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灑度

餘灑度，平江縣濁水鄉人。黃埔軍校二期畢業，在校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隨葉挺獨立團北伐到武昌，任國民政府警衞團第一營營長。次年，奉命率部參加“八一南昌起義”，未果。同年9月9日，率部參加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任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10月，毛澤東派餘灑度前往中共湖南省委報告工作，省委又派餘往上海向中央報告。在上海，餘寫了關於秋收起義的材料數萬言。

到上海後，餘對革命悲觀失望，加之中共中央機關轉入地下，遂脱離了黨組織。1929年，在上海蔘加譚平山、章伯鈞等組織的中華革命黨，反對國民黨統治。1930年，參加鄧演達創建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並受鄧委託擔任臨時召集人，與黃雍、陳烈一起負責籌建黃埔革命同學會，號召黃埔學生起來反對蔣介石。未幾，該組織迅速壯大。1931年8月17日，鄧演達、餘灑度、陳烈等20餘人被逮捕。除將鄧演達秘密殺害外，蔣介石對餘灑度等人採取寬容態度，送入中央軍校特別訓練班受訓後，全部分配工作。

餘“自新”後，於1932年3月參加國民黨特務組織復興社，併成為該組織骨幹成員，曾與劉健羣一道率領500餘人的“宣傳總隊”，赴華北宣傳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決策。1933年，餘灑度在北平主辦和發行大型日報《北方日報》後，被任命為六十一軍政訓處少將處長。

1934年，因其妻參與走私和販賣嗎啡，被憲兵查獲，餘灑度被逮捕到南昌，由蔣介石下令槍斃。 ^[2] 

餘灑度1924年8月考入黃埔軍校第二期。同年11月，第二期中共黃埔支部成立，楊其綱任書記，餘灑度任組織幹事。1925年1月，在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領導下成立了血花劇社，開展對軍隊和民眾的政治宣傳工作，餘灑度是血花劇社的重要演員之一，曾受到校長蔣介石的表揚。2月，以共產黨員為骨幹的革命羣眾組織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成立，餘灑度是骨幹成員之一。同年9月畢業後，留在黃埔軍校政治部工作。1926年4月，蔣介石解散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後，決定成立黃埔同學會，並指定餘灑度和蔣先雲、曾擴情等人為籌備員。6月，黃埔同學會正式成立，蔣介石任會長，曾擴情任秘書，餘灑度任宣傳科科長。

1927年6月，張發奎組建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衞團，共產黨員盧德銘任團長，餘灑度任中校團附兼第一營營長。八一南昌起義時，根據二十軍第三師師長周逸羣的電報指示，盧德銘和餘灑度等率警衞團乘船自武昌東下，參加南昌起義。為防止張發奎在九江解決警衞團，部隊在8月3日到達湖北陽新黃穎口時，棄船上岸，由陸路奔赴南昌。因南昌起義部隊已南下廣東，團長盧德銘等三人於8月10日離開奉新準備追趕南昌起義部隊後，由余灑度任警衞團團長。餘灑度率警衞團到達修水後，與瀏陽工農義勇隊蘇先駿部會合。為隱蔽目標，保存革命武裝，部隊改稱江西省防軍第一師，餘灑度任師長，餘責民任副師長。在部隊內部成立了黨的師委會。9月初，毛澤東在安源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將江西省防軍第一師改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參加秋收起義，餘灑度任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

在毛澤東領導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總指揮盧德銘和第一師師長餘灑度，於1927年9月9日率部參加秋收起義。9月19日，第一師所轄一、二、三團在瀏陽文家市會師。當晚，毛澤東主持召開黨的前敵委員會會議，餘灑度在起義受挫的情況下，仍堅持“取瀏陽，直攻長沙”的主張，會議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決定沿湘贛邊界往湘南轉移，保存實力，以求發展。9月29日，秋收起義部隊到達江西永新縣三灣村，舉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部隊縮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以陳浩為團長。三灣改編後，餘灑度仍擔任黨的前敵委員會委員和工農革命軍的主要負責人，在前委書記毛澤東領導下參加向井岡山進軍。10月3日，參加在寧岡古城召開的前委擴大會議，同意毛澤東給當地農民武裝袁文才部撥給一百支槍，以改善其裝備，並擴大紅軍政治影響。10月中旬，秋收起義部隊到達湘南郝縣與桂東交界的水口村後，黨的前敵委員會派餘灑度向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北省委報告工作，並請示機宜。此後，餘灑度離開秋收起義部隊。

