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種紅菱下種藕

一個叫秧寶寶的鄉下小女孩，因父母要到温州去做生意，不得已離開鄉下沈漊的老屋子，被寄養在華舍鎮的李老師家裏，這個與村莊風貌迥異的城鎮從此就成了小姑娘的生活天地了。這個鎮子對一向閉塞的秧寶寶而言，是那樣陌生奇特、日新月異，令她大開眼界。初入華舍，秧寶寶在寂寞的境地裏與同學蔣芽兒做了朋友。她在蔣芽兒的帶領下，探究着這個新天地，滿足着孩童的好奇心。她的視域，變得開闊起來。秧寶寶在忘記寫作業、忘記回家，與蔣芽兒一同淪為班上差生以後，不顧閃閃的反對繼續與蔣芽兒瘋玩。小姑娘在一年內跑遍華舍鎮的角角落落，看到和經歷了許多人事。一年之後，當秧寶寶準備離開華舍鎮，走向更遙遠的紹興時，她已經不知不覺地長大了。 ^[1-2] 

關於該小説的寫作初衷，王安憶説是緣於近些年來的江南水鄉小鎮體驗，是農村生活給她的啓迪。 ^[3]  1996年夏，王安憶因病到紹興華舍鎮休養，在那裏親身體驗到現代化和城市化給小鎮的自然環境、人們的生活方式及價值觀念帶來的變化。於是她寫了《上種紅菱下種藕》這部小説。 ^[4] 

秧寶寶：秧寶寶是位敏感、機靈、倔強、認生、害羞的小女孩，本名夏靜穎。她的童心世界還是半明半暗，混沌一片的。當她帶着新奇又有些惶恐的童真，來到寄宿的李老師家生活時，李老師一家的善良而又時常忽視她。強烈的自尊使秧寶寶常常像一隻受傷的小貓一樣躲到僻靜處舔舐傷口，而沈漊荒敗破舊的老屋就是她靜靜養傷的最好去處。這裏的一切都帶着舊日的温情，隔壁木訥、善良、倔強的看房子的老公公是小女孩的精神依戀，只要看到老公公，她那惶惑的心境便會安靜下來。

公公：守着秧寶寶老家屋子的公公。他是講究禮數的傳統保守文化的代表人物。禮義輕到給秧寶寶媽媽送一塊火腿，答謝她能給他一個棲身之地，給秧寶寶送去新結的葫蘆，為秧寶寶留着新生的雞蛋。他堅決不進城裏和兒子一起生活，寧可獨自固守破敗的家園。他為自己選造棺材的事轟動了小小的沈漊，使公公成為沈漊中心人物，也成為妨礙火葬政策貫徹的老頑固。 ^[5] 

陸國慎：李老師的兒媳。陸國慎對秧寶寶十分呵護，每天幫她梳頭、替她裝飯。秧寶寶上學出門時小小的揮手成為她們共同的秘密。當兩人友情受到挫折後，即使不説話，也會默默地互相呵護。陸國慎住院，秧寶寶帶着頭生蛋去醫院看她，又把寫了名字的鞋盒交給保安，自己一聲不響地走了。 ^[6] 

作者通過秧寶寶的成長故事為傳統鄉村文明的現代化蜕變提供人化的註腳，因為秧寶寶的成長故事始終與作者精心描畫的江南村鎮風俗畫勾連在一起，而這幅風俗畫中的一切又都在時刻發生着變化，表面靜默的畫卷中有着喧囂，表面雜亂的事物中有着方向，那就是傳統鄉土文明由舊向新的蜕變，也就是無可遏抑的歷史脈動。作者擇取一位成長中的女孩作為小説主人公，刻意設置成長話語，將文明蜕變的隱喻與主人公經歷緊緊地纏繞在一起，是為表達對這一切的複雜感受與思考：一段文明的蜕變正如一個孩子的成長，“傳統”與“現代”並不是一對二元對立的概念，可以呈現出後者不斷包裹前者，二者呈現共同生長的態勢。如同秧寶寶從鄉村到小鎮的成長曆程，雖然她在不停“前行”，但並非拋棄“傳統”而投入“現代”；在她的生命中，每段歷程包含了前一段所體悟到的一切，這些歷程在她的生命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跡，共同熔鑄為成長中的一部分。 ^[7] 

小説通過小主人公秧寶寶的眼睛和心靈感受日常生活的冷暖和世事的變遷，以小孩的眼睛反映一個複雜多變的社會似乎太狹窄了，因為主人公畢竟是位只有九歲，來自農村的寄託在別人家的小女孩。但讀者在作品中卻絲毫感受不到因為敍述視角受限而使表現的筆力受阻，相反卻因孩子的目光而漫無邊際、無遮無攔。看到什麼寫什麼，看到誰寫誰，似乎沒有聚焦，沒有選擇。所以內容龐雜，頭緒繁多。人物則是出出入入，有時讓讀者忘了主角是誰。可見該小説創作視角雖非全知全能的敍述，但敍述效果卻是開放的全景式的。嘈雜紛亂的畫面其實是由非常明晰的兩大場景構成的。一個是秧寶寶生活了九年，剛剛離開的江南農村沈漊，一個則是距沈漊三四里路的與城市交界的小鎮華舍鎮。

