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重寶

唐肅宗乾元元年七月，御史中丞奏請鑄行“乾元重寶”，以乾元重寶一枚當開元通寶十枚。乾元重寶錢徑2.7釐米，重5.97克，錢文隸書，順讀，書法精妙，有光背及背下俯月、朱雀、穿上或穿下祥雲或星文的。政府於乾元二年鑄行乾元重寶重輪錢，錢背面外廓雙層，故叫“重輪錢”，以一當開元通寶五十文。重輪錢錢徑3.5釐米，錢文隸書，順讀。這兩種“重寶”在發行中不斷減值， 乾元重寶重輪錢流通至第二年，改為一當三十，開元通寶小平錢與當十錢皆以一當十，後再改與乾元重寶重輪大錢都以一當三，直至一當一行使。另一方面，在貨幣不斷減值的情況下，物價卻不斷抬高，一斗米漲至七千文，以至於餓死的人相枕於道。到肅宗死後代宗繼位時，便下令停鑄大錢，獨行開元通寶小錢。乾元重寶為圓形，內有方孔，鑄有凸文“乾元重寶”四字，隸書直讀。初鑄輪廓深峻，後期較為輕小。寶應元年後所鑄乾元小錢，背有星、月、祥雲、瑞紋。乾元重寶初以1當開元通寶10，兩種錢幣同時流通。 ^[1] 

唐玄宗的統治前期，為了加強邊境地區的統治，防禦回紇、吐蕃的侵擾，在重要邊境地區增設一些軍鎮。軍鎮管轄幾個州，主將叫節度使領兵戍邊。天寶初年邊境地區的十個節度使共擁兵四十九萬之眾，而唐王朝的禁軍不過十二萬，還多是僱來湊數的商販遊民，不會打仗，造成了內輕外重的畸形局面。那時一身兼任平盧（治所在營州，今遼寧朝陽）、范陽（治所在幽州，今北京）、河東（治所在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擁兵十五萬。安祿山父母為胡人，被楊貴妃收為養子，時常進出京城。當他看到唐朝中央政治腐敗，內地兵力空虛，唐玄宗整天在宮中飲酒作樂，認為有機可乘，陰謀奪取唐朝的天下。

乾元通寶重輪(2張)

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冬，安祿山在范陽率領軍隊十五萬人起兵，一路長驅南下，幾乎沒有遭受抵抗，就很快渡過了黃河，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就佔領了洛陽，建國“大燕”自稱皇帝。過了幾個月時間，安祿山率軍擊潰了唐朝潼關二十萬守軍，繼續西進佔領長安，迫使唐玄宗倉惶逃往四川。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使黃河流域的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中原一帶“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唐朝經濟中心地區的經濟衰落了，從此盛唐開始走向衰落。

