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哀詩

《七哀詩》是民眾生活的寫照，與宮廷詩相對應，有鮮明的民間色彩。從漢代的建安七子王粲，到晉朝的張載，再到唐朝的杜甫，詩歌形式、內容、水平在一步步擴大、充實、提高。雖然《七哀詩》在中國傳統詩歌隊伍裏，是弱小的羣體，史來不被人重視，但是卻不能忽視她的存在，抹殺她的功績。《七哀詩》的成就，在於有悲天憫人的情懷，細緻入微的描寫、真實客觀的記錄。

《七哀詩》現存的作品中，以漢代的建安七子王粲的《七哀詩》為最早，其中《西京亂無象》一詩，最能代表漢魏風骨，堪稱典範之作。用舉重若輕之法，典型概括了戰亂給人們帶來的災難，讀來令人為之落淚。而晉朝張載的《七哀詩》亦名佳構，作品悽愴感人。《北芒何壘壘》一詩末句“昔日萬乘君，今為丘中土”更讓人生無常之感。唐朝杜甫的《三吏》、《三別》，向為眾人熟知，在此就不再贅言。 ^[1] 

《七哀詩》的產生，往往是伴隨着戰爭、兵燹，接着便是朝代的更替，或者朝廷的衰敗。《七哀詩》的形成、發展，亦即是朝代更替的見證，其作用如同攝像機、麥克風和新聞特寫。《七哀詩》既有文學性，又有新聞性，還有文獻性，在資訊不發達的古代中國，詩歌往往兼有多種功能，而以《七哀詩》最有代表性。

到了後來，由於格律詩歌的興起，唐詩、宋詞、元曲等，相繼在中國古代詩歌歷史上風起雲湧，淹沒了古詩樂府，吞沒了柏梁體，席捲了駢文，也兼併了四言、六言詩歌。自然，作為詩歌王國裏的弱小羣體《七哀詩》，亦遭到了滅頂之災。在後來的中國曆代詩歌選輯裏，就很少再看到有《七哀詩》的出現。因此，挖掘、釣沉、收集、整理、研究即將絕跡的稀有詩歌品種《七哀詩》，就更顯得迫切和必要。

在漢代王粲、晉朝張載的《七哀詩》，還是以五言詩為主要表現形式。王粲的《七哀詩》多用平韻，而張載的《七哀詩》則以仄韻為主。到了明末清初，王馬為的《七哀詩》，則是以七言詩為主要表現形式，在結句處外加襯詞。句數不等，或者對稱，或不對稱。在轉句加襯詞以外，還轉韻。前面多用平韻，到了轉句、結句，就換成了仄韻。與王馬為同樣是活動在明末清初李世錫的《哀沅》一詩，則是三、四、五、六、七、九、十一言不等，而以三言詩居多，其次是七言詩，再次則是四言詩、五言詩。在用韻方面，也是平仄互換交錯不一。這充分顯示出《七哀詩》的表現形式活潑多樣，靈活多變。用這種形式來表現沉痛的戰爭、瘟疫固然可以，那麼用來表現其他方面的內容，當然也可以。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