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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托夫
鎖定
- 中文名
- 馬爾托夫
- 外文名
- 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
- 國 籍
- 俄國
馬爾托夫早年經歷
“馬爾托夫”是尤里·奧西波維奇·策傑爾鮑姆在寫作和黨務工作中所使用的筆名。1873年11月12日，他生於君士坦丁堡一個比較富裕的猶太人家庭。當時，他父親奧西普·策傑爾鮑姆在“俄國海運貿易公司”工作。馬爾托夫兄弟姊妹共有8人，他排行第二。除了馬爾托夫的哥哥莫利茨（Morits）因患有嚴重的心臟病而沒有參加社會民主運動外，其他的兄弟姊妹7人後來都成了積極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尤里、莉蒂婭、謝爾蓋、弗拉基米爾4人後來成了職業革命家，都是著名的孟什維克。
馬爾托夫的祖父、叔叔、父母都有很高的教養。馬爾托夫的兄弟姊妹們都接受了很好的世俗教育。他不僅從父親那裏瞭解到外國文學和亞歷山大·赫爾岑的著作，而且也接觸了革命思想，開始對法國大革命、“三月一日審判”（對1881年刺殺亞歷山大二世的犯人進行的審判）等革命事件產生了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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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托夫早期活動
1891年春，在父親的建議下，馬爾托夫參加了著名民主主義者、教育家尼古拉·舍爾古諾夫的葬禮遊行隊伍。這使他邁出了投身社會活動的第一步。1891年8月，馬爾托夫就讀於聖彼得堡大學，積極參加學生政治活動。1892年曾被捕，同時開始閲讀馬克思的著作，思想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1892年夏後，馬爾托夫組織了新的學生團體，取名為“彼得堡勞動解放社”，宣傳馬克思主義。1892年12月17日，他再次被捕並被判5個月的監禁。1893年6月初，又被判行政流放2年，此時聖彼得堡大學也開除了他。1893年6月下旬，馬爾托夫被流放到維爾諾。
在維爾諾，馬爾托夫以“阿列克塞”為名在猶太工人中間繼續從事革命活動。他參與編輯社會民主團體的鬥爭手冊《論鼓動》。結合當地猶太工人運動的發展情況，他提出了猶太人應建立獨立的猶太勞工運動組織的策略。這一主張對後來崩得的成立產生了直接影響。馬爾托夫曾與聖彼得堡的組織建立聯繫，認識了斯圖盧威和列寧。流放結束後，馬爾托夫加入了列寧創立的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並與列寧、克爾日扎諾夫斯基、斯塔爾科夫和瓦涅耶夫一起組成了協會的領導機構“中心小組”。
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的活動引起了警察機關的注意。從1895年12月8日夜間開始，沙皇政府相繼逮捕了協會領導人和相關工作人員。馬爾托夫和列寧也在其中，被判流放東西伯利亞3年。馬爾托夫被流放到環境惡劣的圖魯漢斯克，期間染上了嚴重的肺結核病，但仍然堅持革命活動。他與列寧之間逐漸建立了親密的友誼，在反對經濟派以及創辦《火星報》上相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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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托夫分裂
即使在馬爾托夫與列寧的關係極為密切的時期，他們的觀點並不是完全一致的。流放期間，馬爾托夫與列寧在革命力量的認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創辦《火星報》期間，他們在尋找合作者的問題上也有不同意見。在《火星報》編委會工作時，個人性格上的差異也使他們的關係逐漸變得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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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3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明斯克舉行了第一次代表大會。但是，這次大會沒有制定黨的綱領和章程，沒有把俄國當時各地的馬克思主義小組和團體組織起來。這些小組和團體沒有統一的路線，沒有中央統一的領導。實際上，這次大會沒有把社會民主黨組織起來。大會以後，國內的工農革命運動風起雲湧，鬥爭浪潮日益高漲。這就提出了一個迫切的問題，即如何在俄國建立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有別於第二國際各國黨的真正的工人階級政黨，使之能夠擔負起領導俄國革命的重任。在這種形勢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於1903年7月17日—8月10日在國外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這次代表大會的主要任務是，“在《火星報》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則的基礎和組織的基礎上建立真正的黨”。
