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

1957年6月26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向大會作《1957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

——1957年6月26日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各位代表：

從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閉幕以來，已經整整一年了。這是偉大的轉變的一年。在這期間，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取得了基本勝利，使我國社會生活發生了歷史性的深刻變化；社會主義建設也獲得了巨大成績，使我們有可能在今年（1957年）完成和超額完成發展我國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而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我們取得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和教訓，使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繼續發展更加有了保證。這一年，就是以這些偉大光輝的成就載入我國史冊的一年。

關於一年來的政府工作，國務院決定由我向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作報告。我的報告，是依據毛澤東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所提出的方針，來檢查一年來政府的工作，並且解答各方面對政府工作提出的意見。這個報告分為五個部分：（1）關於社會主義革命；（2）關於社會主義建設；（3）關於人民生活；（4）關於國家基本制度；（5）關於國內外團結。

1956年，我國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在生產資料私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一億二千萬農户和五百多萬個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已經變為集體經濟。七萬户的私營工業企業已經變為公私合營企業，將近二百萬户的私營大中小商店，已經變為公私合營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組或者直接變為國營商店。這是把幾千年來的生產資料私有制變為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大革命。由於各種條件的成熟，由於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正確領導，由於全國人民的努力，在這樣一個大革命的過程裏，社會財產沒有遭到損壞，社會秩序沒有發生混亂，社會生產沒有下降。恰恰相反，我們在這個大革命取得基本勝利的第一年，就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1956年的自然災荒，不僅是我國解放以來最大的一次災荒，也是幾十年以來我國最大的一次災荒，被災田地約二億三千萬畝，受災人口約七千萬人。在全國實行農業合作化的第一年，我國農業就經歷了這樣嚴重災情的考驗。在黨和政府的積極領導和支持下，全國農民發揮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優越性，實現了增產的要求。1956年，全國農業總產值約為五百八十三億元，比1955年增加了二十七億四千萬元，接近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最後一年的指標；糧食（不包括大豆）的產量為三千六百五十億斤，比1955年增加了一百五十四億斤，超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最後一年的指標。在合作化的高潮中，由於大家忙於組織合作社和積肥造肥以及興修水利等基本建設，並且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增產糧食方面，因而使某些地方一部分農村副業的發展一度受到影響。1956年，棉花和油菜子受災最重，產量比1955年減少了。但是，在實現合作化的第一年，全國除了災情嚴重的地區以外，就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農户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收入，減少收入的農户只佔百分之十左右。對於災區，政府去年（1956年）用於防汛、搶險、堵口、復堤、救濟等項的支出和發放生產救災貸款的款項共達八億六千萬元，從去年（1956年）七月到現在，向災區調運的糧食，增加了七十億斤，而農業合作社的集體救災和生產互助，更起了大的作用。

1956年，由於城市和鄉村的基本建設和生產同時增長，生產資料的需要驟然增大，因而使各種器材，特別是建築材料和五金材料的供應出現了緊張情況。可是，儘管如此，1956年手工業和公私合營企業的生產和營業，也都得到了發展。這一年，手工業總產值達到一百一十七億元，較1955年增長了百分之十六；公私合營企業的工業總產值達到了一百九十一億元，較1955年這些企業的總產值增加了約百分之三十二。1956年，公私合營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組的零售總額達一百一十億元，較1955年這些企業的零售總額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以上。在全行業實行公私合營還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政府已經完成了給私方定股定息的工作，對私方人員也作了大體安排。

人們知道，當小生產一旦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以後，資本主義就失去了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可以這樣設想，在農業合作化和手工業合作化的高潮中，在社會主義經濟的大發展中，如果政府對私營工商業不採取一視同仁、合理安排和進行改造的方針，或者私營工商業者不參加公私合營而拒絕改造的話，那麼，二百多萬户私營工商業的生產和營業不僅不能得到發展，並且必然會處於被削弱以至被淘汰的地位，而私營企業的職工和一部分從業人員就會遇到失業和轉業的困難。這不僅對國家和人民不利，對工商業者更加不利。黨和政府從開國以來，就把私營工商業放在國家的統籌安排之內，實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私營工商業者就在1956年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形勢下，接受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的辦法，從而使全國私營工商業基本上完成了在生產資料私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

我國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社會主義改造能夠同時基本上完成，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國的歷史發展所準備好了的。1949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全國範圍內取得勝利後，我國革命就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接着，我們先後進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肅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五大運動。土地改革徹底摧毀了封建基礎。抗美援朝擊退了美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挑戰，破除了我國一部分人的特別是許多知識分子的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肅清反革命運動相當徹底地打擊了各種反革命分子，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三反五反，擊退了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創造了對私營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有利條件。思想改造運動，批判了許多反動思想，初步解決了大多數知識分子為誰服務的問題。

顯而易見，如果沒有這些運動的勝利，便不可能在新中國成立不久的短短時間內，就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這些運動都是在黨的領導下以羣眾性的鬥爭形式進行的，因為不採取這種形式，便不可能把廣大人民羣眾動員起來取得運動的勝利，同時也不能使羣眾在運動中得到鍛鍊，提高覺悟，為三大改造鋪平道路。由此可知，對於五大運動無論就其成績來説，也無論就其進行的形式來説，都是不應該懷疑的。五大運動的勝利保證了三大改造能夠順利地進行。三大改造本身也是有準備有步驟地進行的。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經過了從互助組到低級合作社再到高級合作社的發展過程。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經過了從供銷小組、分散生產聯合經營等低級形式到手工業合作社的高級形式、從小規模的手工業合作社到規模較大的手工業合作社的發展過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經過了從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到部分的公私合營再到全行業的公私合營的發展過程。同時，三大改造又是相互聯繫配合起來進行的。瞭解了上述五大運動和三大改造的歷史發展過程及其相互關係，就可以瞭解在涉及六萬萬人民生活的歷史大變革後的第一年，工農業生產不僅能夠正常進行而且能夠獲得很大發展的根本原因。

