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貴惇

黎貴惇生於後黎朝裕宗保泰七年（1726年），卒於1784年。山南下鎮延河縣（今太平省興河縣）人。出身士大夫家族，父親黎仲庶（黎富庶）為進士，任職刑部尚書，受封侯爵。黎貴惇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八歲能作賦策，十一歲讀完宋元史，日賦十篇，有“神童”之名 ^[1]  。至十四歲已習讀四書五經、史籍傳記，旁及諸子百家，以至“無書不讀、人以宿儒稱之。” ^[2]  。十八歲鄉試中解元，二十七歲登進士第，取為榜眼。“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 ^[3] 

1753年，黎貴惇被授翰林院侍書，後任侍講。其頗受黎顯宗器重。但卻未得到南方鄭氏政權的鄭楹（1740年至1766年執政）的青睞。雖然黎貴敦也曾因協贊軍務攻剿黃公質義軍有功和諳曉兵番（鄭主於兵部之外所置機構）典例，得到過鄭楹嘉獎，但其多任閒職，或入翰林院、秘書閣、國史館，或監察地方官。

1760年至1762年間，黎貴惇被選為如清歲貢副使，與正使陳輝宓等人出使中國。

1754年，因建議改革，建立法制，被讒言中傷，辭官。

1765年，黎貴惇辭官歸鄉，杜門著書，講學授徒 ^[2]  。

黎貴惇頗受靖都王鄭森賞識，1775年前其官職屢有升遷，曾出任陪訟（副宰相）。他先被起復為侍書，後因討平黎維(礻密)義軍有功，遷副都御史。1769年由穎城伯晉封為侯。1770年，黎貴惇受命前往清化勘察户口，查補軍項，返京後進呈清化民所送賂銀百餘鎰，不久擢工部左侍郎，署都御史。黎貴惇與宦官範輝錠過往甚密，1773年，鄭森以範輝錠署府事，黎貴惇人侍陪訟（副宰相），並以黃五福等掌督兵政，範輝錠掌督財政，黎貴惇掌督民政。

1775年，黎貴惇之子黎貴傑科場舞弊事發，此後又因其他事而遭彈劾、攻擊。1776年他出任新設順化鎮撫司協鎮撫。1778年，自請改入武班，被授為右校點權府事，改爵義派侯。1779年被解職，1781年起復，任國史館總裁。

端南王鄭楷執政後，於1784年3月，升黎貴惇為工部尚書。同年4月，黎貴惇去世，享年53歲。鄭楷聞訊後，命黎顯宗罷朝三日以悼之，並追贈其為穎郡公（穎城郡公）。

與中國類似的，越南傳統的士大夫將“三不朽”的“立德”、“立功”、“立言”作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在“立言”這方面，黎貴惇則可以被視為越南傳統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越南封建時期，沒有任何人想黎貴惇那樣著述豐富，著書立説猶如他的人生目的 ^[4]  。黎貴惇在他30歲之前，已經撰寫了《羣書考辨》、《聖謨賢範》等書籍，晚年著成《撫邊雜錄》。其著作一共約有50部 ^[5]  ，現代越南學者考證確定的著作有14部。著作的內容涉及哲學、史學、天文、地理等諸多方面。

在可確定的黎貴惇的14部著作中，有7部與哲學有關。另外的一些哲學著作如：《金剛經註解》、《道德經演説》、《存心錄》、《太乙卦運》等極有可能也是他的著作。由於黎貴惇在著作大多以抄本流傳，關於其著作的成書年代、卷次內容、抄錄傳藏等方面不少需要考定的地方。黎貴惇的一些著作中的不少內容為編輯校訂、抄錄轉述、述而不作。述而不作也是黎貴惇學術研究的一個特點。他的哲學和史學著作多為先賢語錄、經典所載內容和其他資料的分類抄錄編輯，正如其自雲：“據紙上文字，採諸傳記説話事蹟，標指眼目，略加概括，即可成帙”。

