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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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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生(1917—1974),乳名金水,廣東豐順縣人,先後畢業於潮州金山中學、抗日軍政大學,1939年冬被派往晉西北《抗戰日報》任戰地記者,深入到戰地前線採訪。1948年秋,高麗生調任新華社晉綏總分社副社長。1949年冬,高麗生跟隨劉鄧大軍進軍大西南,後在重慶任新華社西南總分社副社長。次年,高麗生任中共中央西南局機關報——重慶《新華日報》副總編輯。 1953年10月,高麗生調任《光明日報》副社長兼總編輯。1959年,調到《工人日報》任黨組書記、社長和總編輯。 1962年,高麗生兼任社長的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小説《劉志丹》,因而蒙冤下放到廣東番禺縣任縣委副書記。1974年9月27日,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9月29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小會堂舉行由中共廣東省委主持、有各界人士500多人蔘加的追悼會。1979年,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組織部為小説《劉志丹》平反,全國總工會黨組也宣佈為高麗生平反昭雪。 [1] 
中文名
高麗生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日期
1917年
逝世日期
1974年
主要成就
1955年11月,出訪南斯拉夫,寫有《南斯拉夫見聞》一書。
出生地
廣東省豐順縣湯坑石橋頭村

高麗生人物簡介

高麗生(1917~1974年),乳名金水,民國6年(1917)出生於廣東豐順縣湯坑石橋頭村的一個貧苦農家。
高麗生的父親紹靜,早年病逝,家境清貧,後靠公償資助得以讀書。自幼天資聰穎,勤奮好學,深得鄉中長輩稱讚。
17歲那年,高麗生考入潮州金山中學。在學校進步教師的影響和指導下,閲讀了愛國志士鄒韜奮主編的《生活週刊》等進步書籍,接受了新思想的薰陶,積極參加學校各種學生運動。畢業後回到家鄉鍾秀高級小學任教。
抗日戰爭爆發後,高麗生參加湯坑青年抗敵救亡同志會。不久,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他歷盡艱辛,經廣州輾轉到達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民國28年(1939)冬被派往晉西北《抗戰日報》任戰地記者。次年日軍冬季大掃蕩時,他不顧自己已經染上傷寒病,冒着槍林彈雨,深入到戰地前線採訪。他的戰地新聞還在南洋一些抗日報刊上登載。
民國37年(1948)4月2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赴平山縣途中經過晉西北時,在興縣接見了《晉綏日報》(抗日戰爭勝利後,《抗戰日報》易名為《晉綏日報》)編輯人員。毛澤東跟高麗生握手時,問起他的名字,毛澤東聽了,風趣地説:“是一寶呀!”(因“高麗生”與“高麗蔘”諧音)高麗生和報刊其他編輯整理了毛澤東的《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的原始材料,後來收入《毛澤東選集》第4卷。
同年秋,高麗生調任新華社晉綏總分社副社長。一次,他從來稿中發現劉胡蘭壯烈犧牲的動人事蹟,立即整理撰稿,及時編髮出去。不久,毛澤東為劉胡蘭烈士作了“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題詞,劉胡蘭事蹟傳遍全國。
1949年冬,高麗生跟劉鄧大軍進軍大西南,後在重慶任新華社西南總分社副社長。次年,高麗生任中共中央西南局機關報——重慶《新華日報》副總編輯。
1953年,高麗生參加中國新聞工作者代表團赴蘇聯訪問。次年10月,高麗生調任《光明日報》副社長兼總編輯。1955年11月,他率團出訪南斯拉夫,回來後寫了《南斯拉夫見聞》一書。
1959年,高麗生調到《工人日報》,任黨組書記、社長和總編輯。
1962年,高麗生兼任社長的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小説《劉志丹》,曾參加過陝北革命根據地浴血戰鬥的革命老前輩習仲勳等人對小説給予高度評價。高麗生為擴大宣傳影響面,決定在《工人日報》上發表小説《劉志丹》的部分章節。後康生將小説《劉志丹》誣為“為高崗翻案的反黨小説”,説“利用小説反黨是一大發明”。接着,康生又找高麗生談話,施加壓力,要高麗生一次一次地檢討。但高麗生胸懷坦蕩,不畏高壓,他堅信《劉志丹》是一本好書。後來,中共中央組織部將高麗生下放到廣東番禺縣任縣委副書記。
1966年4月,高麗生到番禺上任。他到任後,不計較個人得失,堅信中國共產黨。他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寫了幾萬字的學習心得。他一度曾被揪回北京批鬥,有些親友勸他給康生寫效忠信,才能走出困境;也有人建議他給張春橋(1953年曾一起出訪蘇聯)寫信,或許能得到幫助。高麗生聽後,斬釘截鐵地回答説:“我不,由他來!”
1973年冬,高麗生赴北京探親,因食道癌而一病不起。1974年9月27日,高麗生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終年57歲。9月29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小會堂舉行由中共廣東省委主持、有各界人士500多人蔘加的追悼會。
1979年9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組織部為小説《劉志丹》平反。同時,全國總工會黨組宣佈為高麗生平反昭雪。 [3] 

