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研究

《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研究》運用馬克思《資本論》的概念、結構、範疇、體系和規律，研究並回答了舊中國經濟形態的屬性及特殊的經濟所構成的特點，並對舊中國社會的商品與商品價值形態、貨幣、資本形態、利息、利潤形態、工資形態和地租形態等都作了考察分析，否定了當時中國國內流行的中國社會意識已完全的資本主義化、封建主義早已不存在的錯誤觀點。

根據人民出版社1957年的版本，全書分為“導論”“中國社會的商品與商品價值形態”“中國社會的貨幣形態”“中國社會的資本形態”“中國社會的利息形態與利潤形態”“中國社會的貨幣形態”“中國社會的工資形態”“中國社會的地租形態”“中國社會的經濟恐慌”和“結論”共九篇，五篇附論為“政治經濟學在中國”“中國經濟學界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中國商業資本論”“中國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間的流通問題”和“中國官僚資本之理論的分析”。 ^[1] 

《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研究》原為王亞南在中山大學開設高級經濟學課程的講稿，曾先後分篇發表於《中山文化季刊》《廣東省銀行季刊》《時代中國》等刊物。20世紀40年代，作者主張把經濟學中國化，建立以研究中國經濟為主題的“中國經濟學”。該書正是他實踐經濟學“中國化”的一部具有影響力的代表著作。 ^[1] 

《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研究》的原版《中國經濟原論》出版後經過多次修訂出版，1957年刊行的第五版，將書名改為《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研究》，內容也作了修改。 ^[1] 

作者從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記錄形成發展出發，指出這種社會的經濟是採用一種把封建剝削作基礎，而在其上建立起買辦官僚資本的特殊支配形態。圍繞中國現代社會經濟性質問題的研究只有20多年時間（到20世紀40年代作者寫作此書時），約略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由大革命之前到“九一八”事變之後那段時間、抗日戰爭期間以及抗日戰爭結束前後若干年內。這三個階段對於中國現代社會經濟的研究，都明確分出兩個陣線，即“帶有進步的批判性的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保守的缺乏歷史性格的有閒階級的經濟學”（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之間的觀點的對立和鬥爭。作者論述了研究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重大意義，提出這種科學研究依據的幾種科學，即政治經濟學、經濟史學和中國經濟史，而後又提出該研究應當採用的方法為比較的研究法、全面的研究法和發展的研究法。

王亞南指出，當時中國社會的經濟性質問題是“一般佔優勢的商品本身是採取前資本主義的小商品生產形態，一是採取資本主義商品形態的問題”。通過分析中國工業品、農業品、勞動力和土地的商品性質，指出它們還不具有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性質。從價值規律出發，考察商品價值的增殖過程、增殖價值的實現過程剩餘價值的分割過程可以看出，中國仍有一大部分生產物還是當作使用價值而非交換價值而生產出來的，雖然當作交換價值生產的部分在不斷增加。由使用價值生產向交換價值生產的轉化主要是商業資本的作用。商品價值的大小，不是以所費的勞動量而是以商人的意興或慷慨為依據。

作者認為，貨幣在它的發展過程上，經歷了三重演化，它是由商品發展過來的，商品的發展史就是貨幣的發展史，商品運動與貨幣運動互為表裏；貨幣的各種機能是逐漸發生的結果；它的每一機能，皆隨着社會的改變而異其實質。1935年貨幣改革以前，中國一直採用銀本位制，從世界幣制史看已屬落後幣制，與之關聯的是貨幣種類的凌雜和各種貨幣單位的參差和不確定。加之世界銀價大幅波動，使中國貨幣難以有效執行價值尺度和價格標準之機能。幣制的不健全、輔助條件（治安、交通、度量衡及國內市場）差，影響了貨幣流通手段的發揮，使許多商品化成分逆轉為自然經濟成分。貨幣儲藏手段機能有三個發展階段：前資本主義社會、現代初期和現代初期以後。中國貨幣儲藏機能尚停留在上述一二階段，第三階段不過略具萌芽而已。中國貨幣的支付機能也限定在狹窄的範圍內。在世界貨幣上，中國不但不執行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貨幣政策，反而執行一些不利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貨幣政策。1935年的貨幣改革，在使中國貨幣取得現代性外觀的同時，發揮了兩個與外觀不相稱的本質表現：一是與中國曆代傳統政治有關的財政的性格；二是與中國現代經濟特質有關的商業的性格。

