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柏齡

。俗語云：“窮秀才，富舉人。”龔萬表因家境貧寒乃師從鄰里中醫做學徒，後在望羊橋一帶懸壺濟世聊以度日。龔萬表育五子一女，田少人多，生活難以為計。年幼的龔柏齡只得離家外出靠燒窯制瓦謀生。其妻邱氏系石門維新人，原許配給柏齡長兄龔世家。因龔世家未成年即夭折，其父龔萬表乃將柏齡與邱氏婚配。故此，邱氏大柏齡9歲。

柏齡曾在石門縣白雲鄉竹壩橋慈氏寺隨官祖武讀書，官祖武授課極嚴，加之家父督導，柏齡自幼養成勤奮篤學習慣。隨年齡日增，柏齡漸明理。他感悟到：與其在窮鄉僻壤苟全性命、老於户牖、盡其天年，不如外出闖蕩以效豪傑。即使扼腕墓道，也不枉此一生。於是他日漸不安於鄉間繁重、貧困的生活。時逢滿清末年，歐風東漸，柏齡受其薰陶日甚，愈加不滿清廷政治腐敗、喪權辱國、民不聊生的現狀。乃於1900年一人單獨外出在臨澧憤而參加新軍。此後，與湖北雲夢人吳祿貞相識。吳與孫中山、黃興、劉靜庵等革命黨人過從甚密。柏齡受吳祿貞影響，對飄搖的國社，落後的皇權更加痛恨，決心推翻滿清政權，許身社稷，矢志救國。爾後，考入東北奉天講武堂學習，畢業後即在北洋新軍任職。

柏齡自幼飽嘗人間辛酸，艱難困苦的生活不僅磨鍊了他的意志，鍛造了他的品格，而且使他對勞苦大眾辛酸清貧的生活至察至痛，奠定了他求變革反腐朽的思想基礎，左右着他生命的軌跡。新軍中下層軍官類似柏齡的經歷而又不安清廷腐惡現狀，懷有反清情緒的人甚多。一部分有良心的熱血官長，對清廷的昏庸誤國，深惡痛絕，常聚一起縱論國事，遂漸成一個反清組織。後經馮玉祥提議，正式組成秘密團體——“武學研究會”。以王金銘、施從雲等人為骨幹，採用讀書會的形式，加強聯絡，秘密醖釀推翻清政府。“武學研究會”的活動逐漸擴大。其時，柏齡與鹿鍾麟、商震等皆為核心成員，積極參加其活動。他們以讀書為名，暗中討論擴大人數、運動軍隊等具體事項，或互相報告各人所知情況，何處掀起革命高潮，何地又有朝廷親貴欺壓百姓等。同時，籌措經費，購置彈藥，為推翻清廷做準備。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的槍聲打響，全國響應，勢如奔濤。同盟會指示各地革命團體相機武裝起義。“武學研究會”重要骨幹王金銘、施從雲等與馮玉祥議定，在河北灤洲與海陽鎮同時行動，以策應“武昌起義”。於是王金銘、施從雲召集龔柏齡、鹿鍾麟、張之江、韓復榘等，於1911年12月31日在灤州發動起義，1912年1月3日宣佈灤州獨立，正式成立“北方革命軍政府”。公推王金銘為大都督，馮玉祥為總參謀長，通電檄告全國。檄文發出，死寂的北方，革命空氣猛然高漲，新軍中青年將領響應者極多。灤州地鄰京畿，此舉津、京震動，前清餘孽心碎膽喪，失魂落魄。袁世凱派兵鎮壓。1月4日起義軍西進天津，王金銘、施從雲遭誘捕遇害，“灤州起義”遂告失敗。柏齡時任新軍營長，機智脱險，倖免於難。

“灤州起義”，又稱“直隸新軍起義”。雖然失敗了，但為推翻滿清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歷史上寫下流光溢彩的一頁。正如馮玉祥所説：“正因為這次的失敗，遂使清廷知其大勢已去，恐懼愈深。因此，南方軍民的聲勢大振，不久即整個顛覆了清廷統治，這也並不是誇張的。”