離開秋收起義部隊後，餘灑度於1927年10月19日向黨中央寫了《警衞團及平瀏自衞軍合併原委參加此次兩湖戰役報告略書》，刊登在《中央政治通訊》第十三期上，這是研究秋收起義的重要文獻資料之一。

到上海後，餘灑度對革命悲觀失望，脱離了黨的組織。1929年，在上海蔘加譚平山、章伯鈞等組織的中華革命黨，反對國民黨統治，主張團結孫中山的真實信徒，進行民族的社會革命。1930年5月，鄧演達秘密回到上海後，創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前身）。餘灑度參加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並受鄧演達委託擔任黃埔革命同學會的臨時召集人，與黃雍、陳烈等一起負責籌建黃埔革命同學會，號召黃埔學生起來反對蔣介石。後來，黃埔革命同學會在十八個省市建立了分會或支部，從國民黨軍隊吸收和聯繫黃埔學生數千人，擊中了蔣介石的要害。1931年8月17日，蔣介石在上海逮捕鄧演達，當天晚上，又逮捕餘灑度、陳烈等二十餘人。11月29日，蔣介石將鄧演達秘密殺害。為了拉攏黃埔學生，鞏固黃埔系，蔣介石對餘灑度、陳烈等採取寬容態度，送入中央軍校特別訓練班受訓，受訓結束後，全部分配工作。此後，餘灑度就投靠了蔣介石。

1932年3月，國民黨特務組織復興社正式成立，蔣介石自兼社長。餘灑度參加復興社成立大會，成為復興社骨幹成員。同年7月，蔣介石又成立復興社的訓練機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訓研究班”，餘灑度任訓育主任，劉健羣任班主任。該研究班結束後，劉健羣和餘灑度率該班畢業學員五百餘人組成華北宣傳總隊，赴華北各地進行確保華北、內蒙古不受日本侵略的抗日宣傳，並積極宣傳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決策，鼓吹繼續進行反共內戰。1933年，餘灑度在北平主辦和發行大型日報《北方日報》，後被任命為六十一軍政訓處少將處長。1934年，北平憲兵三團團長蔣孝先檢舉餘灑度走私和販賣嗎啡，被逮捕到南昌，由蔣介石下令槍斃。 ^[3] 

1927年9月初，毛澤東在安源召開軍事會議，成立了秋收起義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會議決定將江西省防軍第一師改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參加秋收起義，餘灑度任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命令餘灑度立即率部由平江直攻長沙。9月8日，餘灑度接到前敵委員會的命令，成立了師部（實際還是一個警衞團），餘賁民任副師長，鍾文璋任師參謀長，並召開了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成立大會，正式舉起鐮刀斧頭的紅旗，宣佈參加秋收起義。部隊在進軍途中，因收編的邱國軒部反戈一擊，遭受重創。餘灑度率部改道經瀏陽、平江、修水邊界，輾轉到達文家市，與毛澤東同志會合。秋收起義的幾路大軍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傷。在文家市，毛澤東同志主持了有師、團主要負責人蔘加的前委會議，集中討論了部隊進軍方向問題。毛澤東與餘灑度之間發生了意見分歧。毛澤東主張部隊作戰略退卻，退往湘南，堅持農村鬥爭。

部隊退卻的路線應沿湘贛邊界經萍鄉、安源、蓮花、寧岡一線，至湘南。原因之一，這一線都是山脈，崇山峻嶺，便於部隊隱蔽行動；第二，這一帶是工農革命軍的兵源之地，可以擴充部隊；第三，這一線敵人力量薄弱，各縣都尚存有工農武裝，部隊經過這些地方，可以擴大革命影響，可以吸收革命力量。餘灑度卻持有不同意見，認為這次起義本來並沒有失敗，失敗的原因是沒有進行反攻。他針對毛澤東主張退往湘南的主張，提出部隊不應該退卻，而應該攻佔瀏陽然後可以直取長沙。餘灑度的主張與當時中共中央個別領導人的“左”傾冒險思想的影響分不開。會議經過討論，最後少數服從多數，否定了餘灑度的想法，以“前委決議”的形式，作出了經萍鄉退往湘南的決定。

