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生活在東漢末年。在儒家經學思想佔統治地位的兩漢時代，人們對文學的認識多是“依經立義”以教化為中心，重在對文學與政治、倫理及現實的關係等外部規律的研究，而相對忽視了對文學的藝術特質及內部創作規律的研究。

不過，儒家思想本不廢文學，且漢代處於封建社會的上升時期，儒學在爭奪正統的鬥爭中也表現出某些進步因素，故儒學在漢代較為自由發展時就也提出了一些對文學的看法，接觸到文學的特質問題。

這裏所説的“文學精神的復甦”，就是指文人學者們對文學自身價值和特質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並開始自覺以文學創作抒情言志、表達一己情懷或以之作為精神自娛手段的狀況。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評價：“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1]  曹丕常常與建安七子“行則連輿，止則接席”，孔融被曹操斬殺後，曹丕仍以重金向天下廣徵孔融的文章。

“建安七子”與“三曹”構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對詩、賦、散文的發展，都曾作過貢獻。王粲在詩賦上的成就高於其他六人。劉勰《文心雕龍‧才略》提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王粲的作品最能表現哀思，其代表就是《七哀詩》與《登樓賦》。最能代表建安文學的精神。王粲《七哀詩》吟道：“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把在亂世的經歷見聞，融入於作品之中，留下最真實的記錄。

七人當中，除被曹操處死的孔融外，其他六人都依附於曹操父子旗下。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發生疫病，當時為魏王世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給吳質的信中説：“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剩下的五人竟然全部死於這次傳染病。

王粲（177年—217年），字仲宣。東漢末文學家。山陽高平(今微山縣兩城)人 ^[2]  ，“建安七子”之一。少有才名。漢獻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劫持漢獻帝遷長安，其父時任大將軍何進長史，王粲隨父西遷，在長安見當時著名學者蔡邕，深為蔡邕所賞識。

初平二年（192年），因關中騷亂，王粲往荊州依劉表，客居荊州十餘年，有志不伸，心懷頗鬱郁。建安十三（208年），曹操大軍南下，劉表病卒，子劉琮投降，王粲遂歸曹操，深得曹氏父子信賴，賜爵關內侯。

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晉爵魏公，魏國建，王粲官任侍中。二十二年（217年），從曹操南征孫權，北還途中病卒，終年四十一歲。王粲善屬文，其詩賦為建安七子之冠。《魏志》本傳記王粲著詩、賦、論、議近60篇。有明人輯錄遺文《王侍中集》，今存詩23首。劉勰認為他是 “七子之冠冕”。

徐幹（171年—217年），字偉長，北海（今山東濰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少年勤學，潛心典籍。

漢靈帝末，世族子弟結黨權門，競相追逐榮名，徐幹閉門自守，窮處陋巷，不隨流俗。建安初，曹操召授司空軍師祭酒掾屬，又轉五官將文學。數年後，因病辭職，曹操特加旌命表彰。後又授以上艾長，也因病不就。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二月，瘟疫流行，亦染疾而亡。

主要著作是《中論》，曹丕稱讚此書"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與吳質書》）其情詩《室思詩》也是一往情深。

阮瑀（約165—212年） ，字元瑜，陳留尉氏（今河南開封）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書記很出色，名作有《為曹公作書與孫權》。年輕時曾受學於蔡邕，蔡邕稱他為“奇才”。

所作章表書記很出色，當時軍國書檄文字，多為阮瑀與陳琳所擬。後徙為丞相倉曹掾屬。詩歌語言樸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會問題。詩有《駕出北郭門行》，描寫孤兒受後母虐待的苦難遭遇，比較生動形象。阮瑀的音樂修養頗高，他的兒子阮籍，孫子阮咸皆是當時名人，位列“竹林七賢”，妙於音律。明人輯有《阮元瑜集》。

應瑒（177年—217年） ，字德璉，漢汝南南頓縣（今河南省項城市南頓鎮）人，建安七子之一。

擅長作賦，代表性詩作《侍五官中郎將建章台集詩》。

初被魏王曹操任命為丞相掾屬，後轉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將時，瑒為將軍府文學（掌校典籍、侍奉文章），著文賦數十篇。詩歌亦見長。

孔融（153年—208年），字文舉。魯國（治今山東曲阜）人。漢末文學家，“建安七子”之一，家學淵源，是孔子的二十世孫，太山都尉孔宙之子。少有異才，勤奮好學，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並稱俊秀。

漢獻帝即位後任北軍中候、虎賁中郎將、北海相，時稱孔北海。在任六年，修城邑，立學校，舉賢才，表儒術，經劉備表薦兼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年），袁譚攻北海，孔融與其激戰數月，最終敗逃山東。不久，被朝廷徵為將作大匠，遷少府，又任太中大夫。性好賓客，喜抨議時政，言辭激烈，後因觸怒曹操而為其所殺。

孔融能詩善文，曹丕稱其文“揚（揚雄）、班（班固）儔也。”散文鋒利簡潔，代表作是《薦禰衡表》，其六言詩反映了漢末動亂的現實。原有文集已散佚，明人張溥輯有《孔北海集》。

