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一

出生於地主家庭，弟兄四人，他排行第四，人稱“高四爺”。高士一年幼時只讀過幾年家塾，後隨二哥步入社會闖蕩。他性情開朗，好勝心強，喜言笑，好交往，後被推薦為國民黨政府河北省河務委員，常出入官場，在附近各縣頗有名望。

1937年“七七事變”後，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下，是年10月，高士一與共產黨員楊琪良、高萬德共同組織起抗日武裝“人民自衞軍第五路軍”，高士一為總指揮 ^[2]  ，楊琪良為政治主任。

高士一的革命行動引起了弟兄間的分歧。長兄高士坦積極贊成，並支持他的幾個兒子、孫子參加了部隊；二哥高士奎持旁觀態度；三哥高士芬極力反對。一次，三哥竟讓人把前來指導工作的共產黨員侯玉田軟禁在高士一家外客廳，並對高士一施加壓力説：“你明明知道楊琪良是共產黨，跟他們摻和什麼!萬德這小子一心跟着共產黨鬧抗日，?高家場的家業非敗壞在他手裏不可!”威逼高士一脱離抗日隊伍。高士一堅定地説：“我考慮再三，國難當頭，只有抗日才有出路，我既然幹上了，大家又擁護我，看得起我，我就決心幹到底!我這一房的事(弟兄分家另過)，你也不必擔心了，願來就過來住幾天，看不慣就別來。”高士芬氣急敗壞地走了，高士一便急忙到外客廳向侯玉田賠禮道歉。

此後，高士一更堅定了跟隨共產黨抗日的決心。他們組織的第五路發展很快，到1938年2月，已經擴展到三、四千人。由於經費開支沒有來源，部隊供給發生困難，又恰值春節，部隊急需改善一下生活。為此，黨組織動員高士一出面召開地主紳士座談會籌款，提出“有錢出錢、有糧出糧”。高士一帶頭捐款五千元大洋，參加會議的其他地主紳士，也都捐了一、二千元，度過了難關。

1938年6月，奉上級命令第五路改番號為八路軍三縱隊獨立第一支隊，高士一任支隊司令員，楊琪良為政治部主任。九月，部隊編成三個團，又奉命改為八路軍冀中軍區獨立第四支隊，高士一仍任司令員，楊琪良仍任政治部主任。七、八月間，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邵鴻基以聯絡員名義來到冀中軍區司令部，，要求會見高士一(邵在任丘當縣長時曾與高士一交往很好)。經軍區領導同意，高士一會見了邵鴻基。邵以高官、槍炮、電台為誘餌，最後連委員長也抬出來了，拉攏高士一，高士一拒絕了他的拉攏，並將會見情況報告支隊的黨組織。

高士一率兵抗日引起了日軍的仇視和恐慌。日軍幾次和第五路交戰又均遭重創，於是將高士一領導的抗日武裝視為心腹之患，極欲除之。1938年底，敵人糾集日偽軍五百餘人，對“高家場”進行突然襲擊，火燒了一部分房子，同時把高士一的侄子高萬玉、高萬峯等人抓去做人質，並放回高萬峯，讓他帶信給高士一進行誘降。高士一撕毀了誘降信，激昂地表示：“高家場燒了，這不足惜，鬼子的目的是讓咱投降，咱絕不能幹!”日軍誘降計謀失敗，殺了人質高萬峯，這更堅定了高士一抗日的決心。

1939年1月，八路軍一二O師挺進冀中，把一批久經考驗的紅軍老幹部分到各部隊。2月，軍區給支隊派來了一批紅軍幹部，為首的是幸世修同志，任支隊政治委員。不久，經幸世修和楊琪良介紹，高士一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9年3月28日，獨立四支隊的三個團和一二O師的七一五團(欠第三營)組成一二O師獨立第一旅，高士一任旅長，老紅軍幹部王尚榮任副旅長，朱輝照任政委，幸世修任副政委，楊琪良任政治部主任。四月下旬，在賀龍師長、關嚮應政委指揮下，第一旅參加了歷時三晝夜的河間齊會——南留路戰鬥。是役，殲滅日軍第二十七師團第三聯隊吉田大隊七百餘人。

1940年1月中旬，獨一旅開赴晉西北，與晉西北部隊共同擔負建設與鞏固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的任務。1942年又奉命調到陝甘寧邊區綏德縣，接替三五九旅防務，擔負起保衞邊區、保衞黨中央的光榮使命。 1943年4月，高士一調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在校期間，因一些學員文化低學習困難，黨校特設了一個秘書處(原已有一個秘書處)，專管生產工作，高士一任處長。

日寇投降後，高士一調離獨一旅。先後任晉綏軍區後勤部副部長，西北財經委員會副秘書長，陝西省交通廳廳長，接管西北交通系統的軍代表等職。

1961年，高士一奉調到北京任國務院參事室參事。國務院領導十分關心高士一的工作和生活，十年浩劫期間，高士一得到了保護。

1968年6月16日，高士一因病逝世，終年七十五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