餘灑度對毛澤東的領導很不服氣，對於自己這個一師之長也要聽命於別人頗覺委屈。部隊開到蓮花縣時，在一次會議上，餘灑度與毛澤東發生爭吵。餘灑度繼續反對毛的進軍路線，極力主張反攻瀏陽直取長沙的冒險行動，並把毛澤東的戰略退卻説成是毛怕死。毛澤東很生氣，會議沒有開成。9月底，起義部隊到達江西永新縣三灣村。部隊縮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毛澤東在整編大會上講了話，他説，以前的領導，把部隊指揮得一塌糊塗、亂七八糟。現在好了，我們決定把部隊整編為一個團，由陳浩同志任團長，他一定能夠指揮我們取得勝利！在整編中，部隊改變了過去舊軍隊的氣息，把黨的支部建立在連上，班、排設黨小組，營、團設黨委，各級黨組織由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軍隊中實行民主制度，連以上建士兵委員會，以保證士兵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權利。這就是著名的“三灣改編”。

改編後，餘灑度仍然擔任黨的前敵委員會委員和工農革命軍的主要負責人，在前委書記毛澤東領導下繼續前進。10月3日，部隊到達寧岡古城，餘灑度參加了毛澤東主持召開的前委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傳達了黨的“八七會議”精神，總結了秋收暴動的經驗教訓，再一次改變了部隊去湘南的計劃，決定在井岡山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並團結改造當地的農民武裝袁文才、王佐部隊。餘灑度同意毛澤東提出的給袁文才部撥給100支槍，以改善其裝備，並擴大紅軍的政治影響的建議。10月中旬，部隊經湘南到達與桂東交界的水口村後，黨的前敵委員會派餘灑度向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北省委報告工作，並請示機宜。此後，餘灑度離開了秋收起義部隊。 ^[4] 

餘灑度在秋收起義前期的工作是積極的。然而，他作為工農革命軍的師長是不合格的、是不稱職的： ^[5] 

1、餘灑度在秋收起義前夕收編邱國軒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四團的過程中，沒有親自調查、沒有對其部隊進行混編、沒有對官兵做細緻的思想工作，而只委派“參謀彭楷、副官佘浩兩同志前往邱部工作，察考其是否誠意，迭接彭、佘報告，均雲邱部忠實可靠，可以隨意指揮。”就輕意相信了邱國軒。正是餘灑度在用人問題上的輕率和隨意，所以有了邱國軒及其所部的反叛之舉，給起義部隊造成重大損失。

2、1927年9月19日，前敵委員會在文家市裏仁學校召開的緊急會議中，餘灑度自恃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自認為行軍打仗有一套，對農民出身的毛澤東瞧不起，自始至終堅持“取瀏陽，攻長沙” 的觀點。他這種不顧現實，不服從前委領導規勸和不聽取大多數前委委員的意見，不認可毛澤東關於時局正確分析的行為和做法，令包括毛澤東、盧德銘、餘賁民等前委委員在內的領導人深為失望。

3、文家市按毛澤東提出的意見，決定工農革命軍退萍鄉往湘南轉移。餘灑度當時就不同意，但黨的前委決定，餘隻得勉強服從。9月24日在蘆溪戰鬥中，因餘灑度越權指揮，部隊一時混亂不堪，總指揮盧德銘為掌控部隊、冒死衝殺，後中彈犧牲。這時餘灑度自認為是當然的總指揮了，權力慾再度膨脹。而在隨後的蓮花戰鬥中，餘擅自釋放惡貫滿盈的敵保安隊長李成蔭，幾陷革命軍於危險之地。面對毛澤東等人的責問，餘竟強詞奪理，大耍軍閥作風，並索要更大的指揮權，嚴重損害了他作為一師之長的形象。

4、餘灑度對部隊中的舊軍閥主義習氣不改正，對隨意打罵士兵的問題不制止，對士兵反映官兵待遇很不平等的問題不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