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同伐異

“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説。”（南朝·宋·范曄《後漢書·黨錮傳序》） ^[1] 

後人據此提煉出“黨同伐異”這則成語。 ^[1] 

從漢高祖劉邦開始，漢朝的前幾代統治者都吸收秦朝滅亡的教訓，德法兼施，文武並用，並推黃老之術，繼而奉行儒家學説，經過漢初的休養生息之後，漢朝迅速恢復和發展。

到了漢武帝時代，經過“文景之治”，積累了大量的物力、財力和軍事力量，疆土得到了擴展，鞏固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大一統的局面。

漢武帝當政的第二年，下詔書向天下廣納賢才。各地諸侯王、郡守、大臣短時間內推薦了一百多人，名單送至漢武帝那裏。漢武帝親自命題，要他們寫一篇治理國家的文章。漢武帝親自批閲。

漢武帝非常賞識董仲舒的觀點和文筆，董仲舒的文章名列前茅。董仲舒被皇上親自召見了兩次，回答了皇帝的許多提問。回去後，董仲舒根據皇上所問，寫就了兩篇文章。與前一篇文章，合稱《天人三策》，又稱《舉賢良對策》。

在這三篇文章中，董仲舒提出了影響中國，特別是漢代意識形態演變的理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主張被漢武帝採用並頒佈天下。從此，諸子百家的學説被看成邪説而遭禁止，儒學成了統一思想的指導。

漢武帝還採納了董仲舒提出的設立傳授儒家經典的最高學府的建議，特別設立了五經博士，形成了以讀經、通經為仕途的時尚。學者以儒經為教條，爭相“皓首窮經”。因為只要學通一經，就可以做官，如考試成績好，還可以做大官。以至形成了博士弟子不斷增加的局面，最多時，弟子達三千人。

經過漢武帝的一番統治，到劉詢當政時，也就是漢宣帝時代儒家學説更加盛行。但是當時儒生對五經有不同的見解，為統一認識，漢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漢宣帝責成名儒、時任太子老師的蕭望之主持皇家藏書樓兼講經處的石渠閣，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討論。

在這次討論中，沒有真正平等地進行討論，而是形成了儒生們把和自己觀點一樣的人作為同黨，互相糾合起來，一起攻擊和討與自己觀點不一樣人的派系鬥爭局面。 ^[2] 

黨同伐異這則典故表明那種跟自己觀點意見相同的就結成一夥，跟自己觀點意見不同的就攻擊排斥，甚至各自分立門户派別，打擊異己的做法可能造成社會共識的撕裂、隔閡對立的形成，對自由的危害很大。正確的做法是直面不同意見，打破一切形而上學同一性的政治學圭臬，走出理想主義和教條主義偏執，以現實、感性、多樣和差異性的事實為基礎，實現包容性，培植共存兼容的複雜性、複合型、協調性思維模式。 ^[3-4] 

黨同伐異這則成語在句子中可作謂語、賓語、定語，含貶義，用於書面語，泛指一切集團之間的鬥爭。 ^[1] 

宋·周邦彥《汴都賦》：黨同伐異，此姘彼醜。 ^[1] 

清·梁啓超《新中國未來記·緒言》：讀者幸勿比例惴測，謂此事為某人寫照，此名為某人化身，致生種種黨同伐異意見。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