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道

1919年9月，黃道考入南昌第二中學，受《新青年》雜誌的影響，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與袁玉冰等人發起組織江西改造社，出版《新江西》雜誌，針砭時弊、議論國事，傳播馬克思主義。 1923年秋，黃道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後改為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在學習期間，他聆聽李大釗的教誨，如飢似渴地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積極參加各種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的社會活動。同年，他即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他不僅思想進步，學習成績優異，而且有很強的組織能力，不久即成為北師大黨支部書記和北京學聯的負責人之一。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和1926年北京發生“三一八慘案”時，黃道都積極參加與組織北京學生的罷課鬥爭和遊行請願。因而，黃道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緝。在黨組織的安排下，1926年5月18日，黃道回到江西參加新的戰鬥。

黃道回到江西時，正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為發動工農羣眾支援北伐戰爭，他出任國民黨橫峯縣黨部籌建人，同時秘密成立中共橫峯縣支部，並深入姚家壠、青板橋、樓底藍家一帶，組織農民協會，開展農民運動。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時，黃道作為江西地方黨組織的負責人，參與了起義的準備工作，積極組織工人、學生成立擔架隊、宣傳隊，有力地支援了起義。起義部隊撤離南昌後，他遭到國民黨的通緝，潛回贛東北，任橫峯區委書記，秘密發動羣眾建立武裝，準備暴動。“八七”會議後，黃道與方誌敏、邵式平共同領導了1928年春的弋（陽）橫（峯）農民武裝暴動，當時他任弋陽縣委書記兼弋陽暴動總指揮。此後，他為創建革命根據地及紅軍進行了不懈的鬥爭。1930年，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形成，並建立了紅十軍，黃道任贛東北蘇維埃主席團委員兼秘書長，贛東北特區委常委、組織部長。

1931年7月，黃道調任中共閩北分區區委書記後，致力於重建紅軍，成立了閩北獨立團，他兼任閩北軍分區政委，領導閩北蘇區軍民打退了數萬國民黨正規軍的多次“圍剿”，擴大了蘇區，保衞了人民政權，使閩北蘇區進入了鼎盛時期。1933年5月，黃道任閩贛省委常委、秘書長、宣傳部長 ^[3]  。1934年1月，他當選為中華蘇維埃臨時共和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

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後，黃道奉命留在閩北，領導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七七事變”發生後，黃道、曾鏡冰於1937年9月20日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閩贛省抗日軍政委員會正副主席的名義，致信國民黨江西省政府19歲考入南昌熊式輝，表示願意將閩北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抗日義勇軍，要求國民黨軍隊從游擊區撤退；不日，雙方代表在光澤縣大洲村舉行談判，對方基本上接受了我方條件，雙方達成協議。根據談判協議，黃道率閩贛游擊隊1500人到鉛山縣石塘鎮集中。為了紀念三年游擊戰爭的勝利，黃道在集中期間給參加了三年游擊戰爭全過程的200位同志每人發了一枚銀質的“閩贛邊區堅持鬥爭紀念章”。1937年冬，中共中央決定將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還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和中央軍委新四軍軍分會，以項英為書記，黃道任分局委員和軍分會委員。

根據中央指示，黃道領導的閩北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第三支隊第五團，饒守坤任團長。黃道留在南昌，任新四軍駐贛辦事處主任。不久，又擔任東南分局宣傳部長、統戰部長。

東南分局和新四軍駐贛辦事處在一起辦公，辦事處實際上就是分局的對外辦事機構，工作任務極其繁重。黃道根據黨中央“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的指示，在江西積極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採取各種形式和辦法，在羣眾中宣傳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傾心組織江西青年服務團等幾十個抗日羣眾團體，並在這些團體中秘密建立黨的組織。他積極開展統戰工作，爭取國民黨上層人物，團結各界人士和名流學者。他利用公開身份，進行合法鬥爭，頗有成效。

1939年3月，日軍大舉進攻南昌，國民黨在倉惶撤退時，故意不通知新四軍駐贛辦事處，並準備徵用辦事處的車輛和“便宜行事”，企圖讓辦事處人員毀於日軍之手。黃道得悉後，立即率領辦事處全體人員安全撤離南昌，遷往吉水縣的三曲灘。

