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懷誠

1956.09——1960.09，山東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習；

項懷誠(3張)

1960.09——1963.01，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幹部；

1963.01——1969.04，財政部税務總局辦事員（其間：1964.10--1966.05參加河北省新城縣、涿縣,江蘇省江浦縣“四清”工作隊）

1969.04——1972.06，財政部“五.七”幹校勞動

1972.06——1982.09，財政部預算司辦事員、科員、副科長

1982.09——1984.06，財政部綜合計劃司長期計劃處副處長

1984.06——1986.05，財政部綜合計劃司副司長

1986.05——1992.05，財政部副部長、黨組成員（其間:1989.09--1989.11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學習）

1992.05——1994.06，財政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

1994.06——1995.01，國家税務總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

1995.01——1998.03，國家税務總局黨組書記(正部長級)、副局長(其間:1997.03--1997.05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學習）

1998.03——2003.03，財政部部長、黨組書記，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成員，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委員，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委員，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委員

2003.03——2008.01，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黨組書記(其間:2004.11--2005.01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A班學習) ^[1] 

第十五、十六屆中央委員。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第三、四、五屆理事。 ^[2] 

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國家行政學院、財政部科學研究所兼職教授，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博士生導師。 ^[3]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中國橋牌協會主席，綜合開發研究院理事會理事長 ^[4]  。

項懷誠多年任職財税系統，長時間的工作經歷使他對我國財税制度的積弊瞭如指掌。當税制改革的重擔落到他的肩頭時，他義無反顧地走到了改革的最前沿。

2004年是很特殊的一年，是分税制實行10週年紀念。和分税制相聯繫的工商税制改革，也是從1994年1月1號開始執行的。這兩項改革應當説是中國宏觀經濟、體制改革中最成功的兩項。這段歷史是很可以大書特書的。

1993年3月底，八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將憲法中關於國家實行計劃經濟的規定修改為“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這標誌着困擾理論界很久的關於姓社姓資討論的正式結束。也是從這個時候起，朱鎔基正式全面接掌經濟工作，掀起了中國大地風雲激盪的經濟改革大潮。這一年，我國開始了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宏觀調控，成功地扼制了通貨膨脹的勢頭。但此時的中央財政卻十分窘迫，有人乾脆將其稱為“懸崖邊上的中央財政”。這麼説並非聳人聽聞，回過頭看，1993年的中央財政收入只有約一千億元。沒有經濟做基礎，也就無所謂政治上的權威，貧困的中央財政是十分危險的，我國財政收入制度的改革已迫在眉睫。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對財税體制改革提出了具體的要求，那就是——進行工商税制的改革並實行分税制。

在此之前，作為財税改革小組的重要成員，項懷誠全程參與了對財税體制改革的設計。1994年7月，項懷誠出任國家税務總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並於1995年1月升任國家税務總局黨組書記，出現在工商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的第一線。這時，工商税制的改革成果已初現端倪，其內容主要包括取消產品税、合併國內企業所得税、立法徵收個人所得税以及以消費税補充增值税幾個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取消產品税和實行增值税，這兩個方面的變化完全改變了中國工商税制的面貌，為企業的公平競爭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也從制度上制止了地方政府的減免税行為。

1993年，財税改革工作小組在朱鎔基的領導下展開了工作。改革涉及到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分配，情況非常複雜。雖然如項懷誠所説，“中央和地方之間有一點不同看法，彼此之間有一點戒心，在所難免”,但江澤民總書記和朱鎔基副總理卻也不得不親自出馬給地方做工作，有時地方的領導仍然存有疑慮，中央就點名“讓項懷誠去解釋”。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行動，在朱鎔基副總理的率領下，從1993年9月開始，改革小組用三個月的時間跑了13個省，一個省一個省地做工作，一家一家地算賬。項懷誠憑着嫺熟的業務知識、高超的談判技巧和雄辯的口才，終於説服地方黨政領導接受了中央的方案。

