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經小傳

漢唐經學家治經，多尊章句義疏之學，恪守古訓，不越規矩。此種學派，其長在注重實證短在過於拘泥。而至宋代，這種學風發生了變化，治經講求義理，輕視註疏，其長在多有新思，其短在常帶臆斷。《七經小傳》在上述學風轉變過程中，曾經產生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以自己的認識和體會，對經書重新加以解説，其中不乏獨到之見和新奇之説，這本無可厚非。但書中一些論述穿鑿附會，特別是遇有原書與己意不合之處，作者竟臆改原書，如將《尚書》中的“愿而恭”改作“願而荼”；將《周禮》中的“士田賈田”改作“工田賈田”，考《尚書·武成》一篇先後而移其次序等，未免給後人留下笑柄。《四庫全書總目》稱“好以已意改經，變先儒淳實之風者，實自敞始”。

《七經小傳》問世之後，宋人以義理説經之風漸盛。所以此書可稱為宋代經學的開創之作，反映了宋代經學重義理輕註疏的基本特點。

《七經小傳》有《四庫全書》本。另外，《通志堂註解》、《正誼齋叢書》、《續古逸叢書》等叢書也收錄此書。

《七經小傳》·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劉敞撰。敞有《春秋傳》，已著錄。是編乃其雜論經義之語。其曰“七經”者，一《尚書》，二《毛詩》，三《周禮》，四《儀禮》，五《禮記》，六《公羊傳》，七《論語》也。然《公羊傳》僅一條，又皆校正《傳》文衍字，於《傳》義無所辨正，後又有《左傳》一條、《國語》一條，亦不應獨以《公羊》標目。蓋敞本欲作《七經傳》，惟《春秋》先成。凡所札記，已編入《春秋傳》、《意林》、《權衡》、《文權》、《説例》五書中。此三條一校衍字，一論都城百雉，一論禘郊祖宗報，於經文無所附麗，故其文仍在此書中。其標題當為《春秋》，故得兼及《外傳》。傳寫者見第一條為《公羊》，第二條末亦有“公羊”字，遂題曰《公羊》而注曰“《國語》附”，失其旨矣。《論語》諸條，有與諸經一例者，又有直書《經》文而夾註句下如註疏體者，亦注《論語》而未成，以所注雜錄其中也。吳曾《能改齋漫錄》曰：“慶曆以前，多尊章句註疏之學。至劉原甫為《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説。王荊公修《經義》，蓋本於原甫。”（案《讀書志》亦載此文，以為元祐史官之説）晁公武《讀書志》亦證以所説“湯伐桀升自陑”之類，與《新經義》同，為王安石剿取敞説之證。大旨均不滿於敞。《朱子語類》乃雲“《七經小傳》甚好。”其説不同。今觀其書，如謂《尚書》“愿而恭”當作“願而荼”、“此厥不聽”當作“此厥不德”；謂《毛詩》“烝也無戎”當作“烝也無戍”；謂《周禮》“誅以馭其過”當作“誅以馭其禍”，“士田賈田”當作“工田賈田”，“九{筮合}，五曰巫易”當作“巫陽”；謂《禮記》“諸侯以《貍首》為節”當作“以《鵲巢》為節”：皆改易經字以就己説。至《禮記》“若夫坐如屍”一節則疑有脱簡，“人喜則斯陶”九句則疑有遺文，“禮不王不禘及庶子王亦如之”則疑有倒句。而《尚書·武成》一篇考定先後，移其次序，實在蔡沈之前。蓋好以己意改經，變先儒淳實之風者，實自敞始。又如解《尚書》“鳥獸蹌蹌”，謂古者制樂或法於鳥，或法於獸；解《毛詩》“葛之覃兮”，謂葛之茂盛，則有人就而刈之，以為絺綌，如后妃在家，德美充茂，則王者就而聘之，以為后妃；解《論語》“乘桴浮於海”，謂夫子周流列國，如桴之在海，流轉不定：其説亦往往穿鑿，與安石相同。故流俗傳聞，致遭斯謗。然考所著《弟子記》，排斥安石，不一而足，實與新學介然異趣。且安石剛愎，亦非肯步趨於敞者。謂敞之説經，開南宋臆斷之弊，敞不得辭。謂安石之學由於敞，則竊鈇之疑矣。且略其卮詞，採其粹語，疏通剔抉，精鑿者多，又何可以末流之失並廢敞書歟。 ^[1] 

劉敞（1019—1068）北宋史學家、經學家、散文家。字原父，一作原甫，臨江新喻荻斜（今屬江西樟樹）。慶曆六年與弟劉攽同科進士，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後官至集賢院學士。與梅堯臣、歐陽修交往較多。為人耿直，立朝敢言，為政有績，出使有功。劉敞學識淵博，歐陽修説他“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説，無所不通；其為文章尤敏贍”，與弟劉攽合稱為北宋二劉，著有《公是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