好領導。 [164] 
久加諾夫（原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部副部長）：赫魯曉夫在他的報告裏實際上是在與斯大林算個人的舊賬，他沒有真正譴責破壞法制的行為。赫魯曉夫自己也參加的三十年代的鎮壓行動，對斯大林作了絕對主觀的評價，把發生所有消極現象的責任全部推給斯大林。 [197] 
戈爾巴喬夫（1985—1991年蘇共最高領導人）：①蘇共二十大後結束了斯大林模式的一個最負面的特點，即大規模的迫害。但同時卻原封不動地保留了這一模式舊有的“靈魂”——黨的壟斷權力，而實際上是少數政治局委員即赫魯曉夫等人的權力。 [6]  ②整個“赫魯曉夫時期”的主要特點在於赫魯曉夫想強迫體制工作，卻仍然沿用體制的辦法。赫魯曉伕力求進行實際的變革尤其是經濟領域的變革、提高經濟效率、加大社會發展力度的意圖是完全正當的。但是體制不接收新事物，而且還進行抵制。 [7]  ③赫魯曉夫是有政治良心的領導人，歷史永遠不會忘記赫魯曉夫揭露“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行動。的確，他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中分析太少，主觀的成分太多。將極權主義問題歸結為外部原因和獨裁者的壞性格，這是個便當而有效的辦法，卻沒有揭示出其深刻的根源。赫魯曉夫的個人政治算盤也是一目瞭然：他率先揭露“個人崇拜”’，立刻就將最親密的競爭者和對手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凍結起來，這些人和他恰好都是斯大林的親信。所有這一切都不錯，然而對於歷史和大政治説來，他的政治行動的實際後果卻具有重大的意義。對制度的化身斯大林的批判，不僅暴露出整個我國社會極其嚴重的狀態。其中所進行的政治鬥爭的扭曲性質，而且暴露出缺少最起碼的法制。這一批判使極權主義在道義上聲譽掃地，引發了對體制進行改革的希望，對政治經濟領域和精神生活領域的新的過程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這應當算作赫魯曉夫的功勞、他的支持者的功勞。 [7]  ③我贊成赫魯曉夫的大無畏行動。我並未隱瞞自己的觀點，當眾表明了立場。但我發現機關中對於報告的反應相當混亂，甚至可以説是張皇失措。這種感情是可以理解的。幾十年來，整個黨的工作、我國社會的整個體制都是建立在斯大林的威信之上的。一切都靠這個來説明和辯解。可如今‘基礎’垮掉了。每個機關工作人員所遵循的鐵的紀律精神要求服從中央的新方針。無論赫魯曉夫本人的主觀意願如何，就其意義而言，這是對極權主義體制的第一次衝擊，這是使我國社會朝民主化邁進的第一次嘗試。 [7]  （《真相與自白——戈爾巴喬夫回憶錄》）④在赫魯曉夫的活動中有許多與他的生活道路的特點（從政治意識形態上説他是斯大林派的活動家，在他的良心中也有斯大林制度的罪惡的陰影）以及他的個性相聯繫的矛盾。他往往是進一步，退兩步。這兒碰碰，那兒撞撞。 [16]  ⑤赫魯曉夫是改革的先驅者。他第一個推動了改革進程。這個進程只有作為民主的進程才能得到發展並取得成功。這是我國曆史上的一件極其重要的事件。赫魯曉夫留下的主要東西就是使斯大林主義失掉了聲譽。勃列日涅夫時期採取的報復企圖都失敗了。斯大林主義的秩序沒有能夠恢復起來。這是改革得以開始的前提和條件之一。因此，我承認，改革是同赫魯曉夫所做的事是有一定聯繫的。一般説，我對他的歷史作用是有較高的評價的。 [16]  （《對過去和未來的思考》） [25] 
蘇費奧多爾·布爾拉茨基（蘇聯政治家）：刻意求新，精力充沛，這是赫魯曉夫身上兩個內在的特點……――赫魯曉夫的顧問、哲學博士費・布爾拉茨基①赫魯曉夫不僅是環境的犧牲者，而且也是其性格的犧牲者。急性子、過於匆忙、容易激動，這是他無法克服的缺點。②赫魯曉夫深受斯大林主義的傷害。這裏什麼都攪和在一起：既有對領袖的神秘的恐懼，又有無辜者的鮮血引起的心悸。這裏有感到自己對被毀滅的生命負有責任的感覺，也有幾十年來蓄積在心中、就要像鍋中的蒸汽那樣噴發出來的反抗。這是因為赫魯曉夫本人也雙手沾滿了鮮血。 [14]  [20]  （《我看赫魯曉夫》）③赫魯曉夫個人天生有一副鋭敏的政治頭腦，有膽量，活動能力強，但卻經不起對他個人的頌揚的誘惑。“我們的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這位公認的反個人迷信的鬥士，難道不是從這兒開始墮落的嗎？死皮賴臉的傢伙們使他墜人了阿諛奉承和歌功頌德的海洋，以此得到更高的職位、更高的獎賞、金錢和頭銜。國家事態愈是惡化，那些死皮賴臉的人和獻媚取寵者關於“偉大的十年”的成就的大合唱，也就叫得愈響、愈烈，這不是偶然的。 [104]  ④赫魯曉夫作為領導者有一個人所共知的弱點，“穿舊鞋走新路”的人這個名聲，早已在他身後傳揚開來。早在他於基輔和後來於莫斯科工作期間，人們就發現他不善於識別幹部。他一直比較信賴那些獻媚取寵的人，而對真正擁護他的改革的人則差些。因此他就陷人了H·波德戈爾內這樣一些人的包圍之中，他們看他的臉色行事，言聽計從。而一些善於獨立思考、個性強且不為人所左右的人，則很少得到他的青睞。赫魯曉夫對別人過於信賴，這也是他垮台的原因之一。 [104]  ⑤當時，與蘇共二十大有關的一切都使我們熱血沸騰。一位政治領導人為了崇高的社會目的而拿自己個人的命運乃至性命孤注一擲，這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在斯大林死後組成的領導班子裏，沒有一個人敢作類似的關於個人迷信的報告。赫魯曉夫，我認為只有赫魯曉夫能作這種報告，而且那樣勇敢，那樣慷慨激昂，而在許多方面又考慮得很不成熟。必須具備赫魯曉夫的氣質一大無畏的冒險精神，必須經歷過大苦大難，擔驚受怕，韜光養晦，才會有決心邁出這一步。 [104]  ⑥老一代人當然還記得這位性格獨特的人物，而年輕的一代大概連他的肖像都從未見過。當時他已經年逾花甲，但看上去身體強健，活潑好動，神情愉快，喜歡嘻鬧。他有一張長着兩個肉瘤的寬臉，光禿的大腦袋，翹起的大鼻子，兩個十分凸出的耳朵，很像俄羅斯中部農村的農夫。教實發胖的身體和幾乎不停地揮舞的長臂，可以説更加強了他像個平民百姓這種印象。他那雙藍灰色的、雖然小些但卻目光犀利的眼睛，不時放出或慈愛、或威嚴、或憤怒的光芒，我再説一遍，只有這雙眼睛能表明他是一位經過風雨，見過世面，能應付鉅變的大政治家。 [104]  （《給赫魯曉夫的政治肖像添加幾筆》）
雅科夫列夫（原蘇聯宣傳部部長）：①赫魯曉夫這位非同尋常的、帶有悲劇性的雙重意識的矛盾人物。他在蘇共二十大所做的關於揭露斯大林鎮壓的報告，這是在政治上走出的出色的一步，它在很多方面決定了斯大林去世後的過渡時期事態發展方向。他想要同斯大林主義分手，但不是同這種制度分手。他雖同這種制度的創造者決裂，可是他崇拜由這位創始者所創造的世界。這種矛盾無法解決，但他不懂得這個道理。 [8]  ②赫魯曉夫是一個要通過蘇聯社會主義創造幸福的不屈不撓的獻身者。他毫不猶豫地向共產主義，而且只是向共產主義邁步前進。他總想盡快地到達目的地，可是他越走離目的地越遠。他看到了我國的落後，可是他是一個不屈不撓的烏托邦主義者，他總是在尋找能使國家擺脱困境的“靈丹妙藥”，如種玉米、開荒、搞農業化學化等等他是一個大老粗，愛幻想和心地善良的人，但有時過於嚴厲和專制。他是個試驗家，常常是雷厲風行和變幻莫測，態度粗暴和蠻不講理，善於領悟和機智過總之，他就是這樣的一一個人。 [8]  ③赫魯曉夫首先是一座充滿活力的火山，它的噴發有時給社會帶來好處，有時也為害不淺。他既是烏托邦主義者，又是現實主義者，既是一個具有鮮明的馬尼洛夫式自我表現的愛幻想的人，又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實用主義者，機智狡猾，又像小孩子那樣天真。他是個勞動者和幻想家，有時又極度愚蠢而自負。他是個實驗家。我們可以這樣説，他不拘小節，機敏，悟性高，不一而足。其實，他是個創造者，但也是非理性主義的犧牲品。當然，他認為用馬克思主義的樂器吹奏出的單調的“階級鬥爭”調子是神聖的，但他也喜歡“現實生活”的復調音樂。 [197]  [8]  ④他是一個大老粗，愛幻想和心地善良的人，但有時又過於嚴厲和專制。他是個試驗家，常常雷厲風行和變化莫測，態度粗暴和蠻不講理，善於領悟和機智過人。 [8]  ⑤如果談起20世紀的政治家，我已經記不得這個比較矛盾的、有着悲劇色彩的雙重性人物了。他要比那個時代的人所想的和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所寫的還要聰明和愚蠢、兇狠和慈善、自負和膽怯、演技高超而政治上低俗。我倒是想把這個人物放在他行動的時代背景下，而不想把他變成今天參加政治遊戲的政客。 [197]  （《一杯苦酒》）
科索拉波夫（莫斯科大學哲學系教授）：赫魯曉夫上台後奉行的是右傾修正主義。蘇聯制度的演變發生在20世紀後期，即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赫魯曉夫從思想政治上動搖和瓦解蘇共開始，然後提出以“全民”國家取代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正是他開始了把蘇聯共產黨推向失敗的過程。 [9] 
謝苗·巴甫洛維奇·伊萬諾夫（蘇聯將軍）：赫魯曉夫是個犯了錯誤的共產黨人。他跟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不一樣，是真心想實現共產主義的，只是方法不對頭，效果不好。 [33] 
維克托爾·蘇霍德列夫（蘇聯最高領導人翻譯）：45年前，赫魯曉夫打破“鐵幕”，到世界帝國主義的心臟美國作正式訪問。由此開始了我國領導的出訪和外國代表團的來訪，共籤協議，相互擁抱……總之，他讓蘇聯走向世界。 [34] 
格奧爾吉·阿爾巴托夫（蘇聯高層智囊）：①從赫魯曉夫的全部思想和精神素質來看，他是斯大林主義的“產兒”如果他不是在自己的某些很重要的信念和素質上以及在自己的性格上成為真誠的同斯大林思想觀點一致的人，他不僅無法成為斯大林的接班人，而且也可能無法活下來（甚至許多徹頭徹尾的斯大林分子也沒有活下來，要知道這是事實）。因此，也只有赫魯曉夫那樣一個多少具有這些缺點的人，才能起到他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 [15]  ②當然，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推動了革新社會的深刻的政治過程。這是赫魯曉夫的巨大功勞。但是，要在清除斯大林主義遺產方面做更多的事，他多半是根本做不到的，他不瞭解也看不到其他任務，因此在政治上他變成了在原地跑步。 [15]  ③赫魯曉夫揭露的、批判的併力圖戰而勝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義。也許，他真誠地相信，整個問題也就是這樣，只要揭露斯大林，他就解決了使社會從過去的極權主義桎梏中解放出來的全部問題。 [15]  ④赫魯曉夫完全是有意識地不想放棄從斯大林時期繼承下來的政治制度的，因為他作為黨的頭頭知道這樣做會直接威脅到他自己的利益，因為他想象不出用以取代這種制度的其他方法。如果你不想在政治和經濟體制中實現深刻的變革，掌握權力就會越來越變成目的本身。他不想放棄過去的政治制度。如果將從斯大林那裏繼承下來後，當年斯大林建立它們正是為了確保“個人專政”（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在回憶錄裏用了庫西寧的這個概念，看來，這個概念深深地印在他心上——顯然他不瞭解這個概念的全部涵義）的許多機制原封不動的保留下來，那麼領導黨和國家就可能簡單得多和方便得多了。他還欣賞對他本人的頌揚，當然不是斯大林時期的那種兇險的血腥的個人迷信，但畢竟是十分有害的。 [15]  ⑥對於進行這種揭露的必要性本身是沒有理由去懷疑的。可是這僅是走，上革新社會道路的第一步。然而，赫魯曉夫卻隻字未提必須在經濟、政治、社會精神生活方面進行重大變革和改革。雖然那時在蘇聯發生的許多事件都已顯示這種改革的必要性。當時許多人都已感覺到赫魯曉夫及其政策已經到了窮途末路、空轉打滑、毫無作為的地步，雖然他離開了習慣了的斯大林政策的此岸，但無論如何也不能找到彼岸。換句話説，他失掉了人們對他的信任和個人的聲望。 [15]  （《蘇聯政治內幕》）