下面將列出的是黎貴惇的部分著作：

哲學類：《芸台類語》九卷，《羣書考辨》二卷，《聖謨賢範》十二卷（又作《聖謨賢範錄》），《見聞小錄》十二卷，《陰騭文注》二卷，《書經演義》三卷，《四書約解》（由漢喃文著成）

史學類：《黎朝通史》，《北使通錄》

文學類：《全越詩錄》，《桂堂詩集》

黎貴惇所作的《桂堂詩匯選全集》、《全越詩錄》、《桂堂詩集》等都有一些突破封建倫理道德觀念的題材和內容。如，《媽媽我想嫁》一詩，大膽暴露和辛辣諷刺了封建禮教對婦女的禁錮。

黎貴惇著述豐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他出生於書香門第，自幼飽讀詩書。其自雲：“僕生於安南、見聞未廣、但幼奉庭訓、兼陪堅士大夫遊、累代典籍、幸得竊窺旨奧。 ^[6]  ”

其次，黎貴惇多次供職於史館，又曾於鄭王府任要職，得以接觸和利用很多文史資料。有人認為他為了寫作《羣書考辨》，曾“讀遍十八世紀所能見到的各種漢文典籍” ^[6]  。

再次，黎貴惇治學嚴謹、勤於閲讀、抄錄，平時讀書所得，均隨筆記之，並分類收藏。其仕途坎坷，失意之餘則閉門謝客著書立説，幾次仕途起落也使他有了收集材料著書的時間。

根據史料，黎貴惇有三次短暫的講學經歷。第一次是在1765年至1766年間，他辭官在家，講學授徒；第二次是在1776年出仕順化的六個月中，曾經視察學宮，並與“諸生講學論文”，鼓勵上進，“諸生就學數十人”；第三次是在1783年出任乂安協鎮撫期間，因為政事不多，當地人常來問學，“乃廣開 學社，學者數百人”，至同年十二月復回朝任職。除此以外，黎貴惇平日也有很多追隨的生徒。《皇越詩選》的編著者人侍行參從繼烈侯裴璧、御史台署副都御史鎬譯伯陳公爍、人侍陪從行兵番機密事物阮廷簡等黎鄭統治集團的重要人物，皆出自黎貴惇門下。

1760年至1762年間，黎貴惇被選為如清歲貢副使，與正使陳輝宓等人出使中國。在中國期間，除修貢外，黎貴敦在京城參觀了文廟，歷覽山川，詢訪治體，“觀上國政治如何、人物如何” ^[7]  ，其亦與中國官員和其他國家使節團交往頗多，唱酬應答，詩書相贈。

在中國的兩年間，黎貴惇將其所著《羣書考辯》、《聖謨賢範》贈與清朝伴官秦朝釪，廣西提督學政朱佩蓮評閲，並就有關哲學、史地等問題與他們交流探討，還在京城與朝鮮使臣鴻啓禧進行了交流。回國之前，黎貴惇採集了一批書籍準備帶回越南。有些書籍因違禁令，在返回途中被廣西的官員查繳，購書的花費由中國地方官員支付。黎貴惇一行被查收的書籍包括：《淵鑑類涵》（後發還）、《智囊》、《千古奇文》、《神相全書》、《古今治平略》、《紫微斗數》、《封神演義》、《梅花易數》、《説鈴》、《擊壤集》、《貪歡報》、《山海經》、《大清律》等數十種。黎貴惇對《淵鑑類涵》一書非常重視，專門呈文請求發還。他認為“此書內纂時類詩文、人倫臣道”，可以“廣同文之化” ^[7]  。

