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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王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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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王凌,男,1950年生,北京人,歷史學家。山西大學歷史系本科(1973-76),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碩士研究生(1978-81),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1981-),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曾赴美國意大利德國奧地利斯洛文尼亞等多處大學訪問和參加學術活動,曾任路思(LUCE)基金學者(1986—87,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曾獲福特(FORD)基金會資助,研究中國農村改革及相關的的歷史問題。2018年8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8歲。 [1] 
中文名
高王凌
國    籍
中國
出生日期
1950年
逝世日期
2018年8月24日
畢業院校
山西大學
職    業
歷史學家
出生地
北京
代表作品
《乾隆晚景》
《乾隆十三年》等

高王凌著作譯作

高王凌發表9本專著
《乾隆晚景》
乾隆晚景 乾隆晚景
比起前五十年,乾隆晚年成為乾隆朝統治最為失敗,最令人詬病的一段。與前兩本寫法頗有不同,本書針對 幾種成説提出不同意見,似乎是要為乾隆帝作一點辯護:他失敗的原因,或因政事廢弛?或因官吏貪腐?或因和珅一人作祟?或缺乏眼光,以致失去了一個可能的機會(如在國際貿易上)?……最大的爭議,可能還是在於所謂的“政事廢弛”。人們心目中想象的“專制集權”,在這個廣土眾民、具有高度流動性的國家,其實談何容易?乾隆三部曲中提及的另一個人物是劉松齡,本書予以重點詳述。另外,作者三十餘年清史研究的方法論也得以列示,與讀者見面。最終,乾隆仍不能不帶着偌大的遺憾,告別這個世界,撒手而去。而我們的乾隆三部曲,也就此可以告結。
《乾隆十三年》
乾隆十三年 乾隆十三年
乾隆朝歷史相當久長,所以不能不作分階段的研究。本書所述即其第一個階段,乾隆朝前十三年的歷史。當時朝廷如何感受若干現代問題(如人口問題),提出跨時代有創意的發展政策(與20世紀80年代的農村改革一脈相承),如何作出歐洲式的“現代反應”(如加強政府),以及打算“迴向三代”,做中國歷史上最好的皇帝,都是本書的重要內容。但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乾隆初年曾有預言“十三年必有拂意之事”,果然這一年就發生了許多不盡人意之事,從家庭到朝廷,從財政到經濟,從政治到戰爭,也連帶引發了政策的全面“收斂”,好像許多事都做錯了,儼然成了一個失敗的記錄。檢討這些,也是本書的內容之一。可以説,此書為大家展示了一個不為人知的乾隆。
《馬上朝廷》
馬上朝廷 馬上朝廷
乾隆朝須作分階段的研究,不宜率意直書,一下子就是六十三年,為此作者把乾隆朝分為三個階段:一、“乾隆初政”(即《乾隆十三年》),大約前十五年時間;二、“乾隆中期”(即《馬上朝廷》),從乾隆十六年到四十九年;三、“乾隆晚景”,最後十幾年時間。乾隆朝第一個階段,主要還是從傳統儒家的理念——如“回覆三代”——來治理國家,到了第二個階段,卻更多地表現了清人統治的“滿洲特性”,這不是簡單的“寬嚴之辨”、“由寬變嚴”,而毋寧説是再現了他們“馬上治國”的特徵。本書就寫的是乾隆朝這一段時間,大約三十三年的歷史。以南巡為中心,把很多事情都串了起來,特別是跟“養民”相對的“教民”有關的那些內容,包括“文字獄”等不算小的題目,像寫故事一樣,逐段逐年一個個寫下來……
《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度東方歷史研究出版基金贊助。講述的雖是三百年前的一段歷史,但通過作者的個人經歷(1970年代插隊和80年代參加農村改革調查),發現在許多方面,歷史是相通的,問題既有一貫性,也有一致性。所以它是用新眼光對歷史作出的新的闡釋,也是從歷史角度對20世紀中國農村變革所作的一個説明。它表明,不管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何種問題,中國文化傳統都有其固有的甚至是與時俱進的價值。
《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序列》
海洋出版社,1999。地區發展問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中國缺乏自身的地區理論,而只是有意無意地照搬外國。本書即是針對這種情況,對中國地區理論的一個建設。書中涉及多個地區和利用了大量地方史料,並表明這些問題一如既往,也是古今密切相關,和跨越時代的
《政府作用和角色問題的歷史考察》
海洋出版社,2002。在中國,政府—國家問題從來都具有第一等重要的地位,本書是對有關政府角色與政府作用、政府與民間社會的關係問題的一個歷史考察。它力圖表明,中國古代就存在一個“大政府時代”,自那以後政府的作用時強時弱,自有它的發展軌跡,也一直存在着若干的變革和嘗試,……直到現代,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遺產
《租佃制度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
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既是經濟學的課題,也屬於社會學的研究範圍。過去人們對中國問題,有的是照搬外國理論,有的則“淺嘗輒止”,停留在“字面理解”,如對土地制度中重要的地租率研究,就是租約上怎麼寫就以為是怎樣的,而忽略了地租“實收率”問題暨農民“對應行為”的存在。現有的老一輩的研究早已指出農民不是“十成”、“足額”交租的,這對地租問題會產生什麼影響?農民又是如何做到這點的?……這對中國農村基層社會,對租佃制度,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都會有一定的意義
《人民公社時期中國農民反行為調查》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所謂農民的“反行為”,講述的是在政府—國家這一層面之下,社會一面所做出的反應和作為。過去人們以為,農民是“唯唯諾諾”、“逆來順受”,上面要他怎樣就怎樣的。其實不然,中國農民一直有他的辦法,來維繫他的生活和達到他的某些目的,……直到“包產到户”的實現,這突出表現了農民此一類行為對歷史的正面貢獻,正是通過這樣的雙方互動,才實現了中國農村的改革。過去這些問題都是秘密的,甚至連“枱面上”各方(包括改革的主要領導人),都不大瞭解,因此,它的揭示和提出,對於國家與民間社會的關係,政府與農民關係的建設,以及“三農”問題的解決,可能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思想史叢書
其他信息
參加撰寫《杜潤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等

高王凌講授課程

“18世紀,經濟發展與政府作為”;
“農民、地主和地租,租佃制度新論”;
“20世紀農村變革:(上)集體化,(下)包產到户”;
“西方史學史研究”。

高王凌研究項目

參加中國-斯洛文尼亞科學合作項目,研究乾隆朝欽天監正、傳教士劉松齡
參加國家清史纂修工程《乾隆通紀》的撰寫
參加有關清代思想史的研究項目
參加當代農村變革歷史的國際合作研究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