4月，周恩來到東南視察，黃道與曾山在浙江金華迎接。他們精心安排了周恩來與閩浙贛三省黨的負責人秘密開會，並向與會者傳達了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精神。爾後，黃道陪同周恩來來到上饒、吉安。

這時，上級決定辦事處遷上饒，黃道到東南局工作。4月18日，黃道與周恩來在樟樹分手，周恩來返桂林，黃道赴上饒並轉往皖南新四軍軍部。途中，黃道不幸在鉛山河口鎮染疾，住進大同旅社治病。5月23日，特務頭子張超密派特務黃玉成、呂鶴年等買通為黃道治病的醫生，給黃道注射毒藥，將他殺害。黃道犧牲時，年僅39歲。

5月25日，中共中央東南局發出《關於悼念黃道同志的通知》，陳毅奮筆寫了《紀念黃道同志》一文，對黃道一生的革命業績作了高度評價。同時，東南局又派曾鏡冰、陳丕顯慰問黃道親屬和主持悼念活動。在河口，廣大羣眾冒着坐牢的危險前來參加弔唁和追悼會。黃道靈柩運往閩北崇安老區長澗源安葬。

1953年，贛東北人民為緬懷黃道的光輝業績，將黃道烈士遺骸遷葬於上饒信江河畔。

黃道，原名黃端章，號一鳴，1900年5月21日出生於江西省橫峯縣姚家壠一户農民家庭。自小聰穎好學，19歲考入南昌省立二中 ^[3]  ，立下改造江西，拯救中國的愛國志向，與袁玉冰等創建江西改造社，出版《新江西》季刊，傳播新文化，繼而傳播馬克思主義。1923年秋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次年由李大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任北師大黨支部書記。

1926年3月16日，與時任北師大學生會主席的邵式平等北京市學聯負責人，共同領導了一場聲勢浩大反帝愛國運動，卻遭到段祺瑞執政府的殘酷鎮壓，製造了死47人，傷200多人，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黃道在慘案發生期間即遭反動執政府的通緝，奉黨組織決定，他與邵式平一起回江西從事革命活動。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前夕，身為中共江西省委領導層的一員，代表省委與以周恩來任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代表劉伯承秘密聯絡，商討有關武裝起義問題。8月1日，直接參加了聞名中外的南昌起義。

中共在武漢召開的“八七”會議，制定了“土地革命”的總路線，從此，中國革命進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當時，因南昌起義的武裝部隊南下廣東，黃道又一次遭反動當局通緝，根據中共江西省委的決定，他潛回自己的家鄉橫峯縣，在少數民族畲族的聚居地樓底蘭家成立中共橫峯區委，任書記。與時任中共弋陽區委書記的方誌敏和邵式平等一起，投身土地革命，共同領導弋（陽）橫（峯）農民武裝暴動，開始了創建贛東北革命根據地的戰鬥歷程。

在弋（陽）橫（峯）革命根據地的創立階段，方誌敏調任中共橫峯區委書記，立足樓底蘭家，把主要精力放在擴大農民武裝暴動方面，並與邵式平、黃道共同創建工農武裝。

1928年春，國民黨調集軍隊，對初創的弋橫根據地進行瘋狂“圍剿”，當新生的紅色政權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方誌敏主持召開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方勝峯會議”，批判了紅旗能否打得下去懷疑論者“埋槍逃跑”的錯誤主張，制定了堅持革命根據地鬥爭新的策略。

黃道不辱使命，經過近一年的努力，與方誌敏一道（一年間，方誌敏經常到貴溪），建立了中共貴溪縣委，並在縣委的直接領導下，於1929年初夏，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貴（溪）餘（江）萬（年）農民武裝暴動高潮。隨之整個革命根據地擴大到信江流域的8個縣，並於同年10月1日成立信江特區蘇維埃政府，標誌根據地由弋橫進入信江階段。

1930年7、8月間，中共贛東北特委、贛東北特區革命委員會成立，標誌根據地由信江進入贛東北階段。此時，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佔據黨中央的統治地位，黃道與方誌敏等強烈抵制“左”傾路線，共同受到降職處分。