但這還遠不能成為結局，因為緊接着就出現了1993年下半年的“上基數”現象。當時，國務院確定的新分税制原則是在保證各省1993年既得地方税收收入（即以各省1993年的地方税收收入為基數進行中央對地方的税收返還）的基礎上，通過調整增量部分的分配比例以提高中央的財政收入。本來1993年上半年有3個月全國的財政收入是負增長，當以1993年為基數這個税改政策宣佈以後，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全國的財政收入居然出現了超速增長，增長率達到24.8%，其中最高的一個月增長率達到57%。有的地方,一些企業已經沒有了，居然也交了税。結果1993年的財政收入增加了900多億，而前幾年平均每年的增長額不過是180億。

1993年和1994年之所以讓項懷誠難以忘懷，理由恐怕還在於分税制改革的艱難，以至於2002年項懷誠在北大演講時，講到2001年準備實現個人所得税中央和地方共享時的“上基數”情形時，還“忍不住在演講現場厲聲説：‘當時我已經決定，我要召開專門的會議，要和地方幹部協調，增長700%是不是太糊塗了？已經不像話了，太過分了嘛！’”

雖然“上基數”是“人之常情”，但1994年以後是否能消化這個基數很快就成為項懷誠最擔心的事情。1994年2月8號，大年三十，全國1月份的財政收入報表報到了財政部，數據顯示1月份的財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長了62%（1994年每個月的收入都比上年同期有所增長），財政收入的增長顯現出來的大幅度突破，證明了分税制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而且措施是得力的，有效地遏制了地方的瞞報和截留，更好地協調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這時候，大家終於鬆了口氣。項懷誠跟當時的財政部長劉仲藜建議，“今年(2004年)的會就不要開了吧？”。建議被採納了，財政部每年大年初二召開黨組會議的傳統第一次被打破，財政部的官員們也第一次在家過了一個完整的春節。如今，分税制已經實行了整整10年，這是我國建國以來所實行的最穩定的一個財税體制。它反映了經濟發展的規律性要求，投入運行之後也比較順利，最近幾年它所表現的優勢更加明顯，中央財政以平均每年17%～18%的高速穩步增長，對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起到了根本性的保證作用。

在關於分税制的一次演講中，項懷誠講道：“一個體制的改革，一個制度的建立，剛剛建好就説它偉大得不得了，説它成功得不得了，影響大得不得了，是不能令人相信的，因為它沒有經過實踐的檢驗。經過10年的實踐，應當説這項改革是成功的。”在談到改革功過時，朱鎔基曾肯定地説“對財税體制改革的成功，怎麼評價都不過分。”

出色的政績使項懷誠贏得了中央領導的欣賞和人民的信賴，1997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1998年九屆人大一次會議，經朱鎔基總理提名並獲人大高票通過，項懷誠出任財政部部長。

剛剛“如履薄冰”地站到財長任上的項懷誠，所面對的國際和國內形勢極為險惡。那是一向樂天派的他一生中惟一要靠藥物來維持睡眠的一段時間。1998年，金融風暴對整個亞洲的影響仍在繼續，在它的影響下，全球經濟明顯放緩，我國國內第一季度工業生產增長率下降，物價水平繼續走低，職工下崗人數有所增加，內需嚴重不足。1998年我國的出口增長為0.6%，幾近為零，而1997年的這一數值為21%。當時的經濟形勢一如項懷誠所説，“就好像開汽車，腳在油門上使勁踩，就是上不去。”可是屋漏偏逢連陰雨，在此國內經濟舉步維艱之時，我國又爆發了百年不遇的華南、華中大水災。為了鞏固這二十年來的改革開放成果，黨中央國務院及時確定了擴大內需的方針，由適度緊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轉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而此時的財政部長，無疑處於波峯浪谷的最前沿，但歷史既然選擇了他，他只能義無反顧，迎難而上。