陳琳（？—217年），字孔璋，廣陵射陽（今江蘇寶應，一説鹽城鹽都區大縱湖）人。漢末著名文學家，“建安七子”之一。生年無確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較年長，約與孔融相當。漢靈帝末年，任大將軍何進主簿。

何進為誅宦官而召四方邊將入京城洛陽，陳琳曾諫阻，但何進不納，終於事敗被殺。董卓肆惡洛陽，陳琳避難至冀州，入袁紹幕府。袁紹失敗後，陳琳為曹軍俘獲。曹操愛其才而不咎，署為司空軍師祭酒，使與阮瑀同管記室。後又徙為丞相門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與劉楨、應瑒、徐幹等同染疫疾而亡。陳琳著作，據《隋書·經籍志》載原有集10卷，已佚。明代張溥輯有《陳記室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劉楨（？—217年），東漢名士，建安七子之一。字公幹，東平寧陽（今寧陽縣泗店鎮古城村）人。博學有才，與魏文帝友善。

後以不敬罪被刑，刑後署吏。所作五言詩，風格遒勁，語言質樸，重名於世，今有《劉公幹集》。

建安二十二年 （217年），與陳琳、徐幹、應瑒等同染疾疫而亡。他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現於詩歌、特別是五言詩創作方面。存詩十五首，《贈從弟》三首為代表作，言簡意明，平易通俗，長於比喻。 ^[3] 

“七子”以寫五言詩為主。五言詩是直到東漢後期才興盛起來的新詩體，桓、靈之世“古詩”的出現，標誌着五言詩已經初步成熟。而“七子”的優秀五言之作，寫得情采飛揚，變化多致，使五言詩在藝術上更臻於精美。如徐幹的《室思》就比同一題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寫得細膩深厚。而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瑀《駕出北郭門行》等都作於漢末戰亂髮生之前，其寫作時間不一定比“古詩”晚，它們在五言詩發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視。

“七子”寫了大量的小賦，他們在張衡、蔡邕等已經取得的成就基礎上，為小賦的進一步繁榮作出了貢獻。“七子”的小賦有三點值得注意：

①取材範圍更加擴大，題材的普通化、日常化進一步沖淡了過去大賦的貴族性質；

②反映社會現實的功能更趨加強，直接描寫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

③抒情色彩愈益濃厚。對於"七子"的賦，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曾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中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還特別認為王粲、徐幹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賦首”，説他們可與宋玉、司馬相如、左思、潘岳等並列。

孔融的章表，陳琳、阮瑀的書記，徐幹、王粲的論説文，在當時都能獨樹一幟。它們的共同優點就是曹丕所説的“文以氣為主”（《典論·論文》），貫注了作者獨特的氣質。“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薦禰衡疏》、《與曹公論盛孝章書》，陳琳《移豫州檄》、《為曹洪與魏太子書》，阮瑀《為曹公作書與孫權》，王粲《務本論》、《荊州文學記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駢化的趨向，尤以孔融、陳琳比較顯著。他們的一些作品對偶整飭，又多用典故，成為從漢末到西晉散文駢化過程中的一個不能忽略的環節。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獨存徐幹的政治倫理專論《中論》。明代張溥輯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陳記室集》、《阮元瑜集》、《劉公幹集》、《應德璉休璉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楊逢辰輯有《建安七子集》。 ^[4] 

“七子”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們與“三曹”一起，構成建安作家的主力軍。他們對於詩、賦、散文的發展，都曾作出過貢獻。“七子”的創作各有個性，各有獨特的風貌。孔融長於奏議散文，作品體氣高妙。王粲詩、賦、散文號稱“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強。劉楨擅長詩歌，所作氣勢高峻，格調蒼涼。陳琳、阮瑀，以章表書記聞名當時，在詩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

其風格的差異在於陳琳比較剛勁有力，阮瑀比較自然暢達。徐幹詩、賦皆能，文筆細膩、體氣舒緩。應瑒亦能詩、賦，其作品和諧而多文采。“七子”的創作風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這也就是建安文學的時代風格。這種時代風格的具體內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所説的：“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

建安七子高清組圖(20張)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他們在漢末的社會大戰亂中，儘管社會地位和生活經歷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顛沛困頓的命運。後期他們都先後依附於曹操，孔融任過少府，王粲任過侍中這樣的高級官職，其餘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過，孔融後來與曹操發生衝突，被殺。由於七人歸附曹操時間先後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後期不存在一個統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年），徐幹、阮瑀在建安初，陳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劉楨、應瑒在建安十三年後。

與他們的生活道路相對應，“七子”的創作大體上也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會動亂的現實，抒發憂國憂民的情懷。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詩》、《登樓賦》，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瑀《駕出北郭門行》、劉楨《贈從弟》等，都具有現實意義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調過於低沉感傷，如王粲《七哀詩》、劉楨《失題》“天地無期竟”等。後期作品則大多反映他們對曹氏政權的擁護和自己建立功業的抱負，內容多為遊宴、贈答等；但有些對曹氏父子的頌揚，帶有清客陪臣口吻，顯露出庸俗的態度。然而，無論前、後期，“七子”的創作都是積極、健康的內容佔着主導地位。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