1931年3月下旬，為要整頓因塗振農擔任紅十軍政委而造成軍紀一度渙散、不願與國民黨軍隊正面交鋒的非正常狀況，方誌敏親自兼任紅十軍政委，而把原來擔任的贛東北特區蘇維埃主席職務交由他最為放心的黃道代理。在此期間的一個多月時間裏，擅長黨務的黃道接任特區蘇維埃主席之後，同方誌敏一樣把政務處理的井井有條。不但使黨包辦蘇維埃的問題進一步得到解決，還加強法制建設，着手起草《贛東北特區蘇維埃暫行刑律》。

方誌敏率軍從閩北迴歸贛東北之後，重新擔任蘇維埃主席職務。不久，黃道調任中共閩北分區委書記，黨務、政務、軍務一手抓，把革命的天才愈加發揮的淋漓盡致；剛去的第一個月，連續召開中共閩北分區委擴大會議，通過《政治任務決議案》；召開閩北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閩北分區蘇維埃政府，重新頒佈《施政大綱》，着手製定包括分配土地在內的法律條例；加強閩北紅軍獨立團和赤衞隊、少年先鋒隊等羣眾武裝的戰鬥力，同時創辦閩北紅軍醫院；重新選舉產生閩北總工會等，整頓各種羣眾組織。在黨和蘇維埃的旗幟下，閩北蘇區廣大人民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這一切，都充分體現了黃道革命的天才。

1932年11、12月間，中共閩浙贛省委、閩浙贛省蘇維埃政府相繼建立，標誌這塊革命根據地由贛東北進入閩浙贛階段。

1933年4月26日，中央人民委員會第40次常會決定劃中央蘇區的建（寧）黎（川）泰（順）數縣和閩浙贛的閩北分區，新開闢的信（江）撫（河）分區組建閩贛省，閩北蘇區因此一度成為中央蘇區的組成部分。黃道擔任中共閩贛省委常委、秘書長兼宣傳部長，閩北蘇區在這個新成立的省份中區域面積最大。同年年底，閩贛省在國民黨調集百萬大軍的第五次“圍剿”中，首當其中被分割。此後，閩北蘇區重歸閩浙贛省管轄，幹部人事頻繁調動，但黃道仍留在閩北，領導蘇區軍民開展第五次反“圍剿”鬥爭。1934年11月，當贛東北蘇區反“圍剿”鬥爭面臨極度險峻的局面之時，方誌敏曾發電報給中央，要求把閩浙贛的首腦機關遷移到閩北，只是中央為要方誌敏擔任紅十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率領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向皖南進軍，這個戰略主張遭到否決，否則，閩浙（皖）贛地區的革命鬥爭，將會是另一種局面。此時，黃道在閩北，領導廣大軍民已開始逐步轉入三年游擊戰爭。

儘管閩北蘇區先後隸屬閩浙贛或中央蘇區，都由黃道負全面領導責任，革命天才加不懈奮鬥，使他在長期的土地革命戰爭中屢建奇勳。

1937年“七七”事變，開始第二次國共合作，繼而進入全民族的抗日戰爭。黃道領導閩北軍民匯入抗日洪流之前，已歷經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

