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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時政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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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時政疏》是宋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王安石創作的一篇關於時政的奏疏
作品名稱
上時政疏
作    者
王安石
創作年代
北宋
作品出處
《王安石集》
文學體裁
散文

上時政疏作品原文

上時政疏(1)
年月日,具位臣某昧死再拜(2),上疏尊號皇帝陛下(3):
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4),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5),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6)、梁之武帝(7)、唐之明皇(8)。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9),而不為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禍災,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10),而妻子固已窮困,天下之民固已膏血塗草野(11),而生者不能自脱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為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為人父毋,使其比屋死亡(12),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13),自以為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14),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眾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15),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16),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
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17)。然享國日久矣(18),此誠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為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窮於下,風俗日以薄(19),財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20),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為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21)。
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為(22),可以僥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23),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24),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眾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25)?《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26)。”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狼疾為憂(27),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為苦。
臣既蒙陛下采擢(28),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29),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30),而忘盡規之義(31)。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1] 

上時政疏作品註釋

(1)上時政疏:關於時政的奏疏。疏:臣下向皇帝陳述政務的一種文體。
(2)具位臣:備位充數之臣。唐宋時,朝官在公文底稿上或文集裏對自己官職等的簡寫。某:本是臣自稱其名。在文稿或文集中亦省稱某。昧死:冒死。古時臣下上書多用此語,以示敬畏。
(3)尊號皇帝:此處指宋仁宗。尊號,尊崇皇帝、皇后的稱號。宋仁宗在天聖二年(1024)、明道二年(1035)等先後上尊號,如“景祐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因為很長,所以這裏是省稱。
(4)享國:享有其國。指帝王在位。
(5)惻怛:憂傷、悲痛,或同情、哀憐。
(6)晉武帝:即司馬炎(236-290),晉朝開國皇帝,在位二十六年(265-290)。在位時,他規定按官品高低佔田,並允許依官品蔭庇親屬和佔有佃客等,不納賦税,強化了門閥制度。又大封宗室,形成以後皇室內訌的根源。他死後不久,全國就陷入分裂混戰的局面。事見《晉書·武帝本紀》等。
(7)梁武帝:即蕭衍(464-549),南朝梁的建立者,在位四十八年(502-549)。即位後,他重用士族,崇信佛教,大建寺院,又殘酷剝削農民,多次鎮壓農民起義。中大同二年(547,即太清元年),他接受東魏大將侯景德歸降。後二年,侯景引兵渡江,發動叛亂,攻破建業,他因飢病而困死台城。事見《梁書·武帝本紀》等。
(8)唐明皇:即唐玄宗李隆基(685-762),在位四十四年(712-755)。諡號為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故稱唐明皇。在位之初,先後任用姚崇、宋璟為相,改革弊政,社會經濟繼續有所發展,被史家譽為“開元(713-741)之治”。後期任用李林甫、楊國忠等執政,政治腐敗,武備廢弛。自身則愛好聲色,奢侈荒淫。“安史之亂”爆發,他逃往四川,太子李亨(肅宗)即位,尊他為太上皇。至德二載(758),他回到長安,後抑鬱而死。事見新舊《唐書·玄宗本紀》等。
(9)趨過:度過。得過且過之意。
(10)宗廟:古代帝王祭祀祖先之處。封建王朝的象徵。毀辱:遭受損毀或污辱。
(11)膏血:指人體的脂肪、血液。塗:污染。草野:草木之野。
(12)比屋:屋舍相連。指家家户户。
(13)晏然:安然。安逸貌。
(14)大器:本指重要寶貴的東西。喻指國家。《莊子·讓王》:“故天下,大器也。”成玄英疏:“夫帝王之位,重大之器也。”
(15)詢考:諮詢、考核。
(16)偷假:偷安苟延。
(17)仁民愛物:語本《孟子·盡心上》:“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18)享國日久:指仁宗已在位四十年(1022-1061)。後二年(1063),仁宗崩。英宗繼位。
(19)薄:澆薄,不厚道。
(20)深拱:本指帝王斂手安居,無為而治。《漢書·蒯通傳》:“足下(指韓信)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
(21)慨然:慨嘆,憂慮貌。
(22)逸豫:安樂,無所作為。《詩·白駒》:“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歐陽修《新五代史·伶官傳序》:“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
(23)災稔:災難(醖釀)成熟。稔:本指莊稼成熟。
(24)準:衡量。
(25)汲汲乎:心情急切貌。也可解作抓緊不放鬆。《禮·問喪》:“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孔穎達疏:“汲汲然者,促急之情也。”
(26)“若藥”二句:語出《書·説命上》。孔穎達疏:“若服藥不使人瞑眩憤亂,則其疾不得瘳愈。言藥毒乃得除病,言切乃得去惑也。”瞑眩:藥性發作時頭昏眼花的感覺。厥:猶其。瘳:病癒。
(27)狼疾:語本《孟子·告子上》:“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意謂只知養小(一指),不知養大(肩背),是醫生中昏亂者。狼疾:同狼藉,昏亂之意。
(28)採擢:選撥任用。《晉書·武帝紀》:“雅好直言,留心採擢。”
(29)預:參與。
(30)進越:超越權位。
(31)盡規:盡心規勸。《國語·周語上》:“天子聽政,公卿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蒙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義:義務,責任。 [1] 