也就是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當討論黨章第一條時，列寧和馬爾托夫在入黨條件問題上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觀點。列寧提出的條文是：“凡承認黨綱、在物質上支持黨並親自參加黨的一個組織的人，可以作為黨員”。馬爾托夫提出的條文是：“凡承認黨綱、並在黨的機關監督和領導下為實現黨的任務而積極工作的人，可以作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員。”二者分歧的焦點是，作為一個黨員要不要參加黨的一個組織。從表面看雖然二者只有參加不參加黨組織之差，但卻包含着原則性的分歧，關係到建立一個什麼樣黨的問題。列寧認為，黨員只有“參加黨的一個組織”，黨才能成為一個集中統一、有嚴密組織的真正的工人階級政黨。馬爾托夫則主張，作為黨員只需“經常親自協助黨”就行了。按照他的觀點，就可以把一切願意入黨的人全部吸收到黨內來，不要求他們參加黨的一個組織，也不用黨的紀律約束他們。這樣一來，任何一個罷工者或知識分子，都有自行列名入黨的權利，從而使黨失去明確的組織界限，變成一個成分複雜、組織渙散和不定型的團體。其實，馬爾托夫的條文是抄自德國社會民主黨黨章第一條。該條文指出：“凡承認黨綱的原則並盡力幫助黨的人都可以成為本黨黨員。”顯而易見，馬爾托夫所主張建立的黨，正是第二國際修正主義類型的黨。
為了純潔黨的組織，保持工人階級政黨的先進性，列寧在會上曾作了幾次發言，同馬爾托夫的錯誤思想展開了激烈的鬥爭。他指出：“既然問題是要在兩個條文中選擇一個，那我決不放棄我的堅定信念，我認為馬爾托夫的條文比草案初稿更壞，而且在一定條件下，會給黨帶來不小的危害。”（《列寧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9頁）其危害在於：
首先，它混淆了政黨和階級的區別。馬爾托夫認為，黨員稱號散佈得愈廣愈好。於是，他指出：“如果你願意的話，就稱是黨員。”這樣，他就把政黨和階級混為一談，否認了工人階級政黨的先進性，貶低了工人階級政黨的領導作用。列寧認為，工人階級政黨同階級是有區別的。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領導者，不是所有工人和其他勞動者都可以自願加入的。針對馬爾托夫的錯誤思想，列寧指出：“我們的任務是要維護我們黨的堅定性、徹底性和純潔性。我們應當努力把黨員的稱號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所以我反對馬爾托夫的條文。”（《列寧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2頁）
其次，它無法使黨在吸收黨員時區分空談家和實際工作者。在俄國革命完全隱蔽的條件下，在大部分活動都集中在秘密小組的條件下，甚至集中於個別會見的條件下，要區分空談家和實際工作者，幾乎是不可能的。列寧指出：如果按照馬爾托夫的條文吸收黨員，“必然把各色各樣的人都變成黨員”，這是十分錯誤的。“寧可十個辦實事的人不自稱為黨員（真正辦實事的人是不追求頭銜的！），也不讓一個説空話的人有權利和機會當黨員。”（《列寧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2頁）
最後，它是自相矛盾的。馬爾托夫的條文要求黨員接受黨的“監督和領導”，但又不要求黨員參加黨的一個組織。既然黨員可以不參加黨的一個組織，那麼，黨也就無法對黨員實行“監督和領導”了。列寧指出：馬爾托夫的條文“含義模糊不清”。“實際上，———對這一點是不會有懷疑的———‘在監督和領導下’這些字眼可以導致既不會有監督，也不會有領導。中央委員會永遠不能夠對所有辦實事的、卻沒有加入組織的人實行真正的監督。”（《列寧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2頁）
大會在投票表決時，馬爾托夫的條文以28票贊成、22票反對和1票棄權通過。布爾什維克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結束了，但列寧同馬爾托夫的鬥爭仍在繼續。列寧並沒有因為馬爾托夫的暫時勝利而改變自己的堅定信念。1904年2—5月，列寧寫了《進一步，退兩步》這一光輝著作。在這部著作中，他對馬爾托夫的條文進行了徹底的批判，深刻地揭露了該條文的階級實質。列寧指出：“總之，馬爾托夫同志的條文要麼是一紙空文和空洞的辭藻，要麼就多半是而且幾乎完全是有利於那些‘滲透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而不願意加入組織的‘ 知識分子 ’。馬爾托夫的條文在口頭上是維護無產階級廣大階層的利益的，但是事實上卻是為那些害怕無產階級的紀律和組織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利益效勞。