當閩北蘇區軍民第五次反“圍剿”面臨失敗的緊急關頭，黃道以革命家的政治敏鋭，適時作出“主動撤離大安（閩北蘇區首府），保存有生力量，依靠武夷山區和人民，堅持游擊戰爭”的戰略決策，蘇維埃革命的許多政策策略也隨之轉變，從而使整個局面不致於極度惡化，紅軍主力也得以保存。紅軍游擊隊獲上饒縣“甘溪大捷”之後，黃道又主持中共閩北分區委會議，制定了“以老區為依託，挺進敵後，開闢新區，內線與外線結合，開展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隨之，閩北紅軍獨立師分兵遊擊，依靠各地羣眾，歷經一年有餘的奮鬥，開創了閩北、閩中、閩東北、撫東四大遊擊分區。游擊戰爭相對穩定的1936年4月，黃道與閩東根據地的領導人葉飛舉行“洞宮山會議”，正式成立中共閩贛省委，黃道任書記兼省軍區政委 ^[3]  ，葉飛任軍區司令員。會後，各自回原地繼續擔負領導責任。黃道身為省委書記，除充分施展其革命天才之外，在極其艱苦的游擊戰爭環境中，同樣要經受飢寒交迫的生存考驗，有時肚子餓的咕咕叫，只能夜宿山上數星星。此時，他會出題問身邊的同志們“什麼最快樂”，以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引領一羣革命者戰勝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他還作過《無題》詩一首：踏火歸來又赴湯 / 隻身亡命是家常 / 東西南北路千里 / 父母妻兒各一方 /嘆息斯民猶困頓 / 馳驅戰馬未玄黃 / 鋒煙稍憩農夫舍 / 索得農茶作膽嘗。字裏行間，透露了因“赴湯蹈火”造成與妻兒天各一方的“亡命”困境，更表達了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奮鬥到底的革命意志。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的消息傳開之後，人在大山深處的黃道同樣以革命家的政治敏鋭，意識到國內形勢已發生急劇變化，立即召開閩贛省委會議，作出《關於開展反帝抗日鬥爭的決議》，號召“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不論職業、團體、宗教信仰及政治派別，一致聯合起來，共同進行抗日的民族戰爭”。不久，又收到從香港寄來久違的黨中央文件（游擊戰爭開始後一直與黨中央失去聯繫），不僅如獲至寶，還根據文件精神，於1937年3月7日率先組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閩贛省抗日軍政委員會”，自任主席。從號召“進行抗日的民族戰爭”，到成立“閩贛省抗日軍政委員會”，這在遭到國民黨軍事“清剿”、經濟封鎖、幾乎與世隔絕的深山老林，能夠作出如此精確判斷並果斷採取組織措施，在南方八省各地遊擊根據地是最早的，充分印證了這位革命天才的政治頭腦和高屋建瓴的政策水平。果然，當年7月，黃道收到國民黨光澤縣長主動寫來的一封信，要求與紅軍遊擊舉行和平談判。於是，黃道一面發出給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主任葉劍英的信，一面派自己的長子、年僅18虛歲的黃知真，不避風險，深入虎穴，與邱子明一起到光澤縣大洲與國民黨地方當局代表談判。黃知真年紀雖小，但由於長期接受父親的言傳身教，又在革命環境中歷練成長，“小小革命家”同樣不辱使命，有理有節，使和談進展順利並勝利結束。這是黃道率閩贛游擊區軍民投身抗日的第一個重大行動。

1938年1月10日，黃道抵達闊別已久的早年求學地江西省會南昌，與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書記項英和老戰友陳毅（黃道在北京師範大學任黨支部書記時，曾經與陳毅並肩領導愛國的學生運動）等會面，共同討論東南分局的工作和貫徹黨中央關於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的指示。在此之前，黃道曾將閩贛省委和所轄各地的紅軍游擊隊共700餘人集中在崇安縣長澗源，隨後又轉移到同處武夷山麓的江西省鉛山縣石塘鎮，並將這批紅軍遊擊健兒初步整編為閩贛邊區抗日義勇軍第三支隊。黃道到南昌不久，即擔任中共東南分局委員兼宣傳部長，統戰部長，在新四軍擔任軍分會委員兼駐贛辦事處主任。2月，黃道與新四軍參謀長張雲逸一起奉命到鉛山石塘，首先將中共閩贛省委改組為閩贛特委，把當地黨的領導工作交給了曾鏡冰、王助等一批生死與共的骨幹成員。接着，又代表東南分局和新四軍軍部，將閩贛抗日義勇軍第三支隊整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第三支隊第五團”，任命饒守坤為團隊長，曾昭銘為副團隊長，下編3個營。此時，第五團已由最初下山的紅軍游擊隊700餘人擴大到近1500人，有重機槍4挺，輕（花）機槍10餘挺，另有2門迫擊炮等重武器。歷經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仍保存這麼多部隊和武器，在南方各大遊擊根據地可謂名列前茅。這也是黃道成為新四軍創造者之一的一個重要條件。

同年2月25日，黃道帶領第五團千餘將士在整編地石塘鎮舉行軍民抗日誓師大會，並一直送這支自己含辛茹苦培育出來的部隊經河口到橫峯。隨後，英雄的部隊開赴皖南巖寺新四軍軍部集中。奔向抗日的戰場。黃道也從此離開戰鬥了7年的武夷山區。陳毅元帥曾經這樣評價：“在三年游擊戰爭環境中，黃道同志盡了他畢業的絕大努力，也發揮了無比的革命天才……在與我黨中央隔絕的情況下，在進攻者長年的包剿下，黃道同志能獨立支撐，頑強堅持，終於完成了保持革命陣地，保持革命組織的光榮任務，所以能夠以一支強有力的部隊編入新四軍，來適應抗日戰爭的爆發。這是黃道同志對革命，對民族的絕大貢獻。”