在上述巨大的羣眾性運動中，在具體工作上是發生過一些偏差和錯誤的。政府對於這些偏差和錯誤，有的已經作了檢查和處理，有的正在檢查。我們歡迎全國人民繼續提出批評和建議。當然，我們在檢查偏差和錯誤的時候，要分析主觀的和客觀的原因，要分析在當時那些偏差和錯誤是可以避免的，那些是不能完全避免甚至是無法避免的。這樣，我們才能判明這些偏差和錯誤的性質、程度和範圍。對於那些在當時條件下確實可以避免的偏差和錯誤，我們必須引以為戒，堅決糾正；對於在運動中受到不應有的損害的人，我們應該公開向他們道歉；在運動中沒有處理完畢的問題，現在應該由有關機關迅速予以處理。

但是，歷次運動中發生的偏差和錯誤，是掩蓋不了當時產生這些運動的客觀需要和歷次運動的基本成績的。以思想改造運動來説，由於這個運動也是以羣眾運動的形式進行的，某些問題的處理是比較粗糙的，因而損傷了一些從舊社會來的、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的自尊心。但是，通過思想改造運動，確實幫助了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基本上渡過了社會主義革命這一關。在這次整風運動中，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都表示贊成社會主義，就是證明。再以肅清反革命運動來説，在政府歷年來處理的反革命分子中，計有以下四類：（一）因積惡累累民憤極大而判處死刑的佔百分之十六點八，其中絕大多數是從解放後到1952年判處的，這在當時是絕對必要的；（二）實行勞動改造的佔百分之四十二點三，其中已經刑滿釋放或者安置生產的佔百分之二十五點六，現在在押實行勞動改造的佔百分之十六點七；（三）實行管制的佔百分之三十二，其中已經解除了管制的佔百分之二十二點九，現在仍管制的佔百分之九點一；（四）逮捕後寬大處理、教育釋放的佔百分之八點九。由此可知，在這些反革命分子中，有百分之五十七點四是經過勞動改造或者寬大處理而得到釋放和撤消了管制的，他們已經獲得了重新做人的機會，其餘仍在勞動改造或者管制中的，只要他們認罪守法，老老實實地接受改造，也將會得到重新做人的機會。根據政府的初步檢查，對這些反革命分子的處理，有偏差的是極少數，而絕大多數是完全正確的。有人認為肅反的偏差竟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毛澤東主席已經提出還要對這一運動進行一次檢查，我們相信，檢查的結果會繼續證明這一點。

過去進行的五大運動，或者是民主革命的徹底完成，或者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組成部分。因此，決不能拿革命運動中個別的乃至部分的錯誤來動搖革命運動的成果。即使在個別單位甚至個別地區發生的錯誤比較嚴重，也依然不能否定這些運動的成果。黨和政府每當提倡一種運動的時候，都是根據客觀的迫切需要，經過慎重研究和典型試驗才提出的，而每次運動又動員了廣大羣眾參加並且得到他們的擁護。這樣就保證了運動的成績是基本的，偏差和錯誤是個別的。有人認為，如果我們説這些運動的成績是基本的，偏差和錯誤是個別的，這就是“教條主義”，這就是“公式”和“新八股”。實際上，這些人提出反對“教條主義”、反對“公式”和“新八股”等等口號，就是為了誇大錯誤、抹煞成績，引導一些立場不穩或者不明是非的人把這些個別性質或者部分性質的偏差和錯誤，看成是這些運動的根本性質或者全面性質的錯誤，以達到他們動搖革命運動成果、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

我們説社會主義革命基本上勝利了，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羣眾階級鬥爭基本上結束了，但是這並不是説，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了。我們現在着重地提出要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但是這並不是説，現在就沒有敵我矛盾了。應該指出，目前在國內還有階級存在，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雖然已經早被消滅，但是這些階級的分子，還正在勞動中、生活中改造着，而他們固有的階級思想和階級感情，還不可能完全改變。私營工商業者的絕大部分雖然參加了公私合營，但是由於他們還拿定息，對工人階級還有剝削關係，因而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依然存在。例如，有人主張或者贊成把股息延長到二十年，有人想要把二十年的股息一次付清，有人説股息不是剝削，僅僅是“不勞而獲”，説資產階級分子和工人階級分子已經沒有本質的差別，甚至説“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加危險的敵人”。這些謬論都是由於資產階級的唯利是圖、貪得無饜的剝削思想的一面在作祟，都是為資本主義復辟的企圖打掩護。有少數資本家主張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營企業，更是拒絕社會主義改造的一種露骨的表現。這不是明明白白地表明資產階級還存在着兩面性嗎？這不是明明白白地説明資產階級分子還有繼續改造的必要嗎？對資產階級分子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要他們進行自我批判，逐步改變資產階級的立場和思想感情，也就是要他們得到“脱胎換骨”的本質改造。要作到這一點，又非經長期的改造功夫不可。這對絕大多數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商業者來説，又有什麼不好呢？現在不是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工商業者認識到了這一點嗎？由上述情形看來，在人民內部矛盾中，目前還存在着資產階級同工人階級對抗的一面，還存在着嚴重的階級鬥爭，更不必説在人民內部之外，還存在着我們同國內的反革命分子和國外的帝國主義的敵我矛盾了。正如大家已經明白看到的，在這次整風運動中，有思想鬥爭，也有政治鬥爭。因此，當我們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時候，絕不能無視還有階級鬥爭的存在，也不能無視還有敵我矛盾的存在。鞏固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繼續進行和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還是我們今後的一項重要任務。

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同社會主義革命同時進行的。在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我們已經正確地規劃了建設和改造相結合的步驟。而1956年，伴隨着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的到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有了一個躍進的發展，經濟事業和文教事業的發展規模和速度，都大大地超過了五年計劃的前三年，有些甚至超過了前三年增長的總和。