尤·阿克秀金（傳記作家）：①赫魯曉夫勇於衝擊斯大林模式，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在政治經濟外交諸方面實施了一系列大膽的改革措施，試圖對傳統的模式進行某種改革，是應予以肯定的。但他是一個矛盾的改革人物。他能敏鋭地看到問題，發現問題，但找不到解決問題的妥善辦法。改改停停，收收放放，朝令夕改，唯意志論，隨意性強，缺乏深思熟慮、全盤規劃和系統配套措施。條條變塊塊，並沒有改掉高度集權；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卻製造和鼓勵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喜歡阿諛奉承之徒；好大喜功，形式主義嚴重，在內政外交諸方面都存在着嚴重的冒進錯誤。 [12]  ②赫魯曉夫可以説是過渡時期的過渡人物。他改革的失敗有某種必然性，其阻力很大，既來自國內，也來自國外。他本身是斯大林模式的產兒，跳不出斯大林模式的框框。他本人有這個勇氣，但沒有完成這項事業的雄才大略。他的文化和理論水平不高，性格粗暴，作風冒進，也沒有培養出一支可靠的幹部隊伍。但他的改革是對傳統的斯大林模式的一次猛烈衝擊，併為以後的改革開了先河。 [12]  ③赫魯曉夫還在當權時的最後幾年裏就已經失去自己的聲譽了。在他被迫退休舌的年代裏，國內沒有一一個社會團體願意他回來。在這些年代，他作為具有政治意義的人實質一卜已不復存在。但最近10一15年，人們對赫魯曉夫個人及其政治活動的興趣在不斷增長。對於和赫魯曉夫的名字與活動聯繫在一起的在蘇聯共產黨、蘇聯國家和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政策中的那一根本轉折的空前意義的理解也在增長。赫魯曉夫雖然有自己的缺點，但他是斯大林身邊的人中惟一有能力推動這一轉變的人。在他的影響下。蘇聯有近2000萬蘇聯人得到平反，雖然其中許多人是在死後。這一點在歷史的天平上就將超過赫魯曉夫的所有缺點和罪過。 [12]  （《赫魯曉夫同時代人的回憶》）
亞歷山大·季諾維耶夫（蘇聯著名持不同政見者）：赫魯曉夫是斯大林執政上層的活動家之一。他對斯大林主義罪行所應承擔的責任不比斯大林的其他親密戰友少。他是個徹頭徹尾的斯大林主義者，甚至他領導非斯大林化所採取的方法都是斯大林的唯意志論。 [38]  （《亞·季諾維耶夫重評斯大林》）
鮑文，A.Ye.（《消息報》政治觀察家、國際問題專家）：赫魯曉夫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有決心講出斯大林罪行的真相，採取了振興社會主義並使之人道化的方針。他的弱點是不徹底性、動搖性和自信絕對正確。他沒有經受住權力的考驗而終於失掉了權力。 [197] 
費奧多洛夫（蘇聯作家、史學博士）：赫魯曉夫儘管有許多缺點、行為前後不一致等等，但從整體上説他是為國家利益工作的。他建樹了真正的功勳，他是冒着失掉政治職務和生命的風險去揭露斯大林和為幹百萬無辜受害的生者和死者恢復名譽的。要知道，他是生活在斯大林主義分子的重重包圍之中的，那時在權力的高層集團中，他別無選擇。不僅如此，赫魯曉夫本人也出身於斯大林的圈子，因此赫魯曉夫首先必須戰勝自己身上的斯大林主義因素，他的確也這樣做了。這樣做以後他才能同其他斯大林主義者進行鬥爭，他創造了這樣一些條件，沒有這些條件，今天進行的更新就不可能進行，就沒有幹部和傳統的保證。他是真正的領航者――指引破冰船前進併為其他船隻開闢航道。 [197]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維奇·西蒙諾夫（蘇聯作家）：赫魯曉夫精力充沛，勇敢，經常出現在士兵中間，從不喜歡呆在司令部和指揮所裏，願意同人相處和攀談，應當説，人們喜歡他。 [197] 
法捷耶夫（蘇聯作家）：他以十足的平民品格使人着迷。他的智慧也是富有平民性，胸襟開闊而又講究實際和充滿幽默。所有這些都同他的外表奇妙而和諧地交融在一起。他雖然是俄羅斯人，但除他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到另一個如此適合於做烏克蘭領導人的人。 [197] 
德·安·沃爾科戈諾夫（列寧政治學院哲學教授）：①赫魯曉夫不愧是時代的驕子。他本人在堅決揭露個人崇拜方面所作的貢獻是無可爭辯的。僅此一點，他的英名也將在歷史上萬世流芳。不過，斯大林宮廷的原理論家所準備的報告卻不是深刻的。 [39]  ②這位革新者做出了決定性的突破，但卻未能理解“秘密思維”，這恰恰就是斯大林式的思維，是從那個幽靈繼承下來的。赫魯曉夫所説的“得有個界限”就是説不要把這些異端告訴人民，特別是不能讓世界公眾知道。他在六年前發表過一篇有名的文章叫作《斯大林的各族人民的友誼是我們祖國不可戰勝的保障》，這樣一個人當然不可能一一下子擺脱幾十年來在他身上早已成熟、生長並定型的一切。赫魯曉夫在“領袖”活着的時候從來沒有違抗過領袖”的意志，自然不會忘記自己的行為，正如斯大林其他戰友的行為一樣，完全取決於獨裁者。他們都只習慣於執行，而不習慣於思索。赫魯曉夫自己就記得，那些並不重要的、純屬經濟業務方面的問題，如不直接向斯大林請示，他也無法作出決定。那是相當危險的：很可能來個粗暴的拒絕或者嘲笑的反問。怎麼辦？還是請示為 [39]  ③浪漫主義的改革家赫魯曉夫勇敢地進行了兩次值得懷念的歷史性進攻，使斯大林主義的巨輪已被撞開了一個巨大的缺口。但他的接班人卻悄悄地在用政治的、思想的和社會的“堵漏板”修補船身。 [39]  ④如果不把新思維僅僅歸之為當前對核世界嚴酷現實的認識，而看成是對偉大的人道主義思想作原則上新的“理解”，那就必須説，赫魯曉夫已稍稍打開了社會主義世界通向今日還被某些人當作邪説的精神財富的大門。赫魯曉夫撕下了暴君身上永不犯錯誤的外衣，在他身上就像在“哈哈鏡”中一樣反映了當前時代最複雜的矛盾——斯大林簡直是一位集崇高的思想和驚人的荒謬於一身的超級大師。 [39]  （《勝利與悲劇：斯大林》）
麥德維傑夫（蘇聯歷史學家、持不同政見者）：①赫魯曉夫同時又是斯大林的門生，是斯大林時代的一個產物，那個時代訓練了他在政治上的靈巧熟練，也為他留下一部具有殘酷無情、審慎從事以及那種可以置某些明顯真理不顧之機敏穎悟的遺產。 [17]  ②赫魯曉夫一方面給了社會一點兒自由，後來他自己擰緊了龍頭。正如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説的：“蘇聯領導決定開始解凍時期，並自覺地走去的時候，大家，也包括我在內，同時對解凍感到擔心：‘會不會因解凍而出現衝向我們的洪水，這就將很難處理。’”（《赫魯曉夫大傳》）③尼·謝·赫魯曉夫精力充沛、行動敏捷和孜孜不倦，像已往一樣使我大為驚奇。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全神貫注地聽別人講話和回答人家所提出的要求，他在外表上把各類人的特點明顯地溶於一身，既有大無畏和意志堅強的工人的特點，又有富於幻想和熟悉自然界的農民的特點，更有閲歷豐富和具有遠見卓識的二十世紀後半葉傑出的國務活動家的特點。 [23]  ④在國內革命戰爭和衞國戰爭年代無畏的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是在一切意識形態搏鬥中的勇敢戰士，他孜孜不倦地、堅定不移地捍衞着和平。 [23]  ⑤我讀過赫魯曉夫同志許多講話，留心觀察過他在社會生活各個不同領域裏的活動，我認為他是我們時代最優秀的人物之一，共產主義運動一百多年的歷史中已湧現不少這樣的最優秀的人物。 [23]  ⑥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有用不完的精力。在最近十年，我們在各處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同化學家在一起他是化學家，同農藝師在一起他是農藝師，同動力工程師在一起他是動力工程師。大地和宇宙經常吸引着他的注意。赫魯曉夫無論在什麼地方、不管他做什麼、也無論他談什麼，他永遠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堅貞不渝的學生。全世界都知道他和尊敬他。很難想像有比他更平易近人、愉快樂觀和言談中肯的人。 [23]  ⑦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能言善辯的口才不僅表露在他的講話當中，而且也表現在他的插話、評論和迅速而巧妙的答話之中，對他的口才到處都給了很高的評價。他在聯合國大會上非常驚人的舌戰是令人難以忘懷的。 [23]  ⑧赫魯曉夫是我們時代獨具一格的傑出的演説家之一。他有巨大的感召力和深刻的理論分析力、善於運用鮮明的形象、準確的比擬、使人讚不絕口的詼諧語言。他對於我們全體蘇聯人來説是無限寶貴的。當我們歡送赫魯曉夫去長途旅行時，心裏焦急地數着日子，盼望他早日返回祖國。同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接近使人精神振奮、努力工作、奮發向上。 [23]  ⑨假若有人身上具備自己同時代人的最好品質——待人樸實、虛懷若谷、深謀遠慮、知識淵博和心地善良的話，那麼我們在孜孜不倦的革命戰士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身上所看到的正是這些品質。 [23]  ⑩尼·謝·赫魯曉夫作為一位蘇聯的國家領導人，他在許多地方都是按照老一套去做的，他不僅不反對個人獨裁製度，而且還在某些方面完善和加強了這種制度。赫魯曉夫一個人作出經濟、外交和軍事問題的決定，而這些決定就連醉心於保守主義的斯大林也未必就能一下子作出。同時，赫魯曉夫的個性是一個同斯大林在許多方面完全相反的人。如果斯大林離開莫斯科和莫斯科郊區，那麼他只到黑海度假。赫魯曉夫總是愛動，他在全國各地跑來跑去，在一年之內跑了十來個州，他差不多每年都要出國好幾次，他只是沒來得及到澳大利亞和拉丁美洲去。看來，赫魯曉夫沒患過斯大林曾害過的那種病態懷疑症。 [23]  ⑪赫魯曉夫的一個最大缺點是缺乏耐性和好靈機一動。他不僅不善於等待時機，而且就連耐心地權衡得失、做些試驗等這樣簡單的等待都做不到。總之，赫魯曉夫喜歡一下子就做完過多的工作，使自己完全被自已的數不盡的創舉所迷惑，而這就導致了他的垮台。 [23]  （《政治日記》）