上時政疏創作背景

關於此文作年,有二説。一謂作於仁宗嘉祐四年(1059),一謂作於嘉祐六年(1061)。所以然者,蓋在於對文中“使備從官”之“從官”的理解不同。四年秋,安石以直集賢院為三司度支判官。度支判官為三司使及度支副使僚屬,故云。《史記·張耳陳餘傳》:“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斬其從官。”此從官即其僚屬也。六年六月,安石以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説者以知制誥為文學侍從之官。故云。《史記·武帝紀》亦有例:“(武帝)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有言‘萬歲’雲。”此從官即指武帝之侍從近臣。兩相比較,此處“從官”當屬對皇帝之自稱,而非面對三司使或副使之自稱,故應指“知制誥”一職。而後來上神宗《本朝百年無事札子》亦云:“仁宗在位,……臣於時實備從官。”亦可證。因繫於嘉祐六年。
嘉祐四年(1059)秋,安石以直集賢院為三司度支判官。因作《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文長九千餘字,俗稱《萬言書》。書中對當時的“天下之事”特別是“法度”問題(不知法度)、“人才”問題(人才乏於上)、教育問題(教之非其道)、政治問題(治之非其道)和吏治問題(任之非其道)等等,都提出了批評意見與改革建議。其文內容豐富,剖析透徹,風格恢弘,語言曉暢,也為之後的“熙寧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該文是古代政論文中的鴻篇鉅製,近人梁啓超謂為“秦漢之後第一大文”(《王安石評傳》)。據載,書上,仁宗未予採納;而身居相位的富弼、韓琦“讀之不樂”(洪邁《容齋四筆》)。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王安石再作《上時政疏》,希望能引起皇帝的注意。 [1] 

上時政疏作品鑑賞

全文可分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年月日,具位臣某昧死再拜,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諸語,雖為奏疏中的套話,卻也有應予注意的地方,這就是“昧死”一詞。人臣上表使用此詞雖不罕見,但也不是很為經常。若用此詞,一定是言事的態度非常認真嚴肅,或者語氣富於挑戰性和刺激性。所以,言事者先做好了受死的心理準備。上表之前先把這話説出來,也就聲明瞭自己“死也得説”。
第二部分,自“臣竊觀自古人主”至“則未嘗不終於大亂”。其內容,可以概括為“論史”。然而,所論之史並非一般的通史,而是“享國日久”的“三帝”: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為什麼作者於古來上百位帝王之中獨選此“三帝”?就因為他們“享國日久”,最終“身遇災禍”。作者就是要用“三帝”之事來與同樣“享國日久”的宋仁宗類比。具體分析,可分四層。一層,“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這是概括論史所得的觀點。二層,“自秦已下”至“而生者不能自脱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即是上述觀點的證據。三層,“夫為人子孫”至“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揭露“三帝”招致禍亂的心理因素:“自以為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四層,自“蓋夫天下至大器也”至段末,批判“三帝”的麻痹意識,提出:大明法度,眾建賢才,方能免於大亂。
第三部分,自“伏惟皇帝陛下”至“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為苦”。概而言之,內容為“論今”。具體説,就是批評當今皇上宋仁宗。一層,直接將仁宗與“三帝”類比。“以臣所見”以下,二層,直接指出當今之世的嚴重問題。兩個“未可謂”,一個“未嘗有”,概括了當今人才、法度、經濟、吏治諸方面的危機。“夫因循苟且”以下,三層,指出目前已面臨最後的“機會”,過此以後,悔之無及。此所謂“危機感”。“然則”以後至段末,四層,明確建言,希望仁宗用“至誠”的態度“眾建賢才”,“大明法度”,然後可免“三帝”之亂。此所謂迫切性。
第四部分,自“臣既蒙陛下采擢”至篇末,説明為什麼要進呈言詞如此激烈的奏疏。受恩多了,地位高了,責任大了,所以必須如此。這是希望得到仁宗的諒解。死是不怕的,但是,死不是目的,讓皇帝採納改革建議才是目的。
兩相比較,《上時政疏》內容較《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為簡約,而辭氣卻更尖鋭凌厲。將在位皇上直接類比於“有過”且“終於大亂”之君,確實需要政治勇氣和魄力。但是,為了打動人主,不得不如此。這也是有遠見卓識的士大夫主動肩負歷史責任的具體表現。換一個角度來看,這也可以説是王安石運用“行為藝術”的一個例證。可惜的是,“享國日久”的宋仁宗終究沒有在有生之年採納王安石的變革建議,而於兩年後去世。
“以古準今”,類比推理,是此篇論述問題時最基本的邏輯方法。雖然形式看似簡單,其風格卻顯得更為勁直剛健,具有震撼力。 [1] 

上時政疏作者簡介

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1042年(慶曆二年)進士。1058年(嘉祐三年)上萬言書,提出變法主張。1069年(宋神宗熙寧二年)任參知政事,推行新法。次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1074年(熙寧七年)罷相,次年復任宰相;1076年(熙寧九年)再次罷相,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半山園,封舒國公,不久改封荊,世稱荊公。卒諡文。執政期間,曾與其子王雱及呂惠卿等註釋《詩經》、《尚書》、《周官》,時稱《三經新義》。其文雄健峭拔,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歌遒勁清新。所著《字説》、《鐘山一日錄》等,多已散佚。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後人輯有《周官新義》、《詩義鈎沉》等。 [2] 
參考資料
  • 1.    王兆鵬 黃崇浩.王安石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217-223
  • 2.    袁行霈等.宋詩鑑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1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