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遷都論

1945年8月，蘇聯紅軍和東北抗日聯軍一舉解放了哈爾濱，結束了日本帝國主義長達14年的侵佔，哈爾濱成為全國解放最早的大城市，而且它一直是中共中央東北局、東北行政委員會所在地，是我國東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

在毛澤東心目中，中國如同一隻雄雞，而黑龍江省猶如一隻展翅的天鵝，哈爾濱市是這“天鵝項下的珍珠”。考慮到哈爾濱與蘇聯靠近，便於取得支援和幫助，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準備在這裏宣佈建立新中國。

而就在這時，東北戰局發生了變化，國民黨在美國支持下東北增兵，搶佔交通要道。毛澤東決定，黨中央不再遷往東北。

隨着解放戰爭進程的加快，南京、西安、洛陽、開封、北平等城市紛紛在毛澤東眼前浮現。最後他的目光鎖定了北平。

1948年3月下旬，黨中央機關東渡黃河，進入晉綏解放區時，就已經開始考慮建國和定都北平的問題了。 ^[4] 

平津戰役中，指揮官聶榮臻瞭解到，駐守北平的國民黨將領傅作義可能願意談判，於是和羅榮桓商議後向中央軍委建議：攻下天津，迫使傅作義就範，爭取北平不戰而解決。毛澤東明確回覆：“今後，我軍作戰主要是奪取大城市。能和平解決的儘量和平解決。北平最好不打！中國人民為解放事業流的血實在是太多了！”

1948年12月平津戰役剛剛打響，中共中央任命彭真為中共北平市委書記，葉劍英為北平軍管會主任兼北平市市長，領導北平的接管工作。在河北西柏坡，毛澤東對彭真和葉劍英囑咐：“這次接管北平，影響到中外。你們務必要像接管瀋陽、濟南那樣，取得更好的成績，不要落在瀋陽、濟南之後。另外，還要特別防止出現過去某些‘左’的做法。”

1948年12月17日，中共北平市委第一次會議在河北保定召開，研究有關接管工作。葉劍英在河北良鄉明確告訴大家：“河北北平是中外聞名的歷史文化古都，將來有可能成為新中國的首都。其接管工作進行得如何，直接關係到我們共產黨和解放軍的聲望，關係到其他尚待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我們務必要把眼前工作搞好”。

1949年1月14日，天津戰役打響，經過29小時激戰，天津解放。次日，守將傅作義派代表與聶榮臻等人商談和平解決。

1949年1月，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王稼祥赴西柏坡參加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並去看望了毛澤東。交談中毛澤東説：“我們很快要取得全國的勝利了，我想聽聽你的意見，我們的政府定都在何處？”毛澤東接着又説：“歷史上，歷朝歷代不是定都在西安，就是開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們的首都定在哪裏合適？中央雖有個考慮，但還沒有最後的答案。” ^[4] 

“這是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王稼祥的神情一下子變得嚴肅起來。實際上，他也曾考慮過這個問題。他稍微整理了一下思路侃侃而談：“依我看，現在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雖然自稱虎踞龍盤，地理險要，但只要翻開歷史就會知道，凡建都金陵王朝，包括國民黨政府都是短命的。這樣講，帶有歷史宿命論的色彩，我們當然不相信這一套。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南京離東南沿海太近，從當前的國際形勢來看，這是一個很大缺陷，我們定都最好不選在南京。”

王稼祥接着説：“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現在中國的疆域不是秦漢隋唐時代了，那時長城就是邊境線，現在長城橫卧於中國的腹地。因此西安在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點。這樣一來，選西安為都也不合適。”

毛澤東表示贊同。王稼祥再論：“黃河沿岸的開封、洛陽等古都因中原經濟落後，而且這種局面不是短期內所能改觀的，加之交通以及黃河的水患等問題，也失去了作為京都的地位。”

毛澤東一笑相應地問道：“那麼，哪裏可以定都呢？”王稼祥沉穩地説:“我認為我國首都最理想的地點應選在北平。北平位於沿海地區，屬於經濟發達圈內，而且扼守連結東北與關內的咽喉地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謂今日中國的命脈之所在。同時，它又鄰近蘇聯和蒙古，無戰爭之憂，雖然離海較近，但渤海是中國內海，有遼寧、山東兩個半島拱衞，從戰略上看也比較安全，一旦國際上有事，不至立即使京師震動。此外，北平是明清兩代的帝都，從人民羣眾的心理上也樂於接受。考慮到這些有利條件，我認為首都應定在北平。”

毛澤東聽了如此痛快淋漓的意見後甚感欣慰，連聲稱：“有道理，有道理。”毛澤東一邊笑着，一邊説：“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來，我們的首都就定在北平。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羣眾。”顯然，王稼祥的遠見卓識使毛澤東最終下定了定都北平的決心。

3月中旬，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從西柏坡遷往北平。 ^[2] 

1949年4月，葉劍英積極加強了北平的治理，包括維護社會穩定，恢復發展生產，關心市民生活，改善文化教育等等，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為未來北平建設與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國民黨統治區的《新聞天地》也刊文報道：“葉劍英領導的中共幹部打穩了中共未來首都的基礎。接管是審慎、周到、仔細、嚴密的。幾乎達到了盡善盡美的程度。”

