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一慘案

在北伐戰爭節節勝利，四川人民反帝反軍閥的羣眾運動不斷高漲的形勢下，四川軍閥大都先後易幟，劉湘、賴心輝、劉成勳、劉文輝由國民政府分別任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軍軍長。這些軍閥改懸旗幟、改變名稱，目的是鑽進革命陣營，保存和擴張自己的實力。這批封建軍閥，狡詐異常，既害怕革命，又利用革命，更伺機反對革命。

中國共產黨早在創立時期，就在四川建立了基層組織，領導人民開展革命鬥爭。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後，在重慶成立了黨的地方委員會，由楊闇公任書記，冉鈞任組織部長，吳玉章任宣傳部長（後由鍾夢俠繼任），劉伯承負責軍事運動，領導全川的黨團工作和各項羣眾運動。自國民黨改組後，四川就存在着國民黨左派和右派的對立。當時設在重慶的有兩個“國民黨四川省黨部”；一個是設在總土地巷的省黨部，由右派宋紹曾、石青陽、王陵基、唐式遵等所控制，一個是設在蓮花池的省黨部，由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楊闇公、李筱亭等領導。中共四川省委通過國民黨左派省黨部推動工農運動、軍事工作，以及各項革命工作繼續發展。而國民黨右派則在重慶軍閥的支持下，大肆進行破壞活動。他們大造謠言，僱用流氓在蓮花池省黨部門前故意製造事端，在街上隨意襲擊工人，學生，鬥爭是很激烈的。為了配合北伐進軍，國民政府根據吳玉章提議，決定派劉伯承以中央黨部特派員名義回川策劃軍事工作。當時的設想是“如果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軍隊或策動一部分四川部隊起義，就可以推動軍閥易幟，參加國民革命軍。必要時也可以帶領起義軍會師武漢，或拉到川陝鄂邊，北出西安，接應馮玉祥軍隊，配合北伐”。一九二六年秋劉伯承回川后，向楊闇公傳達了上述意圖和中共中央指示，當即由楊闇公、朱德、劉伯承組成中共四川地委軍事委員會，由楊闇公兼任軍委書記，統一領導全川軍事鬥爭。軍委當時決定，努力爭取所有地方部隊反對北洋政府，傾向國民革命，抑制其出兵東下，威脅武漢。為此決定於一九二六年冬在順慶和瀘州舉行起義，由劉伯承任起義總指揮。中共四川軍委領導的順慶、瀘州起義支援了北伐戰爭，推動了四川革命形勢的發展，給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震動是很大的。順瀘起義軍由武漢政府任命為國民革命軍暫編第十五軍，由劉伯承任軍長。 ^[2] 

帝國主義炮轟南京的慘案發生後，中共重慶地委決定於三月三十一日在重慶打槍壩召開羣眾大會，舉行遊行示威、反對帝國主義干涉中國革命，反對蔣介石獨裁，反對四川軍閥賣國，擁護武漢革命政府。敵人偵知這一天要開羣眾大會的消息， “立刻密報蔣介石，蔣隨即覆電劉湘，並派盧師諦傳達指示，囑其鎮壓”。會前，劉湘採取種種威脅利誘手段企圖阻止開會，都被楊闇公嚴詞拒絕。與此同時，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在周密地準備着：他們預先調集和部置軍隊；設置指揮機關，確定逮捕名單，大肆製造謠言，印刷歪曲事實的佈告。開會那天，經過化裝的劊子手和準備好進行屠殺的軍隊，埋伏在會場四周和交通要道，遊弋在重慶江面的英美帝國主義軍艦，卸去炮衣，進行恫嚇。三十一日上午九時，羣眾齊集，主席上台發言。埋伏的兇手突然向主席台開槍射擊，接着槍聲四起，木棍亂打，大刀亂砍。一時血肉橫飛，屍橫遍地，犧牲者達四、五百人之多，受傷者在一千人以上，造成空前的“三三一”慘案。

慘案發生後，重慶滿城張貼着“擁護蔣介石”，“反對武漢政府”的反動標語，四川軍閥佈置匪徒到處捕殺革命羣眾，搗毀各地忠實執行三大政策的國民黨黨部，封閉工農革命團體，川省各地一片白色恐怖。四月二十日，劉湘、楊森、鄧錫候等聯名通電，公開擁護蔣介石“清黨”。這時，被圍困在瀘州的劉伯承一面通電討伐“三三一”慘案的禍首，一面指揮起義軍將士英勇守城。但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四川的革命運動遭到嚴重摧殘。 ^[2] 

在重慶市江北區觀音橋五里店曹家坪。佔地4畝，為園林佈局，由陳列館、紀念碑和墓地三部分組成。陳列館為一樓一底的扇形建築，其上是大理石碑。碑體呈矩形，青石砌成的底座上銘刻着烈士英名錄，碑正面鐫刻着熊熊燃燒的火炬，上方塑“三三一”三個大字；碑體背面刻有楊尚昆題寫的碑銘：“重慶‘三三一’慘案死難志士羣葬墓地”，碑體正面凸出部分塑一全身銅像，表現母親懷抱死去的孩子。整個墓地顯得莊重、肅穆。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