尼娜·彼得羅夫娜（赫魯曉夫之妻）：他（赫魯曉夫）要麼一路向上，要麼就是一路墜落。權壇上的起起落落，從貧民到蘇聯的君王，既是斯大林主義者又是反斯大林主義者，性情殘暴而又表現得體。 [118] 
謝爾蓋·尼基季奇·赫魯曉夫（赫魯曉夫之子）：同時代人的評價不可能是客觀的，歷史將做出自己的判斷，它將使一切恢復本來面目，對每個人做出評價。唯一不容懷疑的是，尼基塔謝爾蓋也維奇真誠地為建設一個新的光明的世界、一個人人生活得更好的世界竭盡了全力。當然，在他的道路上也有錯誤，但他幹了，而且幹了不少。毫無疑問，赫魯曉夫這個人物不會被忘卻。他有朋友，也有仇人。關於他、關於他的業績的爭論將會長期存在。 [44]  （引自《蘇聯春秋：改建與易幟》）②父親是富有人情味的領袖，並能夠順應民心，大膽進行改革，但最終未能實現自己的宿願。他被趕下了台，而且一直未能東山再起，他的命運頗具“悲劇色彩”。③1964年前夕，父親意識到他的改革失敗了，起碼沒有取得預期效果，於是又把目光轉向南斯拉夫，開始進行農業試驗，並通過報刊開展關於生產者個人經濟利益的討論。光陰一年年過去了，父親的改革因得不到支持而最終流產。他的悲劇不在於權力鬥爭，而在於父親由衷尊重的老朋友對他的背叛，在於他不想以這種方式走下政壇。但是，對國家的責任感戰勝了他想與之一爭的念頭。 [162] 
拉達·阿朱別伊（赫魯曉夫之女）：父親執政10年，制定的規劃都完成了，這是多麼不容易啊！但父親同時發覺他不論幹什麼事情，都像車輪打滑，硬是推不動，黨的機器軟磨硬抗，父親舉手投足都會遇到無形的障礙。他成立國民經濟委員會，把黨的機關分為工業和農業兩部分，就是試圖衝破這種無形的障礙，完善國家對經濟部門的管理，逐步將某些權力下放到地方手中。 [162] 
阿列克謝·伊萬諾維奇·阿朱別伊（原《消息報》總主編，赫魯曉夫的女婿）：①我們生活中幾乎從不被提及的這10年——1954年至1964年，赫魯曉夫當政的10年——究竟是怎麼樣的呢？這個巨大國家10年的勞動和生活如何？在億萬次各種衝突和各種情況下千百萬人的命運怎樣？為什麼有人要極其頑固地將其從我們記憶中抹掉，就好似這些年有某種罪過似的？難道是隨隨便便的，只根據一兩個哪怕是具有通天本事的人的意志，就從書本和電影中把姓名和事實、數字和對比砍掉了嗎？對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的名字不僅閉口不提，而且我可以説這樣做是懷有惡意的。天真的人們認為，這是基於對赫魯曉夫的黨務和國務活動的否定。但是主要原因不在這裏。他敢於觸動的那個行政官僚體制，對他是“一點也不饒恕”的。這是那個體制以其獨特的方式在“炫耀威力”，以徽效尤：“不要觸動我們！”但赫魯曉夫的10年總會找到一席之地。 [134]  ②簡言之，美國喜歡赫魯曉夫，他誠實而大膽地提出解決當代世界複雜問題的方法，他平易近人，善於理解對方，他的性情是這樣的：嚴肅起來，臉上絕對見不到笑容；開起玩笑來，能讓人笑破肚皮；倔勁上來，十頭驢都拉不回來。 [197] 
安德烈·沃茲涅先斯基（前蘇聯與俄羅斯詩人）：①赫魯曉夫很少自己親自閲讀，他總是根據別人的話作出判斷，輕信奸佞。小説《日瓦格醫生》的厄運就是小人的讒言造成的。赫魯曉夫不相信民主化，不讓人民自己批判斯大林的罪行，他只允許自己在最高層進行這樣的批判。②赫魯曉夫是歷史上的悲劇形象。他在黨的二十大上的報告是不顧個人風險和名利的大無畏行動。公佈報告的時機恰好到來了。人民需要了解真相。 [197] 
恩斯特·涅伊茲維斯特（蘇聯雕塑家）：哲學意義上的生活本身，其基礎是兩個原則之間的對抗：光明對黑暗，進步對反動，動對靜。一個要向前走，另一個要往後拉。這一生活發展的基本思想很適合於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他開始讓我國走出黑暗，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我們都看到了曙光，它預示着太陽很快就要出來。光明開始驅散黑暗。 [44]  （引自《蘇聯春秋：改建與易幟》）
妮娜·L·赫魯曉娃：他（赫魯曉夫）不應該成為一個罪人，他打破了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應該成為人們追隨的對象。蘇聯解體後，人們沒有了民族感和長期堅持的信仰。由於精神和物質貧乏，人們渴望恢復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而斯大林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白。但因為是赫魯曉夫全面否定了斯大林，所以人們把俄羅斯諸多社會弊端歸咎於赫魯曉夫。 [28] 
亞歷山大·富爾先科（俄羅斯作家）：①揭去包裝和公開秘密後，呈現在我們面前的赫魯曉夫是一個最富有挑釁性、最有膽量的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也是克里姆林宮裏最願意和任何美國人達成持久協議的人。和那些斯大林時代活下來的領導人一樣，赫魯曉夫殘酷無情，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假如這個個性鮮明的人物是一個小國的領導人，那麼，他特有的個人風格很值得編成故事。但是，這些風格不會成為理解世界大事的主要因素。然而，不同的是，赫魯曉夫是美國所面對的強大對手的核心。 [198]  ②赫魯曉夫不過是領導這個帝國的一匹黑馬，他出生於一個農民家庭，只受過4年教育。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後，布爾什維克黨組織為這個富有雄心和精力的人提供了許多機會。1929年赫魯曉夫去莫斯科之前，靠着保護人、當地有勢力的人物，還有自己的才能，得以在克拉克夫和基輔黨的組織中穩步升遷。他最突出的特點是，工作非常努力，因而掌握了農業和機械工程的許多知識。他效忠於斯大林，此時，斯大林已發動了第一次大清洗運動。斯大林也開始注意到赫魯曉夫……1949年，赫魯曉夫重回莫斯科時，已被視為斯大林的心腹之一。儘管戰後初期斯大林健康狀況日益惡化，但他過於偏執，無意培養自已的接班人。確實，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這位獨裁者還發出了強烈的信號，要把他身邊的一些人清洗掉。1953年斯大林因中風而去世時，他的繼承人顯然是別人，而不是赫魯曉夫。斯大林生命垂危時，一個領導國家的四人小組成立了……最初的3個月裏，貝利亞就被處置。赫魯曉夫在其中扮演了一個領導者的角色。此後的一年半時間裏，剩下的三個人組成一個並不穩定的聯盟的實施着“集體領導”。1955年，赫魯曉夫走出莫洛托夫和馬林科夫的陰影，開始步入世界政治舞台。他對蘇聯政策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到20世紀60年代，蘇聯已經完全退回到一個人當政的斯大林時代。在那10年裏，赫魯曉夫開始執掌大權，決定着世界上許多事件的進展，陷人一場和兩位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的勢力對抗中。富有雄心、進攻性而缺乏耐心的赫魯曉夫試圖給世界打上自己的印記。 [198]  ③赫魯曉夫拒絕接受蘇聯處於劣勢的國際關係的格局。從踏上世界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他就在設法改變這種現狀。對這個魯莽、衝動而又古怪的人物，觀察家們更感興趣的是他那極富色彩的舉止以及粗俗不堪的幽默，卻普遍忽視了這個問題——在內心深處，赫魯曉夫還是一個戰略家。雖然也説大話，但他有一系列的目標。在其執政期間，赫魯曉夫既要避免和美國發生戰爭，還要力圖贏得美國人的尊重；既要支持現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還要在海外發展新夥伴；既要保持一支強大的戰略力量，還要改善國內百姓的生活。作為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赫魯曉夫把蘇聯的困難歸咎於斯大林的暴行及與西方展開的軍備競賽。赫魯曉夫設想出一套和美國和解的宏大方案，它將會使冷戰非軍事化，從而讓他改弦易轍，把資源用於蘇聯國內的經濟建議，並把東西方的鬥爭限定於意識形態和經濟發展層面。他相信，歷史最終將證明他是對的。為實現和解，他不斷改變着策略。正像在黑海避暑勝地皮聰達游泳池中不斷擺動身體一樣，赫魯曉夫也在不斷改變着其引誘和恐嚇西方的策略。 [198]  ④一旦赫魯曉夫下台，再沒有蘇聯領導人主張，為了和平必須要邁向戰爭的邊緣。直到結束冷戰的戈爾巴喬夫出現，沒有哪個蘇聯領導人，有爭議的是——沒有哪個國家的領導人會像赫魯曉夫這樣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198] 
根納吉·奧希波夫（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①這一系列打着國家和共產主義旗號行為的始作俑者就是赫魯曉夫。身居高位後，赫魯曉夫追求的不是蘇聯社會和國家的利益，而僅僅是一己私利。“如何才能打壓斯大林，以雪多年充當克里姆林宮小丑的恥辱？”這樣的念頭始終困擾着他。“要超越偉大的前任並取而代之，必先使其威信掃地。”赫魯曉夫無疑通曉這一權術。②社會主義制度和蘇聯的崩潰並非始於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赫魯曉夫時期所謂的“解凍”“偉大的十年”才是劇變的先聲。在赫魯曉夫執政的過程中，有過分的野心，有超天才的自信，有對斯大林的刻骨仇恨。赫魯曉夫對國家造成的物質上的損失堪比二戰中的損失，這還不包括在政治上、道德和精神上的損失。我們在一本專著中列舉了赫魯曉夫對蘇聯200個致命的打擊。赫魯曉夫的政策措施沉重地打擊了蘇聯的國家權威，導致社會主義事業的聲譽江河日下，無法挽回。　
普京（俄羅斯總統）：克里米亞劃入烏克蘭的決定，塞瓦斯托波爾也同時被移交給烏克蘭，儘管當時塞瓦斯托波爾還是從屬於俄羅斯的。提出這一決定的是……赫魯曉夫。是什麼推動了他做出這一決定？是為了在烏克蘭贏得自己的聲譽？還是為了自己30年代在烏克蘭組織大規模鎮壓的舉動贖罪？這一點讓歷史學家來研究吧！ [13]  （在克里米迴歸俄羅斯慶祝大會的演講）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西方方面

温斯頓·丘吉爾（英國首相）：赫魯曉夫先生，您在着手大規模改革，這當然好！我只是想勸您不要操之過急。靠跳躍兩步跨越鴻溝是相當難的，還可能會墜入溝中。
