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時政疏

上時政疏（1）

年月日，具位臣某昧死再拜（2），上疏尊號皇帝陛下（3）：

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4），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5），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6）、梁之武帝（7）、唐之明皇（8）。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9），而不為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禍災，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10），而妻子固已窮困，天下之民固已膏血塗草野（11），而生者不能自脱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為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為人父毋，使其比屋死亡（12），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13），自以為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14），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眾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15），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16），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

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17）。然享國日久矣（18），此誠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為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窮於下，風俗日以薄（19），財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20），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為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21）。

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為（22），可以僥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23），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24），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眾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25）？《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26）。”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狼疾為憂（27），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為苦。

臣既蒙陛下采擢（28），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29），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30），而忘盡規之義（31）。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1] 

（1）上時政疏：關於時政的奏疏。疏：臣下向皇帝陳述政務的一種文體。

（2）具位臣：備位充數之臣。唐宋時，朝官在公文底稿上或文集裏對自己官職等的簡寫。某：本是臣自稱其名。在文稿或文集中亦省稱某。昧死：冒死。古時臣下上書多用此語，以示敬畏。

（3）尊號皇帝：此處指宋仁宗。尊號，尊崇皇帝、皇后的稱號。宋仁宗在天聖二年（1024）、明道二年（1035）等先後上尊號，如“景祐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因為很長，所以這裏是省稱。

（4）享國：享有其國。指帝王在位。

（5）惻怛：憂傷、悲痛，或同情、哀憐。

（6）晉武帝：即司馬炎（236-290），晉朝開國皇帝，在位二十六年（265-290）。在位時，他規定按官品高低佔田，並允許依官品蔭庇親屬和佔有佃客等，不納賦税，強化了門閥制度。又大封宗室，形成以後皇室內訌的根源。他死後不久，全國就陷入分裂混戰的局面。事見《晉書·武帝本紀》等。

（7）梁武帝：即蕭衍（464-549），南朝梁的建立者，在位四十八年（502-549）。即位後，他重用士族，崇信佛教，大建寺院，又殘酷剝削農民，多次鎮壓農民起義。中大同二年（547，即太清元年），他接受東魏大將侯景德歸降。後二年，侯景引兵渡江，發動叛亂，攻破建業，他因飢病而困死台城。事見《梁書·武帝本紀》等。

（8）唐明皇：即唐玄宗李隆基（685－762），在位四十四年（712-755）。諡號為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故稱唐明皇。在位之初，先後任用姚崇、宋璟為相，改革弊政，社會經濟繼續有所發展，被史家譽為“開元（713-741）之治”。後期任用李林甫、楊國忠等執政，政治腐敗，武備廢弛。自身則愛好聲色，奢侈荒淫。“安史之亂”爆發，他逃往四川，太子李亨（肅宗）即位，尊他為太上皇。至德二載（758），他回到長安，後抑鬱而死。事見新舊《唐書·玄宗本紀》等。

（9）趨過：度過。得過且過之意。

（10）宗廟：古代帝王祭祀祖先之處。封建王朝的象徵。毀辱：遭受損毀或污辱。

（11）膏血：指人體的脂肪、血液。塗：污染。草野：草木之野。

（12）比屋：屋舍相連。指家家户户。

（13）晏然：安然。安逸貌。

（14）大器：本指重要寶貴的東西。喻指國家。《莊子·讓王》：“故天下，大器也。”成玄英疏：“夫帝王之位，重大之器也。”

（15）詢考：諮詢、考核。

（16）偷假：偷安苟延。

（17）仁民愛物：語本《孟子·盡心上》：“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18）享國日久：指仁宗已在位四十年（1022-1061）。後二年（1063），仁宗崩。英宗繼位。

（19）薄：澆薄，不厚道。

（20）深拱：本指帝王斂手安居，無為而治。《漢書·蒯通傳》：“足下（指韓信）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

（21）慨然：慨嘆，憂慮貌。

（22）逸豫：安樂，無所作為。《詩·白駒》：“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歐陽修《新五代史·伶官傳序》：“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

（23）災稔：災難（醖釀）成熟。稔：本指莊稼成熟。

（24）準：衡量。

（25）汲汲乎：心情急切貌。也可解作抓緊不放鬆。《禮·問喪》：“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孔穎達疏：“汲汲然者，促急之情也。”

（26）“若藥”二句：語出《書·説命上》。孔穎達疏：“若服藥不使人瞑眩憤亂，則其疾不得瘳愈。言藥毒乃得除病，言切乃得去惑也。”瞑眩：藥性發作時頭昏眼花的感覺。厥：猶其。瘳：病癒。

（27）狼疾：語本《孟子·告子上》：“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意謂只知養小（一指），不知養大（肩背），是醫生中昏亂者。狼疾：同狼藉，昏亂之意。

（28）採擢：選撥任用。《晉書·武帝紀》：“雅好直言，留心採擢。”

（29）預：參與。

（30）進越：超越權位。

（31）盡規：盡心規勸。《國語·周語上》：“天子聽政，公卿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蒙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義：義務，責任。 ^[1] 