高麗生人物生平

1934年考入潮州金山中學,接受了新思想的薰陶。畢業後回到家鄉鍾秀小學任教。抗日戰爭爆發後,參加了湯坑抗敵救亡同志會。1938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6月,他歷盡艱辛到達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1939年冬被派往晉西北《抗戰日報》任戰地記者。1947年初,從來稿中發現劉胡蘭壯烈犧牲的事蹟,整理撰稿,及時編髮。1948年秋,調任新華社晉綏總分社副社長。1949年冬在重慶任新華社西南總分社副社長。1950年任中共中央西南局機關報《新華日報》總編輯。1954年8月任《光明日報》副總編輯。1959年調任《工人日報》黨組書記、社長和總編輯。1979年9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組織部為小説《劉志丹》平反。同時,全國總工會黨組宣佈為高麗生平反昭雪。
從家鄉奔赴延安的熱血青年
高麗生,1917年出生於豐順縣湯坑石橋頭村的一户農民家庭。父親早逝,家境貧寒,直到10歲才憑公助入本村小學讀書。高麗生學習刻苦用功,成績優秀。1934年,他小學畢業,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潮州金山中學。在這裏,他不僅學到大量的文化知識,而且閲讀了不少進步書刊,萌芽了革命思想。
1937年,高麗生初中畢業後返回家鄉,被聘為鄰村鍾秀小學教員。當年年底,同為湯坑人的革命家、知名作家、報人馮劍南在汕頭接受任務後返回家鄉,以鍾秀小學為據點,成立“湯坑青年、婦女抗敵救亡同志會”。滿懷革命熱情的高麗生,成為這個革命組織的第一批成員。在馮劍南的引導下,他一邊教書,一邊發動青年,組織民眾,在豐順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直到翌年6月底去延安為止。
在延安,高麗生受到前所未有的思想錘鍊和政治薰陶。在抗大,艾思奇的通俗哲學,陳維實的恩格斯辯證法,張如心的毛澤東哲學,王學文的政治經濟學,吳亮平的馬克思主義ABC,楊松的中國革命史;還有中共領袖們的宏論:如張聞天社會學的深邃,劉少奇黨建理論的高超,陳雲闡述組織生活的發微,將高麗生引入一個寬廣的知識海洋。不到一年的抗大生活,高麗生成為抗大的優秀學員和“大手筆”,他寫了多篇特寫、通訊、心得在延安的報刊上發表。
親聆毛主席教誨的戰地記者
1939年冬,高麗生被分配到晉綏邊區黨委機關報《抗戰日報》,參與籌辦並任記者、編輯。1946年7月1日,《抗戰日報》更名為《晉綏日報》。後期高麗生升任新華社晉綏總分社編輯科科長、總編輯和副社長。在這期間,該報和高麗生本人,一直受到毛澤東的悉心指導和親切關懷,其中三件事最為聞名。
第一件是毛主席對《抗戰日報》的指導。1944年12月,毛主席在延安與出席“七大”預備會的晉綏分局副書記、晉綏軍區政委林楓談起《抗戰日報》,毛主席説12月6日的第1版和第4版兩個整版刊登了林彪一個講話《今年怎樣練兵》,這一天的報紙就不應該這樣編;長的文章,可以印成小冊子,或者節錄一部分要點在報紙上發表。毛主席還就報紙的編輯發表意見。林楓及時向《抗戰日報》編輯部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作為該報主要採編人員的高麗生,毛主席的指示使他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啓發,他按照毛主席的要求採編新聞,安排版面,使報紙的質量明顯提高,羣眾更加喜愛,報紙的宣傳力進一步增強。
第二件是1948年4月2日毛主席在山西興縣蔡家崖村對《晉綏日報》社編輯人員發表談話。當時,高麗生任新華社晉綏總分社總編輯,在場聆聽毛主席的談話。毛主席在談話中,系統地論述了黨報的性質、任務和作用。毛主席的指示,成為黨報的根本指導方針。此後,高麗生從晉綏到重慶,又從重慶到北京的《光明日報》《工人日報》,堅定地貫徹落實毛主席指示的辦報方向,在堅持報紙的黨性原則,傳達黨的方針、路線,為人民羣眾服務方面,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第三件是在中共新聞史上著名的“毛澤東戲解人名”情節,使高麗生成為新聞界一個耳熟能詳的名字。就在毛主席同《晉綏日報》編輯人員説話的當天,他與大家一一握手,並詢問每個人的名字。當握着高麗生的手時,他剛説出自己的名字,毛主席就笑眯眯地戲稱:“高麗蔘(生),哈哈,朝鮮產的高級補品嘛,”引得大家鬨堂大笑。毛主席的幽默,使同志們倍感親切,紛紛向毛主席討教,這才引出毛主席發表了在中共新聞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也就是在這個場合,毛主席揮筆為《晉綏日報》題寫了報名,並題詞。