康拉德·阿登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理）：赫魯曉夫是非常精明、強硬和冷酷無情的人。 [197] 
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松（美國總統）：①尼基塔·赫魯曉夫這個從基層爬上來的人，是當時共產黨的領導人。赫魯曉夫舉止魯莽、語法蹩腳使西方許多記者和外交官低估了他。然而儘管他粗暴莽撞，頭腦卻很敏鋭，而且還是一個冷酷的、奉行強權政治的行家。赫魯曉夫根本不理睬西方關於裁軍與緩和的建議，堂而皇之地繼續大量儲存導彈，建造潛水艇，進行核武器試驗。赫魯曉夫炫耀他新近在火箭方面領先的那副好鬥的神情，使許多人認為他會毫無顧忌地利用火箭發動一場核戰爭。外國人很少被邀請去會見赫魯曉夫，見過他的人常常被他搞得心神不安。他有時幾乎表現得嫵媚動人，有時卻有點土裏土氣。訪問過他的人有的人罵他是惡魔化身，有的則説他只不過是個醉鬼。 [5]  ②赫魯曉夫使世界時而感到有趣、時而感到驚愕，達十一年之久。他給世界留下了執政時期的赫魯曉夫的三個形象：一個愛吹牛皮的小丑。他經常在公開場合喝得酩酊大醉，在這方面，他勝過任何一個現代蘇聯領導人；一個能冒險的實用主義者。他一直不為教條所束縛，但他力圖用其考慮不周的靈丹妙藥而不是採取從長計議的辦法來解決國內問題；一個極權主義者。他踩着對手和同胞的屍體爬到執政的地位，通過把那些反對者送去流放而執政，一直到自己成為自己一手使用過的那套手段的犧牲品而告終。 [5]  ③通過我與赫魯曉夫的會見，發現這個小丑戴着兩副面具。一會兒他可能是吵吵嚷嚷、興高采烈、性格開朗，洋溢出友誼和幾乎是誘人的魅力。他臉上笑嘻嘻，説着一切場合都説的粗俗的話。還做故作一些“親暱”的動作。過一會兒，尤其是在有人聽他講話的場合下，他可能成為粗暴的、飛揚跋扈的、怒不可遏的一個深深刻上個人印記的高調外交的大師。在他發表裝腔作勢故意誇大其詞的講話期間，他跟我面對面地站在一起，用食指輕輕地碰我一下，好象口頭上的強調還嫌不夠，需要用實際的動作來加強講話的效果。他常常眯着眼睛，象機關槍手瞄準準星一般。然後，他的論點、大話、褻讀的語言象連珠炮似地脱口而出。但他只是在想扮為丑角時，才是一個小丑。 [5]  ④他總是採取攻勢，對其對手的弱點有種本能的感覺和向對方榨取好處這種幾乎是強制性的傾向結合了起來，也就是，對手讓步一英寸，他便推進一英里，只要別人顯露出一丁點兒膽怯，他就在你身上輾過去。無論在語言上還是在行動上，他都是一個饒有趣味的人，尤其是有觀眾在場時，他有賣弄自己的癖好。他是一個在會晤前要做準備工作的人，對其對手的立場，瞭解得如同對自己的立場那樣清楚，他為此自鳴得意。 [5]  （《尼克松回憶錄》）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年代裏，沒有一位世界領袖人物的成敗能像赫魯曉夫的成敗如此急劇地和決定性地改變歷史的進程。 [140]  最主要的是，他首先要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共產主義遭受的最大挫折和地緣政治事件負責，其中包括中蘇關係的破裂。儘管他在外交政策上取得了一些成績，也提出了不少創意，但他還是可能作為最大的失敗者載入史冊，因為他失去了中國。 [197]  ⑥赫魯曉夫給我留下這麼一個印象：他是一個精力充沛、紀律性極強、耐力極好的人。他像一個體格強壯卻無拳擊技巧的拳擊家，堅守陣地，隨時迎接別人的打擊，也還擊別人。他試探我的防守情況並尋找破綻，以便曲臂揮拳向上一擊，進行猛烈的進攻，依靠這些動作來得分。有時他又試圖使我放鬆警惕，想借機把我頂起來，一拳把我打倒在地。如果一個防線不奏效，他就想設立第二道防線。如果第二道也失守了，就設第三道、第四道。假若我把他逼到角落裏，他要麼搖搖晃晃地走過來，要麼沿着拳擊台的繩子中出去。他是一個有自己獨特打法的拳擊大師：他或用言語攻擊，或設立論點防線，或時常改變話題。他從不讓我確定討論的範圍，並且常常對我的問題給予有利於他的不同解釋。 [197]  （《領袖們》）
馬克·弗蘭克蘭（美國學者）：對於赫魯曉夫歷史作用的恰當評價已是蓋棺論定，和其他許多政治家死後的評價相比，他的墓誌銘依然使人更加難忘：較之當年接手時，他已為自己的國家留下了一個更好的地位；對此，蘇聯及世界的大多數人都有目共睹。 [197] 
科伊喬·佩特羅夫（澳大利亞學者）：在蘇聯歷史中，如果不是絕無僅有的話，那麼離戈爾巴喬夫最相近的當屬尼基塔·赫魯曉夫。實際上，在反對共產主義的鬥爭中，這是戈爾巴喬夫的唯一前輩，此人所留下的政治思想遺產，正是後來戈爾巴喬夫反共“公開性”的基礎。 [26]  （《戈爾巴喬夫現象——改革年代：蘇聯東歐與中國》）
威廉·陶伯曼（美國傳記作家）：在很多人的印象裏，尼基塔·赫魯曉夫是一位在聯合國大會上敲鞋子的蘇聯領導人，事實上，他也是20世紀最複雜、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他譴責斯大林，釋放數以百萬計受害者，併為他們平反昭雪。他努力減緩冷戰緊張氣氛的笨拙嘗試引發了柏林與古巴兩次危機。作為斯大林之後頭十年的蘇聯統治者，赫魯曉夫給他的國家和整個世界打上了其自身矛盾的深刻印記。此外，他的一生和從政經歷為我們勾勒了蘇聯時代的整體畫卷：革命、內戰、饑荒、集體化、工業化、恐怖政治、世界大戰、冷戰、斯大林時代、後斯大林時代。 [118]  ②赫魯曉夫從最卑微的出身攀上了難以想象的權力巔峯。他不僅進入了斯大林的核心權力集團，並在近二十年的時間裏得以倖存下來，而且還擊敗了克里姆林宮裏那些好像比他更有可能成為斯大林接班人的對手。赫魯曉夫勇敢地想對蘇聯的制度進行人性化與現代化改造。經過近三十年為斯大林鞍前馬後的效忠後，他摘下了自己的面具，幫助釋放了數以百萬計的受害者，使他們重獲新生。由於斯大林應該為冷戰的爆發負主要責任，赫魯曉夫曾以自己笨拙的方式試圖改善與西方世界的關係。他還嘗試想使蘇聯那些在斯大林時代遭受重創的領域重新恢復活力，其中包括農業、工業與文化領域。所有這些都值得給予公正的承認。然而赫魯曉夫奇蹟般地崛起本身就帶有其參與斯大林時代罪行的深刻烙印。他反覆無常地進行了否定斯大林的運動，但到了他的接班人那裏，這些大部分又都被顛覆過去了。他本人粉碎了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並在國內逮捕了很多敢於向他發出挑戰的人。此外，雖然他與西方領導人舉行了幾次峯會，共同起草了不徹底的1963年核禁試條約，但是他還引發了柏林與古巴危機，並使其一開始致力於消除的軍備竟賽進一步強化。不用説，他對黨和國家不停歇的重組，他對經濟反覆無常的干涉對無效的農業集體化的迷戀以及他與知識界愛恨交加的關係都促進了1964年將他從權力寶座上趕下來的那場政變。 [118]  ③赫魯曉夫遇到的所有麻煩並非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雖然斯大林制度迫切需要改變，但正如赫魯曉夫的大多數奉行斯大林主義的同事所承認的那樣，他對改革也持有頑固的抵制態度。作為共產黨領導人的使命要求赫魯曉夫對各種各樣其知之甚少，或者根本一無所知的問題作出決斷。不過在多數情況下，赫魯曉夫都是使糟糕的情況變得更糟。他譴責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引發了東歐國家的流血動盪。他疏遠了幾乎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的盟友與支持者。在權力的最後階段，他的言行舉止幾乎是超越現實的：頑固地堅持無效的政策；對政治基礎的分崩離析好像熟視無睹；對加緊反對他的陰謀活動未加防範，結果導致自己的覆滅。 [118]  ④在爬上權力頂峯的過程中，赫魯曉夫扮演着平亞的角色。如果不成為老練的尼可羅·馬基亞維利分子，很少有人能在斯大林的鐵腕下倖存下來，但裝出愚笨的樣子不失為一種更為安全的辦法。不過，赫魯曉夫扮演這種角色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功，不僅因為這是他的使命，而且因為其實際情況使然。他希望他的成就超過失敗，與平亞（烏克蘭作家弗拉基米爾·維尼欽科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樣，他把他的獄友從斯大林的鎖鏈下解放了出來，使他們走上了人性化的蘇聯社會。事實上，他在開始毀掉蘇聯制度的同時，也在摧毀自己權力的根基。 [118]  （《赫魯曉夫全傳·導言》）
艾德華·克蘭克肖（英國作家）：①赫魯曉夫現在衰老、疲憊，在疾病的折磨下消沉了，沒有以前那麼生氣勃勃了。然而，正因為這樣，在某些方面，他更容易自我暴露了。因此在我們手上的是一篇獨特的，不尋常的個人歷史。它有它的侷限性，有時迴避，有時隱瞞，有時欺騙，有時也有遺漏。然而這些話出自斯大林時代及斯大林死後時代的一個蘇聯政治領導人——赫魯曉夫之口卻是前所未有的。它把我們直接帶進了那迄今為止還是個思想禁區的領域裏。我認為這最引人入勝、最有價值的地方就是。它無意之中透露了所有在斯大林領導之下成熟起來的蘇聯領導人或多或少所共有的那種基本態度，即臆斷、無知和偏見。他們之所以能得到斯大林的寵愛是因為他們具有完全的殘酷無情和幾乎絕對的俯首昕命這樣可怕的結合。 [135]  ②赫魯曉夫也暴露了他自己。他使我們能從普通人和黨魁兩個方面去研究他自早年到斯大林逝世這段時期裏的發展。從1955年開始登上最高領導崗位一直到1964年下台為止，他充分地提供了這段時問裏他作為一個世界政治家的思想和活動。他的回憶錄裏所缺乏的則是對於克里姆林宮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的敍述，而正是這種鬥爭使他得到勝利，後來又使他失敗。這本書有兩個主題：第一，一個從最卑賤的農民環境中出身而上升為世界上兩大強國之一的領袖的傑出人物的自我介紹。第二，對斯大林的揭露，目的是加強和充實那著名的“秘密報告”的內容。赫魯曉夫對近幾年來人們為斯大林恢復名譽的活動極為注意，他正在盡力使這一點難以實現。 [135]  ③儘管如此，赫魯曉夫回憶錄裏沒有對自己作出正確的估價的事實依然存在。在某種意義上，由於他對自己過去的大部分經歷百般掩蓋，而對自己在斯大林手下的飛黃騰達卻竭力美化，這樣就把他自己講得太好了。但正是他所沒有講的、也可能是講不出口的東西，才能説明他的驚人轉變，即從斯大林的最可靠的追隨者之一突然變為一個在自己事業的後期顯示出具有一種真正的、卓越的智慧的國際要人，儘管他的脾氣挺壞、偏見挺深。當然，直至最後，他仍然是自己歷史的俘虜。在某些方面他凌駕於那個把他捧起來的制度之上，在建立這個制度中他也獻出了一份力量。但是他卻不能完全擺脱這個制度，結果這個制度把他毀滅了。誠然，他的成就是很突出的。他在他事業的後期所表現出來的品質並不是突如其來的，而一定是早就潛在着的。雖然，從表面看來，他不過和其他人一樣，是一個打手。可不是嗎？作為一個徹頭徹尾的野心勃勃的黨棍，他對上奉承拍馬，對下威嚇欺壓，與對手勾心鬥角採用農民的詭詐伎倆。唯一和別人具有明顯區別的只是他有生動的想象力，有強烈的感情，有頑固的自恃性，有時還有天生的睹棍的魯莽性。