“陸軍大學”曾是近代中國的最高軍事學府和軍事學術機關。由於它是舊中國軍事人才的薈萃之地，軍事學術研究中心。故此，被近代軍人所看重。

“陸大”設正規班、副課生、旁聽生。正規班入學考試極難，考試成績不及格不得入學，即使蔣介石下手諭準其入學也只能在正規班旁聽，旁聽3年，仍不給畢業文憑。“陸大”辦學47年，共畢業正規班二十三期，計2438人。近代中國每一重大歷史事件幾乎都有“陸大”學員的參與。

當時社會上頗重學歷，國民政府更甚，並出於派系利益用人唯親。故社會上流傳着“黃褂子（黃埔）、綠袍子（陸大）、缺一不可。”職業軍人認為不入“陸大”難有前途。故此，每期報考人員極多。軍官們躍躍欲試，趨之若鶩。千人投考，百人錄取是常事。

柏齡以優異成績於1914年2月考入“陸大”第4期正規班學習，於1916年12月畢業，在校學習3年。有資料稱柏齡入讀“陸大”第一期實為誤記。筆者查《陸軍大學同學錄》得知柏齡先生乃第四期正式畢業生。在“陸大”1—23期畢業學員中，第4期畢業學員最多，是職務升任較高，發展面最寬的一期。因此，在民國史上構成一定影響。如熊斌雖然只是第4期旁聽生，後來也升任參謀本部次長，軍委會新聞局長，陝西省主席等職務。柏齡通過在陸大3年的學習，不僅加深了軍事理論造詣，同時，也結識了一些軍政界的朋友，如郭松齡等。

1924年秋，郭松齡代表張作霖到日本“觀操”——參觀日本軍事演習。於無意中得知張作霖有勾結日本出賣國家主權的跡象，經多方打聽證實。奉方擬以承認“21條”為條件，商定由日方供給軍火，進攻國民軍。郭等對張作霖為個人利益不惜出賣國家主權的陰謀，極其憤慨，決心倒戈討奉。柏齡與郭松齡既是東北講武堂的同學，又是陸軍大學的同學，關係密切。郭便與柏齡相商，柏齡得到李大釗、馮玉祥等人的支持，於是坦然承諾：戰端一開，保證過往列車在京奉路線上暢通無阻。經過一番策動，郭松齡於1925年11月22日在灤州向全國通電倒戈反奉。柏齡即於當日晚調動機車，一列列兵車在秦皇島鐵橋上向東開去。奉系將領張學良只得在“鎮海”號軍艦上觀望。至11月25日，擁兵7萬的郭松齡順利揮師進關，起兵倒戈，反對張作霖。

柏齡曾調任“陸大”教官。著有“《戰時陸軍衞生勤務》、《陸海軍紅十字會歷史》、《鐵道運輸》各一卷。當時南嶽遊擊訓練班副主任葉劍英曾到“陸大”講授游擊戰理論，同時在“陸大”授課的還有楊傑、蔣百里、周亞衞等，均為著名軍事家。

1917年5月黎元洪總統府與段祺瑞國務院發生“府院”之爭。黎下台，張勳於7月1日勾結康有為等擁廢帝溥儀復辟，改民國6年為清宣統9年，引發公憤，民怨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馮玉祥順其民意率16混成旅舉兵討伐。其時，馮部乘夜色由豐台出發，柏齡以馮部第16混成旅參謀長職緊隨其後。到達北京右安門綁紮四、五十把雲梯登城。天亮時，即已攻入城內，大開城門。由北京先農壇攻入天壇之側後，勇猛衝擊。張勳兵敗，逃入荷蘭使館。致使為時12天的復辟鬧劇迅速破滅。

張勳復辟失敗後，馮玉祥在北京前門外掌扇衚衕一品香茶館召集開會。柏齡以參謀長職參與謀劃。馮力主繼續進擊紫禁城，以肅清帝制，趕走溥儀。馮玉祥激憤陳言：“我們16混成旅的官兵什麼也不要，只要求把溥儀趕出紫禁城……”準備下令調炮轟打皇城，因段芝貴等人阻撓未能執行。致使溥儀在故宮居留到1924年。