現在我舉出一些數字説明這個情況。

我國的工業總產值（不包括手工業產值，下同），在五年計劃的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七十七億元，而1956年這一年就增加了一百三十九億元。正是由於這種迅速的發展，1956年的工業總產值達到了五百八十六億元，超過了五年計劃所要求的1957年的指標。從主要工業產品看，鋼產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五十萬噸，而1956年就增加了一百六十一萬噸。金屬切削機牀的製造，前三年由於調整設備和改變型號的原因，雖然在台數上比1952年沒有顯著的增加，但是在新的品種增加和質量的提高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到1956年，在這一新的基礎上，又比1955年增加了一萬二千二百多台。此外，如電力、煤炭、石油、化學肥料、水泥等重工業產品，1956年的產量比前三年的年產量都有較多的增加。噴氣式飛機、載重汽車、大型發電設備和單軸自動車牀等重要新產品也都是在這一年製造成功的。輕工業生產由於1955年農業豐收的有利條件，增長速度很快。例如，棉紗產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三十五萬件，而1956年就增加了一百二十七萬件；棉布的產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二千零五十萬匹，而1956年就增加了四千三百萬匹；食糖產量前三年共增加了十六萬噸，而1956年就增加了將近十一萬噸。

1956年，我國的農業在嚴重的自然災害中，如前所説，總產值仍然增加了二十七億四千萬元，超過了前三年平均每年增加二十三億八千萬元的水平。1956年，在國家和農業合作社的通力合作下，農業建設有了很大的發展。前三年共開墾荒地三千六百萬畝，而1956年就開墾荒地二千九百萬畝；前三年擴大的灌溉面積共四千一百多萬畝，而1956年就擴大了一億多畝。

1956年全國完成了將近一百四十億元的基本建設投資額，等於五年計劃規定的投資總額的三分之一，因而改變了前三年基本建設投資只完成五年計劃一半稍多的情況，使前四年完成的比重達到百分之八十六，這就保證了第一個五年的基本建設計劃能夠超額完成。1956年新增加的鋼的生產能力，就有一百四十二萬噸；新建和修復的鐵路，就有三千一百零八公里。

同生產和建設的迅速發展相適應，1956年在運輸方面和貿易方面，也都有很大的發展。全國現代運輸工具前三年的貨運量共增加了一億一千二百萬噸，而1956年就增加了九千三百萬噸；商業機構零售總額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一十三億元，而1956年就增加了六十二億元。

1956年文化教育事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

顯然，1956年的建設成就是極其巨大的。這就使國家有比較充足的力量來支援新生的合作社經濟和公私合營經濟，從而加強了社會主義經濟的陣地，鞏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同時，又保證了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各項指標有可能比較順利地完成和超額完成，從而準備了實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有利條件。

1956年政府對國家建設工作的安排，總的説來是正確的，但是也存在着不少的缺點和錯誤。這些缺點和錯誤，將要在李先念、薄一波兩位副總理代表國務院分別作的關於國家預算的報告和關於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中詳細指出。1956年預算開支中的某些項目和國民經濟計劃中的某些指標，是大了一些。從財政方面説，執行國家預算的結果，當年支出超過當年收入十八億三千萬元，動用了歷年財政結餘十六億五千萬元，並且從銀行透支了一億八千萬元，銀行發行貨幣也多了一些，因而動用了庫存物資大約二十億元。從經濟和文教方面説，基本建設投資多了十五億元到二十億元，同時，職工的人數增加多了，高等和中等學校的新生也招多了，一部分職工的工資也增加得多了一些。因此，雖然1956年我國生產資料工業的產值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一，生活資料工業的產值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二，但是這兩種物資的供應都較緊張，並且減少了國家的物資後備力量。在造成物質供應緊張的原因中，主要是基本建設投資額大了一些，“攤子”鋪得多了一些，這樣就多增加了財政的開支，多增加了職工人數和工資總額，也就多增加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消耗。

對於1956年的基本建設工作，我們應該進行具體的分析。由於許多建設項目在前三年已經完成了土木建築工程，需要在1956年進行大量的設備安裝工程，另有許多項目已經完成了設計和施工準備工作，需要在1956年開始大量施工，並且還由於設計和施工力量的壯大，設備自給能力的增長，需要在1956年安排一些新的項目，這樣，就使基本建設的項目大大地增加了。現在從建設項目來看，大多數是安排得恰當的，有小部分動工過早了，或者進度過快了，也有個別項目，是安排得不恰當的。不恰當的項目，顯然是錯誤的。那些動工過早和進度過快的項目，在當年確實造成一些損失，但是，對於長遠的建設事業還是需要的。同時，有一些項目，主要是一些非生產性的項目，由於建築標準過高，造成不少浪費。這些，都應該引為教訓，今後力求避免。

由於基本建設投資多了所造成的某些物資供應緊張的情況，我們在1956年的第二、三季度就已經開始察覺，並且採取了一些措施，制止了供應緊張情況的繼續發展。以後在編制1957年的國民經濟計劃草案和國家預算草案的時候，我們就吸取這個教訓，縮減了一部分基本建設投資，適當地增加了國家的後備。

這次提交大會審議的1957年度的國家預算草案和發展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各種數字表明，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以既積極又充分可靠的步驟向前發展的。1957年的國家預算收入比1956年增長近百分之二；為了避免象去年（1956年）那樣在財政上出現赤字的現象，國家預算支出比1956年減少百分之四。1957年的工業總產值比1956年將增長百分之四點五，達到六百零三億元。農業總產值比1956年將增長百分之四點九，達到六百一十一億元。基本建設投資縮減為一百一十一億元，它雖然比1956年減少百分之二十；但是比五年計劃原定的1957年投資還多十四億元，五年合計，仍然超過五年計劃原定數約五十億元。在1957年已經過去的五個多月時間內，預算和計劃的執行情況，一般地是良好的。如果全國人民能夠厲行增產節約，貫徹執行勤儉建國方針，爭取農業豐收，而不遭受大的自然災害，那麼我們就能夠順利地完成1957年的各項指標，也就能夠保證完成和超額完成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從而奠定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關於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建議，國務院接受了這個建議，並且正在由有關部門具體制訂中。