在這樣一個鐵桿斯大林分子的身上，競存在着一種貌合神離的本事，實在令人難以相信。他能和各種人混得很好，這一點是在他之前或之後的其他蘇聯領導人所比不上的。他不象我所知道的那些黨的幹部（或者甚至那些蘇聯工廠或集體農莊的領導人）那樣害怕遭人非議。他從初出茅廬時起就一瓦是興麗米烈的，熱衷於制定法律，告訴人民可以傲什麼、應該怎樣做以及他們在什麼地方錯了。即使在他的聲譽達到最高峯時，他也常會站在爛泥地裏，對一羣疑慮重重的農民詳細解釋馬鈴薯應該怎樣種。而另一方面他也能耐心傾聽別人説話。即使在他事業的後期，他仍能很快地接受新事物。我曾見過他傾聽着一羣工廠領導人講話，他那副屏息凝神的樣子好象是在把他們所有的美德吸收過來、貯藏起來，化為自己的能力。我看見過他一次又一次連續地做錯事，尤其是他開始到國外遊歷的時候；但他從來不重犯同樣的錯誤。他説話有時粗魯，有時象叔父般仁慈，不時地引用一些聖經上的成語和隱喻。這些一定是在兒童時期就深深地印在他腦海裏的。只要逢到他自己不説語的時候，他的憤怒的小眼睛就象看見幻影似地盯着遠方。的確，他真的看見了幻影。 [135]  ④赫魯曉夫爭權奪利，因為權對他有着不可抗拒的引誘力，但他同時又夢想使蘇聯人民得到一個更好的世界。在這樣一個人的自述裏，最令人費解的一點就是他竟然很明顯地、毫不猶豫地賞識一些卑鄙不堪的人。他們的名字在書中反覆出現。他好象喜歡那警察頭子雅格達和那比雅格達更叫人厭惡的葉若夫。他説他們走上邪路以前是“老實人”。赫魯曉夫為什麼有這樣的看法呢？我看是因為他本人就是一個殘暴成性的人（即使當他已成為一個國際政治家以後，這種殘暴的本性也仍然會爆發出來），而殘暴是當時的氣氛。他和他的同事們竭盡全力強迫蘇聯人民建設一個新俄國，而沒有眼淚這是做不成的。對於反對這種改造的人——實際上就是廣大的人民羣眾不得不強迫他們幹，而強迫的手段是殘暴而又簡單的。但是他後來所反對的只是被他看作是沒有正當理由而逮捕人的行動。最重要的是：他反對斯大林殺害“忠實的共產黨人”。他在這本書裏，正象在1956年所作的“秘密報告”裏一樣，強調了斯大林反黨的罪行，而對於斯大林反對普通人民的罪行卻隻字不提。這也是很符合邏輯的。他實際上認為黨是高人一等的。 [135]  ⑤還有一點，由於赫魯曉夫對自己的能力估計得過高，就把別人都不放在眼裏。在他看來，他們至多不過是一些和他一起從事於偉大事業的得力的同事和部下。他們都是小孩而已，可以任意欺侮、哄騙，可以對他們笑笑，也可以懲罰他們。這並不是説赫魯曉夫在早年就把眼睛望着最高的位子。顯而易見，他是有野心的，但是他對自己的侷限性很有自知之明（例如，他十分明白自己沒有受過正統的教育）。甚至在三十年代初期當他已經和斯大林圈子的外圍有所接觸時，他還一點兒沒想到自己有可能很快地成為這個圈子當中的一員。他是這樣一種人，開始在一個大的組織裏初露頭角，以後由於他的野心驅使他追求出人頭地，繼續向上爬——眼睛始終盯着上面。在向上爬的每一階段，他發現了可能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的事：他可以千得比不久前還在他上面的一些人好得多。這樣，赫魯曉夫從他的第一個職位，即1926年尤索夫卡省的黨的一個很小的職員，不過十年功夫，升到整個莫斯科的黨的首腦。他感到自己做任何工作的能力都超過他所認識的任何人，並且能制勝他的敵手；到了那時，他的這種感覺必然已成為一種信念。這是他煞費苦心想要掩蓋起來的。 [135]  （《赫魯曉夫回憶錄序》）
斯特羅勃・塔爾伯特（《赫魯曉夫回憶錄》英譯者）：①赫魯曉夫説話有一個特點，就是經常存心地交替使用兩種方法：一會兒是小心翼翼的含沙射影，一會兒又是大刀闊斧的暴露；一會兒是明顯的輕率，一會兒是狡猾的迴避；語言則是一會兒粗魯庸俗，一會兒矯揉造作，賣弄詞藻。有時候，他彈着那種退休政客的陳詞濫調，嘮嘮叨叨地訴説自己一生中經歷過的最得意的重大事件，叫人聽了感到厭倦；有時候卻象一個執拗的宣傳員，在滔滔人，在津津有味地、添油加醋地描述酒吧間裏的吵架。他也常常用一種深知現代歷史內幕人物的口氣説話。這本書（《赫魯曉夫回憶錄》）的語言充滿着滑稽的俗語，赫魯曉夫本人的口頭語，馬克思主義的詞藻，戲劇裏的台詞以及聖經上奇怪的古語。這些都標誌着赫魯曉夫在作黨的領導時的獨特的演説風格。 [135]  ②這是一個有着很多東西可以回憶的老人的回憶錄。智慧和誇張、兇手似的粗暴和本能的人情味，在這裏似乎都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它們組成了一份重要的歷史文件，特別是對斯大林之被推上歷史的審判台，赫魯曉夫提供了證詞。赫魯曉夫的回憶湊成了一份從來沒有過的搞非斯大林化的最有效、最官方的材料。由於它出自一個忠實的蘇聯公民和熱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之口，就更具有説服力。但這本捐也是一份重要的個人文件，一個在斯大林卵翼下登台，又向斯大林的鬼魂挑戰的人的逼真的自我寫照。我想，也可以説是一份經過深思熟慮的帶有暴露性的自我表白書，是一個從頓涅茨盆地的煤礦進入世界大人物行列的聰明的農民出身的機械工所寫的最後遺囑。 [135]  （引自《赫魯曉夫回憶錄》）
《時代》雜誌：①權力浩大的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赫魯曉夫把人類帶到進入空間的新紀元，並且使美國面臨着從沒遇到過的最驚人的軍事威脅。②自從亞歷山大大帝以來人類從來沒有見過的那麼欣然、那麼經常和那麼公開的人。自從希特勒以來世界上從來沒見過一位這樣傲然地能夠把自己的大話兑現的吹牛家。③在1957年，赫魯曉夫所作的不僅僅是監督發射人類第一個月亮而已。他也許是俄國的無可爭辯的和唯一的主子。過去極少有人跑得這麼遠和這麼快。
斯蒂芬·科恩（美國學者）：①赫魯曉夫執政的年代，是蘇聯進行了真正的政治和社會改革的時期。儘管這些改革充滿矛盾，而且畢竟是有限的，但在實際上，蘇聯社會生活的每一領域無不受到1953年至1964年這段時期變革的影響：大恐怖的結束，千百萬監押在集中營的囚犯獲釋，為限制一些最惡劣官僚習氣和特權所採取的措施；公眾的覺悟，知識界越來越多地參與政治。一系列經濟和社會福利的改革；以及導致我們今天所談的‘緩和’的外交政策的變化等等。這個常常被稱為“非斯大林化”的改革過程，有許多值得注意的特點，其中遠不只是它的發生沒有引起長時間的暴力或動亂和往往出人意料這兩點。 [139]  ②許多研究蘇聯問題的西方學者，對這些事件的發生缺乏準備，因而理解得也遲緩。他們被斯大林二十五年的恐怖專制主義統治及其強加給社會和官場的畏懼、尊奉、僵化的形象所束縛，也被他們自己頭腦中固定不變的“極權主義”的蘇維模式所禁錮，感到難以想象任何重大、持久的變化。他們否認或者看不到，在赫魯曉夫作為蘇聯領導人當權的整個時期內，這種變化已經發生，而且進行改革確是赫魯曉夫的本意。赫魯曉夫從俄國上層進行改革的傳統出發，把自己看作是“好皇帝”尼基塔。不少人在某種程度上被赫魯曉夫反覆無常的改良主義進程所迷惑，把他的政策解釋為僅僅是為了“權力之爭”——這通常被看作是蘇聯政治的唯一實質——而搞的權術。還有一些人，甚至在赫魯曉夫1964年10月被迫下台前夕，還拒不承認他一直是一個極力奮爭的領袖，這位領袖的政策在蘇聯官僚機構內部，以至在他的最高層的同僚中，都遭到了激烈反對。 [139]  （《赫魯曉夫的執政年代序》）
阿瑟·蘇茲貝格（美國記者）：①如果美國人把赫魯曉夫看做是酷愛伏特加和交際集會的嘻嘻哈哈的滑稽演員的話，他們就要犯大錯誤。②赫魯曉夫是一個工作非常努力和頭腦冷靜的人。他有無限的精力。他的巨大力量在於他的組織天才。他是俄國第一個真正無產階級出身的高級領袖。他是個煤礦工人，他在共產黨內的四十年工作中青雲直上，正如他自己吹噓的，“從未受到過一次譴責。”③他擔任總理和黨的首腦對俄國對西方的政策不會有什麼影響。無論如何，在過去這種政策一直就是赫魯曉夫的政策。現在，寫給艾森豪威爾的信不但將由他口授，而且還將由他簽字。赫魯曉夫在美國可以成為一個傑出的政治家。他容易和人家混熟，喜歡問人家的孩子，能夠記住教名，愛説俏皮話，性格外向。他善於隨機應變地講話，喜歡開漂亮的玩笑，喜歡談他的孩子和孫子。④但是，他也是非常當心的。有時候，他的某些被人看做是“隨便説的話”也許是深思熟慮的。他在與西方的一批駐莫斯科的經驗豐富的大使們打交道時立場非常堅定，看來，他對目前各種性質的問題都瞭解得很清楚。⑤我第一次碰到赫魯曉夫是在1942年斯大林格勒戰爭期間。他那時是那裏的俄國軍隊的政治委員。他一帆風順。他是野心勃勃的，但是，在我訪問他的時候，他強調黨中央委員會的最高權力。
拉扎爾·皮斯特臘克（德國作家）：今天的赫魯曉夫當然是斯大林時代的產物，但他跟斯大林的其他繼承者也有一點不同：即他不是這個時代中標準化了的產物。甚至在斯大林時代裏，赫魯曉夫就在推行他的大膽而有時是不切實際的計劃上，顯示出他是獨出心裁的。在獲得進行試驗的某些自由以後，他有時就遭到失敗而且因此受到申斥。現在赫魯晚夫既然已經成功地鞏固了黨對政府機器和軍隊的控制，而且已經建立了他對黨和政府的瓴導，他幾乎有無限的自由來推行和實現影響深遠的各項改革。其中有些處於失敗的邊緣，有些則有成功的希望，因此，赫魯曉夫的前途是他人無法預料的。他一心一意尋找捷徑。他是一個對於意識形態問題毫不在乎的人，他甚至可能從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的大廈下面抽掉幾塊次要的基石，只要這一行動能夠加速實現改革的目標。 [177] 
卡爾·德雷克斯勒：①赫魯曉夫和這位比他年輕了23歲的對手，代表了當時世界上的兩個超級大國以及他們在有關人權和民權、自由和民主、個人財富和社會公正等基本問題上的利益衝突和世界觀的對立。撇開這些分歧不談，他們之間也存在着許多的共同點――當然不包括從1961年1月至1963年11月他們同時領導着自己的國家。他們中的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堅信，他們各自所代表的經濟和社會制度――一邊是社會主義中央集權體制，而另一邊是資本主義議會制，遠勝於對方所代表的經濟和社會制度。他們的身上都具有足夠的現實主義精神，這使得他們能夠清醒地認識到，在各自的國家內要進行改革簡直是不可想像的，即使他們採取最温和的辦法，逐步地進行和深化體制改革。而恰恰只有通過逐步的改革，人們才有可能在一方面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在另一方面讓美國夢夢想成真。②蘇聯的第一書記和美國總統都能利用一切機會向世人證明自己鋼鐵般的意志、堅毅果敢和獨立人格。他們決不會允許自己犯下同樣的錯誤。他們經常在各種場合發表演説來顯示自己人格的閃光點和説服力。第一書記的講話經常是非常的冗長而且拖沓，但是流露出自然的人性、温暖和同情，裏面充滿着機智和農民式的狡黠，他還不時在裏面點綴些粗野的下流話、聖經用語、獨有的俏皮話，援引些俄國童話或是小説中的典故。他的演講有時充滿着革命的慷慨激昂或顯得有點兒裝腔作勢，但更多的時候他卻無法控制自己，他總是喜歡自吹自擂和高聲叫罵。 [184] 