1998年6月16日，項懷誠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財政宏觀調控與啓動經濟增長》，提出我國應當適時適度地擴大財政舉債規模和財政支出，增加投資，刺激消費，促進國民經濟增長。項懷誠調回財政部的前一年，即1997年，我國的財政赤字是580億左右，按當時的財政預算，1998年的赤字應為460億，比上一年減少100多億。但鑑於當時的形勢，中央決定於1998年8月首次增發1000億元長期建設國債（截至2002年，我國已發行長期建設國債6600億元），財政赤字大幅增加。從此，項懷誠的名字就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利弊紛爭聯繫在了一起。理論界圍繞是否應該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行了多次激烈爭論，問題主要針對“為什麼不實行減税政策”、“是否會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以及“國債風險”等方面提出。作為這個政策的執行者，項懷誠在財長任上的每一年都要花費不少時間和精力去做説服工作。雖然他一再解釋這些國債都是用於建設性的開支，沒有一分錢用於運轉性的、經常性的開支，而且所投資的領域也不會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但他得到的評價依然是譭譽參半。

雖然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可避免地帶來了通貨膨脹的隱患，但它也迅速帶領中國走出了經濟發展的瓶頸狀態，並以每年7.7%的增速大幅擴張。有鑑於積極財政政策對國民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朱鎔基總理曾評價“這屆財政是最輝煌的一屆”。項懷誠在財長任上這五年，我國的財政收入逐年上升，由項懷誠出任部長時的九千多億達到了他離任時的兩萬多億。

項懷誠有兩個特點人所共知，一是好學，一是會説。不論在什麼樣的崗位或什麼樣的環境中，只要有空，項懷誠都是手不釋卷。他涉獵的領域非常廣泛，而且很注意蒐集和整理各類信息。儘管項懷誠有着驚人的好記性，但他卻常説“好記性不如爛筆頭”。他的筆記本在財政部相當有名，從參加工作那天起，從各種渠道獲得的數字和情況，甚至一個商標、一張照片都被他收進了自己的筆記本。一旦需要，則能信手拈來。幾十年來他到底記過多少本筆記，自己已經無法計算。“文革”時，造反派要調查某位同志的所謂“問題”，在查無實據的情況下，竟然想到要從項懷誠的記錄中尋找什麼蛛絲馬跡，他的筆記本已經具有檔案的作用了。在那個特殊年代，為防“惹是生非”，項懷誠不得不忍痛割愛，一下子燒掉了60多本筆記。在他辦公室的書櫥中，筆者見到了整齊有序地排列着的大小不等的二十幾本筆記，而在他的舊辦公室中，這樣的筆記本有十幾箱。

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的項懷誠能成為財經專家，全賴於他這種好學的精神。他説，“經濟學研究的是比較現實的問題，它不玄，很多都要從實踐中學習。”讀書之外，項懷誠不放過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任何學習機會。20世紀80年代初期，青年人思想非常活躍。項懷誠經常在下班後與他們聚會、聊天。海闊天空的漫談使他感到思路大開，大受裨益。他還喜歡參加國內外的各種研討會，他覺得“只要有心學習，參加研討會比上大學收穫還大”。就是這樣日積月累，項懷誠逐漸形成了自己雄厚的理論功底，如今他已經是財政部財政科學所的博士生導師。

不斷的思考和探索使項懷誠總是能夠站在理論的前沿，走在改革的前列。他原先任職的財政部綜合司擔負着研究宏觀經濟、財税改革及管理預算外資金等重大任務，號稱部長們的“參謀部”。還在綜合司當副司長時，項懷誠就總是以他超前的目光，緊密跟蹤改革動態，及時向司裏、部裏提出意見和建議。常常，部長們剛從國務院領回任務，準備找綜合司研究，綜合司已交出了一份有情況、有分析、有措施的研究報告。

