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盧瑟·鮑威爾

1937年4月5日，科林·盧瑟·鮑威爾出生於美國紐約，家住紐約哈萊姆區的莫寧賽德大道，父母是牙買加移民，父親盧瑟·鮑威爾是碼頭的搬運工，母親是縫紉工。

1943年，鮑威爾一家遷到了南布朗克斯亨茨克地區，鮑威爾可以説是在凱利大街952號長大的。那時，布朗克斯有很多猶太人，還有愛爾蘭人、波蘭人、意大利人。因為凱利大街街區稍微有些彎曲，因此很多年來它一直被叫做“香蕉凱利”。那時，這個地區幾乎沒有籬笆，但人們總是把門窗關得牢牢的。經常有盜案發生，吸毒也逐漸開始蔓延。當然，犯罪和暴力尚未嚴重到後來那麼厲害。

在早先的那些年中，科林·鮑威爾的頭腦裏種族歸屬意識幾乎沒有，因為在“香蕉凱利”不存在少數民族問題。後來，隨着年齡增大，社會接觸面越來越廣，種族問題開始在鮑威爾腦子裏有了越來越深刻的印象。他發現，猶太人、波多黎各人、黑人到處都是衝口而出的表明種族屬性的稱謂，有時甚至引起毆鬥。而這又往往並不是為了爭個“你低我高”，只是為自己的這一羣人出口氣。

科林·鮑威爾的讀書天賦並不高，在小學裏，有一個階段他甚至被安排在專為學習困難的學生而辦的“慢”班裏。但他是個温順的、聽話的好孩子，愛聽美妙悦耳的民間音樂或英語詩歌，愛吃香蕉、烤羊肉、大米飯和豌豆。稍大一些，他就利用假期去打工，曾在一家百事可樂廠當過搬運工。後來鮑威爾自己也承認，少年時代他並沒有明確的生活目標。

1954年2月，離鮑威爾17歲生日還差2個月，他從莫里斯中學畢業了。那時，除了在課堂上學到的有限的書本知識和課餘打工時學會的某些技巧，他一無所長。不過，在莫里斯中學時，鮑威爾的體育競賽成績優異，為此還獲得了學校的榮譽。但過了不久，他覺得在範科特蘭公園裏作越野跑很乏味，就改跑400米。再後來，鮑威爾又打過一段時間籃球。那時，聖·瑪格麗特聖公會有一個籃球隊，因為鮑威爾個子高，跑得快，所以教練給了他一個機會。美中不足的是，鮑威爾大部分時間都是當板凳隊員，最終又離開了球場。命運決定鮑威爾與運動員無緣。

他這樣有始無終，見異思遷，引起了父母的擔心，他們沒有明説，但鮑威爾心裏有數。不過，他覺得自己確實也有一個突出的方面，他當時是一名優秀的牧師助手，很喜歡在聖·瑪格麗特聖公會中承擔的宗教責任。這裏有組織、等級制度，常舉行盛大的慶典。這個宗教世界據他後來回憶，與軍隊頗有幾分相似之處。

科林·盧瑟·鮑威爾(2張)

按照父母的意願，鮑威爾像姐姐瑪裏琳一樣向紐約市立學院和紐約大學兩所學校遞交了申請，結果兩所大學都錄取了他。選擇哪一所學校，只需簡單計算一下就行了。紐約大學是私立大學，一年的學費是750美元；紐約市立學院是公立學校，學費只要10美元。於是，他進了紐約市立學院。

1958年，鮑威爾獲得紐約市立學院獲地質學學士學位。在校學習期間，他參加了後備軍官訓練隊，畢業後被授予少尉軍銜。在完成了步兵軍官基礎訓練後被派往德國，同時晉升為中尉。隨後，他先後被派到馬薩諸塞州的登文斯堡、肯塔基州的坎貝爾堡、堪薩斯州的萊文沃思堡和科羅拉多州的卡森堡等處任職。

1962年至1969年間，鮑威爾先後兩次被派到越南參加戰爭，在越南戰場上一共得了11枚勳章。越南的經歷使鮑威爾牢牢吸取了教訓：首先是使用軍事力量應服從於政治目標的正確選擇，那樣才能不犯或少犯錯誤；其次是在戰略上須有正確的選擇，應保證美國軍人的生命儘量少受損失，這既是道義和責任所在，也是保持士氣和國內輿論支持的基石。