應該指出，我國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中所已經取得和將要取得的偉大成就，是同蘇聯人民和蘇聯政府的援助分不開的。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幫助設計和供應設備的共有一百五十六個建設項目，蘇聯給我國提供了大量的長期的優惠貸款，並且派遣了大批的技術專家幫助我們進行各項建設工作。這種真誠的援助，值得我們再一次向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謝。現在還有人企圖抹煞蘇聯對我國真誠援助的巨大意義，這顯然是在有意挑撥中蘇友誼，破壞國際團結，從而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對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最近一個時期，有些人卻有着不同的看法和估計。

有人認為，我國的發展國民經濟計劃在1956年全面冒進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顯，這種意見是不正確的。我國1956年的計劃，是在改造和建設的高潮中擬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大大鼓舞了勞動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他們紛紛要求增加生產，提高工作定額。1955年農業的大豐收，又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準備了物質條件。同時，基本建設發展到了五年計劃的第四個年度，也確實有擴大規模的必要。這些情況，都説明我們不但需要而且有可能加快建設的速度。1956年的計劃就是適應這種情況，採取了躍進的步驟，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説的巨大成就。不錯，某些指標是大了一些。但是，這是屬於局部性質的缺點。即使以基本建設投資多了十五億元到二十億元來説，也只佔去年（1956年）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仍然是局部性質的缺點。因此，決不能説1956年的建設是全面冒進。1957年，由於去年（1956年）農業收成的情況不好，同時國家的財政和物資的後備力量也有減少，在這種情況下，適當地放慢建設的步驟，積蓄力量，準備今後更好地前進，是完全必要的，這決不是全面冒退。我們應該懂得，任何事情都不會是直線發展的。隨着客觀條件的變化，發展速度總會有快有慢，並且常常會出現不平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也是這樣。尤其是象我們這樣人多且窮的國家，由於農業的比重很大，自然災害時常發生，要求國民經濟年年都毫無起伏地按照同樣的速度向前發展，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

有人認為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搞壞了，這是完全錯誤的。無論從工業生產、農業生產、基本建設、文化教育或者財政收支那一方面來看，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都是成功的，是搞好了而不是搞壞了。以1957年的計劃數字同1952年的實際數字作比較，我國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一點二倍，即增加三百三十三億元。以鋼的產量來説，第一個五年合計將達到一千六百三十萬噸，而舊中國包括日本侵略時候的東北在內，從1900年到1948年，四十九年合計的鋼產量不過七百六十萬噸。當然，拿目前我國鋼的產量同工業發達的國家的產量來比還是很低的。因此，優先發展重工業同時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的方針，今後仍然應該繼續堅持。我國1957年的農業計劃如果完成，農業總產值比1952年將增長百分之二十六，即增加一百二十七億六千萬元。以糧食和棉花來説，1952年到1956年五年間的實際產量合計，糧食為一萬六千五百八十億斤，棉花為一億三千萬擔，而舊中國從1932年到1936年五年間是我國解放前農業收成比較好的年份，糧食產量合計只一萬三千億斤，棉花產量合計只六千零五十萬擔。不要忘記，在1952年到1956年這個期間，還有兩個大的災荒年。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內，我們開工建設的有八百多個限額以上的工業企業，許多水利工程和鐵路工程以及長江大橋工程等等，規模都比較大，技術都比較新，其中由蘇聯幫助設計和供應設備的一百五十六項建設工程，在技術上都是頭等的。這些建設工程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和農業生產的發展，不僅在第一個五年內已經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今後將要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些建設工程，多數都是舊中國時代所不能想象的。第一個五年期間鐵路共新建八千五百公里，而國民黨政府在二十二年的統治期間只修建了二千六百多公里。我國的文化教育事業在這期間也有了巨大的發展，例如高等學校的畢業生，第一個五年合計為二十八萬人，這就為新中國培養出大批的建設人材，而舊中國從1912年到1947年，三十六年合計不過二十一萬多人。拿財政的情況來説，第一個五年合計的財政收支各為一千三百六十九億一千四百萬元，收支是平衡的。其中國外借款收入三十一億元，只佔國家預算收入的百分之二點三。這充分地説明了我國基本上是依靠內部的積累進行了大規模的建設的。五年的財政支出，用於國家建設事業的約佔百分之六十以上；經濟建設事業和社會文教事業的支出的比重是逐年增加的，行政和國防支出的比重是逐年降低的。這就充分地證明了我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和平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計劃。我國在進行大規模建設的同時，由於生產的發展，人民生活有了相應的改善，這一點，我將在報告的下一部分加以説明。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偉大成就，是無可否認的。那種説第一個五年計劃搞壞了的人，他們對社會主義事業抱着敵對的態度，故意抹煞全國人民辛勤勞動的成果。這樣的人，他們最不高興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而嚮往資本主義經濟。但是，他們的困難是，全國廣大人民並不站在資本主義那一邊，而是堅決地站在社會主義這一邊。