毛主席待人隨和,對報人親切,還有那言簡意賅的題詞,對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目標及方式作出精闢的闡述,使高麗生受到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高麗生從1939年冬在《抗戰日報》任記者到擔任晉綏邊區新聞機構負責人,業績突出,成果豐碩。1940年日軍對根據地大掃蕩時,他不顧自己染上傷寒病,冒着槍林彈雨,深入戰地採訪,以真實、生動的文字報道抗日軍民的英勇鬥爭。他的戰地新聞作品,不僅在《抗戰日報》,還在南洋一些進步刊物上刊登。1947年初,他從來稿中發現山西文水縣一位年僅15歲的女共產黨員,在農村參加土改時被閻錫山軍隊逮捕,面對敵人的威脅,毫無懼色,從容地在敵人鍘刀下壯烈犧牲的事蹟。他立即整理稿件,及時編髮出去。這就是聞名全國的“劉胡蘭烈士”事蹟。毛主席為劉胡蘭專門題詞。
1949年10月,高麗生和晉綏報人隨二野劉鄧大軍挺進蔣介石殘部盤踞的大西南,11月30日,西南重鎮重慶解放,12月10日,二野政治部接管國民黨中央社重慶分社,並在此基礎上成立新華社西南總分社,由中共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廖井丹兼任社長,高麗生擔任副社長主持日常工作。這時,中共西南局機關報《新華日報》也同時創刊,考慮到高麗生辦報的才能,西南局將高麗生調任《新華日報》總編輯。在重慶期間,高麗生帶領採編人員深入前線,歷經險阻,組織報道了大西南解放期間的重大事件,例如:揭露1949年11月27日國民黨殘部在歌樂山、渣滓洞瘋狂屠殺革命志士的真相;1951年5月人民解放軍進軍世界屋脊,和平解放西藏。這些報道激發了人民對蔣介石殘兵敗將的憎恨和唾棄,召喚人民羣眾支援人民解放軍進軍待解放地區的熱情,鼓舞人民滿懷豪情迎接新中國未來的美好前景。
1954年8月,中央對區域調整,西南局和西南軍政委員會撤消,西南總分社也隨之撤銷,西南《新華日報》改稱《重慶日報》,高麗生奉調晉京,擔任《光明日報》副社長兼副總編輯。
《劉志丹》事件的蒙冤報人
1956年,高麗生還在《光明日報》副社長兼總編輯的任上,工人出版社就擬定了一個出版革命烈士的選題計劃,約請劉志丹胞弟劉景範之妻、畢業於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在延安時期就收集過有關劉志丹材料的女作家李建彤,撰寫劉志丹的紀實小説。初稿形成後,又分別徵求包括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習仲勳、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等當年陝北老幹部的意見。習仲勳十分認真,不僅細閲小説全稿,還約見李建彤,提出修改意見。其他審閲過小説的同志,也都認為小説寫得好,真實地反映出劉志丹的革命歷程和革命精神,反映出陝北革命鬥爭的歷史。唯獨閻紅彥卻提出了與眾不同的意見,流露出他深受“左”的思想浸淫而產生的高度“政治敏感性”。
正當圍繞對《劉志丹》小説初稿爭論之際,1959年5月,高麗生調任《工人日報》社長兼總編輯。這時,他接到在他上任前已列入計劃的有關在《工人日報》連載《劉志丹》的報告。當時高麗生也不知道原西北老幹部們對該書的不同看法;他曾在延安學習、工作,對陝北也有相當的瞭解,只覺得這是一部好小説,是對廣大職工進行革命鬥爭歷史和傳統教育的好教材。高麗生批准了連載計劃。
恰巧這時閻紅彥從雲南到北戴河出席中央工作會議,看到《劉志丹》在《工人日報》連載。他立即向全國總工會提出停止連載的建議,還意猶未盡,寫信給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以致一場政治風波平地而起。從此,高麗生被劃歸含冤受批判的一方陣營中去,專案審委會無休止地找高麗生談話、調查,要他一次又一次地檢討。但高麗生胸懷坦蕩,覺得連載《劉志丹》無愧於心,堅信這是一本好書,怎麼“檢討”也檢討不出“專案委”想得到的材料,“專案委”認為高麗生已不適合主持《工人日報》,上報中組部,1966年4月,他被下放到廣東任番禺縣委副書記。
高麗生剛直不阿,原則性強,敢於碰硬。儘管自己因《劉志丹》案而受指責、批判,但他從不説違心話。《劉志丹》被查禁,許多老幹部被打倒,他憤然地説:“這本書涉及的人還活着,20年後照常出版,還是一本好書。”高麗生也有缺點,他心直口快,批評人直率尖鋭,有時使被批評者受不了,但由於他是出於對工作嚴肅認真、要求嚴,且對同志真誠,並非惡意,因而,受他斥責、批評的同志過後都沒有怨言。1974年9月27日,高麗生因食道癌病逝,年僅57歲。 [2] 

