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

天熱不能工作，我常常坐在藤椅上苦思。腦子不肯休息，我卻奈何不得。

“文革”發動到現在整整二十年了。這是我後半生中一件大事，忘記不了，不能不讓它在腦子裏轉來轉去，因此這些天我滿腦子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前些時候我回憶了第二次住院初期的那一段生活，彷彿重温舊夢，又像有人在我面前敲警鐘。舊夢也罷，警鐘也罷，總有一點隔岸觀火的感覺。不像刑場陪綁，渾身戰慄，人人自危，只求活命，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賣別人，出賣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種日子！那種生活！那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真是一片黑暗，就像在地獄裏服刑。我奇怪當時我喝了什麼樣的迷魂湯，會舉起雙手，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認罪，讓奪去我做人的權利。

我不是在講夢話，一九六六年我的確做過這樣的事情。迷魂湯在我身上起過十年的作用。在一九八三年它還想再一次把我引入夢境，但是用慣了的魔法已經失去迷魂的力量，我説：“我要睜大兩隻眼睛，看你怎樣捲土重來。”結果過去的還不是終於過去！我才懂得維護自己權利的人不會被神仙、皇帝和救世主吞掉，因為世界上並沒有神仙、皇帝和救世主。事情就是這樣：十歲以前我相信鬼，聽見人講鬼故事就想到人死後要經過十座閻王殿，受拷問，受苦刑，我嚇得不得了。不但自己害怕，別人還拿各種傳説和各樣圖畫來嚇唬我。那些時候我整天戰戰兢兢，抬不起頭，的確感到“沒勁”。後來不知道怎樣，我漸漸地看出那些拿鬼故事嚇唬我的人自己並不信鬼，我的信仰便逐漸消失，終於完全消失。到十五歲的時候可以説我完全不信鬼了。而且説也奇怪，從此連鬼影也看不見了。

今天回想起二十年前的舊事，我不能不發生一個疑問：“要是那個時候我沒有喝迷魂湯又怎麼樣？”我找到的回答是：倘使大家都未喝過迷魂湯，我們可以免掉一場空前的大災難；倘使只有少數幾個人清醒，我可能像葉以羣、老舍、傅雷那樣走向悲劇的死亡。在“文革”受害者中間我只提到三位亡友的名字，因為他們是在這次所謂“革命”中最先為他們所愛的社會交出生命的人。但是他們每一個都留下不少的作品，讓子孫後代懂得怎樣愛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人民。當時大家都像發了瘋一樣，看見一個熟人從高樓跳下，毫無同情，反而開會批鬥，高呼口號，用惡毒的言詞攻擊死者。再回顧我自己的言行。我出席了那次作家協會分會召開的批判大會。這年六月初。我因參加亞非作家北京緊急會議，在北京等地待了兩個月，七月底才由杭州回到上海，八月初在上海送走外賓，然後回機關參加“運動”。

我在作協分會一向只是掛名，從不上班辦公。這次運動稱為“大革命”，來勢很猛，看形勢我也知道自己“在劫難逃”，因為全國作家大半靠邊，亞非客人在西湖活動三天，卻不見一位當地作家出來接待，幾位北京來的熟人在上海機場告別時都暗示不知什麼時候再見，連曹禺也是這樣。我看見他們上了飛機，忽然感到十分孤獨，我知道自己無路可走了，內心空虛得很。

解放後雖然學習不斷，運動不斷，然而參加“文革”這樣的“運動”我一點經驗也沒有。回到機關我才知道給編在創作組裏學習。機關的“運動”由上面指定的幾人小組領導。創作組組長是一位工人作家，有一點名氣，以前看見我還客客氣氣地打招呼，現在見面幾次，非常冷淡，使我感覺到他要同我“劃清界限”了，心裏更加害怕，可以説是自己已經解除了武裝。我們開會的大廳裏掛滿了大字報，每一張都是殺氣騰騰，絕大多數是針對葉以羣、孔羅蓀兩人的，好像全是判決書。也有幾張批判我的大字報，講到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會上的發言，措辭很厲害，我不敢看下去。我走進大廳，就彷彿進了閻王殿一樣。

參加學習後我每天都去機關開會，起初只是得到通知才去，後來要按時上班，再後便是全天學習，最後就是隔離審查，由人變“牛”。這是我回機關報到時萬萬想不到的。我七日到組學習，十日下午便在機關參加批判以羣的大會，發言人沒頭沒腦地大罵一通，説以羣“自絕於人民”，聽口氣好像以羣已經不在人世，可是上月底我還瞥見他坐在這個大廳裏埋着頭記筆記。總之不管他是死是活，主持大會的幾個頭頭也不向羣眾作任何解釋，反正大家都順從地舉手表示擁護，而且做得慷慨激昂。我坐在大廳裏什麼也不敢想，只是跟着人們舉手，跟着人們連聲高呼：“打倒葉以羣！”我注意的是不要讓人們看出我的緊張，不要讓人們想起以羣是我的朋友。大會連小會開了將近三個半小時，會後出來，一個熟人小聲對我説：“不要把以羣的消息講出去。”我打了一個冷噤。她是專業作家，又是黨員，最近一直待在上海，一定知道真實情況。