1924年，柏齡任馮玉祥第三軍參謀長。孫中山密囑馮玉祥相機推翻曹錕、吳佩孚的統治，驅逐清廢帝溥儀出宮，徹底廢除帝制。10月19日馮部抵灤平，召集前後方部隊將領集中灤平開會。當場宣佈行動計劃，柏齡按其計劃迅速返回北京。10月22日午夜抵安定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包圍要害地區，佔領郵電通迅等部門。第二日清晨，城內街巷全是馮軍，軟禁曹錕於中南海延慶樓。吳佩孚因兵敗從大沽口乘軍艦逃遁。10月25日馮玉祥與其所部將領商議後電邀孫中山北上。1924年11月3日，馮部將守護故宮，保護溥儀的部隊1200餘人悉數繳械，取消清室優待條件，驅逐溥儀出宮。5日下午4時，溥儀及其後妃和親屬等分乘汽車出宮。由此，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皇權就此結束。

此事史稱“首都革命”。柏齡將軍參與其事，積極謀劃，趕走末代皇帝溥儀，取得“首都革命”的成功。此後，馮部改編為國民軍，馮任國民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柏齡任第一軍參謀長。

隨後，馮玉祥一度與張作霖合作。因連通關外的京奉鐵路處於極重要的軍事地理位置，乃由柏齡出任京奉鐵路局局長。1927年柏齡在察哈爾省與鹿鍾麟、張之江繼續共事，柏齡出任實業廳廳長、陸軍墾務總辦。興辦實業、屯兵種糧，對生產建設貢獻甚大。

抗日戰爭爆發後，平漢、津浦兩線劃為第一戰區。柏齡時任津浦鐵路線區中將司令官。

津浦鐵路是溝通南北的大動脈，戰略位置極其重要。日軍素以剽悍兇殘著稱的磯谷、板坦兩師團多次爭奪津浦線。柏齡身為線區司令官，奉檄守禦。每有警，常領幕僚及健卒躬親前往，巡防督查。寒夜冷露，衣甲凝霜結冰，落地有聲。柏齡雖年逾半百，但盡忠職守，竟數日不寢，僅裹衣小憩。危急時，晝夜生活在專車上以便指揮。一次，專車行於山東兗州車站遭日機轟炸，隨行人員強行拉他下車，匍伏農田，才倖免於難。柏齡不顧危險，深入現場指揮，是為常事。將大量機車、彈藥等輜重調運內地，不為日軍所用。因屢建奇功，備受嘉勉，軍委會專贈軍大衣等物慰勞，供其禦寒。

1937年日軍板坦師團沿津浦線路向南進逼，值此緊要關頭，第三集團軍司令韓復榘為保存實力退而避戰，致使敵軍於1937年11月5日攻入濟寧，沿津浦線長驅直入，對韓復榘的行為，柏齡異常氣憤。事後，參加在開封召開的第一、第五戰區師以上軍官的軍事會議時，仍餘怒未息。

早在1936年正當南京國民政府貫徹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政策時，柏齡以民族大義為重，積極參加與投降派的鬥爭。其時，馮玉祥、吉鴻昌領導的察哈爾抗戰已是四週年。吉鴻昌已被蔣介石殺害，為了宣傳抗日，打擊投降派。柏齡與張之江（上將）共同在南京發起召開紀念察哈爾抗戰4週年大會。召集積極抗日的各界人士400餘人參加。張之江主持會議，特邀國民黨元老於佑任及王世傑（後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等蒞會，起到了宣傳抗日的積極效果，在國民黨軍政界影響很大。此一史事記錄至今陳列在山東省泰安市灤州起義紀念館內。

自平津淪陷，津浦線失守。廣大華北地區淪入敵手，處於中原的河南迅即成為華北抗戰的後方，華中抗戰的前線，保衞武漢的屏障，南北戰場的樞紐。因此，河南戰場成了全國抗戰的重要地方。1938年1月17日程潛正式出任第一戰區司令，統10萬大軍30餘師。2月初，他又兼河南省主席。統一指揮軍政。程潛駐河南，深感責任重大。多次召開會議共商防務。在召開有師長、軍長及集團軍司令參加的軍事會議上，專門研究派遣得力將領加強防務等事項時，會上有人提出：潰散在各地的29軍餘部和西北兵軍官甚多。這些人多次與敵交鋒，渾身掛彩，對日軍仇恨至極，抗日怒火心中燃燒，時刻以求再戰。但因29軍軍長宋哲元以病告假，趙登禹、佟鱗閣等將軍戰死。缺乏有資望將領統一指揮。並建議選派一位資深的西北軍將領率領抗戰。另有人提出：“柏齡兄久歷戎陣是最佳人選……。”但，亦有人提出：“柏齡兄雖忠勇善戰，但年事已高，恐難勝任，且河南防務艱鉅，地處全國抗戰樞紐，不可視軍機為兒戲。”柏齡拍案而起，圓睜怒目，憤而變色：“一個軍人，值此國難當頭，豈能言老，避而不戰，苟全性命，是要我學韓復榘嗎？況且，我身體很好，願意前往。”語調咄咄逼人。參會將領聞言，盡皆啞然。程潛與柏齡為湖南同鄉，相知甚久。於是，程與馮玉祥相商，派遣柏齡任冀魯豫邊區自衞軍中將總指揮兼豫北行署專員、保安司令。在冀南、魯南、豫北等區域與友鄰部隊協同抗戰。曾與著名抗日將領張自忠同為師長的常好仁被任命為副總指揮，輔佐柏齡。