1969年，鮑威爾進入喬治·華盛頓大學，1971年畢業並獲商業管理碩士學位。畢業後他被分配到五角大樓助理參謀長幫辦辦公室任職。1973年－1974年任駐韓國美軍大隊司令。此後歷任第101空降師第2旅旅長兼美駐德國陸軍第5團團長、美國國防部副部長高級軍事助理、國防部長高級軍事助理。1987年12月－1989年1月任里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

1989年，鮑威爾被喬治·布什總統任命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晉升四星上將，成為美國曆史上第一位任該職的黑人，也是最年輕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任職期間，鮑威爾參與指揮了美軍入侵巴拿馬、出兵菲律賓和索馬里等重大事件。

1990年8月2日，科威特戰爭爆發，科威特王室的大部分成員逃往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8月3日，華盛頓白宮。美國總統布什召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國務卿詹姆斯·艾迪生·貝克、國防部長理查德·布魯斯·切尼、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鮑威爾、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等人蔘加了會議。鮑威爾首先提出了政治上的問題。他説，我們是否有義務保衞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布什總統深知鮑威爾的原則——這位20世紀80年代崛起的美國名將歷來認為“沒有合理的政治目標，就不能合法地使用軍事力量”。總統立即明確而堅定地回答説：“我們與沙特阿拉伯訂有條約，我們有義務……”至於是否應該動用軍隊去解放科威特，那就有待於聯合國去討論了。接着，鮑威爾就軍事部署發表了他的看法。鮑威爾向總統指出：“應儘早將美國國旗插在沙特的沙漠上，但這樣做的風險極大，如果伊拉克發動攻擊，我們的部隊極易受損。假如您最終決定動用部隊的話，總統先生，那就必須採取儘可能大規模的行動，給予決定性的打擊。選準靶子，確定目標，然後設法壓垮它。”

這就是後來在海灣戰爭中使美國能以極小的傷亡代價換得了對薩達姆的輝煌軍事勝利的重要指導原則——“強化選擇戰略”。如果沒有海灣戰爭，也就沒有科林·鮑威爾，這就是命運。駐海灣地區美軍司令諾曼·施瓦茨科普夫將軍後來回憶説，“強化選擇戰略”是鮑威爾提出並極力貫徹的。這種戰略思想正符合這位傑出的黑人戰將一貫的思維準則，如果誰有機會走進當時的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辦公室，就可以看到屋內醒目的地方掛着一幀白色字幅，題為“科林·鮑威爾的準則”，上書12條格言，其中一條是：“選擇時慎重, 你便能獲得。”

鮑威爾選擇這樣的戰略顯然是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礎上的。他深知薩達姆並不是那種西方輿論所謂的“戰爭狂人”，這位伊拉克的最高統治者實際上不想同美國全面開戰。問題在於薩達姆心存僥倖：美國政府是否真下決心捲入海灣地區的軍事衝突？美國人民願意看到自己的軍人為科威特這個小國流血犧牲嗎？

鮑威爾當然也知道，戰爭如果進入持久階段，美國軍人的生命代價必然是昂貴的，而這會對美國民眾的心理及國會的議員們產生深刻的影響，因此，他很快主持制定了“90—1002作戰計劃”。這個計劃規定要部署陸、海、空三軍共25萬人。鮑威爾認為，集結的兵力越多，優勢越明顯，戰爭的勝利就會來得越快，越徹底。

緊接着，五角大樓的戰爭機器便全面啓動，鮑威爾接連發出了多道命令。美國本土、歐洲、中東、遠東地區的美軍基地都迅速行動起來，一架架戰鬥機、轟炸機、運輸機呼嘯着衝上藍天，一艘艘航空母艦、戰列艦、驅逐艦劈波斬浪，駛向海灣……一個名為“沙漠盾牌”的在沙特阿拉伯大規模集結美國軍事力量的行動計劃很快付諸實施。

接下來的幾個月中，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視着海灣危機的發展和變化。外交努力和軍事準備同步進行。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有關決議，要求伊拉克軍隊立即撤出科威特，並賦予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在必要時採取一切手段把伊拉克軍隊趕出科威特的權利。

1991年1月17日凌晨，在美國總統布什的授意下，“沙漠風暴”行動開始實施，海灣戰爭正式爆發。一批批美國轟炸機在戰鬥機的護航下，從沙特阿拉伯的機場及停泊在海灣中的多艘航空母艦上起飛，對伊拉克的機場、導彈發射架、裝甲部隊集結地及各類軍事設施進行了反覆、猛烈的轟炸。巴格達的夜空中火光沖天，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徹夜不息。伊拉克的空軍力量不久就被摧毀，防空火力包括蘇制的導彈在強大的美國空軍力量面前顯得招架乏力，尤其是美國採用了以電子干擾為主的多種高科技手段，在戰場上明顯佔了上風。正如鮑威爾事後所説，這次在伊拉克夜空中發生的一陣接一陣的爆炸聲，已開始了戰爭的一個新紀元，人們稱之為“高科技戰爭”。“沙漠風暴”開始後不久，也許是得到了命運的啓示，鮑威爾就對同僚及記者預言：這場戰爭將在3月1日結束。後來的事實再一次證明了這位四星上將在政治及軍事上高度的洞察力和反應、判斷能力。

