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叢花·初春病起

今年春淺臘侵年^⑵，冰雪破春妍^⑶。東風有信無人見^⑷，露微意、柳際花邊。寒夜縱長，孤衾易暖^⑸，鐘鼓漸清圓^⑹。

朝來初日半銜山，樓閣淡疏煙。遊人便作尋芳計^⑺，小桃杏、應已爭先。衰病少悰^⑻，疏慵自放^⑺，惟愛日高眠。 ^[1] 

⑴一叢花：詞牌名，雙調，七十八字，前後段各七句，四平韻。康熙詞譜載此調只有此體，宋詞俱照此填，惟句中平仄小異。

⑵春淺臘侵年：在陰曆遇有閏月的年，其前立春節後較遲。春淺，春天來得早。臘侵年，因上年有閏月，下年的立春日出現在上年的臘月中。臘，歲終之祭，祭日舊在冬季後約二十多天，稱為臘日。

⑶春妍：妍麗春光。

⑷東風有信：曹松《除夜》：“殘臘即又盡，東風應漸聞。”東風，春風。

⑸衾（qīn）：厚被。

⑹清圓：聲音清亮圓潤。

⑺尋芳計：踏青遊覽的計劃。

⑻少悰（cóng）：少樂趣。

⑼疏慵（yōng）：疏懶；懶散。 ^{[2]  [3-4]} 

今年的春天來得早，天氣還很寒冷，美麗的春天依然被冰雪覆蓋着。不光春天來得遲，它託東風帶來的消息也被人們疏忽了，只在柳樹、花朵上顯露出了些許春意。不過初春時節縱然夜寒且長，但畢竟已是大地春回，厚被子蓋着有些熱了，就連那報時的鐘鼓聲也清脆圓潤起來。

早上起來太陽初生，被山遮住了一半，遠處的樓閣籠罩在淡淡的霧氣之中。春天已到，人們開始計劃着外出踏春了，想必郊外的桃花杏花已經爭相開放了。我因為生病沒有心情出去遊玩，只想懶散的躺着，一直睡到日上三竿。 ^[2] 

此詞寫於熙寧九年（1076年）的春天。此時蘇軾在密州（今山東諸城）任知州。 ^[5] 

此詞抓住“初春”和病癒初起這一特殊情景和特有的心理感受，描寫詞人初春病癒後既喜悦又疏慵的心緒。

“今年春淺臘侵年，冰雪破春妍”二句，寫春寒猶重，而用臘侵、雪破錶述，起筆便呈新奇。“東風”二句進一步刻畫“今年春淺”的特色——不光春來得遲，而且即使“有信”也“無人見”，春天只“柳際花邊”露了此“微意”。這既表現了這年初春的異常，同時也暗中透露了詞人特有的乍覺乍喜的心情。此處“微意”和“柳際花邊”啓人聯想，含藴深細，極見個性。接下去“寒夜”三句，直抒感受和喜悦心情：初春時節，縱然夜寒且長，但已是大地春回，“孤衾易曖”了，就連那報時鐘鼓，也覺其音韻“清圓”悦耳。“寒夜”以下三句，感覺兼有想像在內。其實並不必真暖和，卻彷彿暖和了，暮鼓晨鐘其實也還是平常的聲音，卻彷彿格外清圓了，寫早春極細。這和下片“初日”“樓閣”句並用杜甫《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復有樓台銜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浦起龍《讀杜心解》卷四之一：“舊注，俗以鐘鼓聲亮為晴佔。”亦與此詞意合。至此，初春乍覺而興奮之情，極有層次、極細膩地刻畫了出來。

下片前二句寫初春晨景，仍貼合着“病起”的特殊景況，只寫樓閣中所見所感，“初日半銜山，樓閣淡疏煙。”景象雖不闊大，但色調明麗，充滿生機，清新可喜。這既是初春晨景的真實描繪，又符合作者獨特的環境和心理感受。以下二句又由眼前景而説到遊人郊苑尋芳，進而聯想到“小桃杏應已爭先”。“爭先”即先於其他花卉而開放，此處只説推想，未有實見，還是緊扣“初春病起”的獨特情景落筆，寫得生動活潑，意趣盎然。這四句與上片前四句寫法上有所不同，上片前四句敍事兼寫景，景是出以虛筆；下片四句寫景兼敍事，景則有實有虛。這樣不但避免了重複呆板，同時也符合詞人病起遣興的邏輯。上片寫日出之前初醒時的感受和心情，故多臆想之辭，病起逢春，自然興奮愉悦；下片寫日出之後，見到明麗的晨景，故以實筆描畫，這既合乎情理，又為下文蓄勢。詞人由眼前景，自然會聯想到尋芳之趣，聯想到樓閣之外明媚春光之喜人，因而理應也“作尋芳計”。

最後三句“衰病少悰，疏慵自放，惟愛日高眠”，陡然逆轉，與前景前情大異其趣。這曲折的波瀾，實際上卻仍是緊扣“病起”二字。因為儘管春回大地，而病體方起，畢竟少歡樂之趣。“疏慵”對“少悰”，“愛眠”應“衰病”，“日高眠”合“尋芳計”，這樣上文逢春情緒到此處一跌。這種心理上的變化，正是“病起”者特有的，對此，此詞表現得刻細膩，真切動人。

清人黃子云説：“詩不外乎情事景物，情事景物要不離乎真實無偽。一日有一日之情，有一日之景，作詩者若能隨境興懷，因題著句，則固景無不真，情無不誠矣。”（《野鴻詩的》）蘇軾這首詞恰是“能隨境興懷，因題著句”，筆一下之“景”，無論為虛為實，“無不真”；筆下之“情”，無論是喜是優，“無不誠”，這原因就在於他抓住“初春”“病起”這一事的特殊情景，寫出了作者的個性、襟懷和心緒。 ^[6] 

俞陛雲《唐五代兩宋詞選釋》：“春初病起，信筆書懷，當此花邊柳際，裙屐爭赴春遊，而自放者日高猶卧，有此淡逸之懷，出以蕭散之筆，遂成雅調。” ^[5] 

蘇軾（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蘇洵之子。嘉祐年間（1056—1063）進士。曾上書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後因作詩諷刺新法而下御史獄，貶黃州。宋哲宗時任翰林學士，曾出知杭州、穎州，官至禮部尚書。後又貶謫惠州、儋州。在各地均有惠政。卒後追諡文忠。學識淵博，喜好獎勵後進。與父蘇洵、弟蘇轍合稱“三蘇”。其文縱橫恣肆，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獨具風格。與黃庭堅並稱“蘇黃”。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並稱“蘇辛”。 又工書畫。有《東坡七集》、《東坡易傳》、《東坡書傳》、《東坡樂府》等。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