1938年初，柏齡在河南滑縣東南桑村西場召開萬人大會，宣佈成立冀魯豫邊區自衞軍。下轄7個支隊。當時任河北濮陽專區專員兼保安司令丁樹本（轄三個旅）及山東聊城專員兼保安司令範築先部均在其指揮下。此外，尚有範龍章和雷少荃兩部。柏齡所部又通過共產黨員劉晏春、盧輝等與八路軍聯繫後，先後數次派出80餘名青年分別到冀南解放區永年及南宮兩地培訓。他們受訓後積極發展抗日武裝，以冀魯豫邊區自衞軍指揮部的名義又擴編了3個支隊，其隊長分別由在解放區受過訓的李蔭青、賈守業、李九臬等人擔任。這些部隊配合八路軍，會躲會藏會打，打了就走，晝伏夜襲，依託廣大鄉村分散遊擊，與敵周旋，給日寇以重創。

1938年農曆2月28日，老羞成怒的日軍進攻滑縣，一面用大炮向城內轟擊，一面又從城南龍虎堤攻城，戰事激烈，從天黑打到天亮，龔部糧彈俱盡。城破，四百多羣眾被日寇集中於城東北隅，用機槍射殺。同時，日軍又進犯浚縣，殺害城內羣眾4000餘人。柏齡所部與地方民眾經激戰收復滑縣城。1938年8月，日軍第二次進犯滑縣城，土匪扈全祿帶4個旅4000餘人槍投敵，並駐滑縣城內。柏齡所部與八路軍聯合殲擊扈全祿，於8月25日收復滑縣城。8月26日俘獲扈全祿1400多人馬。柏齡派親信參謀長夏熙輯（澧縣人）槍斃替扈全祿充當內奸勾結日本人的副官秦際昌。

1938年11月15日，日寇開始對冀南等地實施第一次“掃蕩”，出動兵力有獨立混成第3旅團及114旅團各一部約3700多人。日軍攻佔聊城時，龔部所轄範築先部奮起抵抗。範築先，姚弟鴻及張鬱光等壯烈殉國。李蔭青所部在豫北數次陷入險境，後機智脱險。

繼第一次“掃蕩”後，日寇於1939年1月又出動3萬多兵力，分11路向冀魯豫中心區進攻。龔部與八路軍聯合，與冀南軍民沉重打擊了日軍有生力量。此後，日軍又以南宮、鉅鹿、威縣等地為重點，反覆“掃蕩”。徐向前、劉志堅率一部繼續進行反“掃蕩”。柏齡所部與八路軍密切配合，僅至5月間，經大小400餘戰，殺傷斃敵共數千人。各種報紙紛紛報導。筆者摘錄幾則如次：

《新華日報》1938年11月10日第二版：程潛11月8日就時局談話稱“我大河沿線，防務鞏固，晉南、豫北我游擊隊活躍，北方局勢無惡化之虞……”

《掃蕩報》1938年12月7日第二版：豫北所屬游擊隊10、11兩月斃日軍士兵4920人，10月斃日軍中將1名……

《掃蕩報》1939年2月14日第二版：冀魯豫邊境游擊隊活躍，殲日軍數千人，奪大炮三門……

《河南民報》1938年12月18日、1939年元月6日及3月28日分別報導：“豫北日寇屢受創迄無進展……。”“豫北日寇（計寇偽4萬多人）無法西犯……。”“豫北日寇陷我包圍中……”