鄧小平的南巡講話讓項懷誠備受鼓舞，他感到宏觀經濟體制的改革終於要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便召集了幾個年輕人，口述自己的觀點，由他們記錄並整理，很快完成了一部被理論界認為是中國第一部系統論述市場經濟的著作——《中國市場經濟與宏觀調控》，並趕在十四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出版了。多年來，項懷誠經常在《人民日報》、《求是》及《財貿經濟》等報刊上開專欄、發表文章，對我國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方面的很多規律性的東西做過有價值的探討。如《從歷史盛世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人民日報》2002.5.11）、《十羊九牧的思考》（《人民日報》2001.4.26）、《新時期財政改革與發展》（《求是》2001.5）、《增加社會保障收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人民日報》2002.12.23）、《只留清氣滿乾坤》（《人民日報》1999.9.2）等。他所著《財政管理學》一書還得過國家圖書獎，這在高層領導中並不多見。

廣博的知識還成就了項懷誠出名的好口才。2002年11月，項懷誠參加了在香港召開的第十六屆世界會計師大會並發表演講。11月22日，香港《文匯報》用《世界級財長髮揮項氏幽默》來命名它的一篇報道，並引用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的話：“中國有世界級的總理，也有世界級的財長”。11月29日香港《大公報》一篇名為《項“財爺”講演無悶場》的文章這樣形容他的講話，“完全不用看講稿，談笑風生”，“深入淺出，娓娓道來”，“從頭到尾笑聲不斷”……有一次，記者請他對李登輝的一句話——“第三次金融風暴將由人民幣貶值引發”發表評論，他馬上答道：“李登輝先生的話不值得我評論，因為他經常説錯話。”頓時滿堂喝彩，掌聲如潮，在座無不為他的機智幽默所折服。

項懷誠1963年進入財政部，從科員、副科長、副處長、副司長、副部長一路走來，直到1998年擔任財政部部長，用財政部官員的話來講，項懷誠“是歷任財政部長中惟一一個在財政部歷練多年，財政部培養出來的，有魄力、實踐經驗豐富、擅長解決疑難雜症的財政專家。”

人們稱項懷誠“平民高官”，這位平民子弟對生活的要求也真的不高。在辦公室見到的他，一改電視上西裝革履的形象，普通的藍襯衫，更普通的深藍色夾克，形象一點兒都不光鮮。20世紀80年代末，已經當了副部長的他家中還沒有電話，並且還和別人合用着廚房和衞生間。有一次，姚依林副總理的秘書晚上有急事找他，查了半天居然查不到他的電話號碼，打到值班室才知道他家裏根本沒有電話，這之後才在宿舍傳達室緊急裝上。他要求下屬要四勤：手勤、腿勤、腦勤、嘴勤，他自己也是如此做的。八點半才上班，他七點半就準時來到辦公室，打掃房間、打開水、讀書、學習。從二十多歲的小夥子，到如今年過花甲，幾十年如一日。

2003年5月9日，項懷誠履新社保基金會理事長。這一職位和他一直以來致力於建立社會主義公共財政的工作具有聯貫性。

截至2002年末，全國社會保障基金資產規模達到了1240億元，而在未來十年內，這項積累將至少達到30000億元以上。令人遺憾的是，社保基金的收益卻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據公開的資料顯示，社保基金2001年的收益率只有2.25%，2002年為2.75%，僅與三年期的銀行存款利率相當。而隨着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速以及潛在兑付高峯的威脅，社保基金面臨着越來越迫切的升值壓力。

這次，項懷誠又面臨着與1993、1998年相類似的艱鉅而複雜的局面。今年4月9日，項懷誠終於有話要説。對於社保基金這份“老百姓的養命錢”，項懷誠一再強調要選擇最謹慎的方法讓它保值增值，但他又宣佈，2004年社保基金將增加股票投資的比例，從2003年的5.1%提高到15%,並且理事會還將擇機投資海外市場。看來，65歲的項懷誠絕不是來社保基金會養老的，對他來講，這個崗位仍然具有極大的挑戰性，項懷誠仍然任重而道遠。 ^[5]