至德二載（公元757年）唐將郭子儀率領軍隊收復長安，唐肅宗李亨回京後，第二年改元“乾元”。為了籌措軍費，填補財政虧空，肅宗根據御史中丞兼鑄錢史第五琦的建議“奏請改錢，以一當十，別為新錢，不廢舊錢，冀實三官之資，用收十倍之利，”“宜聽於諸監別鑄一當十錢，文曰乾元重寶。其開元通寶者依舊行用。”在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發行了“乾元重寶”當十錢。該錢錢徑2.6--3釐米，重約6—10克，每緡（一緡一千枚，也稱吊）重十斤，錢文為隸書，直讀，“乾”字的“乞”字成釣魚鈎狀。版別分狹緣，闊緣，光背，背星，月，祥雲，瑞雀，背十，背洪等，按照一當十的比價與“開元通寶”並行流通。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在國家財政不堪巨大的軍費開支重壓下，唐王朝又發行了“乾元重寶”當五十的大錢，該錢背面的外郭為重輪，俗稱重輪乾元錢，這種大錢3. 6釐米左右，重約20克，每緡重二十斤，但是對“開元通寶”作價則為一當五十。這樣，重輪乾元錢、“乾元重寶”、“開元通寶”三錢並行流通，僅半年，市面出現了混亂，通貨貶值，物價上漲，貨幣購買力低落和私鑄盛行，由於“開元通寶”每枚重四克，五枚即可私鑄一枚重輪乾元錢，可獲十倍的利益，良幣“開元通寶”很快就在退出流通市場，而“犯私鑄者日有數百，州縣不能禁。”《新唐書·食貨四》記載“法既屢易，物價騰貴，米鬥錢至七千，餓死者滿道。初有“虛錢”，京師人人私鑄，並小錢，壞鍾，像，犯禁者愈眾。鄭叔清為京兆尹，數月榜死八百人。”第五琦因推行貨幣減重政策，引起物價狂漲，被貶職。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接替第五琦為鑄錢史的是度支郎中兼侍御史劉晏，他擔任新職務後立即改行新的貨幣政策，注意了調整“開元通寶”與重輪乾元錢。“乾元重寶”的比例關係，逐步促成統一的幣制。首先將重輪乾元錢改為一當三十，並抬高“開元通寶”錢，使其與“乾元重寶”當十錢等價，皆為一當十流通。雖然調整了三種錢的比值關係，但是使“開元通寶”也成為了大錢，貨幣貶值沒有得到解決。

寶應元年（公元762年），唐代宗李豫繼位，鑄錢史劉晏又改“乾元重寶”以一當二，重輪乾元錢以一當三，基本上使各種銅錢都按照它的實際價值流通。但“凡三日後大小錢，皆以一當一。”更進一步將“乾元重寶”。重輪乾元錢的法定價值貶值到它的實際價值以下，使這兩種乾元大錢成為良幣，有意識地利用劣幣驅逐良幣的規律，迫使其退出流通領域，從而恢復了原來“開元通寶”錢的正常流通制度，收到統一幣制的效果，這在貨幣史上具有典型意義。

“乾元重寶”從唐肅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開始鑄行，到從唐代宗寶應元年（公元762年）“乾元重寶”、重輪乾元錢一起退出流通領域，也就短短五年時間。

但是，鑄錢史劉晏在執行新的貨幣政策的過程中，沒有注意到各種錢幣的自身實際價值，在收到統一幣制的效果時，“乾元重寶”、重輪乾元錢被驅逐出流通領域，而“開元通寶”錢本身又成了大錢，市面價格提高到三倍以上，貨幣仍然繼續貶值，物價仍然居高不下，直到唐德宗貞元末年，由貨幣貶值造成的好物價才基本降下來。

華夏最早的重寶錢始於唐朝乾元重寶。天寶年間唐由盛轉衰，肅宗即位，乾元元年（758年）始鑄乾元重寶一當十折五錢，次年增鑄一當五十背重輪折十錢，762年又鑄小平錢。這些輕重不等的乾元重寶與開元通寶錢並用至會昌末年。此錢面文隸書，直讀，其四字多有變化；錢背則鑄有如意、祥雲、瑞雀、星、月、洪、十等紋（文）飾，沿承了中唐開元特點並有所發展。

唐朝“錢荒”問題貫穿始終。安史之亂之後，朝廷財政更加困難。為此，御史中丞第五琦（“第五”是姓氏）建議發行虛價大錢，一當開元通寶十，被唐肅宗李亨採納，於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頒詔施行。乾元二年，第五琦得以升遷，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乾元重寶以大幅度的錢幣減重進行貶值。比如重輪乾元重寶的重量不到開元通寶錢的3倍，法定幣值卻要等於開元錢的50倍。因此，私鑄大盛。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因犯私鑄罪而被拷打致死的就有800餘人，但仍然屢禁不止。