晚上我睡前在日記裏寫了這樣一段話：“一點半同蕭珊僱三輪車去作協。兩點在大廳開全體大會批判葉以羣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四點後休息。分小組開會，對葉以羣最後的叛黨行為，一致表示極大憤慨。五點半散會。”我動着筆，不加思考，也毫不遲疑，更沒有設身處地想一想亡友一家人的處境。我感到疲乏，只求平安過關。一個月後一天上午，我剛剛上班就給“造反派”押着從機關回家，看他們“執行革命行動”。他們搜查了幾個小時，帶走了幾口袋的東西，其中就有這幾年的日記。日記在機關裏放了將近十一年，不知道什麼人在上面劃了些紅槓槓，但它們終於回到我手邊來了。都是我親筆寫的字。

為了找尋關於以羣死亡的記錄，我一頁一頁地翻看，越看越覺得不是滋味，也越是瞧上面起自己。那些年我口口聲聲“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為什麼呢？我不用自己腦筋思考，只是跟着人舉手放手，為了保全自己，哪管犧牲朋友？起先打倒別人，後來打倒自己。所以就在這個大廳裏不到兩個月後，我也跟着人高呼“打倒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巴金”了。想想可笑，其實可恥！甚至在我甘心徹底否定自己的時候，我也有兩三次自問過：我們的文化傳統哪裏去了？我們究竟有沒有友情？我們究竟要不要真實？為什麼人們不先弄清是非，然後出來表態？不用説我不會得到答覆。今天我也常問：為什麼那些年冤假錯案會那樣多？同樣也沒有人給我回答。但是我的腦子比較清醒了。

“文革”期間冤死的我的朋友中，以羣是第一個，據説他是在八月二日上午跳樓自殺的。可是一直到今天我還弄不清楚他被迫跳樓的詳情。我主持了為他平反昭雪的追悼會，宣讀了悼詞，我只知道他是讓人以“莫須有”的罪名逼死的，但是真實的具體情況，就是説應當由什麼人負責，我仍然不很明白，也許我永遠不會明白了，因為大家都習慣於“別人説了算”，也從不要求知道真實。我知道以羣的死是在他逝世後的一週，知道老舍的“玉碎”①卻是在他自殺後的一段長時期，知道傅雷的絕筆則是在他辭世後的若干年了。通過十幾年後的“傅雷家書墨跡展”，我才看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靈，找到了真正的我們的文化傳統。“土可殺，不可辱！”今天讀傅雷的遺書我還感到一股顯示出人的尊嚴的正氣。我常用正直、善良的形容詞稱讚我的一些朋友，它們差不多成了我的口頭禪，但是用在每一位亡友的身上，它們放射出一種獨特的光芒。在“文革”中冤死的知識分子何止千萬，他們樹立了一個批判活命哲學的榜樣。我記得在反右時期還寫過文章批駁“不可辱論”，我贊同打掉知識分子的架子和麪子。我寫這種文章其實也是為了活命。當時我就在想：人要是不顧全面子，那麼在生死關頭，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天保佑！我還沒有遇到這樣的機會，亡友們又接連不斷地給我敲響了警鐘。

以羣死了，對羅蓀的批判照常進行。機關的革命派動員我寫揭發羅蓀的材料，創作組的頭頭也要我寫揭發孔和別人的大字報。我不會編造，只能寫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革命派不滿意。壓力越來越大，攻擊我的大字報漸漸地多了起來。作家中王西彥是最先給“拋”出來的。他自己後來説：“我一覺醒來，才知道已經給市長點了名成了反革命。”吳強和魏金枝先後被趕出創作組，師陀接着也靠了邊。我還在掙扎，有一天上午我去機關，創作組只到了柯靈、白危和我三個，有人告訴我們，別人都有事，要我們到資料室找個地方自學。以後我們三個人，就脱離了創作組在資料室二樓自學。説是自學，也無非寫點交待檢查。

形勢越來越緊，我也看得出來對我的包圍圈越來越縮小，但是我還在安慰自己：組織上對待我跟對待師陀他們還是有區別的。他們學習的地方在食堂，每天還得做點輕微的勞動。但是過了幾天，柯靈就給電影廠揪走了。只有白危和我還在資料室學習。到九月初有人（一位工人作家）來通知我説我態度不老實，革命羣眾要對我採取行動，於是開始了第一次的抄家。這次抄家從上午抄到下午，連吃中飯的時間在內大約有六七個小時（來抄家的“革命派”也在我們家吃飯，飯菜由裏委會送來）。後來聽人説“這次抄家還是保護性的抄家，上面叫多帶些封條來”。原來還有所謂“毀滅性的抄家”，就是將你家裏的一切罈罈罐罐全部砸光，或者叫你掃地出門。我們機關害怕外面有人“乘火打劫”，或者搞“毀滅性抄家”，便先動手將我的書櫥全部貼上封條，把重要的東西完全帶走。臨走時，革命派還貼了一張揭發我的罪行的大字報在我家門廊的入口處，一位頭頭威脅地對我説：“你再不老實交待，我們就把大字報貼到大門口，看你以後怎樣過日子！”他的意思我很明白，在我的大門口貼上這樣一張大字報，過路人都可以進來為所欲為了。我想這一天遲早總會到來的。我對自己不再存什麼希望了。