關於此文作年，有二説。一謂作於仁宗嘉祐四年（1059），一謂作於嘉祐六年（1061）。所以然者，蓋在於對文中“使備從官”之“從官”的理解不同。四年秋，安石以直集賢院為三司度支判官。度支判官為三司使及度支副使僚屬，故云。《史記·張耳陳餘傳》：“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斬其從官。”此從官即其僚屬也。六年六月，安石以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説者以知制誥為文學侍從之官。故云。《史記·武帝紀》亦有例：“（武帝）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有言‘萬歲’雲。”此從官即指武帝之侍從近臣。兩相比較，此處“從官”當屬對皇帝之自稱，而非面對三司使或副使之自稱，故應指“知制誥”一職。而後來上神宗《本朝百年無事札子》亦云：“仁宗在位，……臣於時實備從官。”亦可證。因繫於嘉祐六年。

嘉祐四年（1059）秋，安石以直集賢院為三司度支判官。因作《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文長九千餘字，俗稱《萬言書》。書中對當時的“天下之事”特別是“法度”問題（不知法度）、“人才”問題（人才乏於上）、教育問題（教之非其道）、政治問題（治之非其道）和吏治問題（任之非其道）等等，都提出了批評意見與改革建議。其文內容豐富，剖析透徹，風格恢弘，語言曉暢，也為之後的“熙寧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該文是古代政論文中的鴻篇鉅製，近人梁啓超謂為“秦漢之後第一大文”（《王安石評傳》）。據載，書上，仁宗未予採納；而身居相位的富弼、韓琦“讀之不樂”（洪邁《容齋四筆》）。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王安石再作《上時政疏》，希望能引起皇帝的注意。 ^[1] 

全文可分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年月日，具位臣某昧死再拜，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諸語，雖為奏疏中的套話，卻也有應予注意的地方，這就是“昧死”一詞。人臣上表使用此詞雖不罕見，但也不是很為經常。若用此詞，一定是言事的態度非常認真嚴肅，或者語氣富於挑戰性和刺激性。所以，言事者先做好了受死的心理準備。上表之前先把這話説出來，也就聲明瞭自己“死也得説”。

第二部分，自“臣竊觀自古人主”至“則未嘗不終於大亂”。其內容，可以概括為“論史”。然而，所論之史並非一般的通史，而是“享國日久”的“三帝”：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為什麼作者於古來上百位帝王之中獨選此“三帝”?就因為他們“享國日久”，最終“身遇災禍”。作者就是要用“三帝”之事來與同樣“享國日久”的宋仁宗類比。具體分析，可分四層。一層，“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這是概括論史所得的觀點。二層，“自秦已下”至“而生者不能自脱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即是上述觀點的證據。三層，“夫為人子孫”至“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揭露“三帝”招致禍亂的心理因素：“自以為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四層，自“蓋夫天下至大器也”至段末，批判“三帝”的麻痹意識，提出：大明法度，眾建賢才，方能免於大亂。

第三部分，自“伏惟皇帝陛下”至“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為苦”。概而言之，內容為“論今”。具體説，就是批評當今皇上宋仁宗。一層，直接將仁宗與“三帝”類比。“以臣所見”以下，二層，直接指出當今之世的嚴重問題。兩個“未可謂”，一個“未嘗有”，概括了當今人才、法度、經濟、吏治諸方面的危機。“夫因循苟且”以下，三層，指出目前已面臨最後的“機會”，過此以後，悔之無及。此所謂“危機感”。“然則”以後至段末，四層，明確建言，希望仁宗用“至誠”的態度“眾建賢才”，“大明法度”，然後可免“三帝”之亂。此所謂迫切性。

第四部分，自“臣既蒙陛下采擢”至篇末，説明為什麼要進呈言詞如此激烈的奏疏。受恩多了，地位高了，責任大了，所以必須如此。這是希望得到仁宗的諒解。死是不怕的，但是，死不是目的，讓皇帝採納改革建議才是目的。

兩相比較，《上時政疏》內容較《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為簡約，而辭氣卻更尖鋭凌厲。將在位皇上直接類比於“有過”且“終於大亂”之君，確實需要政治勇氣和魄力。但是，為了打動人主，不得不如此。這也是有遠見卓識的士大夫主動肩負歷史責任的具體表現。換一個角度來看，這也可以説是王安石運用“行為藝術”的一個例證。可惜的是，“享國日久”的宋仁宗終究沒有在有生之年採納王安石的變革建議，而於兩年後去世。

“以古準今”，類比推理，是此篇論述問題時最基本的邏輯方法。雖然形式看似簡單，其風格卻顯得更為勁直剛健，具有震撼力。 ^[1]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1042年（慶曆二年）進士。1058年（嘉祐三年）上萬言書，提出變法主張。1069年（宋神宗熙寧二年）任參知政事，推行新法。次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1074年（熙寧七年）罷相，次年復任宰相；1076年（熙寧九年）再次罷相，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半山園，封舒國公，不久改封荊，世稱荊公。卒諡文。執政期間，曾與其子王雱及呂惠卿等註釋《詩經》、《尚書》、《周官》，時稱《三經新義》。其文雄健峭拔，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歌遒勁清新。所著《字説》、《鐘山一日錄》等，多已散佚。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後人輯有《周官新義》、《詩義鈎沉》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