列寧通過對馬爾托夫錯誤思想進行無情的揭露和批判，提高了廣大黨員的思想政治覺悟，使他們逐步地認識到列寧條文的正確性和馬爾托夫條文的危害性。1905年4月，布爾什維克黨在倫敦舉行了第三次代表大會。大會討論和通過了新黨章。列寧的條文被列入該黨章之中。這樣，列寧在維護黨的先進性問題上同馬爾托夫開展的一場激烈鬥爭，最終以列寧的完全勝利和馬爾托夫的徹底失敗而宣告結束。
馬爾托夫1905年革命
日俄戰爭爆發後，馬爾托夫極力強調和平，呼籲“不惜一切代價地爭取和平”。他希望雙方都不能取勝，“幫助日本政府摧毀反動的沙皇政府也不是社會主義者應做的事”。他認為俄日的社會主義者應當聯合起來，反對戰爭和兩國的專制政府。在對這場戰爭的認識上，雖然馬爾托夫與列寧的看法並不一致，但是他們都在等待着俄國革命時機的成熟。
1905年1月9日發生的“流血星期日”事件和一月份的大罷工，激起了馬爾托夫和他的朋友們的革命熱情。他意識到俄國的環境已經把孟什維克主義置於革命現實中了。他在國外期望着革命的進一步發展，並時刻準備着回國領導革命。他將這次革命的性質定義為“資產階級革命”，據此強調：“只要他們不能立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那麼社會民主工黨就應放棄政權，也不參加即將出現的資產階級政府。因為社會民主工黨與自由主義者的聯合統治必將為資產階級政策承擔責任，甚至會使自己處於同無產階級大眾相沖突之中。因此社會民主工黨不應參加資產階級政府，也不應嘗試自己奪權——這在落後的俄國是徒勞無功的事。”除了資產階級不能承擔其歷史使命這一特殊情況外，他認為社會民主工黨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的角色應該是“一個革命的反對黨”。馬爾托夫堅持資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性，拒絕接受帕爾烏斯和托洛茨基的“工人階級政府”，也不接受列寧所主張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同時還反對其他任何帶有冒險性的少數人獨裁政府。他希望能從革命中產生某種類型的“雙重政府”，或者至少是處於革命力量影響下的政府。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無產階級放棄政權的思想是馬爾托夫和孟什維克一直奉行的革命策略，直到1917年“七月危機”時馬爾托夫才開始主張奪權。
同時，馬爾托夫提出“革命自治”的策略，指出：“為了促進起義的發展，進一步加速政府的瓦解，無產階級承認在某些城鎮或地區暫時的奪權和革命自治是權宜之計。”他認為“革命的發生不應是按照革命指令有組織、有計劃地在政府中央機構進行的奪權活動，而是一場半自發的地區性羣眾起義，這一起義將在受革命運動影響的任何地區爆發，並從這些地區逐漸擴展到全國範圍內，最後再對政府的中央機構發動攻擊”。列寧不贊同這種觀點。當馬爾托夫回到彼得格勒時，再次陷入了孤立狀態，他的這一策略也未起到預期效果。
1905年夏後期，沙皇頒佈“八月法令”，決定召集國家杜馬商議立法方案。布爾什維克、社會革命黨的領導人以及部分孟什維克都主張抵制杜馬，與之相反，馬爾托夫認為“在革命時期甚至在最反動時期杜馬也有可能轉變成領導國家起義的機構，無論是積極的抵制還是消極的抵制都是不可取的：積極抵制將會把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驅逐到反革命者和黑色百人團一邊，而消極抵制將等同於社會民主黨在政治活動中的自我放棄”。所以，他建議“參加杜馬選舉，並用民主黨最堅定的支持者塞滿杜馬”。由於1905年10月，俄國開始了普遍的政治罷工，所以這次杜馬選舉沒有舉行。
1905年工人起義失敗後，馬爾托夫認為其原因是發動起義的時機還不成熟，行動過於草率，羣眾的情緒狀態極其混亂。他認為不應繼續集中力量準備武裝暴動，反對極端策略，主張“為了下一次鬥爭的成功，必須增加10倍的民兵數量，並給他們提供10倍的裝備。但是這些事情不是在黨仍處於地下狀態時，而是在黨的3/4的工作處於合法情況下才能成功地完成”。
《十月十七日宣言》的頒佈，使杜馬的召開成為可能。馬爾托夫再次主張參加杜馬，並且認為立憲民主黨是可爭取的反專制力量。最終，孟什維克通過了贊成參加選舉的決議。1906年下半年，第一屆國家杜馬召開，布爾什維克沒有參加，馬爾托夫把工人代表與來自格魯吉亞的孟什維克代表團結起來，在杜馬中形成了一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派別。馬爾托夫利用杜馬進行革命活動的策略，使孟什維克獲得了更大的活動空間，提高了孟什維克的影響力。後來，列寧也認識到抵制杜馬是錯誤的，到第二屆杜馬召開時布爾什維克也參加了杜馬。
1906年7月，馬爾托夫在距聖彼得堡不遠處的察爾斯科葉-謝洛火車站遭到逮捕，並被驅逐出國。9月15日，他離開了俄國，11月到了捷廖基和芬蘭。在那裏，他繼續關注俄國革命的發展，領導着孟什維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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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托夫二月革命