民眾在抗日戰爭中所發揮的顯著作用，引起當局重視。為鞏固抗日成果，爭取民眾力量。程潛在1938年2月18日電示各專區專員、保安司令及各縣縣長到朱集（今商丘市）集合，赴鄭州隴海花園16號會客室開會。參會人員陸續到齊後，程聲音高昂地説：“為抗戰，軍民配合，軍政配合。欲想抗戰勝利，必須刷新政治。這就要你們發動民眾時，必須刷新政治，河南需要100個好縣長，這就要你們發動民眾時，把各縣的好官、壞官、好人、壞人，統統給我如實報上來……。”並宣佈施政方針是：一、剷除貪污；二、肅清土匪；三、免除苛派；四、整理徵兵；五、賑濟災民。

柏齡按其指令，相繼撤換滑、浚、淇等大縣的縣長。分別派親信參謀夏熙輯（澧縣人），總部副官李慶希及陳妄清等人為新任縣長。同時，嚴懲貪污腐敗。1939年春，龔部駐洛陽辦事處無人負責，司書李汝礪勾結第一戰區某機關人員之弟王某，盜用龔部印章，冒領經費2萬餘元。事發，柏齡為不增加駐地羣眾負擔，不怕得罪王某後台，力主嚴查，遣賈心齋（進步人士）負責追查。賈與柏齡副官張敬吾等三人繞道日軍佔領的滑、浚兩城，經淇縣、汲縣、林縣、孟縣，歷盡艱辛，抵洛陽。由洛陽專員李杏村及縣長李連慶配合，查找線索。知李汝礪已帶一妓女逃匿四川，賈遂帶專署所發雲票追至四川廣興縣，人贓俱得。又，滑縣商會副會長徐顯榮（其子在邵力子部下任職）仗勢拒交税款，柏齡不畏權勢，令人將其扣押。

為了發動民眾抗戰，柏齡利用多種渠道，爭取抗日力量。1938年太平洋戰爭尚未爆發，外國人的天主教堂處於中立狀態，柏齡常與外國牧師交往，利用教堂做掩護，自己穿着信服，宣傳抗日，旨在爭取抗日力量，並與牧師合影，表白自己已信教，以此製造假相，麻痹敵人，掩蓋抗日動機。

柏齡為馮系耆宿，著名將領，聲名隆盛。日寇意欲拉攏。在任冀魯豫邊區自衞軍總指揮期間，其舊日好友雷壽榮（日本士官生，與崗村寧次有交往）在日軍佔領北京後當了漢奸，任平津維持會秘書長。雷派與柏齡相熟的屈丙持函勸龔率部投降日本。柏齡拍案而起怒罵不止，並將信函撕得粉碎。

柏齡治軍嚴肅，令行禁止，受到羣眾擁護。1981年元月曾任滑縣桑村學校校長的高思任及高向朝等老人回憶柏齡所部情況説：“當時部隊所到之處，公買公賣……殺的是壞人，漢奸，大快人心……。”1939年，柏齡身邊一副官強姦婦女，派人查證核實後，立即在滑縣召開羣眾大會，親自主持處決了那名副官。此舉更加嚴明瞭部隊紀律，贏得了當地羣眾的擁護，積極配合軍事行動。如滑縣自治會主任進步人士賈心齋受柏齡委託不畏艱險帶人赴嵩縣替龔部領取槍支彈藥。

程潛及柏齡積極推行抗日統一戰線，更加受到共產黨的關注。不久，共產黨正式在一戰區長官部設第18集團軍聯絡處，朱瑞任主任。繼之又在柏齡所轄濮陽遊擊支隊設第18集團軍辦事處。這對豫北、豫南的抗日工作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38年上半年，共產黨員朱則民根據北方局指示，以八路軍代表身份與龔部所轄支隊司令丁樹本談判，達成協議：八路軍4支隊改用冀魯豫邊區自衞軍第四支隊番號，保持相對獨立。但在軍事上接受統一指揮。由龔部所轄丁樹本部供其給養、槍彈。朱則民以八路軍代表身份住柏齡司令部。平傑三（60年代曾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任四支隊高級參議、民運科長。共產黨員羅士高任四支隊政治部主任。直到1939年2月八路軍仍按黨的指示精神和冀魯豫實際情況確立工作方針：“在黃河以北繼續團結丁樹本一致抗日……。”由於共產黨的幫助，龔部得以鞏固和發展。僅丁樹本部二支隊就由原來的2個團2000餘人擴大到3個旅、2個支隊、1個特務團共萬餘人。抗日統一戰線形成以後，柏齡所轄冀魯豫指揮部人馬不斷擴大，後又相繼成立了滑、浚、淇三縣抗日自衞軍及豫北抗日遊擊第二支隊，這些部隊的重要職務均由列耕夫、王舒苗等共產黨員擔任，軍事上屬龔部指揮。後來，這些部隊大多編入了八路軍的序列，如遊擊二隊司令員就是共產員羅新民擔任的，1938年9月27日這支部隊編入了八路軍115師688團。1938年9月6日時任國民黨滑縣縣長的進步青年陳曙輝率自衞軍400餘人開赴井店編入八路軍。1938年7月地下黨員張慧僧被委為東明縣縣長拉起槍桿成立抗日隊伍。

