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虛美不隱惡

作者注重史德，實事求是不拘於儒家教義的約束，對史實總是細加考證，秉筆直書，不妄加讚美，也不隱其惡行。如《廉頗藺相如列傳》、《燭之武退秦師》、《蘇武傳》、《魏書·王肅傳》等。

司馬遷在《史記》的寫作中體現了嚴格的實錄精神。他在《太史公自序》中雖然很謙虛地不承認是自比於《春秋》，但實際他正是仿照《春秋》的原則而作的，他説《春秋》之作，“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他的《史記》正是以此為榜樣來寫的，而且比《春秋》寫作有更進步的指導思想，他敢於面對現實，真實的記載歷史事實，不像《春秋》那樣為尊者諱，為賢者諱。他把陳勝、吳廣列為世家，項羽列為本紀，都説明他能力求不以統治者偏見來歪曲事實，努力做到客觀的敍述歷史真實。實錄雖系史學寫作原則，但由於《史記》的人物傳記運用了文學創作方法來寫，是水平極高的傳記文學，因此實錄原則也深刻影響到文學創作及文學思想的發展，後來很多文學家皆以實錄精神來衡量創作，故也是重要的文學理論批評原則。劉向、揚雄、班固都充分肯定了他《史記》寫作中的這種精神。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對他的實錄寫作原則曾作了如下總結：“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實錄精神最可貴之處是“不虛美，不掩惡”。

所謂“不虛美，不掩惡”，這在當時主要是針對描寫帝王將相等人物的，對他們不虛美，不掩惡，正是敢於大膽揭露而又實事求是的一種態度，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不對他們阿諛奉承，不掩飾他們的罪惡，敢於直書是不容易的。同時對那些屬於被否定的歷史人物，他也能真實地反映他們的面貌，不因他們的缺點、過失甚至罪惡，而抹殺他們也有好的值得肯定的方面。這種原則同樣也適用於其他下層百姓的描寫。如實地反映現實的真相，從中去體現作者的褒貶態度，這也是中國古代現實主義文學思想的精髓。他在評價歷史人物的時能夠採取比較客觀的態度，不受儒教禮儀的束縛，故班固説他“是非頗繆於聖人”，然而這也正是司馬遷的長處和優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