王亞南認為，資本具有三種形態：生息資本、商業資本和產業資本。前兩種資本形態有了商品流通關係即可存在，後一種資本形態（即產業資本）則必須通過生產領域才能成立。在中國社會，非現代和現代的各種資本雜然並存着。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商業資本獲得了買辦性的性格。在生息資本兩種類型中，非現代的高利貸資本雖還保留着廣大的活動地盤，但在大都市的支配地位已漸為現代的銀行資本所取代，中國的銀行資本具有高利貸的、財政的和商業的性格。中國產業資本的來源先天不足，組織形態落後，有機構成低下，在各種資本總額中所佔比例很小。作者證明，在中國資本積累、集中和分散的全運動過程中，外資實際上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資本積累的主要方式是原始的；集中的過程是向商業資本集中，並進而形成資金由農村流向城市、流向中國金融機關和外國銀行，其中一部分再行外流的大集中運動；而資本的分散過程也撤開產業活動，轉向投機市場牟利活動，乃至購買土地。總之，中國資本的全運動過程，不論是積累、集中，或分散，基本上都捺上了商業或商業性的印記，而不是產業的。

作者首先提出利息與利潤相關聯的三個法則：第一，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是利息率決定利潤率；資本主義社會則是利潤率決定利息率。第二，一國利息率的高低，與產業發展程度成反比。第三，商人資本較產業資本越大，產業資本利潤越小。作者認為，中國同時存在三種利息基準，利息率呈現差異變動大、難以均衡化或一般化以及各種基準利率相互影響的特徵。中國產業利潤受到中國生息資本高利息率和外國在華銀行低利息率（給外國在華企業融資）的雙重打擊和破壞，加之中國近代商業的買辦性（其本質是排斥本國產業的），使得中國產業不易把商業轉化為其服務者，反成為商業的服務者。故產業利潤還受到商業利潤的規制。作者指出，中國利息與利潤形態是中國那種商品、貨幣與資本運動的過程中的必然產物，雖然它對該過程又盡着規制或調節的作用。

作者指出，工資的形態受決定於勞動的形態。中國傳統的僱用勞動關係阻礙並歪曲着僱用勞動的現代化歷程。在中國數千萬的僱用勞動者中，產業工人不到十分之一。就是這一部分有限的工人亦不能完全在現代僱用勞動條件上受到用。在較新式的產業中，大量使用婦女和兒童勞動以壓低工資，而原始諸產業更是採用學徒制、家長制、血汗制（在家中勞動的計件制）、包工制等僱用勞動制度來壓榨工人。在農村，1500萬左右的僱農的勞動力價格平均要低於畜力和農具的置備費，他們所以被僱用，與其説是因為缺少資本，不如説是缺少土地。

王亞南指出了封建制地租與資本制地租各自的特指及其轉化歷程。中國地租的一般現象形態則可以用四點概括，即為地租的收入者主要是私人地主，租佃手續一般採取契約的形式，實物地租佔着支配地位，而地租則高到無可比擬。中國地租的現代化受着落後的商品貨幣關係的拘束。中國小土地所有和土地分散經營的形態同樣限制了新式地租的產生。從農業資本構成與農業用勞動上更可以產出，土地還不是把它拿來利用資本，而是把它拿來利用勞力。不論是土地所有者或地租經營者，他們的利得主要不是通過土地上使用的資本，而是通過土地本身。土地是農業上積累的最主要手段，地租成為其他一切積累形態的基礎。地租的積累和使用，大體以傳統的方式進行，在其積累過程中，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起了保駕護衞的作用。