柏齡對共產黨真誠抗日，日漸有所認識。當日軍進佔濮陽縣城時，所部丁樹本支隊為日軍追逐，率部四處潰逃時，八路軍於濮陽城南小濮州襲擊日軍，掩護丁部。柏齡知道後指示丁樹本不許南退，就地與八路軍配合抗戰。並允許共產黨派出幹部到丁部建立政訓處。

柏齡真摯地堅持國共合作，共同抗戰的方針。在他防區裏的官兵常與中共河南省委派來的代表聯繫。共產黨的組織利用地方政權許可組織抗日自衞軍的決定，在各鄉各村自上而下地組織抗日自衞隊，使冀魯豫邊區自衞軍又增加了6萬多人，總兵力達到10萬多人。正如中共河南省委在《保衞河南宣言》中指出的：“……全國與河南民眾，經過6個多月對日抗戰的鍛鍊，已經大大覺醒了，國民政府與河南政府已經開始成為統一的國民政府。這表現在堅決領導抗戰，開始採用民主方式動員民眾，並在抗戰時期開始注意改善民眾生活，如豁免戰區田賦，實行優待抗戰軍人，發佈懲治貪污法令與退還過去攤派的救國公債等……”

在硝煙瀰漫的抗日戰場，柏齡多次身處險境，均處變不驚，臨危不懼，為部屬所欽佩。1946年柏齡昔日副參謀長姜北華對柏齡長子龔肇柄説：1938年他同柏齡將軍在豫北某地遭日寇追擊。危急之中柏齡從容鎮靜地藏卧到農户的馬槽底下，任日寇大聲地喊，柏齡絲毫不動。表現出抗日將領一往無前，寧為玉碎，敢於獻身的英雄氣概。在險象環生流彈飛矢的戰場，不論是敵人的炸彈在身邊爆炸，還是日軍追兵疾速迫近，柏齡處變不驚，從容鎮定的大將風度，無疑起到了穩住戰陣的威懾作用。

柏齡出生於貧苦家庭，一生清廉。對舊軍閥的腐敗極端不滿，設法抵制。他一生不吸煙，不賭博，不涉足妓院。戎馬倥傯，緊張驚險的軍旅生活異常艱苦。因其妻邱氏大他9歲，且為小足，行走不便。為照料其飲食起居，柏齡才娶劉氏為妻。而其一家生活一向以薪金度日，別無其它經濟來源。在京居住20餘年，一直租借別人房屋，不置產業。為的是不給後人以生存上的依賴，勉勵自立。直至1936年，由於家庭人口增多，才在親友的勸説下，在北京西斜街購房屋一所。抗戰爆發後，柏齡一人赴前線抗戰，北平淪陷，音訊阻隔，全家老小不僅生活窘迫，還時時提防日偽騷擾。柏齡在濟南時，其長子龔肇柄為高級軍醫，亦從南口移師濟南。日軍不斷轟炸濟南，深夜兩人對座，感念國破家亡，難免有思鄉思親之情縈懷，但柏齡決不提及，唯恐影響子女鬥志而頹退。柏齡抗日名聲日隆，其家小在京，日偽當局瞭如指掌，日本警察及憲兵，偽政府偵緝隊多次騷擾龔宅，意在恫嚇。其次子龔肇機因在志誠中學參加抗日鋤奸團，被日本憲兵隊抓去，受盡酷刑，之所以未下毒手，實為另有所圖。柏齡怒斥雷壽榮，甚至要槍斃説客屈丙，也是對日偽圖謀的一次響亮回擊。