有人認為統購統銷糟透了，這是直接地攻擊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在中國是為六萬萬人的生活着想的，這同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只顧少數人發財享受不顧多數人死活，是根本不相同的。我國人口眾多，經濟還很落後，生產消費品的供應因而不能很充足；我國的農業，有時豐收，有時歉收，並且往往這裏豐收，那裏歉收，為了照顧這種不平衡情況，必須在豐收的年份和地區照顧到歉收的年份和地區，並且還必須準備應付特別嚴重的自然災害和其他意外；我國的工業和運輸業的建設正在大規模地進行，城市人口也在不斷增加；這種種情況，説明了在我們這樣的國家裏，如果不對糧食和其他主要生活消費品實行統購統銷，進行合理的分配，那麼，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就無法保證，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就無法順利進行。因此，對於糧食和其他主要生活消費品的統購統銷，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在分配方面的一項重要政策。四年來實踐證明，這個政策保證了城鄉人民都能夠得到他們所最必需的價格合理的生活消費品，免受私商的剝削，即使在發生災荒的年份和災害嚴重的地區也是如此。這個政策支援了工業建設，保證了市場的穩定，從而有助於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發展。怎麼能夠認為統購統銷糟透了呢？抱有這種觀點的人，不是貪圖少數人的自由享受，便是迷戀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想達到個人發財的目的。我們批判這種錯誤觀點，並不是否認在統購統銷方面存在着某些缺點。例如對糧食的統購統銷工作，一度曾經因為供應過寬，不得不增加收購，在某些地區就發生購糧過多、留糧過少的現象。又如，對棉布的統銷工作，去年（1956年）棉布增產較多，供應寬了一些，今年（1957年）棉布減產，不得不減少供應。這都是由於政府在工作中瞻前顧後和統籌安排不夠所產生的缺點。對於各種缺點，政府將繼續注意檢查和改正。

有人反對學習蘇聯經驗，甚至認為我國在建設工作中發生的缺點和錯誤，也是學習蘇聯的結果。這是一種極端有害的看法。我們認為，向蘇聯學習是完全必要的，問題在於我們自己如何學習。如果學習得不好，責任完全在於我們。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建成社會主義的國家，有着豐富的先進經驗，我們從事社會主義建設，不向蘇聯學習，難道向美國學習建設資本主義的經驗麼？事實上，正是因為我們認真地學習了蘇聯的先進經驗，才使我們的建設工作少走了許多彎路，獲得了很大的成績。當然，我們不應該硬搬別國的經驗，即使是他們成功的經驗，也必須有所選擇，並且在運用的時候，還必須同本國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我們正在做前人所沒有做過的事業，當我們還沒有經過實踐的時候，對別國的經驗要選擇恰當並不容易，要做到同本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就更不容易。提高選擇能力和學會正確運用，不但要有一定的時間，而且可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如果學習得好，可以縮短時間，也可以少付代價。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努力，批判和克服教條主義的學習方法。同時，我們又必須批判那些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蘇聯的先進經驗都當作教條而加以否定的修正主義觀點。而在目前，正當右派分子用修正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時候，我們反對修正主義就有更重要的意義。應該肯定，在今後我們還要認真地向蘇聯學習，向一切社會主義國家學習。當然，其他國家一切對人民有益的知識和經驗，只要有可能，我們也都要加以學習。

下面我想對於教育改革和向科學進軍兩個問題講一些意見。

關於教育改革問題。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並且是為這種政治和經濟服務的。舊中國的教育，主要是推行奴化教育、封建教育和資產階級教育，是為帝國主義和國內少數統治階級服務的。新中國的教育與舊中國的教育根本不同，必須反映社會主義的新政治、新經濟，必須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必須適應我們國家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因此，我們就有必要對接收過來的舊教育作根本性質的改革。幾年來，我們作了這樣的改革，並且有了很大的成績。這是必須肯定的。今後隨着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我們還應該繼續進行某些必要的改革。過去，教育部門在實行教育改革的時候，也發生過若干偏差，主要是否定了舊教育的某些合理的部分，對解放區革命教育的經驗沒有做出系統的總結，加以繼承，並且在學習蘇聯經驗的時候同我國實際情況結合不夠。這些缺點今後應該改正。但是，如果有人因為教育改革中有這些缺點，就否定教育改革的成績是基本的，甚至根本否認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企圖使今天的教育走回到舊中國教育的老路上去，那是完全錯誤的。

在教育改革中比較突出的一個問題，是高等學校的院系調整和教學改革的問題。舊中國的高等學校，由於要適應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統治的需要，畸形地集中在沿海大城市，而且大多數院系龐雜重複，培養目標籠統模糊。各科中工科所佔的比重很小，教學內容絕大部分是襲用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套。舊教育的這種情況根本不能適應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需要。同時，在解放後頭幾年的國際形勢和內地新工業基地的建設，又要求有一部分學校實行內遷。在這種情況下，教育部門和各個高等學校幾年來進行了院系調整和教學改革的巨大工作，使我國高等教育的面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大體上能夠適應培養社會主義建設人材的需要。但是，教育部門在進行調整和改革的過程中是有缺點的，例如，對某些學校安排不當，對老教師的意見和經驗重視不夠等等。我們應該很好地總結這些經驗，肯定成績，克服缺點。今後應該力求保持高等學校的穩定，以利於教學質量的提高。並且要更好地結合我國的實際，穩步地改進現有的專業設置、教學計劃和教材。

從最近整風運動暴露出來的情況看來，我們應該特別加強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學校教師是培養下一代的靈魂工程師，他們應該在過去思想改造的基礎上，根據自願的原則，繼續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過去教師的思想改造是有成績的，但是這次整風運動證明，要使教師們掌握無產階級的思想武器，能夠在階級鬥爭的風浪中站穩立場，明辨是非，引導學生朝着正確方向前進，是不容易的。因此，他們應該繼續努力，逐步地學好馬克思列寧主義，使自己具備正確的政治觀點，加強自己的勞動觀點，逐步地同工農打成一片。其次，各級教育部門和學校教師要針對着學生的思想情況，加強對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養他們成為忠實於社會主義事業的、勤勞樸素的、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相結合的國家建設人才。政治教育的教材和方法，過去有脱離實際的缺點，今後應該總結經驗，加以改進。幾年來，學校的政治教師作了不少的工作，今後他們應該繼續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發揮更大的力量。