1913年2月，沙皇政府為慶祝羅曼諾夫王朝統治300週年而宣佈特赦時，馬爾托夫才於1913年11月返回彼得格勒。短暫的停留後，為代表孟什維克參加社會黨國際局布魯塞爾會議和第二國際的維也納會議，馬爾托夫於1914年7月初再次離開俄國前往西歐。這兩次會議結束時，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馬爾托夫等人都被阻隔在國外。直到俄國爆發二月革命後，他們才陸續返回祖國。這一時期，馬爾托夫主要通過對《聲音》雜誌及其他新聞媒體的投稿譴責帝國主義戰爭，反對各交戰國社會民主黨的沙文主義者，呼籲各交戰國立即進行和平談判。由於長期與俄國的孟什維克組織失去聯繫，使他在孟什維克黨內的領導地位發生了動搖。
二月革命爆發後，在回國事務上，馬爾托夫沒有同列寧一道接受德國的行程安排，而是選擇等待俄國政府的批准。最終，馬爾托夫於1917年5月9日乘坐火車返回彼得格勒。此時，馬爾托夫在黨內已經處於孤立狀態，伊拉克利·格奧爾基耶維奇·策烈鐵裏和唐恩完全取代了他。由於喪失了黨的領導權，所以在俄國1917年革命時期，馬爾托夫幾乎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
在對待臨時政府的態度上，馬爾托夫反對策烈鐵裏和唐恩參加臨時政府的策略，依然堅持1905年時的認識。但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馬爾托夫逐漸轉向主張孟什維克奪取政權。7月2日，四位立憲民主黨部長的辭職引發政府危機，由此馬爾托夫指出“俄國資產階級最後一個有組織的集團背叛了革命”，正式提出蘇維埃應奪取政權。策烈鐵裏等孟什維克主要領導人拒絕奪取，繼續支持臨時政府。
對於一戰，馬爾托夫提出：“臨時政府應當給協約國提交一份最後通牒，要求他們在普遍休戰的基礎上進行和平談判；如果協約國反對這個最後通牒，那麼俄國就與他們決裂並與德國進行單獨戰爭。”認為俄國至少能夠重新獲得行動自由，能夠繼續與兩個同盟保持聯繫，並且與任何一個帝國主義集團之間都不存在買賣交易。無論如何俄國不會比現在的狀況更糟，而只會從放棄帝國主義同盟中提高自己的聲望和影響力。對於即將發動的克倫斯基攻勢，馬爾托夫認為：“俄國自3月以來就已經有效地置身於戰爭之外了，而現在發動進攻就等於自願地返回到帝國主義戰爭中去。”因此持強烈譴責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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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托夫十月革命
起初，馬爾托夫支持布爾什維克，抗議從蘇維埃執委會中驅逐布爾什維克，譴責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逮捕，但仍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隨着俄國革命形勢的根本性轉變和布爾什維克起義的迫近，馬爾托夫擔心布爾什維克一黨奪權會破壞俄國的民主進程，由此反對布爾什維克。針對列寧“全部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馬爾托夫提出了“全部權力歸民主”的口號，認為“它應包括在蘇維埃中沒有代表的社會各階層，但是現在必須排除已失去歷史進步性的資產階級”。他希望蘇維埃中的各民主黨派聯合起來在俄國建立一個民主聯合政府，國家通過和平民主的方式走出危機，避免布爾什維克一黨專政。為了阻止布爾什維克起義，馬爾托夫等人在報紙上宣傳呼籲，又敦促政府立即進行和平談判和土地分配，但最終失敗。
10月25日晚，十月革命進行的同時，馬爾托夫參加了在斯莫爾尼宮召開的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他雖然只得到少數代表的支持，依然疾呼“必須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這個危機”，“必須立即討論避免內戰的措施”，“建立一個聯合的民主政府”。他的講話不斷被大會的喧囂聲打斷。當右翼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和崩得分子共五十名代表在反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抗議中離席，托洛茨基講道：“對那些已經退席的人和那些提出這個提案的人，我們必須説：你們是可憐的孤立的個體，你們是破產者，你們的角色已經結束了，從此之後回到你們該去的地方吧——進歷史的垃圾箱裏去吧！”代表大會對托洛茨基的講話發出了熱烈的歡呼聲和雷鳴般的掌聲，馬爾托夫在喧囂聲中大喊：“那麼，我們應該離開！”隨後與自己的支持者一起退出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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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托夫俄國內戰