作者指出中國傳統的經濟恐慌以中國典型的集權封建經濟為現實基礎，具有較大的全面性、社會性和必然性的特徵。與現代資本主義接觸後，亦相應改變了原有的內容和姿態，但資本主義恐慌的必然性、規律性及其一般性，仍不可能從中國的經濟組織內部發展呈現出來。同時，以前當作封建經濟恐慌範疇在中國特殊表現的較大的廣袤性較有節奏的必然性和循環性，卻反而在市場關係日益擴大的情形下，被支離歪曲或痙攣起來了。中國當代恐慌表現出二重性：一方面像不顧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變動而一直為一種慢性經常化的痼疾所困厄着，同時卻又因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動搖而加重老病。中國的經濟恐慌是在小商品生產、商業使生產物變為商品、商業支配產業、商業利潤高於國產業利潤、利潤受規制於利息、各種不等價交換、資本向都市向外國集中農村各種原始資本形態的相互作用為資本在它們之間的流轉以及勞動驅逐工具甚至畜力等一系列經濟運動所聯同體現的諸種法則作用下產生的。

作者指出，一切落後社會人民的被奴役與被剝削——無論這奴役剝削它們的勢力，是來自中國國內或國外——一般是通過帶有封建性的土地所有與使用的落後的社會關係實現的。一個社會的半殖民地性格，是由它落後的封建生產關係引出的，是通過它的各種封建剝削造成的。而一切原始性的剝削，又是把封建土地製作為其骨幹或核心。中國土地問題以土地分配不均和地租率太高為基本表現，而其癥結所在則是掩藏在其後的一系列帶有封建主義性質的社會關係。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內在發展的一般傾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説明：第一，原始性剝削表現在農業生產諸條件上的破壞傾向；第二，表現在農村諸原始性資本的惡劣傾向；第三，表現在農村封建餘毒在實踐中的逐利傾向。這三種範圍大小不同的運動通過內在條件維繫着連貫着，生成一種整體運動，從而構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形態。各種不利的傾向又在不斷破壞着土地剝削關係這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基礎，敦促其向着“自我否定”的前途邁進。 ^[1] 

《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研究》的邏輯與章法結構，乃至行文特色，呈現出濃厚的《資本論》痕跡，故被喻言是“中國式的《資本論》”，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結合。 ^[1] 

《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研究》被譯成日、俄等多種譯本在國外發行，許多觀點被後人引用。 ^[1] 

王亞南在《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研究》一書中，對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結構體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都進行了開拓性的探索，不但在當時是一個比較成功的嘗試，在當代也有其重大的啓示意義和借鑑價值。 ^[6] 

《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研究》於1998年被評為“影響新中國經濟建設的10本經濟學著”之一，是唯一入選的在解放前出版的經濟學專著。 ^[3] 

《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研究》初版（初版名《中國經濟原論》）於1946年由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後由上海生活書店於1947 年出新版。1949年由三聯書店再版。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刊行第五版，並將書名改為《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研究》。 ^{[1]  [7]} 

王亞南（1901年10月—1969年11月13日），男，出生於湖北省黃崗縣。1923年就讀武漢中華大學。1927年參加北伐，大革命失敗後參加反蔣抗日運動。1944年離開中山大學任福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1945年任廈門大學經濟系主任兼法學院院長。新中國成立後於1950年6月被任命為廈門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成立時當選為學部委員、常委。1954年起連續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同時擔任福建省政協副主席、福建省教育工會主席、福建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1957年5月23日在廈門大學參加中國共產黨，“文革”中受衝擊。1969年11月13日在上海病逝。生前曾與郭大力合作首次全譯出版《資本論》三大卷，提出“封建地主經濟論”，有《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研究》（初版名《中國經濟原論》）《中國地主經濟封建制度論綱》《中國官僚政治研究》等代表作。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