南希·麥克威廉斯（美國心理分析學家）：赫魯曉夫得意洋洋、精力充沛、自以為是、機敏詼諧、沾沾自喜。他在公開場合情緒高漲，特別喜歡外交的交際，喜歡成為別人心目中的理想化對象，嗜工作如命，舉止輕浮、口無遮攔但行動詭秘，對冒犯他人有負罪感，不能獨自面對自己，思想左右搖擺，缺乏對問題的系統認識。在他腦海裏有宏大的構想與前衞的思想，對一般生理需求特別不在意。他努力向上，不知停歇，直至精疲力竭，最終身心崩潰。 [118]  （引自《赫魯曉夫全傳·導言》）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後世紀念

  • 墓地
赫魯曉夫紀念碑和墓地 赫魯曉夫紀念碑和墓地
赫魯曉夫之墓位於莫斯科市內的新聖母公墓。他的墓穴位於公墓的第二墓地比較偏僻的最後幾排的位置上。 [62]  1971年9月16日，赫魯曉夫葬於此。他是唯一沒有葬在莫斯科紅場的蘇聯最高領導人。 [61]  赫魯曉夫的葬禮沒有任何顯要人物參加，只有他的家眷和幾位親友，以及二百多名三十年代的受害者參加送葬。 [62] 
應赫魯曉夫之子謝爾蓋·尼基季奇·赫魯曉夫請求，蘇聯抽象派雕塑家涅伊茲韋斯特內藉助抽象的黑與白設計了一個象徵赫魯曉夫個人威望、矛盾和悲劇的墓碑。 [44]  在赫魯曉夫逝世一週年時，舉行了墓碑的揭幕儀式。赫魯曉夫的墓碑造型簡單，但獨樹一幟，十分醒目。是由半塊黑色大理石和半塊白色大理石鑲合而成，對比十分鮮明，墓碑正中的碑龕裏安放着赫魯曉夫的銅鑄頭像。在白色的大理石上刻着簡單的碑文：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一八九四一——一九七一。 [62]  1975年7月2日，涅伊茲韋斯特內設計的墓碑安裝完畢。自建成之後，赫魯曉夫墓成為國內外遊覽者尋訪的對象。 [44]  由於蘇聯人民常去赫魯曉夫墓前，於是勃列日涅夫當局下達命令：除持有特別通行證者外，一切參觀遊覽者均予謝絕。 [61]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人物爭議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之議

在中國，對赫魯曉夫召開蘇共二十大並作秘密報告經歷了兩個時期的轉變。毛澤東最初肯定了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的批評，認為“這種批評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義，揭開了蓋子，這是一場解放。” [36]  鄧小平在中共八大報告中也談到，蘇共二十大的一個重要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後果。” [37]  總的來看，不能完全否定二十大批判個人崇拜的歷史意義。　
但隨着黨與黨的分歧的日益強化，中國共產黨後來對二十大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行動就由支持轉成為譴責。兩種中國黨的機關報刊《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共同發表的文章也許正好集中地反映了對斯大林的態度。1963年9月13日發表的一篇文章這樣寫道：“赫魯曉夫同志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全盤否定了斯大林，對於這樣一個關係到國際共產的。每一個正直的、尊重歷史的共產黨人，在總結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時候，一定會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確地認識、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錯誤的同時，必須保衞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衞他所捍衞過和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47]  這種論調的立場是保守的，但確實提出了論據。 [39]  之後中國對秘密報告則是否定多於肯定，甚至完全否定。如毛澤東不久就指出，赫魯曉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 [63]  ，也即全盤否定斯大林，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的錯誤。此後，“全盤否定”斯大林作為赫魯曉夫的錯誤之一，在中國政界、學術界一直流傳。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學界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又產生了新的看法和觀點。曹希嶺在《赫魯曉夫對斯大林評價的再思考》一文中指出：“不論赫魯曉夫所做的秘密報告還是他後來的講話、回憶錄，都沒有‘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地位和作用。他對斯大林功過的評價未必都公平，但肯定不是‘全盤否定’。”還引用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對斯大林的評價：“斯大林是有功績的，並且功績是很大的。但是我們的全面勝利大部分是人民的勝利，是列寧的思想給我們以力量。”“斯大林是個有力的人物，他為動員全黨的力量建設我們的工業和農業，加強我們的軍隊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135]  對於斯大林的思想理論，赫魯曉夫也基本上持肯定的看法：“我現在仍然認為斯大林的思想觀點基本上是正確的。我們認識到對反對派的殘酷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135]  這些已足夠證明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決沒有“全盤否定”。所謂“全盤否定”云云，不過是誇大其詞的説法。李興耕認為秘密報告確實起到反對個人崇拜的作用，但是“赫魯曉夫在二十大上的報告帶有很大的片面性、武斷性和侷限性，它沒有深刻揭示產生個人崇拜的歷史、文化、思想根源和制度根源，而是把它簡單地歸結於斯大林的個人品質，從而也提不出從根本上剷除個人崇拜的辦法和制度保障。赫魯曉夫的報告對當時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了巨大沖擊，造成了許多消極影響。”陸南泉在《赫魯曉夫有沒有全盤否定斯大林》中指出“赫魯曉夫揭露的、批判的併力圖戰而勝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義。在我國，一提到赫魯曉夫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所作的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秘密報告’，往往就説他全盤否定斯大林，並進一步引申為‘全面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不符合歷史的。”
關於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問題，在俄羅斯也存在幾種不同看法。第一種看法認為，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是對蘇共自十月革命以來走過的道路進行誹謗，造成了嚴重的消極後果。
科索拉波夫認為，蘇共蜕變的過程是從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秘密報告”開始的。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揭露在許多方面是不客觀的，是對黨和國家自十月革命以來所走過的道路的誹謗，這不僅破壞和瓦解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而且使所有的反蘇分子感到無比高興。因此，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打擊的是整個蘇聯共產黨，涉及到列寧、科學共產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方方面面。他認為，從1988年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開始，戈爾巴喬夫繼續了赫魯曉夫的“熱月政變”，並最終摧毀了蘇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 [35]  2001年7月21日，舍寧在以他為首的“共產黨聯盟—蘇共”三十二大所做的報告中説，他領導的“共產黨聯盟—蘇共”與俄共主席久加諾夫領導的“共產黨聯盟—蘇共”之間的“主要分歧在於對待歷史和斯大林的態度。 [46]  ”大會根據科索拉波夫的報告通過決議，撤消蘇共二十大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和蘇共二十二大關於列寧墓的決議，認為這些決議是錯誤的。
第二種看法認為，蘇共二十大決議主要是譴責個人崇拜，沒有全盤否定斯大林。2001年10月27日，久加諾夫在他領導的“共產黨聯盟—蘇共”第三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談到格魯吉亞共產黨、哈薩克斯坦共產黨、塔吉克斯坦共產黨等提出重新審議並撤消蘇共二十大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和1956年6月30日蘇共中央的有關決議的提案時説：“我提請大家注意，蘇共中央的決議肯定了斯大林在建設和捍衞蘇聯的社會主義中的傑出作用，他在領導蘇聯時所犯的錯誤與他領導蘇聯時的傑出作用是不能相比的。代表大會決議和中央全會決定的實質在於譴責個人崇拜本身，而不在於它與什麼人有關。”可見，他一方面肯定斯大林的歷史功績，另一方面贊成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批判，贊成二十大和蘇共中央全會的決議。久加諾夫派的“共產黨聯盟—蘇共”三十二大沒有通過關於撤消蘇共二十大決議和中央全會決定的提案。 [46]  這是以久加諾夫為首的一派與以舍寧為首的一派的重大區別。
第三種看法認為，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對斯大林的批判是他一生的主要功績。麥德維傑夫高度讚揚赫魯曉夫在二十大上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批判，認為這是赫魯曉夫“一生的主要功績”。他説，“儘管後來在蘇聯避而不談他的活動和功勞達20餘年之久，也絲毫改變不了這一事實。” [45] 