現在我來談談學生畢業後參加勞動的問題。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要求工農勞動人民的文化水平不斷提高，要求大批有文化的知識青年參加勞動者的隊伍。解放以來，我國小學、中學和高等學校都有了很大的發展。由於要適應國家對高級和中級建設人才的迫切需要，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招生較多。這樣，就造成了近幾年來高中畢業生幾乎全部升學、初中畢業生大部分升學、只有一小部分參加工農業生產的現象。特別是去年（1956年），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都多招了一部分學生，初中和高中畢業生的升學率就更加增高了。但是，應該指明，這種現象卻是暫時的和不正常的現象，經過國家的妥善安排以後，它將逐漸地轉入正常的狀態。今年（1957年）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都將根據計劃少招一些學生，今後我國的各級教育都將在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地發展。因此，今後，一方面每年將會有更多的小學、初中、高中的畢業生升學；另一方面，每年又會有越來越多的小學、初中、高中的畢業生投入生產勞動。這才能使我國有文化的體力勞動者日益增加，知識分子的隊伍日益擴大。這才是正常的和健康的現象，也將是今後長時期內存在的現象。

舊中國的教育是為地主資產階級所壟斷的，從小學起，特別是從中學到大學和出國留學，勞動人民是很少有份的。新中國的情形就根本不同。我們的教育是屬於勞動人民的。近幾年來，我國勞動人民的生活逐步改善，他們想把子弟送進學校學習的要求更加迫切了。因此，儘管我國的各級教育事業幾年來的發展在速度上和規模上都超過我國曆史上的任何時代，但是，總不能滿足人民羣眾日益增長的要求。我們的教育事業只能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逐步地發展，而不可能把好事在一天之內辦完。

我們今後的教育方針，應該是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身體健康的勞動者。過去這個方針是不夠明確的。我們的中小學學生畢業後除了一小部分升學以外，多數都應該參加工農業生產。高等學校中也應該加強勞動教育，學生畢業後一般地應該參加一定的體力勞動，今後應該對此定出一些制度，逐步實施。過去教育行政部門對勞動教育重視不夠，沒有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同時社會上特別是一部分幹部中還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的剝削階級思想的殘餘，因而造成了不少青年學生輕視體力勞動，輕視工農勞動人民，畢業後不願參加工農業生產勞動的不健康現象。我們應該向所有的青年學生確切地講明，我們的國家就是因為有勞動人民當家作主，才有着無限光明的前途。在我們的國家裏，勞動是最光榮的事情，工人和農民是最有前途的人。青年學生都應該把參加工農業生產勞動看作最大的光榮，同時又應該認識，參加工農業生產勞動是有困難的。新中國的青年應該不怕艱苦，下定決心吃苦，老老實實地勞動。全國學生的家長們和社會輿論都應該鼓勵學生參加生產勞動，特別是農業生產勞動，要繼續批判一部分家長和幹部輕視體力勞動，阻撓學生參加工農業生產勞動的錯誤思想和行動。教育部門應該根據上述教育方針，在過去幾年教育改革的基礎上，對現行的教育制度、教育內容和教學法，徹底地穩步地加以改進。

我還簡單地談談派遣出國留學生的問題。七年來我國派遣了七千多人出國留學，派遣的標準一般是按照政治、業務和體格三個條件，這是對的。為了培養忠實於社會主義事業的高級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勝利以前，我們對於派遣出國的留學生，曾經特別着重政治條件的審查，這是完全必要的。值得引為教訓的，是當時在審查政治條件的工作中有形式主義的缺點，因而還有個別政治品質不好的學生也被派出去了。同時，對留學生的業務和體格條件也有注意不夠的地方。我們決定今後一般不派高中畢業生，只派大學畢業生和研究生去學習國內所缺的專業。選派留學生，在任何時候都應該重視政治條件的審查，而且要克服上述的各種缺點。有人認為過去派遣出國的留學生中，革命幹部的子女佔多了。事實怎樣呢？根據已有的統計材料，從1952年到1956年，我們派出留學生六千四百三十五人，其中革命幹部的子女還不到百分之三點五。由此可知，那種説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

關於向科學進軍。

以往一年，在“向科學進軍”的號召下，我國科學事業有了重要的發展。1956—1967年科學發展遠景規劃已經制訂，並且已經作為試行草案，付諸實施。在自然科學方面，已經試製了1957年的年度計劃。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已經成為常設機構。各方面科學研究機構有了較大的發展，科學工作者的隊伍也有了擴大。科學工作體制的原則已經確定。科學工作中的協作制度，已經開始推行。關於圖書儀器等科學工作條件的問題，已經或者正在擬定方案，逐步加以解決。有些重要的科學實驗設備正在建設中。蘇聯幫助我國建設的功率為七千千瓦的重水型原子反應堆和能產生二千五百萬電子伏的α粒子的迴旋加速器，正在加緊建設中。科學研究，一年來也有不少成就。所有這些，都鼓舞了廣大科學工作者向科學進軍的熱情，同時，各部門、各地方對科學事業也表現了很大的積極性。