由於乾元重寶與開元通寶兩種同時流通，人們往往將含銅量較高的開元通寶收藏，而將乾元重寶儘量出手，出現了“劣幣驅良幣”的現象。

乾元重寶發行後，不僅不能解救朝廷財政困難，反而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米價高達7000錢，大批人餓死。史書記載“致物價騰踴，餓饉相望”。因此，這項幣制改革遭到朝野責難。乾元二年（公元759年）11月，主持這項改革的第五琦被貶任忠州長史。

唐肅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規定舊開元通寶錢與乾元重寶錢都當10文用，重稜乾元重寶錢當20文。

唐代宗寶應元年（公元762年）改重輪乾元重寶錢與普通乾元重寶錢為1當3（即當開元通寶錢3），乾元小錢1當2。3天后又改為一律1當1。於是私鑄又轉為私溶，每千個乾元錢可得銅20斤，可改鑄開元錢3000多文，獲利3倍多。

“乾元重寶”，圖一一枚徑2.9釐米、穿徑0.9釐米、厚0.26釐米，重7.9克。肉厚廓深，銅質純淨，毛刺簇新，未見磨損痕跡，似未流通即入罐之藏品。正面“元”字帶二橫畫無左挑，隸中帶行意——這是和常品乾元重寶的最大區別，錢幣著述少見收錄。據《陝西金融·錢幣研究》1991年11期，應屬折十初鑄品。圖二一枚徑3.2釐米，穿徑0.9釐米，厚0.2釐米，緣寬0.45釐米，重10克，鏽跡斑駁，寬緣大樣，從書風上看，與折十乾元重寶同出一人之手，屬開爐紀念泉，非常少見，歷代泉譜均無著錄。

此二泉何以稀少，這要先看看當時鑄錢的歷史背景。公元八世紀中葉，唐王朝由盛轉衰，755年鎮守河東、范陽、平盧三鎮的節度使安祿山起兵反唐。20萬大軍一路勢如破竹，攻陷東都洛陽。次年安祿山自稱雄武皇帝，旋攻長安門户潼關，守將哥舒翰兵敗投降。唐玄宗倉皇西逃，至馬嵬坡發生兵變，奸相楊國忠被殺，其妹楊玉環“婉轉娥眉馬前死”。一路上風雨如晦、悽悽慘慘到達蜀中。北上監軍的太子李亨（肅宗）即位於靈武（今寧夏），遙尊玄宗為太上皇、指揮唐軍對叛軍展開了反擊。戰爭伊始，唐朝貯糧地河北、河東、河南、關內四道，及中央國庫清河郡、洛陽、長安大都遭兵火，致“民物耗弊，天下蕭然”。為了解決平叛官兵耗量巨大的經費，平衡財政供求矛盾，一方面對人民強行攤派、勒索；另一方面實行通貨膨脹，發行虛值大錢。據《新唐書·食貨志》載：“肅宗乾元元年（758），經費不給，鑄錢使第五琦奏鑄乾元重寶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摻用，以一當十。”

唐王朝於乾元元年七月鑄行折十乾元重寶，又於乾元二年三月準第五琦之奏鑄重輪乾元重寶，每枚當開元錢五十，由於比價過高，從朝廷、地方到民間紛紛毀小錢、銅器、佛像鑄行大錢。初行時尚可，愈後減重錢愈多，只求其形，無論輕重。因此，民間對初鑄之官樣錢，頗為珍惜，一到手就藏起來，不再流通。以致後世發現極少。

並且，當時實行虛值的通貨膨脹，給飽受戰亂之苦的人民雪上加霜，物價飛漲，民不聊生，怨聲載道，“中外皆以（第五）琦變法之弊，封奏日聞”。朝廷無奈將第五琦貶官，降低大錢比值，又以重輪乾元錢一當三，普通乾元錢一當二。其後，大小錢均一當一。自此大錢退出流通領域，多被熔鑄為小錢。此二種版式本來鑄量很少，屢經銷熔，能夠流存下來的已經是稀中之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