然而我還是一天一天地拖下去。我好象已經落水，還想抓住一塊希望的木板游到岸邊。其實不需要多久我就同孔羅蓀、王西彥、吳強、師陀、魏金枝在一起學習，在一起勞動，在一起批鬥了，不但跟他們沒有區別，而且我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有一個時期白天在機關，我一天幾次給外地串連的學生叫出去當眾自報“罪行”；晚上還要在家應付一批接一批的住在附近的中學生，請求他們不撕掉書櫥上貼的封條，拿走書或別的東西。有一個時期我給揪到工廠、農村、學校去遊鬥，又有一個時期我被帶到“五·七幹校”去勞動。我和無數的知識分子一樣在“牛棚”裏待了若干年，最後讓“四人幫”的六個爪牙用他們的名義給我戴上無形的“反革命”帽子。這就是文件上所謂“打翻在地，踏上一腳，永世不得翻身”吧。要不是突然出現了奇蹟，一夜之間以“旗手”為首的幫夥們全給抓起來，關進牢房，我就真會永遠見不了天日了。

我不是寫小説，也不是寫回憶錄，並不想在這裏多寫詳情細節。那十年中間每個人都有寫不完的慘痛的經歷。説慘痛太尋常了，那真是中國特色的酷刑：上刀山、下油鍋以及種種非人類所能忍受的“觸皮肉”和“觸靈魂”的侮辱和折磨，因為受不了它們，多少人死去。想起另外兩位在“文革”中逝世的好友陳同生和金仲華，我今天還感到痛心。我六六年開過亞非作家會議回到上海還和他們幾次交談，他們給過我安慰和鼓勵。在同一個城市，他們的家離我的住處很近，可是我不知道他們死亡的日期。金仲華孤寂地吊死在書房裏，住在樓下的八旬老母只聽見凳子倒下的響聲。陳同生據説伏在煤氣灶上死去，因此斷定他“自盡身亡”。可是他在隔離審查期間怎麼能去開煤氣灶？而且，他死前不久還寫信告訴熟人説明自己絕不自殺。過了十八年，連這件事情也查不清楚，連這個問題也得不到解決，説是為死者平反昭雪，難道不就是讓亡靈含恨九泉？！

萬幸我總算熬過來了。我也曾想到死亡，我也曾感到日子難過，然而在人世間我留戀很多，許多人和事吸引了我的感情。我決定要儘可能地活下去，不能説是爭取徹底改造自己，“脱胎換骨，重新作人”，過去我的説法有些誇張，我從小就不喜歡形式主義，我舉手高呼“萬萬歲！”，也不過是在保護自己。我們口口聲聲説是為“新社會”，可是這“新社會”越來越不被我們理解，越來越顯得可怕，朋友們一個接一個比我先掉進黑暗的深淵。比我小十三歲的蕭珊患癌症得不到及時治療含着淚跟我分離。

整整過了二十年。我也害怕重提叫人心痛腸斷的往事。但是二十年來一直沒弄清楚的那些疑問，我總得為它們找到一兩個解答。否則要是我在泉下遇見蕭珊，我用什麼話去安慰她？！

所以我一直在想，不斷地想，我彷彿又給扔在油鍋裏用烈火煎熬。儘管痛苦難熬，但是在我身上不再有迷魂湯的作用了，雖然記憶力衰退，可我的腦子並不糊塗。我還記得二十年前回到機關參加“運動”，當時我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我們國家有一部一九五四年的憲法，我的公民權利應當受到憲法的保障，這憲法是全體代表投票通過的，其中也有我的一票。投票通過憲法之前全國人民多次討論它，多次修改它；憲法公佈之後又普遍地宣傳它。説是“根本大法”，可是到了它應當發生作用的時候，我們卻又找不到它了，彷彿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不中用，連幾張大字報也比不上。二十年前我就是這樣走進“牛棚”的，憲法已經失蹤，人權早被踐踏，我高舉“紅寶書”，朗誦“最高指示”，由人變獸，任人宰割。儘管那些年我受盡侮辱，受夠折磨，但我還是不能不責備自己為什麼不用腦子思考？！作為知識分子，我的知識表現在什麼地方？“四人幫”稱我為“反動學術權威”，我唯唯諾諾，早把“學術”拋在腦後了！

過去的事也只好讓它過去，有人不想舊事重提，有人不能不舊事重提，我屬於後者。因為記住過去的教訓，我才不怕再次上當。只有承認每個公民的權利，才能理直氣壯地保衞自己。沒有人願意我們國家裏再發生一次“文化大革命”，那麼讓大家都牢牢記住那十年中間出現的大小事情。最好的辦法我看只有一個：創辦“文革”博物館。 ^[1]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説《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説《家》《春》《秋》，中篇小説《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説《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