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畫像

不久前畫家俞雲階來看我，高興地告訴我，他的問題解決了。我也替他高興。我知道他説的“解決”不是指十一年中冤案的平反，不是指知識分子政策的落實，這些應當早解決了，他的公民的權利，也早已恢復了。他講的是，給劃為“右派分子”的錯案現在得到了徹底的改正，是非終於弄清了。他摔掉了壓在頭頂上整整二十二年的磐石，可以昂起頭來左顧右盼，他當然感到輕鬆。他愉快地談他的計劃，他打算做不少的工作。我覺得他還有雄心壯志，他是一個一直往前看的人。

送走了這位畫家以後，我還在想他的事情。去年九月香港《文匯報》的《百花週刊》上發表了畫家的一篇短文《三次為巴金畫像》。他講的是事實，我和他之間的友誼是跟畫像分不開的。

我本來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有一天當時中國美術家協會上海分會的負責人賴少其同志對我説，要介紹一位畫家來給我畫像，我們約好了時間，到期俞雲階同志就來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人似乎很老實，講話不多，沒有派頭或架子，有一種藝術家的氣質。我記得就在我樓下的客廳裏，他花了四個半天吧，我坐在椅子上打瞌睡，一點不覺得麻煩。油畫完成了，他簽了名送給我，我感謝他，把畫掛在我的工作室的牆壁上。説實話，我並不喜歡這幅畫像，但這不能怪畫家，我自己拿着書在打瞌睡嘛。對畫家本人，我倒有好感。

這是一九五五年十月的事。以後我似乎就沒有再看見畫家了，也不曾去找過他。反正運動一個接一個，不管你是什麼家都得給捲了進去，誰還有時間去找不怎麼相熟的人聊天呢！反右鬥爭過後，我才聽説俞雲階同志給戴上了右派帽子。我當時就覺得奇怪，他倒像一個不問政治的書呆子，怎麼會向黨猖狂進攻呢？然而那個時候連我也不願意做上鈎的“魚”，對俞雲階同志的事情只好不聞不問，甚至忘記了他。日子就這樣過去了。

但是那幅油畫像還掛在我的工作室裏，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我靠了邊、等待造反派來抄家的時候，我才把它取下，沒有讓造反派看見，因此它也給保存下來了。前年（一九七七）五月二十三日我出席上海文藝界的座談會，在友誼電影院門口遇見畫家，我高興地同他握手，告訴他：“你二十二年前給我畫的像，現在還在我家裏，好好的一點也沒有損壞！”這的確不是一件尋常的事。這十一年裏我認識的人中間，哪一家不曾給造反派或紅衞兵抄家幾次？有關文化的東西哪一樣在“浩劫”中得到保全？我燒燬了我保存了四十年的我大哥的一百多封書信和保存了三十五年的我大哥絕命書的抄本（這是我請我九妹代燒的），但是我竟然保全了這幅“反動權威”的“反動”畫像，連我自己也感到意外！

我老了。畫家也變了，他似乎胖了些，矮了些，也更像藝術家了。他親切地微笑道：“我再給你畫一次，好不好？”

座談會結束以後，畫家有一天到我家來做客，談起畫像的事，他説：“上次給你畫像，我還年輕，現在比較成熟了些，你也經受了這一次的考驗，讓我再給你畫一幅像，作個紀念。”我同意了。他又説：“在你這裏干擾多，還是請你到我家裏去，只要花半天時間就行了。”他還説：“你還是穿這件藍布上衣，連鬍子也不要刮。”

我按照約定的時間到他的家。的確是一位油畫家的畫室。滿屋子都是他的畫，還有一些陳設，佈置得使人感到舒適。我只坐了一個半小時，他的畫完成了。那天是六月四日，他説：“就寫五·二三吧。”過了一個星期畫家夫婦把油畫像給我送來了，我們把這幅新畫掛在我那間封閉了十年、兩個月前才開鎖的工作室的牆壁上。畫家看了看畫，還加上一句解釋：“你這是在五·二三座談會上控訴‘四人幫’的罪行。”我覺得他説得好。

這幅畫像在我家裏已經掛了將近兩年，朋友們看見它，都説不像，説是臉長了些，人瘦了些。可是我喜歡它。我覺得它表現了我當時的精神狀態，我在控訴，我憤怒。我就是這樣。

但畫家似乎有不同的看法，過了幾個月他又來向我建議，要給我再畫一幅肖像，要把我“真實的熾烈的心情寫進畫面”，要畫出一個煥發青春的老作家來。他的好意和熱情使我感動，我不便推辭，就答應了。其實我對一般人所謂“煥發了革命的青春”另有自己的看法。從去年四月七日起他帶着畫稿到我家裏來。正如他自己所説，在我的工作室裏“足足耗上了六個半天”。他相當緊張，真是付出了辛勤的勞動。

他的畫完成了，送到華東肖像畫展覽會去了。我向他道賀，可是我仍然説，我更喜歡那幅油畫頭像。我祝賀他成功地畫出了他的精神狀態，表現了他的“愉快”，他的“勤奮”，他的“對我們這個時代的信心”。他畫的不一定就是我，更多的應當是他自己。我不過是畫家的題材，在畫面上活動的是畫家的雄心壯志，畫家對我們這個時代、對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深厚感情。站在這幅畫前面，我感到精神振奮。畫家更成熟了，更勤奮了，對自己的藝術創作更有信心了。

兩年來我常常聽見人談起“煥發了革命的青春”，有時指我，更多的時候是指別人。拿我來説，我考慮了幾個月，我得到一個結論：我不是“煥發了青春”，也不是“老當益壯”。我只能説，自己還有相當旺盛的生命力，“四害”橫行的時期，我的生命力並未減弱、衰退，只是我不能工作，不得不在別的方面消耗它。那個時期，“四人幫”及其餘黨千方百計不要我多活，我卻想盡方法要讓自己活下去。在這場我要活與不要我活的鬥爭中，沒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不行的。“四人幫”給粉碎以後，我的生命力可以轉移到別的方面，我可以從事正常的工作和寫作，我當然要毫無保留地使出我全身的力量，何況我現在面對着一個嚴酷的事實：我正在走向衰老和死亡。把想做的事都做好，把想寫的作品全寫出來，使自己可以安心地閉上眼睛，這是我最後的願望。因此今天鼓舞我奮勇前進的不僅是當前的大好形勢，還有那至今仍在出血的我身上的內傷。老實説，我不笑的時候比笑的時候更多。

那天雲階同志走了以後，我關上大門，在院子裏散步，還在想他的事情。我忽然想起王若望同志的一句話：“他生活困難到了不名一文的地步。”這是講雲階同志那一段時期的生活的。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看來，他真堅強。兩年來同他的接觸中我一直沒有感覺到一九五七年給他投下的陰影，我始終把第三次肖像畫上的笑容看做他自己衷心愉快的歡笑。現在一句話説出了畫家二十二年中間悲慘的遭遇和所受到的種種歧視。“右派分子！”“摘帽右派！”將來不會再有什麼“改正了的錯劃右派”這頂帽子吧。那麼這樣一位有才華的藝術 家所身受的種種不公平的待遇也應當從此結束了。 ^[1]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説《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説《家》《春》《秋》，中篇小説《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説《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