新四軍駐贛辦事處，是經過國共兩黨針鋒相對的鬥爭之後，由毛澤東主席親自批准設立的，其作用非同小可，由黃道擔任辦事處主任，其責任也十分重大。辦事處設在南昌市張勳公館，直屬中共中央東南分局領導，當時，為了掩護黨的首腦機關，東南分局與駐贛辦事處溶為一體，對外基本上以辦事處名義開展工作，並與分局所轄的各個省委、特委保持聯繫，實施領導。新四軍駐贛辦事處的主要任務，是指導新四軍在東南各省設立的辦事機構的工作，其中有湖北省的通山、湖南省的平江，浙江省的温州、平陽、麗水和福建省的福州、崇安、龍巖等辦事機構，還直接領導設在江西省境內的景德鎮、瑞金、吉安、河口、貴溪、池江、馬坳、慈化、金（溪）資（溪）貴（溪）、恩順、瑤裏、大港、石塘、黃崗等14個新四軍辦事處，留守處或通訊處。這些辦事機構對內實際上都是黨的一級組織。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和東南分局制定的大膽發展的方針，黃道在江西全省，尤其是贛東北老區，恢復和吸收新老黨員，使人數有成倍成倍的增加。到1939年6月底，全省黨員人數達到18330.人。新四軍駐贛辦事處以及遍佈各地辦事機構的另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直接領導當地的抗日救亡運動，同時全力為新四軍擴充兵員，籌款籌資，輸送軍用等物資支援前線，事實上成為新四軍最強有力的後勤部。而黃道就象當年為“八一”南昌起義部隊輸送大量物資一樣，當好了新四軍這個最大的“後勤部長”。

如果説新四軍駐贛辦事處主任需要日理萬機，黃道還擔任了東南分局的宣傳部長，統戰部長，還需要分出大量的精力宣傳黨的抗日主張與策略，做好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更必須具備過人的睿智與毅力。上海、南京相繼淪陷之後，國民黨軍隊在江浙戰場上節節敗退，南昌成了最靠近前線的大都市，許多淪陷區的抗日團體、政界和文化界人士以及流亡青年學生紛紛聚集到南昌，雖説抗日氣氛濃厚，但也需要去引導、去組織，才能產生最佳成效。當時，黃道以辦事處主任身份，夜以繼日地工作。他利用天時、地利、人和等有利條件，通過舉行招待會、懇談會、講演會等，廣泛聯繫各黨派、無黨派及教育界、工商界、文化界等各方面人士。宣傳黨的抗日方針，動員他們參加抗日救國運動。他廣交朋友，其中有國民黨上層人士李烈鈞、彭萬程、李中襄乃至蔣經國等 ，無黨派人士有許德珩、孫曉林、孫孟起、王造時、羅隆基、雷潔瓊等大批有識之士。他（她）們都紛紛投身抗日救亡運動。黃道還通過各種途經，採取各種形式，把本地和外地的各界人士組織起來，成立了許多抗日救亡團體，其中有：“江西青年服務團”、“江西宣慰工作團”、“上海職業青年戰地服務團”、“紅十字會上海煤業救護隊”、“平津滬學生流亡團”、“江西省鄉村抗戰宣傳巡迴工作團”、“上海勞動婦女戰地服務團”、“青年抗敵後援會”、“南昌農民工作團”、“新四軍戰地服務團”、“江西婦聲社”、“南昌文化界救國會”、“江西青年戰時工作團”、“贛江木船工人救國會”、“南昌市學生青年聯合會”、“音教會抗敵劇團”、“江西省抗戰歌詠協會”等等。這些抗日救亡團體基本上都建立了中共組織，在黨的領導下，深入社會走向城市和鄉村，或組織文藝演出和歌詠活動，或辦刊辦報，廣泛宣傳，或舉行集會，演講鼓動，促進了抗日救亡運動的蓬勃發展。尤其是動員了一批批熱血青年參軍參戰、或捐款捐物，親赴前線為戰地服務，以實際行動投入神聖的抗日救國戰爭。這些顯著成效的取得，與黃道的革命天才同樣密不可分。