十月革命後，孟什維克遭到了徹底的失敗。隨着一批領導人的淡出，馬爾托夫成了孟什維克中最有影響力的領導者。在1917年12月4日召開的孟什維克特別會議上，馬爾托夫的派別成為多數派，他重新奪回了黨的領導權。馬爾托夫繼續反對布爾什維克專政，認為布爾什維克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是不切實際的空想，反對《佈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的簽訂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同時，他領導下的孟什維克堅決與右翼反革命集團劃清界線，採取了反對黨的立場，希望通過施加壓力的方式能夠“糾正”布爾什維克的“錯誤”策略。馬爾托夫充分肯定“十月革命的歷史功績”：把國家從協約國帝國主義影響中解放出來，有產階級的垮台，農奴制殘餘的徹底廢除。他承認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能力，認識到小資產階級的不足，也從未嘗試要恢復克倫斯基政權。馬爾托夫領導下的孟什維克反對武力推翻布爾什維克政權。
1918年後半年，國內反革命叛亂和國外武裝干涉的日益加劇，使孟什維克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認識發生了轉變：他們承認十月革命是“歷史的必然”。馬爾托夫命令孟什維克成員禁止參加反布爾什維克的叛亂活動，提出“與布爾什維克組成革命統一戰線，保衞勞苦大眾的國家政權，戰勝反革命”的策略，並抗議協約國軍隊的干涉。1918年底至1920年，孟什維克中央委員會修訂了自己的政策。馬爾托夫公開承認蘇維埃政權的合法性和必然性，認為這種“共產黨人的方法”必將是世界革命的先驅，當前孟什維克的任務是捍衞俄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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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5月，馬爾托夫在會上承諾他的黨支持蘇波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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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托夫流亡海外
1920年7月27日，馬爾托夫在一封信裏談到：在第二屆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召開之前，孟什維克中央委員會要求蘇維埃委員會同意馬爾托夫和阿布拉莫維奇旅居國外。7月16日，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全體代表會議開始討論此問題。檔案中關於這次會議的官方備忘錄寫得非常簡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的請求被批准。”但是備忘錄草稿中也包含了一條附加註釋：命令契卡“不允許馬爾托夫和阿布拉莫維奇返回俄國”，後來這條註釋又用鉛筆劃去了。後來因為個人事情的耽擱，馬爾托夫直到9月21日才離開莫斯科，10月10日左右經斯德哥爾摩到達了柏林。
馬爾托夫到達德國之後繼續領導着流亡國外的孟什維克，通過報紙宣傳他們的主張，批評布爾什維克政權，不過此時他對蘇維埃政權的態度已經明顯的左傾了。他領導出版《社會主義通報》，介紹俄國的發展情況。20年代初孟什維克遭受大規模鎮壓後，馬爾托夫反對蘇維埃的言詞趨於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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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托夫一直堅持工作到1923年在德國去世。
馬爾托夫的身體狀況很虛弱，再加上長年艱苦的革命活動和非人的流放生活，使他剛到德國就住進了醫院。1921年夏天在黑林山治療了4個月後，健康狀況有所改善，但是1922年又陷入另一場疾病的折磨。早年流放圖魯漢斯克時得下的肺結核病正在吞噬着他的生命，而且胃賁門功能的缺陷使病情更加複雜化。1922年11月20日，他被安置在黑林山喬姆別爾格的一個村莊的療養院裏養病。4月初，馬爾托夫在睡夢中離開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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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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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這是1897年聖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聯盟的開會照。會議不久相片中的人全部被捕。第一排左起第三人是列寧，第四人是馬爾托夫，後來成為孟什維克派領導人，與列寧的布爾什維克抗衡。但1923年他逝世時，布爾什維克仍尊他為“最誠實和無私的對手”。
- 2. 馮高峯. 馬爾托夫與孟什維克[D].陝西師範大學,2007.
- 3. 楊莉萍. 十月革命後的孟什維克（1917.10-1924）[D].蘇州科技學院,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