2月24日，號稱為“沙漠軍刀”的多國地面部隊開始進攻。使全世界軍事專家和記者都略感意外的是，伊拉克所謂的精鋭力量——共和國衞隊並沒有組織起強有力的阻擊。人們紛紛猜測：是美軍的連續空襲起了作用呢，還是薩達姆不想把自己的“老本”一下子拼光？總之，多國地面部隊進展順利。事實上，這正是鮑威爾“強化選擇戰略”所希望達到的目標。

2月27日，鮑威爾向布什彙報：“到今天晚上，科威特戰場上將不再有敵人存在了。”布什與鮑威爾及其他人緊急磋商後，很快決定將於2月28日上午停火。儘管當時戰場上的軍事指揮希望越過伊科邊界對薩達姆的武裝力量進行毀滅性的打擊，但是鮑威爾對布什説：“ 總統先生，我們不該讓人們認為我們是為了殺戮而殺戮，我們的勝利已經是明擺着的事實，正確的選擇應該是立即停火……”布什同意這個觀點，鮑威爾打電話將布什的停火決定通知施瓦茨科普夫。戰爭結束了。科威特解放了，薩達姆被迫接受了這一失敗的局面，命運把勝利的旗幟交給了美國。科林·鮑威爾作為海灣戰爭的英雄，在美國及西方世界贏得了空前的聲望。

硝煙甫定，鮑威爾就向新聞界解釋了他對戰爭結局的選擇。他説：“不錯，逃出科威特的共和國衞隊和坦克是比我們預料的多；不錯，我們本來可以打死、打傷或俘獲落在那個陷阱裏的所有伊拉克士兵。但是，這並不能改變薩達姆今後的行為，有2000萬人口的伊拉克對只有150萬人口的科威特總是一個威脅，不管有沒有薩達姆，也不管有沒有共和國衞隊。科威特的防衞有賴於它同那個地區的友邦和美國的安全安排。這就是戰略現實。另一個現實是，我們在戰場上與伊拉克軍隊交了鋒，實現了聯合國的目標，將它的有生力量消滅了一大半。“有人還會提出，在我們把薩達姆打得節節敗退時為什麼沒有窮追不捨，直搗巴格達？有一點往往受到忽略：當美國節節勝利時，我們是在領導着一個執行聯合國明確規定的使命的國際聯盟。這個使命已經完成，當然，我們希望看到薩達姆由於給他的人民造成的死亡和國家受到破壞而被本國人民推翻。遺憾的是，這沒有發生。“在海灣戰爭中，147名美國人獻出了生命，另有236人死於事故或其他原因。從軍事統計的角度講傷亡不算大，但對每一個不幸的家庭來説都是一個悲劇。”“能夠聊以自慰的是，我不必同更多的父母説：‘我很難過，你們的兒子在圍攻巴格達時失去了生命。’在總統何時作出停火決定這個問題上，我起到了應起的作用，我自豪而無愧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

由於在海灣戰爭中的卓越貢獻，美國國會授予鮑威爾美國最高榮譽獎—國會榮譽勳章。

1993年9月30日，鮑威爾退役，隨即辭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職務。

1995年，鮑威爾的自傳《我的美國之路》出版。

2001年1月至2005年1月，鮑威爾任美國國務卿，是美國曆史上第一位黑人國務卿。

自從80年代，新保守主義就開始逐漸掌控美國輿論陣營。布什政府上台後，外交上鋒芒畢露，四面出擊，體現出競選時提出的保守現實主義外交理念，“遵循的是美國國家利益至上的準則，奉行的是以實力為基礎的‘單邊主義’外交”。尤其是9·11事件發生，美國遭到襲擊後，鷹派主導的布什政府立刻找到了對外政策的方向。布什宣稱:“要麼站在我們這邊，要麼站在恐怖分子那一邊!”他的二者必居其一的選擇句式，輕易就把當今的多元世界一分為二。隨後美國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並拋出了“邪惡軸心論”、核態勢評估報告和“新帝國”論鷹派開始瘋狂地尋求一種新的對外政策，即“穿着反恐外衣的新保守主義政策”