1938年5月，為了批評當時流行抗日戰爭“亡國論”或“速勝論”的錯誤思想，闡明中共關於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和指出爭取抗戰勝利的正確道路，毛澤東同志相繼撰寫了《論詩久戰》和《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兩篇軍事著作。3個月後，黃道根據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深刻體會，結合自己領導遊擊戰爭累積的豐富經驗，並針對黨內外有人輕視游擊戰爭的錯誤傾向，撰寫了長達8萬餘字的《抗日遊擊戰爭的實際知識》。全書共分9章：第一章論述抗日遊擊戰爭在抗日戰爭中重要的戰略地位和可以取得抗戰最後勝利的巨大作用；第二章論述開展抗日遊擊戰爭的三個基本條件；第三章論述游擊隊的組織，編制，發展和游擊隊指戰員必須具備的多種條件；第四章論述抗日遊擊戰爭不僅有戰術問題，同樣有戰略思想與戰略要求；第五章論述抗日遊擊戰爭的戰鬥動作；第六、七章論述游擊隊的行軍與宿營、偵察與聯絡；第八章論述游擊隊的政治工作，強調游擊隊沒有政治工作，沒有魚水般的軍民關係就不能生存；第九章論述肅奸工作，對於混進游擊隊的漢奸或敵軍偵探，一旦掌握確鑿的證據，務必嚴懲肅清，避免遭受意外，腹背受敵。這本專著對於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指導作用，表現了著者深厚的理論素養和卓越的軍事才能。黃道這個名字更加受到廣大抗日民眾的敬仰，一切敵人對他也更為畏懼。

1939年3月24日南昌淪陷前夕，已由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更名的東南局和新四軍駐贛辦事處，分別遷移江西上饒和吉安兩地。黃道到吉安已不再兼任辦事處主任而調回東南局工作。於是他從吉安經上饒到浙江金華，與東南局副書記曾山一起，會見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當時，周恩來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的公開身份，從重慶來到東南抗日前線。4月4日、5日，黃道相繼安排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劉英、江西省委書記郭潛、福建省委組織部長範式人直接向周恩來彙報工作，並安排周恩來在東南局及閩浙贛三省黨的領導人會議上作重要講話。接着，黃道又陪同周恩來先後到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部所在地上饒和江西省國民政府所在地吉安，與國民黨地方軍政當局進行諸多交涉，推動了抗日戰爭局面的向前發展。

周恩來離江西赴廣西桂林，黃道一直送到樟樹才依依惜別。他欲赴皖南新四軍軍部開始新的工作，途經鉛山縣河口鎮時卻突然發病，經黨內同志勸阻住進河口大同旅社，並在當地問醫治病。令世人意想不到的是，早就對中共傑出英才黃道懷恨在心的國民黨當局，竟然趁機下毒手。國民黨第三戰區特務頭子張超指派特務呂鶴年等，買通第三戰區醫院的醫生，假治療之名，竟喪心病狂地注射毒劑。5月23日，黃道殞命離世，年僅39歲；中共中央東南局發生《關於追悼黃道同志的通知》。6月3日，中共福建省委衝破國民黨當局的重重阻撓，在河口鎮隆重舉行有數千人蔘加的追悼大會，陳丕顯代表東南局和新四軍軍部前來弔唁並致追悼詞。

追悼大會之後，黃道靈柩移葬武夷山崇安縣長澗源；黃道蒙難河口鎮之謎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才真相大白，其靈柩也從福建長澗源移葬江西上饒市區。

遺作收入《黃道詩文集》。 ^[1] 

黃道同志思想境界高尚，猶如他正氣凜然的詩章：踏火歸來又赴湯，隻身亡命是家常。東西南北路千里，父母妻兒各一方。嘆息斯民猶困頓，馳驅戰馬未玄黃。烽火稍憩農夫舍，索得濃茶作膽嘗。臨終前，他囑咐身邊的親人和戰友，要“革命到底，抗戰到底”。

陳毅稱讚他是“江西人民革命領袖，中共優秀的領導幹部，馬列主義的活動家，抗日新四軍的創造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