在廣大的愛國知識分子向科學進軍的熱潮中，卻有人説，中國科學事業在解放後比國民黨時代落後了，甚至有人説，今後十二年不是趕上國際水平的問題，而是補過去十二年課的問題，好象從解放以來，我們在科學方面不僅沒有絲毫成績，而且是倒退了一樣。我們能夠同意這種説法嗎？請看事實：第一，現有科學事業的規模，雖然離我們國家建設的需要還很遠，但是，無論在研究人員、機構、經費和設備各方面，都比國民黨時代大得多。第二，在科學技術的水平方面，也不是國民黨時代所能比擬的。首先是許多老的科學研究機構在研究工作上有了新的發展，同時，許多新的學科建立起來了，特別是發展了一些與工業建設和國防直接有關的學科和新技術。高等學校也開設了大批新的專業。第三，新中國科學事業的特點，是科學和生產的密切結合。生產對於科學是基本的推動力量。在國民黨時代，由於工農業生產的衰落，科學家們雖然也作了些研究工作，但是無法在生產上發揮作用。解放後八年來，隨着生產的發展，生產部門向科學研究部門提出了大量的要求，我們科學家們在這方面就有了充分的機會來發揮他們的才能，而且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我們的科學研究力量，還遠遠不能滿足生產的需要。第四，全國社會科學的研究，在馬克思主義正確方向的指導下，在批判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鬥爭中也獲得了新的發展。這樣的發展，在國民黨時代是完全不可能設想的。社會科學有強烈的階級性，在革命勝利以後，我們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採取批判的態度，是完全必要的。第五，科學隊伍也在迅速壯大中。老科學家們經過思想改造和工作實踐，他們的政治覺悟和業務能力一般地都提高了。留學生陸續回國，增強了各門學科的力量。大批高等學校學生畢業，為我國科學的發展準備了雄厚的後備力量。根據以上種種，怎麼能説新中國的科學事業比國民黨時代還落後呢？還要補過去十二年的課呢？我們這樣説，並不是否認中國科學家在國民黨時代非常困苦的條件下所做的努力和獲得的成就，而且我們從來就把他們這些得來不易的成就作為中國科學財富的組成部分。説新中國科學落後於國民黨時代的人，無非是否認我們科學家八年來的成就，否認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罷了。

對於科學規劃，有人表示懷疑。他們認為科學事業不可能作全國性的長期的規劃，只能由科學家自發地分散地進行。在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後，在知識分子向科學進軍的熱潮中，為了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邀集了幾百個科學家，集中他們的智慧，製出我國科學發展的初步藍圖，使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有了大體的輪廓和途徑，這是十分必要的。科學技術研究的基本任務，是為了發展生產，同自然界做鬥爭。如果不把我國現有的科學力量適當地組織起來，密切地聯繫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作出比較全面的和長期的規劃，那麼，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就沒有了方向，就不可能收到我們預期的效果。當然，這個規劃，以後必須根據各種新的情況，不斷地加以補充和修正，甚至可能有很大的改變。即使如此，也不能否定這個規劃的必要性，因為沒有今天的初步藍圖，就不可能有將來日益完備的科學工作計劃。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經濟，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的科學事業，也必須是有計劃的。在國家規劃之外，無疑也應該允許科學家從事他們自己所專長的某些研究工作，以便充分發揮科學家的潛力。但是，反對科學研究工作的計劃性，使科學事業陷於無政府狀態中，這對社會主義、對科學事業本身都是不利的。

為了有效地發展我國科學研究工作，必須貫徹協作的原則。各有關部門必須協調地進行工作。政府今年（1957年）在醫學、農學和機械等方面，已經制定較好的協調方案，並且已經部分地見諸實行。這種作法，為國家節約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並且加速了科學工作的開展，以後應該加以推廣。有人只贊成本部門科學工作的發展，不贊成甚至要求限制其他部門科學工作的發展，他們往往反對協調工作，甚至拒絕國家對人力和物力的合理調配，這是一種嚴重的本位主義作風，應該加以批判。全國科學研究力量，應該統籌安排，一方面是適當分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密切協作；一方面要提倡“百家爭鳴”，另一方面也要反對因門户之見而妨礙協作。我國的科學研究工作系統，應該由中國科學院、高等學校、中央各產業部門的研究機構和地方的研究機構四個方面組成。在這個系統中，中國科學院是全國學術領導和重點研究的中心，高等學校、中央各產業部門的研究機構（包括廠礦實驗室）和地方所屬的研究機構是我國科學研究的廣闊基地。這是組織我國科學隊伍的原則問題，我們要求有關部門的負責幹部認真地提倡協作精神，推行協調方案，迅速克服本位主義的不良作風。

新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是中國科學家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努力的結果。有人認為，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不能領導科學工作，目前許多領導人都不是科學家，“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有人甚至認為，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的存在是不信任中國科學家的表現。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從來就教育自己的幹部不斷地在工作中學習自己所不熟悉的事情，逐步提高自己的業務能力，做好工作。對於科學事業的領導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學術領導，另一方面是政治思想上和行政上的領導。對於學術問題，我們從來不主張用行政命令進行干涉，我們的領導方針是“百家爭鳴”，就是通過科學界的自由爭論和客觀實踐來解決學術問題。對於科學工作中的政治思想、方針、政策、計劃等方面，更需要黨和政府的領導。八年來的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就是管理科學事業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措施的機構，它負責統籌安排中國科學院、高等學校、中央各產業部門的科學研究機構和地方的科學研究機構四個方面的工作。十二年科學規劃，是幾百位中國科學家集體勞動的成果，科學規劃委員會的委員大部分也是科學家，這怎麼能説是不信任中國科學家的表現呢？如果“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説法意味着只有本行才能領導本行，這不僅否定了政治對於科學的領導，而且實際上也否定了科學研究工作中的統一領導的任何可能，因為學術上的專業是分門別類的，而世界上同時精通各種科學專業的科學領導幹部是不存在的。這種理論，對科學隊伍只能起瓦解作用，是不利於科學事業的發展的。