對於外交事務，鮑威爾擁有自己的方式和特點。在以態度強硬、作風凌厲著稱的小布什政府中，鮑威爾是核心人物中惟一的一位温和派人物，通常被人們視為比較典型的“鴿派”人物。鮑威爾曾表示，自己是一名戰士，研究戰爭，但戰爭決不應被看作是不可避免的，要盡一切可能去避免戰爭，“和為貴”是他信奉的宗旨，因此，他被稱為“鷹爪鴿”。 鷹派觀點和政策明顯與鮑威爾堅守的外交思想和原則背道而馳，儘管困難重重，鮑威爾並沒有停止自己的努力，他憑藉自己良好的個人品質、忠誠的愛國精神、温和的中間立場，在中東地區展開了大大小小的外交斡旋。

對世貿大廈的襲擊表明，恐怖主義已然成為全人類公敵。迫於國內外輿論壓力，新保守派也認識到在美國利益遍及全球、恐怖襲擊無處不再的情況下，不可能獨自完成反恐任務，需要國際合作，並不得不收斂單邊主義。事件發生後，鮑威爾持續發出“這個世界太複雜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單獨行事”的呼籲聲音贏得了巨大國內外反響。這既是對鷹派單邊外交的敲擊，也是洞悉局勢之後的警醒，更是鮑威爾倡導多邊外交的表述。作為國務卿，鮑威爾的首要任務就是爭取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向恐怖主義宣戰。

鮑威爾不斷尋求各個國家的支持，很快，許多主權國家紛紛公開表明立場，支持美國的反恐行動。盟國也給了美國以最大程度的同情與支持，美國也表現出了對盟國的依賴與感激。“反恐這一主題使大國之間的合作有了新的動力和基礎”。美國很快組建了規模空前的一支反:恐“合唱團”，從而為鮑威爾的多邊思想提供了廣闊的施展空間。2001年10月，美國在阿富汗打響了反恐戰爭。在很短時間內，以很小代價就消滅了支持恐怖主義組織的塔利班政權和奧薩馬的基地組織。一場小戰，就在未來世界最具戰略價值的地區佔有一席之地，美國初步達到了反恐和資源、戰略地區控制的雙重目的。阿富汗戰爭的結束，標誌着美國取得了反恐的階段性勝利。國際合作也初見成效，雖然矛盾依然存在，但就國際合作這一點，國務卿鮑威爾的作用功不可沒。

隨着美國成功擊潰塔利班，深入中亞腹地，鷹派對國際合作的工具性利用很快顯露出來。美國的盟國特別是歐洲盟友發現美國正在“過河拆橋”。在阿富汗戰爭中，美國得封國際社會支持，在利益面前卻有意將其盟友的作用邊緣化。很多美國高官都在不同場合表現出對歐盟的不在意甚至不屑一顧。甚至針對法國、德國政府的反戰做法，拉姆斯菲爾德大罵“老歐洲”沒出息，引起美歐關係緊張。而後，在巴以問題、伊拉克問題、貿易保護主義問題、環境保護及其他全球性問題上，美國和歐盟接連出現了嚴重分歧和利害衝突，同盟關係出現了嚴重裂痕。 國務卿鮑威爾不得不出面修復盟友關係。在2003年4月初的布魯塞爾記者招待會上，鮑威爾用“一個老朋友勝過兩個新朋友”的俗語駁斥了歐洲對美國不再重要的説法，並把伊拉克重建定單作為拉攏各國的籌碼。

鮑威爾認為，阿富汗戰爭的成功會使鷹派收斂單邊主義。而鷹派卻以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為藉口，將反恐範圍擴大化，下一個目標瞄準了伊拉克。 從根本上説，鮑威爾並不反對對伊戰爭以及對中東地區的民主輸出。只是在方式與手段上他堅持着自己的原則和立場，即主張政治、經濟手段解決問題，如果開戰則必須要獲得聯合國支持的多邊方式。

鮑威爾對拉姆斯菲爾德倡導武力解決伊拉克問題的做法極為反對。他認為：遏制政策可以取代轟炸，是迫使巴格達政權改換門庭的最佳途徑。並認為“切尼等鷹派對基地組織和伊拉克有一種‘狂熱’，使政府失去正確理智的判斷”。他對有關伊拉克威脅的報告也不屑一顧，認為“滿篇都是胡説八道”。但鷹派短時間內便成功説服小布什等人相信，伊拉克可能參與了恐怖襲擊，並且將來還可能會向恐怖分子提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結果推動總統命令軍方進行伊拉克戰爭準備。