1949年8月，葉劍英調往華南，聶榮臻繼任北平市市長。

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規定新中國的名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北平更名為北京，定為首都。以《義勇軍進行曲》為暫定國歌，五星紅旗為國旗，採用公元紀年。

北京曾經被聯合國評為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

亞洲開發銀行2006年12月15日在印尼日惹召開的一個關於城市空氣質量的環境會議上發表報告指出，北京空氣中的可吸入顆粒物為每立方米142微克，與西安、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孟加拉國首都達卡和印度首都新德里一起成為了亞洲空氣污染問題最嚴重的大城市，城市空氣污染指數是世界衞生組織規定的安全水平的4至7倍。

朱鎔基總理在任時就感嘆中國有可能因沙塵暴而遷都。另外，耗費巨資的南水北調方案也可由遷都節省鉅額資金。

北京有超過500萬輛汽車，被稱為“首堵”，網民戲言“中國堵車哪家強？”

2010年12月13日，上海社科院學者沈晗耀表示：“要解決北京集中爆發的城市病，遷都是最好的選擇。”然而現有體制下不論將首都遷往何處，都會是再造一個“北京城”，對於治堵本身並非治本的良藥。

2012年7月21日至22日8時，特大暴雨襲擊北京及其周邊地區。短短兩個多小時，一條道路變成了河流。有位市民回憶“有個人被水流捲走，掙扎中，一輛車被水流推着向他撞過去，雖然他避開了，但還是被水裹挾着沖走了”。此次特大暴雨，致使79人遇難，10660間房屋倒塌，全市190萬人受災，其中房山區80萬人，經濟損失116.4億元。

法國文學家維克多·雨果説過“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城市排水是否通暢除了地下管網需要足夠粗大之外，還和其與地面相連的井口井蓋設計及垃圾管理有很大關係。大雨如注之下，如果馬路上的出水井口不夠多，井蓋設計不合理導致排水能力不夠，或者排水口被垃圾（樹枝樹葉或塑料袋等）糊住無法排水，就很難避免積水和內澇。因此，地下管網和地面設施的統一設計科學管理至為重要。鳳凰衞視評論員呂寧思説”大自然的一些挑戰或者突襲，給我們城市設計及管理帶來了比較嚴重的教訓“。

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説，”特大自然災害給我們的教訓異常深刻，在災害面前，我們的規劃建設、基礎設施、應急管理都暴露出許多問題“。

北京的“人口爆炸”讓人觸目驚心。16年來，北京常住總人口每年淨增近20萬人，流動人口每年淨增量則超過20萬人，相當於每年增加一座中等城市人口。截至2007年6月底，北京市户籍人口已達到1204萬，流動人口總量為510.7萬，全市實有人口總數已經超過2000萬，甚至連2007年年末全國樓市都不太景氣的時候仍然是“一片大好”。

人口膨脹引起了城市化過程中的一系列問題：水資源不足，污染嚴重和老城拆遷使古都北京的文化風貌遭到嚴重的破壞。首先是水資源不足的問題。北京水資源人均佔有量在世界各國首都中排名百位之後，近幾年每年缺水均在4億立方米左右。根據《21世紀初期首都南京水資源可持續利用規劃總報告》，預計2010年北京市需水量將達到53.95億立方米，其中城市生活用水13.35億立方米。與多年平均可供水量相比北京市2010年將缺水12.62億立方米。由於北京長期超采地下水，到2004年，已經形成了以朝陽區為中心的約1600平方公里的漏斗區，並引起地面沉降，道路塌陷等問題。永定河，潮白河，出現多次斷流。

1980年，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汪平首先提議共和國首都需遷。

2006年，兇猛來襲的沙塵暴將“遷都”的提議推向高潮。當年3月，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的479名代表，聯名提出議案，要求將首都遷出北京。

之後，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文，認為中國應認真考慮遷都，梅説：“如果北京繼續充當首都，不僅對整個國家發展構成了額外的負擔，城市自身也走入了死衚衕。”

2008年2月，民間學者秦法展和胡星斗合作撰寫了長文《中國遷都動議》，提出“一國三都”構想，即選擇佳地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家行政首都，而上海作為國家經濟首都，北京則只保留文化職能，作為文化科技首都。 ^[3] 

1800年，美國首都從費城遷到華盛頓。

1960年4月21日，巴西首都從東南沿海的里約熱內盧遷到中部的巴西利亞，

1970年，巴基斯坦首都從南部沿海的卡拉奇遷到北部的伊斯蘭堡，

1972年，伯利茲首都伯利茲城遷到貝爾莫潘，

1983年3月10日，科特迪瓦首都從東南沿海的阿比讓遷到中部的亞穆蘇克羅，

1991年12月，尼日利亞首都從西南沿海的拉各斯遷到中部的阿布賈，

1997年12月10日，哈薩克斯坦首都從東南部的阿拉木圖遷到中北部阿斯塔納，

1999年7月1日，德國首都從中部的波恩遷到東北部的柏林，

2005年11月7日，緬甸首都從南部沿海的仰光遷到中部的內比都。

2017年，阿根廷首都從東部沿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計劃遷到北部聖地亞哥-德爾埃斯特羅，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