第四種看法認為，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批判是不徹底的，因為赫魯曉夫本人是斯大林主義者。蘇聯時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俄羅斯哲學家亞歷山大·季諾維耶夫認為“赫魯曉夫的報告不是非斯大林化的開端，而是對民眾中已經開始的非斯大林化鬥爭的總結。赫魯曉夫利用事實上已經開始了的非斯大林化來為個人的權力服務。他一上台，就在某種程度上促進非斯大林化的進程，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竭力把這一進程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 [38] 
曾經擔任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高級顧問的布爾拉茨基認為：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報告“譴責了獨裁，但未觸及專橫的權力。他拋棄了個人崇拜，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產生個人崇拜的體制。”“赫魯曉夫在譴責斯大林制度駭人聽聞的極端作法時，他在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還拘泥於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的很多觀念。” [40]  儘管布爾拉茨基與季諾維耶夫的政治立場並不一致，但是他們都認為赫魯曉夫沒有擺脱斯大林的影響。
德·安·沃爾科戈諾夫在《勝利與悲劇——斯大林政治肖像》一書中指出：“報告羅列的只是表面現象和事實，並未觸及斯大林主義產生的根源以及社會主義變質的原因，更有甚者，這些歪曲甚至沒有坦白地説出來。斯大林的‘功績'並沒有被完全否定，報告中有這樣的話：‘毫無疑問，斯大林過去對黨、對工人階級、對國際工人運動是有很大功績的斯大林確信，為了保護勞動人民的利益，對付敵人的陰謀和帝國主義陣營的進攻，這一切都是必要的。’斯大林一方面受到嚴厲的批判，同時卻又在歷史面前獲得了赦罪符。” [39]  在沃爾科戈諾夫看來，赫魯曉夫的報告對斯大林的批判是不徹底的，但他也肯定赫魯曉夫的報告確實起到了作用：“各國共產黨都在重新評價自己的歷史、價值、綱領和觀點，這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已經開始了。這是一項特殊的課題。某些黨的關係曾經建築在這樣一個原則上，即重要的不在於解釋真理，而在於誰在解釋真理。由於蘇共中央的決議中着重指出，‘蘇聯共產黨譴責斯大林個人崇拜時揭露的某些事實正在被反動派用來作為反蘇活動的藉口’，許多正統思想的領導人也作出了相應的反應。另一種情況是，例如，意大利共產黨的領導尤其是陶里亞蒂本人，就不滿足於對斯大林主義現象的解釋，還提出了斯大林主義的性質問題。法國共產黨對斯大林主義產生的根源及其後果這些深刻的問題的評價態度則比較謹慎。” [39]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改革評價之議

針對赫魯曉夫改革，蘇聯和中國史學界一直眾説紛紜。在中國，對赫魯曉夫改革的評價，國內有兩種比較極端的看法：一是堅持“大論戰”的思維，認為赫魯曉夫永遠是一個反面角色，蘇聯的劇變，“始於赫，成於戈”，赫魯曉夫難辭其咎，蘇聯的部分史學家也認為蘇聯的演變和失敗始於赫魯曉夫改革，赫魯曉夫的急躁冒進喪失了蘇聯改革的大好時機，赫魯曉夫所造成的混亂局面正是勃列日涅夫“停滯”的理由和基礎。 [170]  ；一是認為赫魯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先行者。“對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有着重要的歷史啓示和借鑑作用”。 [138] 
《探索與爭鳴》2009年在“學術爭鳴”欄目發表的中共中央黨校張喜德教授和博士生蔡丹撰寫的近2萬言長文《赫魯曉夫的改革開放對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啓示》就是後一種看法的典型代表。這篇文章開篇斷言：“1953年赫魯曉夫上台後開始對蘇聯經濟、政治等各方面進行調整和改革，首創了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之先河。赫魯曉夫執政11年，也改了11年。其改革開放有着巨大成就。” [137]  結尾還説，“正是由於赫魯曉夫改革開放的理論實踐為我國改革開放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寶貴歷史經驗，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啓示，才使我國改革開放能夠在充分吸收和借鑑這些經驗教訓的基礎...找到了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137]  前一論斷，突破了現已公佈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對赫魯曉夫基本否定性的評價。後一論斷，也突破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在正式場合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得以開闢的歷史根據的論述。 [136] 
但是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陳錫喜在《怎樣科學評價赫魯曉夫的執政及其同我國改革開放的關係》中駁斥了這一觀點，指出其一，作者對上述兩個核心論斷，並沒有作任何起碼的論證，有的卻是結論先行，拼湊材料，牽強類比；其二，在闡述中還出現了諸多邏輯混亂甚至違背基本史實的問題。 [136] 
中國多數學者對內赫魯曉夫改革的觀點較為客觀。基本上認為赫魯曉夫的改革在蘇聯後期的改革中具有開拓性意義。其改革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還是因種種原因最終失敗，改革兼具合理性和侷限性：
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陸南泉在《如何評價赫魯曉夫時期的改革》中指出：總的來説，赫魯曉夫時期的改革未取得成功，造成了國民經濟的混亂和嚴重的社會經濟後果。但它在蘇聯改革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仍有不少方面應加以肯定。而赫魯曉夫改革的第一貢獻，就是“赫魯曉夫頂住了巨大的壓力勇敢地站出來破除斯大林個人迷信，成為蘇聯第一個改革者，使蘇聯歷史上翻開了新的一頁，活躍了氣氛，振奮了人心，給蘇聯歷史上留下了誰也不能抹煞的深深的印痕。”蘇聯不少學者也指出，當時赫魯曉夫的改革，是符合社會發展已經成熟的需要的，改革對當時官僚化的蘇聯引起了一場“地震”，在國內和國際關係方面都產生了“良好的變化”。
武漢大學教授劉俊奇在《20世紀的社會主義》中指出：赫魯曉夫1953年9月當選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之後，開始致力於蘇聯的改革發展事業。他領導和推行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一如前面所述，均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也伴隨着缺點和錯誤。他推行的政治體制改革，在活躍蘇聯的政治空氣、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未能改變黨內高度集權、以黨代政、權力缺乏制約和監督這種根本狀況和弊端。他推行的經濟體制改革，由於歷史的侷限，認識不到根本弊端在於政企不分和市場缺位，只是在管理形式、中央與地方關係上打轉兒，加以許多措施和步驟未經充分論證，結果引起混亂並遭致失敗。 [172] 
復旦大學教授唐師白在《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指出：赫魯曉夫時代已經過去許多年了。客觀地評價，赫魯曉夫是很有勇氣的改革家，他對當代新形勢的把握和判斷，對“斯大林模式”進行反思，勇於走出改革的第一步，都為後人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但是赫魯曉夫改革還是非常有限度的，由於不是從體制上作深思熟慮的改革，而只是在原有體制上作些修補，同時隨意性又很大，所以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 [187] 
李會濱在《社會主義：20世紀的回顧與前瞻》中指出：赫魯曉夫時期的改革，是蘇聯內部對蘇聯模式進行的首次衝擊，客觀上起到揭開蘇聯模式弊端的蓋子、推動人們思想解放的作用，併為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積累了經驗。但是由於赫魯曉夫對改革缺乏系統的理論與實踐步驟，主觀主義、實用主義、輕率冒進、急於過渡，使這次有限的改革未能取得成功。 [191] 
華東師大人文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周尚文在《赫魯曉夫改革的合理性及其侷限性》中指出，赫魯曉夫反對個人崇拜，平反冤假錯案，是政治改革必不可少的前提，在農業、工業、黨政領導體制等領域都有一定的改革舉措。對外政策也有所調整。但所有這些改革都帶有很大的片面性、隨意性和不徹底性。對原有的經濟政治體制沒有根本性的觸動和改變。因此，可以把赫魯曉夫稱為改革者，但是一個具有很大侷限性的改革者。 [138] 
陝西師範大學教授楊存堂指出“斯大林體制是蘇聯社會發展的桎梏。赫魯曉夫改革失敗的原因是跳不出體制障礙。蘇共不將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終於遭致瓦解的厄運。” [148]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下台原因之議