柏齡對趨炎附勢之徒，對流行的裙帶之風，深惡痛絕。其子龔肇柄在北京醫科大學畢業後，他一直拒絕為其安排工作，囑其自己開診所度日。抗戰爆發後，應徵入伍為軍醫。女婿李安庭在北大政法系畢業，亦拒為其安排工作。李安庭對岳丈的心情亦表理解，遂回雲南以教書謀生。柏齡二個兄弟即松齡、竹齡及其侄兒們亦不因柏齡在北京做官而在京謀得差事，在北京小住後令其回家務農。

柏齡深明大義，稟性豪爽，愛憎分明，早年即得吳祿貞青睞，成為馮系將領後又受馮玉祥器重。與柏齡相交久遠者亦必禮義之士，多為豪爽品格。驅逐溥儀出宮後，柏齡乾脆搬到北京舊巡捕廳24號與陸軍大學好友熊斌（曾任北京市長）同住一個四合院內，馮玉祥與之居住對面的寓所，故時相往來。炎夏之夜，馮常手持蒲扇赤膊短褲走過院來，共同商洽軍務大事。時常聚會的還有鹿鍾麟、商震、張之江等，均為當時關係政治大局的軍務大員。

柏齡處事公道。因出身寒微，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弱勢人羣，極為同情。如柏齡乘坐的汽車誤將家境貧寒求其謀事的士兵晏某撞傷後，柏齡立即下車親自送晏某去醫院診治，並寫信給當時任京畿司令的商震要求警方據實處理司機，事後又攜禮品到晏某家中慰問。舊社會一個普通士兵的生命如蟻，柏齡如此熱忱的對待一個普通士兵，使身為上將的商震很受感動。

柏齡看重鄉情，有很濃的鄉情親誼，熱情而又樂善好施，在柏齡的積極贊助下，於1932年在北京西直門內東新開路9號設立湖南石門會館，以助來京同鄉居住、求學。並常以家鄉菜饌款待來客，使身處異地的鄉親倍感親切。因此，他的家也成為石門乃至湖南籍同鄉經常聚會之地。肖伯享曾受廣東革命政府委派與馮玉祥聯繫，柏齡傾力相助，予以引見。鄭洞國、伍家宥、伍家宜等人到北京，均視柏齡為前輩專程拜訪。柏齡總是盛情款待，深情交談。

柏齡對家鄉父老一往情深，頗為信賴。“文革”時柏齡的祖墳及房屋瓦舍均未損壞。祖宗牌位保留神龕之內，亦完好如初，實系鄉親保護之功。

1939年初，程潛任天水行營主任，統一指揮北戰場。1939年9月30日國民政府下令：免龔柏齡本兼各職，赴天水行營報到，任天水行營中將參議。天水行營中與八路軍將領關係密切的將校甚多。大多由程潛召去。如程星齡（解放後曾任湖南省政協主席）時任行營參事（校為參事、將為參議），多次赴解放區，受到朱總司令及劉伯承將軍的歡迎。天水行營的氛圍，柏齡心嚮往之，奉調天水，內心是歡愉的，於是日夜兼程，欣然前往。他從豫北高寨出發，闖敵佔區，涉黃河，沿隴海路到西安。

天水行營統轄北方第一（衞立煌），第二（閻錫山）、第八（朱紹良）、第十（蔣鼎文）等戰區和冀察戰區（鹿鍾麟）、豫魯戰區（于學忠）、晉陝綏寧戰區（鄧寶珊）等7個戰區。轄陝、甘、寧、青、新、藏等13省。天水行營於1939年2月1日正式成立。程潛就任時，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負責人林伯渠登門祝賀。1940年5月天水行營撤銷時，蔣介石對中下級人員不予安排，僅撥法幣5萬元作資遣費。朱總司令知道後即向西安發話：“天水行營裁撤，官兵如無出路，歡迎來延安共同抗日……。”天水行營與八路軍的密切關係於此可見一斑。

柏齡奉調天水行營後，國民黨當局隨即對冀魯豫地區自衞軍總部人馬“整編”。原所轄支隊司令丁樹本受石友三引誘，圖謀變節，曾召集閻希孟（原龔部遊擊司令），孫相坤（原龔部一支隊參謀）、賈心齋（原龔部轄區滑縣縣長）等人開會，要他們帶人槍投敵，但均不為所動。此後，石友三又策動丁樹本進佔東明縣，渡河北竄，丁僅率千餘人過鐵路，投敵當了漢奸。龔部參謀長夏熙輯則遭軟禁後遇害。