作者筆下的沈漊是一個已被工業化大潮逐漸淹沒的農村的縮影，破敗凋敝，人丁不旺，村裏壯勞動力都外出打工賺錢，剩下的是老弱病殘。一矗矗無人居住的明窗亮瓦的新樓房更顯出老屋的頹敗。但正是散亂堆放的舊物，橫卧豎爬的瓜藤，才讓秧寶寶漂泊孤獨的心安定下來。小鎮華舍有高速公路，也有水田；有公交車也有拖拉機；有霓虹燈也有未被污染的月亮；還有許多打工者和他們的故事，以及妓女黃久香式的精神人物；有茶樓、酒樓、影樓。作品中的小鎮既有寂靜，安閒的一面，又處處顯示着蒸騰的氣象。中年人忙於賺更多的錢，秧寶寶的父母到温州闖蕩天下，蔣芽兒的父親腳踏實地地發了財，東北漢子們背井離鄉的艱辛，閃閃創業的艱難曲折，黃久香為了生計出賣色相等，這些普通人的酸甜苦辣便構成了現代社會轉型時期的社會物質精神生活的縮影。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都沒有因為九歲女孩的眼睛而失真，也沒因為看世界的眼睛只有九歲充滿天真。 ^[5] 

小説沒有曲折的故事情節，而是對日常生活的原生狀態給予極其重視，所以形成一種看似未經梳理的、鬆散的敍述模式，它的審美價值更多地體現在小説對江南小鎮向城市轉化過程中出現的新的世俗風情，在世態人情中醖釀着豐富的感情潛流。人物之間的關係和情節進展沒有明顯的因果邏輯，讀者看到的是沒有太多關聯甚至一點關聯都沒有的單個人的故事和單個的場景，讀者幾乎看不到人物性格的嬗變和矛盾衝突的展開，但江南風情民俗的描寫卻異常活躍生動。

小説中也夾雜着大量的風俗、掌故、人生經驗，這些都使小説體現出親切、自由的風格。但同時也弱化了情節，秧寶寶碰到什麼就寫什麼，枝節縱橫，旁逸斜生。如由黃久香去包公殿拜千人佛，引出抽籤、拜佛、以及和尚誦經等道門佛事；由老公公找木匠做棺材，引出江南水鄉打眠牀的風俗；由吃飯寫到如何做魚圓。小説就是由這些流動的生活畫面組成的。這一特色和汪曾祺的小説非常相象，筆法如行雲流水。這種生活流的寫法在王安憶的小説中雖然早已存在，但如此這般散淡與不經意，流淌着如此濃厚的文化氣息，在王安憶的小説中也是少見的。 ^[5] 

書中來源於公公吟唱的歌謠《曹阿狗》。這首歌謠共出現五次，前三次分別是秧寶寶三次回到沈漊之時聽到公公的吟唱，第四次是作者轉述公公臨終前的念唱，第五次則是秧寶寶領着蔣芽兒在橋上慷慨激昂的高唱。它的內容説的是“某人某年裏勤勞的生計，一寸一寸地種着食糧瓜菜。”據此來看，這首歌謠的內涵有兩個層面：首先，它寫的是傳統農耕社會中，曹阿狗一家勤苦操持生計的努力，展現了水鄉農民祖祖輩輩以來一成不變的生活模式。其次，雖然歌謠中不免流露出對生活艱辛的憂愁和慨嘆，但同時也呈現了一派生機盎然、安穩自足的田園生活圖景，因此它也是消逝的美好鄉村的一個縮影。

書中公公的經歷似乎印證了這一點，他處處遵循傳統禮節，過着自給自足的鄉村生活，這首歌謠是他在勞作時經常唱的，可以説是對生活狀態和處世原則的呼應。公公的心願就是能為自己做口好壽材，安心歸於黃土，在請人做壽材的過程中，他分外嚴肅而鄭重，滿心驕傲。可無奈的是，由於土葬被禁止，他的願望終於沒有得到實現。書中曾寫到公公激越地唱《曹阿狗》來抗拒勸他接受土葬的幹部，又寫到他在臨終之時也念着這首歌謠。公公和《曹阿狗》象徵着寧靜恬淡的田園文明，公公的命運象徵着這種詩意、温情的文明正在被現代商業文明所席捲和吞噬，而秧寶寶最後對這首歌謠的高唱，則象徵着對傳統文明的哀悼和一種內在的堅守。 ^[7] 

評論家王雪瑛：位於城鄉結合部的小鎮成為王安憶觀照現代與傳統的生活方式如何此消彼長的對象，這也是她對城市生活之外，豐富的生活形態的追尋、發現與呈現。 ^[8] 

王安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復旦大學教授。長篇小説代表作有：《長恨歌》《富萍》《啓蒙時代》《天香》《匿名》等。《長恨歌》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啓蒙時代》獲第二屆紅樓夢獎評審團獎，中篇小説《流逝》《小鮑莊》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説獎，短篇小説《本次列車終點》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髮廊情話》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優秀短篇小説獎。王安憶2013年獲法蘭西文學藝術騎士勳章，2016年獲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