在1964年10月14日蘇共中央全會中，蘇共的決議中指出了赫魯曉夫下台的原因。勃列日涅夫嚴厲批評赫魯曉夫在領導蘇共中央期間，領導作風惡劣；在批判大林搞個人崇拜的同時，突出個人，搞對他本人的個人崇拜；在改革中主觀唯心論嚴重，等等。蘇斯洛夫代表蘇共中央主席團在全會上作了主題報告，報告列舉了赫魯曉夫的7大罪狀，如一人説了算，拋棄了集體領導的原則，濫用權力，自以為是；搞個人崇拜，對自己歌功頌德，突出個人。比如1963年赫魯曉夫的照片在報紙上刊登過120次，1964年達到140次，而斯大林當年也不過是平均每年10—15次；把蘇共分成工業黨和農業黨，嚴重破壞了黨的領導；工業改革一團糟等等。 [154] 
前蘇聯著名歷史學家和持不同政見者麥德維傑夫針對蘇斯洛夫提出的六條罪狀做了一一點評：①（對於搞個人崇拜）赫魯曉夫經常到全國視察，出國訪問40多次，而斯大林幾乎哪兒都不去，赫魯曉夫上報機會當然多。蘇斯洛夫顯然誇大了赫魯曉夫兒女的作用，其實在國家事務上，他們對父親根本不起作用。②（自充內行，到處訓人。在中央機關起草的文件上署自己的名）前半部分指責有理，後半部分不當。中央機關起草文件是它的職責，而且對比起來，赫魯曉夫比蘇斯洛夫更注意參與文件起草。③（説話隨便，態度固執）赫魯曉夫無論對記者還是商人，對前蘇聯人還是外國國家元首，説話都極其坦率，甚至過分坦率，所以速記稿每次都要經過認真修改後才能發表。赫魯曉夫的確固執，當赫魯曉夫獲悉莫斯科季米里亞澤夫農學院有人不同意他的建議時，竟決定把農學院遷出莫斯科。④（搞亂工業管理，使工業狀況變糟）有理。⑤（執行錯誤的價格政策和畜牧業政策）赫魯曉夫的價格政策的確有錯，但是如果肉、奶製品漲價不對，那麼為什麼全會後價格仍未變動呢？⑥（農業上瞎指揮。反對輪作制，命令解散農莊，成立農場）這些指責完全正確。由於赫魯曉夫的瞎指揮，不少州和區的農莊和農場的生產水平降到了1953年的水平以下。 [159] 
長期以來，西方輿論將赫魯曉夫的下台説成是傳統的“權力鬥爭”的結果，甚至赫魯曉夫本人也認為確實如此，他在回憶錄中還曾經作了這方面的表白。 [141] 
中國受中蘇交惡等事件的影響，對赫魯曉夫下台原因的評價也有很濃重的階級鬥爭色彩。如1964年11月21日《紅旗》雜誌發表的《赫魯曉夫是怎樣下台的》社論指出：“赫魯曉夫垮台的原因千條萬條，最根本一條是他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指出的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違背了蘇聯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意志，妄圖阻礙歷史的前進。社論列舉了赫魯曉夫的12項罪狀。指出赫魯曉夫所做的一切壞事和政策，根本危害了蘇聯人民的利益，危害了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像赫魯曉夫這樣一個人物之所以垮台，絕不是由於什麼年邁、健康惡化，也不只是由於他的工作方法和領導作風的錯誤，而是由於他推行修正主義總路線和對外對內的一系列錯誤政策的結果。這是針對蘇共説赫魯曉夫下台是由於所謂健康原因，所謂領導方法、領導作風等等，而完全不談他的修正主義錯誤的。” [201] 
但隨着對蘇聯有關歷史和赫魯曉夫研究的深入，學界對赫魯曉夫下台原因的研究不再侷限於淺層的權力鬥爭，而是直接與赫魯曉夫的改革成敗相聯繫。早在1964年10月17日，即“十月全會”的第四天美國駐蘇聯大使給國務院的電報中，對赫魯曉夫下台的原因作出了分析：“赫魯曉夫的錯誤主要與經濟管理的問題相關。赫魯曉夫的一些經濟政策或者甚至更具體的經濟管理的建議可能是聯盟反對他的重要因素。” [155]  瀋陽大學教授楊小梅在《論赫魯曉夫下台的原因》中指出導致赫魯曉夫下台的真正原因，“是他執政以來執行的錯誤政策造成的。”農業、工業等經濟政策的失誤是導致赫魯曉夫下台的最重要的原因。 [141]  2000年出版的《世界通史》中提出赫魯曉夫1962年劃分農業黨和工業黨的舉措造成了機構重疊，政令不一，指揮失靈，管理混亂，效率下降，遭到了中央和地方廣大幹部的強烈反對，成了赫魯曉夫下台的直接導火線。 [153] 
曹衞平主編的《世界當代史》指出：赫魯曉夫經濟改革的失誤，引起工農業生產的波動；對斯大林的錯誤在揭露方式上引起國內部分人的不滿；而超越社會生產力發展階段的“左”的指導思想，加劇了業已存在的各種社會矛盾。與此同時，他在政治方面又掀起“反對個人崇拜”的高潮；在文化教育領域的脱離實際的改革，引起幹部羣眾廣泛的抵制；在軍隊，過分強調核彈的威力，幾年間裁軍數百萬，引起部分軍隊幹部的反對；在外交方面，中蘇關係緊張，古巴導彈危機又使蘇聯大失臉面。上述問題使赫魯曉夫的威信在1964年下降到最低點，蘇共最高領導層醖釀着迫使其下台的行動。 [199] 
還有觀點認為赫魯曉夫的下台與其自身原因有關。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李興指出“由於赫魯曉夫的主觀主義和唯意志論，改革朝令夕改，搖搖擺擺，收收放放，缺乏深思熟慮，而又獨斷專行，損害了一部分高級幹部的切身利益，也使廣大幹部羣眾無所適從，漸生對赫魯曉夫的不滿和怨憤之心。赫魯曉夫本人性格粗魯，頤指氣使，不能平等待人，沒有培養出忠誠於自己的幹部隊伍，反而使很多他親手提拔起來的人成為自己的反對者。他經常在國內外到處訪問、考察，這就為中央反對他的密謀活動提供了條件。” [156] 
周尚文在《蘇共執政模式研究》中提到引發赫魯曉夫下台的原因是“60年代起，蘇聯內政外交面臨不少困難，赫魯曉夫的獨斷專行以及他在處理許多問題上的重大失策，使他周圍的同事對他越來越感到不滿和厭煩。” [200] 
麥德維傑夫在《赫魯曉夫的執政年代》中指出1964年的赫魯曉夫下台事件“不同於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1957年組織的那場陰謀。在最堅決地主張赫魯曉夫必須下台的那些人當中，有很多人本來是不希望事態發展到這種地步的，而且當時還尚無明確的人選來接替赫魯曉夫的領導地位。主席團的所有成員，和大多數中央委員，幾乎都是靠了赫魯曉夫的提拔，才取得了這樣高的地位。他們在一定的時期裏，都曾滿腔熱情地與他共同奮鬥過，給予過他支持，並且成為他的權力的組成部分。但是現在這步棋是非走不可了。在複雜的科學技術革命的時代，掌管蘇聯這樣一個大國，不是任何哪一個人力所能及的，特別是如果這個人不僅缺乏所需要的全部專門知識，而且更甚的是，沒有接受有價值的建議的；必要耐心和通情達理。赫魯曉夫的反對者們首先承認，他是‘好心辦壞妒’。但不論他的個人品質如何可敬，他實際上是在把國家，而且對州黨委和中央委員們來説更重要的，是在把黨引向災難。他在損害黨的中央領導的基礎，損害黨的團結，並且已經威脅到了黨內要害職務的任期。他的反對者們説：‘我們不想，也不再需要任何改革’，‘必須恢復過去穩定可靠的集中領導的方式’。鑑於這些考慮，他們於是下決心剝奪了赫魯曉夫的權力。” [139] 
萬福義在《黨鑑共產黨歷史發展與執政規律研究》指出赫魯曉夫下台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在“推行改革10年來，還丟掉了蘇聯社會里所有支持他改革的社會階層。”為了推行與美國的緩和政策，赫魯曉夫單獨決定並宣佈蘇聯單方面裁軍120萬及削減軍費開支，引起蘇聯軍方人士的強烈不滿；赫魯曉夫在幹部制度上採取的任期制和輪換制，也引起了大批高中級幹部的抵制和反抗；赫魯曉夫在農業豐收後又逐漸收回了給農民的優惠政策，農民對此表示了強烈不滿；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強調思想解放，開始了蘇聯文化領域的解凍時期，但匈牙利事件的發生和蘇聯文化界思想解放的程度，又讓赫魯曉夫感到不放心，於是又開始了實行對文化界的思想控制策，文化界對赫魯曉夫的改革也由支持變得心存疑慮，等等。所有這些使赫魯曉夫幾乎成為孤家寡人，更重要的是蘇共中央主席團和蘇共中央委員會對赫魯曉夫的態度也發生了很大變化。赫魯曉夫一意孤行，家長制的領導作風，粗野的行為舉止，到處改革，到處煽風點火捅婁子，都令蘇共中央主席團其他成員深感難堪。因此，一場清除赫魯曉夫的宮廷政變開始在蘇共中央內部醖釀。 [154] 
俄羅斯歷史學家魯·格·皮霍亞綜合了以上的幾種看法，在《蘇聯政權史》指出人們習慣上把赫魯曉夫下台視為進行自相矛盾、很不徹底、反斯大林的改革時期宣告結束。他指出“赫魯曉夫的下台是多年積累起來的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在分析赫魯曉夫下台的原因時必須考慮到兩種因素，第一種因素是促使赫魯曉夫作為黨和國家頭號人物的影響力受到削弱的國內客觀進程，第二種因素是赫魯曉夫與當時黨政軍、工業部門的當權人物之間的私人關係。” [157]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藝術形象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文學形象

赫魯曉夫作為蘇聯最富爭議的領導人之一，給後世留下許多未解的謎團和津津樂道的軼事，各國記述和研究其生平的傳記文學作品卷帙浩繁：
赫魯曉夫傳記文學作品
出版時間
作者/譯者
作品名稱
出版社
1981
[蘇]麥德維傑夫/鄒子嬰
赫魯曉夫的執政年代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
[蘇]麥德維傑夫/肖慶平，孔巖
赫魯曉夫傳
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1997
葛新生
赫魯曉夫傳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8
左鳳榮
赫魯曉夫傳
東方出版社
2000
克里斯·邦德/餘才千
1894—1971：赫魯曉夫
京華出版社
2002
徐隆彬
赫魯曉夫執政史
山東大學出版社
2005
赫魯曉夫傳
2006
[俄]佩日科夫/劉明
“解凍”的赫魯曉夫
新華出版社
2009
[美]威廉·陶伯曼
赫魯曉夫全傳 [130]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俄]Ю.B.葉梅利亞諾夫/張俊翔，石國雄
未經修改的檔案：赫魯曉夫傳
譯林出版社

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影視形象

赫魯曉夫影視形象
類型
出品時間
出品國家
電影/電視劇名稱
扮演者
劇照
電影
2001
法國
《兵臨城下》
鮑勃·霍斯金斯 [121] 
赫魯曉夫 赫魯曉夫
2017
英國
《斯大林之死》 [119] 
史蒂夫·布西密 [120] 
赫魯曉夫劇照 赫魯曉夫劇照
2013
俄羅斯
《搏擊太空》
弗拉基米爾·丘普里科夫
赫魯曉夫 赫魯曉夫
電視劇
2019
中國
《外交風雲》
《外交風雲》第25集裏赫魯曉夫訪華
《外交風雲》第25集裏赫魯曉夫訪華(4張)
2012
《國家命運》
維克多·格齊
《國家命運》第1集赫魯曉夫與毛澤東會談 《國家命運》第1集赫魯曉夫與毛澤東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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