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語言學史

《中國語言學史》全書分四章，前言部分説明了該書的框架：以1898年《馬氏文通》的問世為分水嶺，把中國語言學分為兩大階段：漢末到清代末年是第一階段，也就是所謂的“小學”——語文學（philology）階段；1899年到1948年是第二階段，屬於語言學（linguistics）階段。兩大階段下分四個時期，訓詁為主的時期（兩漢時期）為第一期，韻書為主的時期（魏晉至元明時期）為第二期，文字、聲韻、訓詁全面發展的時期（清代）為第三期，西學東漸的時期（1898—1948）為第四期。該書就是以這四期為標題，分四章敍述和評價中國語言學發展史。每章之後都有“本章的結語”，最後是“全書的結論”。 ^[2] 

20世紀60年代初，王力先生給北京大學學生開過“中國語言學史”，這門課的講義前三章曾在《中國語文》1963年第3期至第6期和1964年第1期和第2期連載。1980年作者補寫了第四章，略加修訂，整理成書，1981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以單行本出版。 ^{[2]  [4]} 

作者認為中國在五四運動以前的語言研究大致是文字或書面語言的研究，這種零碎的、非系統的考證和訓釋嚴格説來不屬於語言學範疇，而屬於語文學範疇。但由於中國傳統語文學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並留下了大量寶貴的財富，所以全面系統地描述兩千年來語文學發展過程，對於繼承和發揚祖國的語文學遺產，為語言研究服務都有積極意義，所以該書的內容嚴格説應該稱為漢語言研究簡史。作者指出，漢語語言學的發展軌跡是由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和漢語的語言文字本身特點這兩個方面來決定的。中國的社會文化結構，決定了“小學”只能是“經學”的附庸，訓詁、文字、音韻無一不是為註解古代典籍服務的，連成績斐然的清儒也不例外，因而只有平面的，靜態的訓釋，缺乏精闢的語言理論的闡述和歷史比較的方法。漢族方言的複雜性和文字的統一性又決定了中國古代語言學以文字為對象，忽視對語言，特別是語法的研究。 ^[5] 

在書中作者把中國的語言學史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從先秦到清末，作者稱為“封建主義文化的階段”；第二部分是清末至1949年解放，作者稱為“資本主義文化的階段”。第一部分又分為三個階段：一、訓詁為主的時期。漢代距《詩》《書》等典籍時代久遠，人們需要加以註釋才能看懂，訓詁學因此應運而生。《爾雅》是第一部訓詁學著作，“釋雅以俗，釋古以今”，開了訓詁學的先河。《釋名》集“聲訓”大成，開闢了從聲音求意義的道路。《方言》用通用語釋方言詞彙、《説文解字》通過分析字形結構訓釋文字本義，都是以訓詁解經為目的的。二、韻書為主的時期。漢魏間文學創作講究聲律，韻書因而大量興起，以六朝為盛。隋陸法言作《切韻》，成為唐宋時代韻書的藍本，形成《切韻》系韻書。與之相適應的是等韻學的出現與發展，以紐韻相配，分等呼平仄，製成韻圖，為撰作詩文用韻所作。後有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韻》從古音研究轉入今音研究，對傳統韻書予以革新。三、文字、聲韻、訓詁全面發展的時期。清朝是中國語言學的鼎盛時期。以段玉裁、王念孫為代表的乾嘉學派，繼承古文經學的訓詁方法並加以發展，在古籍整理和古音學，訓詁學、文字學方面都達到了一個高峯。嚴格的語言科學，只能算是從這個時期開始。一系列的重大問題都被陸續提了出來，並且解決得很好。乾嘉學派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原因主要有三點：（1）他們建立了初步的歷史發展觀點。自明代陳第批判叶音説，指出“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草，音有轉移”，清儒以“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義，有今義”作為對語言文字演變的概括。（2）弄清楚文字不直接代表概念，而是通過有聲語言來代表概念。（3）認識到必須通過訓詁來了解古人的思想，否則我們既不懂古人的語言，所謂“通經”也是枉然。這三大原則貫穿清代各種小學名著之中，使他們遠遠超過了前人。作者認為，清代小學發達的原因中可以找到西洋科學的間接影響。此後是西學東漸時期，是中國語言學第二次受外來影響，第一次是受印度影響，但侷限於音韻學方面，這一次卻是全面的，影響到語言學各個方面。首先，這次影響直接導致了中國語法學酌興起。初期的馬建忠、黎錦熙，第二時期的呂叔湘、王力、高名凱都是學習西方理論來指導漢語語法的研究。第二階段與初期明顯的分野是，呂、王、高已經把西方普通語言學理論運用到其實踐中去，而早期只運用了西方的語法理論。西方漢學家中也有少數人直接對中國語言學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如瑞典的高本漢（B．Karlgren），他對中古音、上古音的重建，推動了漢語音韻學的前進。受西方普通語言學的影響，中國學者也開始了描寫語言學的工作，主要是調查方言，並有一定的成果。 ^[5] 

《中國語言學史》作為中國第一部中國語言學史，作者既不崇洋媚外，也不固步自封，既承認兩千年來中國傳統語言研究並未達到語言科學的水平，又指出傳統的語文學自有其重要的價值。作者給中國語言史選定了合適的座標，這種歷史的、唯物主義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以後的中國語言學史和其中專科學術史的研究。 ^[5] 

《中國語言學史》勾勒出了中國語言學的發展脈絡，尤其是4個時期的劃分，對中國語言學史的進一步討論、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6] 

文學評論家曾慶瑞、趙遐秋：作為一部講義，《中國語言學史》能比較好地做到簡明扼要，重點突出，深入淺出地介紹比較專門的語言學史知識，但它也有一些不足之處，《中國語言學史》更像是一部語言學著作的解題，對一個個語言學家的介紹的著作。應該説，一部完整的漢語語言學史，除了重要的學者、學派、著作的介紹和評價以外，還必須寫出學術活動、學術發展來。從這一點來要求，王力先生的著述就顯得不夠了。 ^[7] 

王力（1900年—1986年），字了一，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白縣人，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奠基人。1924年在上海南方大學學習。1926年考進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研究中國古文文法。1927年赴法國巴黎大學留學，1932年回國，曾任教於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廣西大學、嶺南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大學，一直從事語言科學的教學研究工作。曾兼任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顧問，中國語言學會名譽會長，中國音韻學研究會名譽會長等職。著有《詩詞格律》《楚辭韻讀》《詩經韻讀》《漢語音韻》等書。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