此類事件的相繼發生，令人疑竇叢生。有資料稱此類事情是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所造成。《縱橫》雜誌總第98期載文引述大量史料論證柏齡將軍墜巖殞命乃國民黨右派密謀加害的結果。據此，聯繫到柏齡將軍所乘汽車墜翻後，肇事司機下落不明的情況分析，柏齡將軍突遭不測，確令人生疑，此一疑議，尚有待進一步考實。

據有關資料反映，柏齡將軍遇難經過大致是：石家莊失守後，山西門户洞開，閻錫山恐慌動搖，1939年冬，程潛囑柏齡前往督導軍務。經解放區返回西安，不幸在陝西中部的鄜縣境內危崖墜車，身負重傷。當人們把他送到西安時兩眼盈淚，口不能語。柏齡將軍親屬吳本堂及遠在貴州的長子龔肇柄聞訊趕赴西安。但，柏齡將軍終因重傷不治，於西安亡故。

柏齡遇難後，傳聞甚多，每有不實。一説為：柏齡1940年冬在西安翠華山遭日軍飛機轟炸遇難。另一説為：在甘肅徽縣境內危崖墜車殉難。二説均為有誤，因1939年12月8日前，柏齡已經遇難，1940年5月天水行營已經撤銷，柏齡不可能是1940年冬遇難。另，柏齡去山西督查軍務，奉召還營，軍務緊急，而甘肅徽縣與山西南轅北轍不在同一路線。何苦延時繞道返回呢？

據筆者十餘年詳細辯考。事實是：柏齡受天水行營派遣赴山西督查閻錫山防務後，奉召還營返西安。於延安與洛川之間的鄜縣（1964年改為富縣）境內殉難。洛川是西安到延安的門户，柏齡所經路線主要是在解放區，有意繞過了敵佔區，考慮到走八路軍駐防區要安全些，可見柏齡是相信共產黨的，諸多資料可資證明。而《西京日報》1939年12月12日的一則通告是可信資料之一。

柏齡將軍殉難後，《西京日報》自1939年12月8日至16日連續9天刊登通告，周知諸生前好友前往弔唁。特抄錄如次：

“西京日報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二 第二版

天水行營龔故參議柏齡追悼會籌備處啓事

敬啓者，本行營中將參議龔先生柏齡。原籍湖南石門，畢業於陸軍大學第一期，（筆者注：應為第四期）歷任察哈爾實業廳廳長、京奉路局長、津浦路局專員、津浦線區司令、第一戰區冀魯豫線區自衞軍總指揮、河南第十三區行政督察專員等職。所至有功，事無不理。此次奉召還營，翊贊戎機，甫御征塵，又膺重任，不避關山險阻，勇往邁進。詎料在鄜縣境內危巖墜車，竟以身殉。同時罹難者尚有鄧、韓二君，遺櫬現已移至西安，暫厝於南門外大興善寺。嗚呼！三仁殉國，千古流芳，痛念老成，彌懷忠藎，爰訂於國曆是月十七日下午四時，假崇廉路隴海禮堂開會追悼。敬希諸友好屆時參加，如惠挽幛請於期前送交卧龍寺本籌備處代收，為禱。恐未周知，謹此通告。”

柏齡將軍從鄉村步入軍營，自灤州起義 ^[1]  迄止魂歸翠華山，戎馬倥傯，久經戰陣。朔風裹戰袍，寒光照鐵衣。起身寒微，持清廉耿介之德。不恃才傲物，“縉紳而能不易其志。”是為至難！柏齡遇難時，僅青山為伴，清風為友，除隨身衣物，別無他焉！與當時大發戰爭財的國民黨腐敗官僚們形成鮮明對比。

1939年12月17日，天水行營在西安為柏齡舉行以“公忠殉國”為名的公祭。八路軍司令部、新四軍政治部/司令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及朱德、林伯渠等領導惠贈挽幛。另有程潛、於佑任、鹿鍾麟、衞立煌、閻錫山、商震及國民黨軍政要員亦送輓聯，以示哀悼。

西安翠華山，葬有諸多抗日陣亡將士，程潛題有“為國捐軀”牌坊。柏齡亦歸葬於斯。

將星殞落，萬古悲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