黎貴惇生活在越南後黎朝的鄭阮紛爭時代，國家長期處於內戰和分裂之中。黎貴惇認為禮樂法度，應該“應辰（時）立教，通變宜民”、實行改革。1764年鄭主政權的鄭楹執政時，他曾上疏請“立法度、定經制”，建議權時之變，釐定法制。他認為“法制者、亦惟設官職、經文偉武、謹慮審令、勸學立教”，整頓社會秩序，以達到“威令稟然”、“分義秩然”、“禮文燦然”，“消？內外臣民凌戾乖爭之氣”，正人心，維風俗。但其主張當時並未被採納。1767年，靖王鄭森執政後，黎貴惇又屢有上疏諫言，頗受重視，1771年，黎貴惇就限制黎氏朝廷權力、某些官職的選任方式、勘察土地及增加兵役丁數等方面提出改進措施，表陳四事，鄭森“皆以為然、即令行之” ^[1]  。

另外，黎貴惇還主張減輕刑罰、蠲免錢糧，使民得以生繁。1776年他出任順化協鎮撫後，提出治理順化的首要任務在於“奠民居、通民利、祛民害” ^[11]  ，顯示出其“民本”的意識。

黎貴惇認為：“太極者一也、混元一氣也。一生二、二生四、以成萬物、是太極有一也。[12]”。傳統的觀念認為，天屬陽、主動；地屬陰、主靜。黎貴惇認為此為“分配之言耳”，“天不靜則四維何以安固、七政何以附麗？地不動則只快然一物，而生意幾寧息矣 ^[8]  ”，他得出結論：“天形動面氣靜，地形靜而氣動[12]”，提出了“天靜地動”的看法。

黎貴惇還以“風氣”之説來解釋天地之間的運動變化，認為天地皆“風氣”。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由此產生“風氣”而周旋於天地之間，引起事物變化。他認為，“風氣”存於天地間，“無時不有，非動時有靜時無也” ^[8]  。

他從“天人感應”的思想出發，推崇“天人合一”、“天人一理”之説，認為人與自然是可以相通的，是和諧的，人與自然可以齊一。黎貴惇提出天人合一的關鍵在於“道”，“象數之妙、散於形氣、自無出有、自有人無、杳微彰著之間、莫非道也”，“道在事物、事物有道、遠而際天蟠地、近而人倫日用、莫不有其理焉，有其義焉、君子固不容以不知也” ^[8]  。人能知“道”，合“道”的方法就是要“正心”、“虛靜”，此即“天人合一”之理。

黎貴惇的“理”、“氣”觀，受到中國宋代理學的影響較大，也據此進一步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思想。他認為：“盈天地之間皆氣也。理者言其實有而非無耳。理無形跡、因氣而見、理即在氣之中”。“理寓於氣、數由於理、生於心、作於事、氣之驗也”。

現代越南學者認為，黎貴惇“已經走入宋儒唯心之門，又從唯物的道路走出”，因為黎貴惇一反理為本的思想，認為理因氣而生，理存在於氣之中，有氣後有理，理為氣之屬性，無氣則理無所依 ^[4]  。

黎貴惇大體上接受併發揚了宋儒朱熹的思想。他在《陰騭文注》中寫道，陰騭文“使人慕於為善而不敢為惡、其有關於世教大矣”。他認為：

“ 人莫不有人心、莫不有道心、人心是人慾、道心是天理、顧得一分天理，便稍得一分人慾、人慾勝則為惡、天理勝則為善。 ”

黎貴惇認為，善惡必有報應，而且對於家庭和國家都關係重大。“行善則近報在自己、遠報在兒孫”，“百福駢臻，千祥雲集”。此即所謂“積善有餘慶”、“積善降百祥”之意。由此，家“可以膺吉康、成福祿”，國“可以厚風俗、躋太平、其道甚大”。

黎貴惇在揚善抑惡的目的看法上，與朱熹較為類似，都是要追求聖人君子的境界，聖人具有“道心”，能專一於“天理”，即“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的思想。他編著《陰騭文注》的目的，即為“普勸人士、共期克己復禮、據德懷仁，以趨於君子之域” ^[9]  。