2002年8月，在與布什總統和國家安全顧問賴斯舉行長時間的會談後，鮑威爾終於説服布什在對伊動武之前尋求聯合國的授權。對他來説，聯合國授權就是多邊與國際合作的典型，哪怕只是道義上的支持。而切尼、拉姆斯菲爾德、沃爾福威茨等人還在不遺餘力地鼓動布什在下一年春季發動伊拉克戰爭，他們對聯合國的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核查進程毫無興趣。

2002年11月，伊拉克政府在國際社會的壓力和美國的軍事威逼之下決定接受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1441號決議。在伊拉克同意武器核查人員重返巴格達後，國際的斡旋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美國的戰爭準備。但隨着阿富汗戰爭的順利進行，鷹派的遊説和造勢工作開始取得成果，到12月中旬，五角大樓己基本贏得了把反恐戰爭擴展到全球特別是伊拉克的主動權。鮑威爾極其孤立，不久後承認，“政府正在研究攻打伊拉克的各種方案”。他清楚，憑他一個人的力量無法遏止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的戰爭腳步，因此他不得不接受現實。

當伊拉克戰爭在所難免之時，鮑威爾針對伊拉克戰後重建問題提醒布什總統：伊拉克問題的核心不是如何打贏這場戰爭，而是戰爭結束後如何重建國家，“問題在於如何收拾殘局”，隨後，鮑威爾與鷹派發生爭執。鮑威爾透露，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布什總統讓他看一看美國是否可以從聯合國那裏找到一個解決方案。鮑威爾從他“戰則必勝”的軍事角度出發，建議戰後應向伊拉克派駐更多部隊，結果也沒有成功。

2003年2月5日，鮑威爾受命在聯合國安理會就美國攻打伊拉克的理由進行闡釋。在布什看來，用鮑威爾這位在外界看來是“鴿”派的人物作為自己戰爭政策的最佳推銷員是最合適不過的了。就在鮑威爾去聯合國安理會闡述美國對伊動武理由的前夜，他還與美國中情局局長特內特工作了一夜，直至篩選出真正的一些有價值的情報。據一位高級官員説:“鮑威爾強烈意識到情報100%準確的重要性，因為這關係到美國的聲譽，當然，也會關係到鮑威爾本人的聲譽。最後他還是無奈列舉了連自己都難以置信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證據，後來事實證明有很多理由是不確切的。而美國多年來建立起來的國際誠信也在一天之間灰飛煙滅。 ^[6] 

縱而觀之，任職四年內困難之多出乎鮑威爾預料之外，除了處理日常的外交事務外，為了兩場戰爭（阿富汗和伊拉克）和兩個核危機（伊朗和朝鮮），鮑威爾對外不得不四處奔波，尋求國際合作。對內，鮑威爾不得不與唐納德·亨利·拉姆斯菲爾德等鷹派周旋。但是，鮑威爾的性格特點和對國家的忠誠決定了他既不可能因為困難而去職，更不可能因為個人恩怨而走人。他的這一責任感既來自於三十餘年的軍旅生涯，更來自於他對美國的感恩。

鮑威爾能夠就任國務卿，是由於自身具有良好的人格魅力和個人素質，這一點被小布什所利用。9·11事件為鮑威爾外交思想提供了一個展示契機，“單邊”暫時讓位於“多邊”。他憑藉良好的個人品質和強烈的政治感召力開展外交工作。單就鮑威爾的地位和作用來説，自從鮑威爾被受命聯合國際力量準備對阿富汗戰爭開始，他在政府中才有了一定的發言權，在國際事務上有了一定的影響力。直到在他阻止對伊動武的交鋒中失敗時，他仍保持着這種影響力。但至於能否取得外交成就，這不是一個國務卿職位就能夠決定的。

1961年，鮑威爾在亞拉巴馬州伯明翰結識阿爾瑪·維維安·約翰遜，二人於1962年8月25日結婚，育有1子2女。

2021年10月18日早晨，科林·鮑威爾因新冠肺炎併發症去世，終年84歲。 ^[4]  10月18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美國國會大廈、白宮降半旗悼念前國務卿鮑威爾。 ^[1-3] 

11月5日，鮑威爾的葬禮在華盛頓國家大教堂舉行，美國總統拜登夫婦、前總統奧巴馬伕婦、前總統小布什夫婦等共同出席了葬禮。 ^[8] 

鮑威爾前國務卿是美國資深外交家。我們對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對他的家人表示誠摯慰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4] 

他是“一位朋友”和“一位擁有至高無上的榮譽和無與倫比的尊嚴的愛國者”。（美國總統拜登） ^{[5]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