三、關於人民生活

解放以後隨着我國工農業生產的迅速恢復和發展，廣大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顯著的改善。首先，讓我們來看佔我們國家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的生活狀況。解放以來，我國的農業生產總值是逐年上升的。1949年全國農業生產總值是三百二十六億元，1956年上升到五百八十三億元，比1949年增長了百分之七十九。隨着農業總產值的增長，農民的購買力也大大提高了。1950年全國農民的購買力是八十一億元，1956年上升到一百九十一億元，比1950年增長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六。國家供應給農民的消費資料也隨着增長了。1956年比1950年，棉布供應增加了兩倍，膠鞋增加了一點九倍，食鹽增加了將近一倍，糖增加了二點三倍，煤油增加了十一倍，香煙增加了一點四倍。在五萬萬多的農民中，生產和消費的增長這樣大，是舊中國從來沒有過的。我們再來分析一下佔全國人口第二位的職工的生活狀況。1949年末，國家機關、公私企業和事業共有職工大約八百萬人，1956年末增加到二千四百萬人，其中有私營企業轉為國營和公私合營企業的人員和鄉村幹部共約三百萬人。在七年中間，我們解決了約一千三百萬人的就業問題，這是舊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1952年全國職工年平均工資是每人四百四十六元，1956年提高到六百一十元。在四年中間，提高了將近百分之三十七。這樣的工資增長速度，也是舊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有的人對新中國人民生活的這種顯著變化熟視無睹，説解放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工人和農民是人民的最大多數，他們的生活改善了，怎麼能説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呢？應該承認，有少數高級知識分子和少數職工，他們的生活雖然比解放以前的幾年有了改善，但是還沒有恢復到抗日戰爭以前的水平。但是，考慮到廣大工農生活水平還比較低的情況，他們的生活水平也不能提高得太多太快。至於占人口極少數的舊社會的剝削者，他們的生活水平比解放以前降低了，這是完全應該的。在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里，少數剝削者過着揮霍無度的奢侈生活，而創造社會財富的廣大勞動人民卻處於貧困的半飢餓狀態。只有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才能夠為全體人民的利益着想，首先保證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生活需要，同時也照顧到其他階層的合理需要。那些説解放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的人，如果他們不是把個別的局部的現象不加分析地當作普遍的全體的現象來下斷語，那就是在他們心目中只想到極少數的剝削者而沒有看到廣大的勞動人民。

我們是經濟和文化落後的農業國，人口多，耕地少，底子窮，因此，人民生活水平比起工業發達的國家來説是很低的。解放以後，工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是快的，但是，按全國人口計算的平均產量，卻增長得相當慢。生產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長是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質基礎。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決定於生產的發展速度，而其中消費資料生產的增長速度，在我國目前的條件下，又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於農業的增長速度。我們是六萬萬人口的大國，如果每個人每年增加一元錢的購買力，全國人民的購買力就增加六億元，國家也就必須相應地增加六億元消費資料的供應。如果人們用來買吃的，就需要增加六十億斤糧食的供應。如果人們用來買穿的，就需要增加兩千萬匹的棉布供應，也就是要增加兩百萬擔棉花的生產。從1952年到1956年，我國消費資料的生產，平均每年大約增加三十多億元。扣除小量的儲備和每年人口增長所消費的部分，可以用於改善人民生活的，每人每年只有四元左右。這些數字表明每年人民生活的改善是有一定限度的。超過一定的限度，就會出現消費資料供應緊張、購買力和物資供應不平衡的現象，就會影響市場物價的穩定。因此，六萬萬人民生活的水平只能在本國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提高，不可能要求太快。有些人不從我國上述的實際情況出發，以為一進入社會主義，人民生活水平馬上就能夠有很大的提高，而不懂得必須經過長期的辛勤勞動和艱苦建設才能逐步提高人民生活的道理。過去我們對於這些道理向全國人民説明得不夠，宣傳得不夠，這是有缺點的。但是另有一種人，他們天天埋怨中國人民生活水平太低，口口聲聲稱道美國生活方式，他們是在幻想把中國拖回到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重新過那極少數剝削者的生活。

有人説，現在工農的生活太懸殊了。這種説法是否合乎實際呢？應該承認，工農的生活是有差別的。但是，當我們把工農的生活加以比較的時候，必須考慮到工農生活不同的歷史條件和城鄉不同的生活條件。在舊中國的農村，廣大的貧苦農民過着衣不蔽體、食不飽肚、糠菜半年糧的生活。解放後，經過土地改革和合作化運動，目前我國農民大體上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過着略有積餘的生活；有百分之六十左右過着有吃有穿的生活；有百分之十到十五過着少吃少穿的生活，這一類人還需要國家和農業合作社的幫助。全國平均起來，每個農民一年的農業生產淨收入，大約有七十元左右，合到每個農户一年的收入大約有三百元左右。這裏所説的農業生產淨收入，不僅包括農民從生產合作社分配到的收入，同時也包括農民個人經營的農業生產的收入。當然，全國各地農民的收入是不平衡的，貧瘠地區每個農民的收入比七十元的數目低，富庶地區每個農民的收入比七十元的數目高。1956年職工全年的平均工資是六百一十元，比農民一家人的全年平均收入高一倍多。如果只從收入的貨幣數字比較，似乎工農生活確是很懸殊。但是，如果將城鄉不同的生活條件估計在內，情況就不同了。在農村維持有吃有穿的生活水平，從全國來看，大約每人每月的平均開支只需要五元，在城市維持同等的生活水平，卻需要十元。因此，我們認為，工農生活水平雖然有差別，但是並不過分懸殊，而且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比農民高得多，因而在工農生活之間保持一個合理的差別，也是應該的。在過去幾次工資改革中，我們對於壯工、雜工、學徒工和一部分臨時工的工資標準規定高了一些，這是很大的缺點，應該改正。農民對這部分職工的工資過高表示不滿意，也是有理由的，但是，這同那種故意誇大工農生活懸殊，藉以挑撥工農關係、破壞工農聯盟的惡意攻擊，是沒有絲毫相同之點的。今後對於這部分職工的工資標準，必須因地制宜地結合當地農民生活情況，分別加以規定，使他們的生活水平和當地農民的生活水平大體上保持平衡。我們還應該向工人羣眾進行教育，使他們懂得，工業是不能孤立地發展的。工業的原料和工業產品的市場，職工生活消費資料的供應，很大部分依靠農業的增產和農民的支援。在廣大農民生活水平還不能很快提高的情況下，工人對於生活的改善也不應該提出過高的要求。

因字數限制，未盡全文見中國政府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