越南黎朝“崇儒重道”，獨尊儒學，而對釋、老之説多所輕視，而黎貴惇則表現出兼容幷蓄的思想。他認為，佛教、道教清虛超寂，高談道德，縱論形神，自有其高明之處，“吾儒執彼此之見，每每辯駁，其可乎”。釋、老之教，地位儘管多有變遷，但“玄風妙法，實與天地相為不朽” ^[10]  。黎貴惇以“氣”、“道”之論來説明仙、釋的合理性，認為“形神皆資氣以立、氣聚則道成、散則道不成矣” ^[8]  。

儒家先賢著述講學的目的之一便是明天地、正人心，因此對神靈、怪異等少有論及。但《左傳》一書多載神怪之事，黎貴惇據此而認為：“大抵天地之間不出陰陽二氣而已。氣即理也，知此理此氣之未嘗無，則知鬼神之非無矣” ^[10]  。

十八世紀前後，越南上流社會對西方文化普遍表現出抵制、防衞甚至蔑視的態度，不願過多接觸西方文化。黎貴惇對待近代西方文化和科學持較為開明的態度，他願意瞭解和接受中國、越南等東方國家以外的世界。黎貴惇出使清朝期間，閲讀了一些西方傳教士在華的著作，他曾評價歐羅巴人利瑪竇、南懷仁、艾儒略等：“説天道地、淵奧無窮、治理曆法、亦多先儒所未發。”

他曾徵引《坤輿圖説》中關於大氣浮力的學説，以證明其認為天地間有氣充盈之觀點的正確 ^[12]  。黎貴惇廣泛研讀《坤輿圖説》、《地理志》、《四裔列傳》、《佛國記》、《使高麗錄》、《元徵西域記》、《真臘風土記》、《鄭和下西洋記》等著作，相信赤縣九州之外還有“大瀛海環其外”的九州，並認為宇宙乾坤是無限的，“廣輪際蟠、寥廓綿邈、無窮無極” ^[8]  。

黎貴惇在順化期間，阮主政權的一位工匠阮文誘曾留學荷蘭，對西方科技知識比較熟悉，於是將其事蹟加載其著作中，而當時的其他學者對於這種身份低微的匠人卻很少關注。另外，他亦在其著作中詳細記載了西方的兩種自鳴鐘及其運行原理 ^[11]  ，並非將其視為“奇技淫巧”而摒棄。

中國傳統的“華夷之辨”思想廣為越南士大夫階層所接受。另外，一些古代越南文化階層也自認為是神農之後，以“華”、“漢”自稱的情況在越南封建時代經常存在。而在強調越南自身也為“華”、“漢”的同時也儘量突出本民族特徵，並強調自身文化的優秀以及同中國的差異。

這種文化形態在包括黎貴惇在內的越南傳統知識階層都有所體現。黎貴惇認為：“越邦肇啓、文明無遜中國” ^[13]  。他曾對比漢代交趾郡與南海（今屬廣東）、蒼梧、合浦、鬱林（今屬廣西）的户口、地域數量、範圍等，認為交趾發達於南海等郡，並以交趾刺史兼統兩廣而治於龍編（今河內）為據，認為“以本國都城為正中之地、四方之所湊會” ^[11]  。此以國都為天下之中心的觀點，與中國古代的天下觀念極為相似。黎貴惇在出使中國期間，他對清朝官員在文書中使用“夷官夷目”來指稱越南使臣非常不滿，並向廣西布政使葉存仁提出交涉 ^[7]  。

越南後黎朝時代，經濟文化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峯，文化名人增多，著述載籍逐漸豐富，民族意識也同時凸顯出來。黎貴惇是一個比較具有民族意識的學者，他對越南本民族文字、文學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應舉時，黎貴惇使用喃字作散文，衝擊越南科舉必須完全使用漢字的成規；入仕後，突破朝廷必須行漢文（文言文）的規定，用漢喃文作奏摺。他的著作中，也有很多使用本民族的喃字著成的。

黎貴惇以“融會”和“創造”的精神來整理、審視並反思越南文化，他在其著述中經常讚頌越南歷史上的名人，如參與營建北京紫禁城的阮安、發明神銃的胡元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