高麗生抗日救亡

抗日戰爭爆發後,高麗生參加了湯坑抗敵救亡同志會。他以講演、辦畫展、演戲、出牆報等多種形式開展抗日救亡活動。1938年5月,他加入中國共產黨。8月,他歷盡艱辛,經廣州輾轉到達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民國28年(1939)冬被派往晉西北《抗戰日報》任戰地記者。1940年日軍冬季大掃蕩時,他冒着槍林彈雨,不顧自己已經染上傷寒病,深入到戰地前線採訪。他的戰地新聞通訊,還在南洋一些抗日報刊上登載。

高麗生個人履歷

民國37年(1948)4月2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赴平山縣途中經過晉西北時,在興縣接見了《晉綏日報》(抗日戰爭勝利後,《抗戰日報》易名為《晉綏日報》)編輯人員,毛澤東跟高麗生握手時,問起他的名字,毛澤東聽了,風趣地説:“是一寶呀!”(因“高麗生”與“高麗蔘”諧音)高麗生和報社其他編輯整理了毛澤東的《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的原始材料,後來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成為指導新聞工作的光輝著作。
同年秋,高麗生調任新華社晉綏總分社副社長。一次,他從來稿中發現劉胡蘭壯烈犧牲的動人事蹟,立即整理撰稿,及時編髮出去。不久,毛澤東為劉胡蘭烈士作了“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題詞。
1949年冬,高麗生跟劉鄧大軍進軍大西南,在重慶任新華社西南總分社副社長。翌年,高麗生任中共中央西南局機關報—重慶《新華日報》副總編輯。
1954年10月任《光明日報》副總編輯。1955年11月,出訪南斯拉夫,寫有《南斯拉夫見聞》一書。
1959年,高麗生調任《工人日報》,任黨組書記、社長和總編輯。

高麗生小説

1962年,高麗生兼任社長的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小説《劉志丹》,曾參加過陝北革命根據地浴血戰鬥的革命老前輩習仲勳等人對小説給予高度評價。高麗生為擴大宣傳影響面,決定在《工人日報》上發表小説《劉志丹》的部分章節。野心家、陰謀家康生為此發難,顛倒黑白地將小説《劉志丹》誣為“為高崗翻案的反黨小説”,説“利用小説反黨是一大發明”。接着,康生又找高麗生談話,施加壓力,要高麗生一次一次地檢討。但高麗生胸懷坦蕩,不畏高壓,他堅信《劉志丹》是一本好書。後來,中共中央組織部將高麗生下放到廣東番禺縣任縣委副書記。
1966年4月,高麗生到番禺上任。他到任後,不計較個人得失,堅信中國共產黨。他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寫了幾萬字的學習心得。他一度曾被揪回北京批鬥,有些親友勸他給康生寫效忠信,才能走出困境;也有人建議他給張春橋(1953年曾一起出訪蘇聯)寫信,或許能得到幫助。但他一口拒絕:“我不寫,由他來”,1973年冬,高麗生赴北京探親,因食道癌而一病不起。1974年9月27日,高麗生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終年57歲。9月29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小會堂舉行由中共廣東省委主持、有各界人士500多人蔘加的追悼會。
1979年9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組織部為小説《劉志丹》平反。同時,全國總工會黨組宣佈為高麗生平反昭雪。
高麗生為革命和文化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他立場堅定,努力工作,胸懷坦蕩,平易近人的品質,受到廣大羣眾的愛戴。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